导论

晚清时期，在西学东渐的冲击下，维系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作为中国社会基础的乡村，同样遭遇道德困境，处于动荡不宁的环境中。为维系乡村社会的稳定，国家权力机关、新式知识分子、地方乡绅、民间团体等各方力量努力培育乡村道德，塑造新型民众人格，以期通过“人”的现代化，实现乡村改造。就此而言，近代乡村道德培育实践，实为乡村再造，甚至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一、学术史的考察

基于对中国社会乡土性的认识，学界对近代乡村的研究，随着乡村的解体与对“乡土中国”的观察、探讨同步展开。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成为革命者与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各种社会力量纷纷谋划乡村救治之道。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理论及其实践，更是超越了对中国乡村建设纯学理的探讨，而将其“乡土重建”思想引入社会实践。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大意》（1936）、《乡村建设理论》（1937）正是其集中体现。其后，费孝通、施坚雅、马若孟、黄宗智等人的中国乡村研究，或在田野调查基础上描述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或以西方理论作为解读中国乡村社会的理论资源。其中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美国学者黄宗智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都是研究乡村问题的杰作。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研究成果关注到中国乡土社会的伦理文化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梁漱溟以恢复“中国乡村社会伦理本位的社会秩序”为基础，提出现代中国乡村社会的道德伦理重建问题，对20世纪30年代的农村复兴运动、“新生活”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费孝通提出的“乡土中国”“血缘和地缘”“差序格局”“礼制秩序”“长老统治”等概念工具，已成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和伦理道德观念问题上的经典概括。

八九十年代，一些学者开始尝试从村落文化、社会心理等视角来研究乡村社会史。如程歗的《晚清乡土意识》、张鸣的《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周晓虹的《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邓伟志的《近代中国家庭的变革》等，将研究的视角朝下，考察了乡村民众群体的意识，揭示了农民的社会心理、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的演变，分析了乡村社会结构的独特性。

21世纪以来，乡村史研究成果丰硕，其中关于乡村建设、乡村教育、基层制度权力、乡村经济与社会文化、社会流动与乡村结构变迁、灾荒疾病等引人注目。代表性的如罗志田《科举制度的废除在乡村社会中的后果》、郝锦花等《从新学教育看近代乡村文化的衰落》、王先明《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1901-1945）》、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黄滨《晚清中国乡村的公共道德生活探微》等。此外，李长莉等主编的《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丛书”、王先明主编“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研究丛书”、黄宗智主编的《中国乡村研究》、复旦大学主编的《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等，提供了乡村研究的多维成果。

综上所述，学界对近代乡村研究，大多立足于中西冲突、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考察乡村社会的衰败、伦理道德的失序，进而探究如何拯救乡村社会。客观地讲，从民众道德培育的积极视角研究近代乡村社会变革，目前尚不多见；而从江南区域乡村社会史的角度，研究通过乡村道德的培植、民众新人格的塑造以推动乡村建设，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二、基本思路、方法与主要观点

作为后发外源性现代化的国家，乡村的现代化与社会道德的建设是长期困扰中国发展的两大难题。伴随着乡村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道德危机与规范重建，更是需要着力研究与解决的大问题。江南传统伦理文化深厚，区域经济发达，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是近代较早沐浴欧风美雨的典型，也是最早开放的地区之一。如何认识近代该区域新民德的塑造与乡村建设，总结其历史经验，无疑对当下农村改革与理想道德社会建构，具有重要价值。

首先，揭示晚清民国江南乡村民众道德培育与道德生活状况，能丰富乡村区域史研究；阐释乡村“新民德”与乡村建设的关系，有利于完善乡村建设理论。其次，阐释近代江南乡村社会转型的伦理道德基础，可以为当前社会道德建设中的尴尬处境及农村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

本课题中的“江南”，拟选择皖南、苏南与浙江的部分乡村作为考察对象。民众道德培育主要涉及公共道德的培植。“早期现代化进程”主要指鸦片战争以降的晚清民国时期。

道德培育是指：道德培育主体利用道德资源，通过适宜的道德培育机制，培植道德对象的现代道德素质，以确立良好的社会道德秩序。本课题指的道德培育主体包括国家权力（政府）、新式知识分子、传统乡绅、社会民间团体等，道德培育对象为乡村民众；道德资源既有对传统道德资源（礼义忠信等）的继承与挖掘，又有借鉴吸纳西学中的外来道德因子（民主平等）；道德培育机制包括引导机制、监督机制和教育机制。

（一）研究的基本思路、主要内容

研究的基本思路有如下几点。

（1）审视近代危机前的江南乡村道德状况。以宗族为本位的传统乡村、儒家的德治与礼教为乡村社会道德培育提供了哪些资源，道德教化系统如何保障农耕乡村社会的和谐有序。

（2）阐述近代社会变局中的江南乡村道德危机。西力的冲击与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使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失调，引发的道德危机及其表现。

（3）探讨国家权力（政府）对乡村道德培育的努力。在乡村社会失序与道德危机境遇中，国家权力如何通过选择与整合道德培育资源，创新道德培育机制（如国民政府在江浙一带建立的无锡、徐公桥、江宁、兰溪、东乡等实验区），培植新民德，努力实现乡村复兴。

（4）揭示新式知识分子在江南乡村建设中的道德建树。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留学生、新式学校毕业生），通过乡村文卫建设（移风易俗、乡村卫生等）、兴办乡村教育（乡村师范、民众学校、乡村小学）、建构乡村团体（乡村改进会、农会、合作组织等）来引导、示范与教育乡民，培育民众新道德（化农民），以期完成“民族再造”的使命。

（5）分析传统士绅在江南乡村道德维系与建构中的作为。传统乡村社会精英（士绅），面临社会转型的困惑，通过新的思考与自我调适，在维系乡村秩序、道德培育方面有哪些作为，产生了何种影响。

（6）考察民间团体力量与江南乡村道德培育。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的近代民间团体，既有传统的民间组织（宗族、行会等），又有新成立的各种协会、社团。它们如何参与乡村道德培植。

（7）论述近代江南乡村民众道德培育与乡村社会改造。经过多方主体的积极努力，乡村民众的道德素养在何种程度上得以提升，对改善乡村社会秩序、缓解乡村社会矛盾起到了哪些作用。

研究的主要内容有如下几点。

（1）道德培育的动因、动力研究。揭示西力的冲击与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如何引发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失调与伦理道德危机，进而推动乡村道德重建。

（2）道德培育的主体研究。考察不同时期江南乡村道德培育主体的构成、承担的使命、发挥的作用，分析道德培育主体变化的历史原因。

（3）道德培育的资源研究。阐释传统宗族社会以儒家德性伦理为核心的乡村道德教化，日益受到挑战，不断被改造。同时，外来契约伦理为核心的新思想、新知识的输入，带来了新的道德资源，出现了道德资源的新旧冲突、糅杂、融合等诸多面貌。

（4）道德培育的机制研究。道德引导机制围绕伦理道德观念之导向、道德舆论氛围之营造、风俗习惯之引导、社会良心之形成等实际运作方式、策略与效果展开。道德监督机制考察道德培育主体通过相应的约束制度（奖惩），对民众道德行为进行督察和管理。道德教育机制围绕社会道德教育、学校道德教育、家庭（族）道德教育的过程展开。

（5）道德培育状况及其对乡村社会影响研究。探讨不同时期道德培育实践过程中民众的反应与道德生活状况，阐释新民德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与路径

（1）道德社会学研究。综合运用伦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历史学等跨学科方法，走进近代江南乡村的历史语境和地域生活环境，还原民众的道德生活状态，探讨乡村道德生活。

（2）历史研究。查阅文献档案、族谱、方志、笔记、回忆录、文集等，获取详实的史学资料。

（3）比较研究。比较不同道德培育主体在民众道德建构中的作为及其结果。

（4）道德叙事。通过梳理个案地区道德共同体的道德生活经历及其道德观念的生成与演变的脉络，探讨江南民众的道德培育与乡村建设。

研究路径如图0-1所示。

（三）主要观点

课题研究从“新民德”的积极视角审视近代乡村变革，揭示乡村民众道德状况与乡村建设的互动关系，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度发展、乡村社会的繁荣提供历史经验。基本观点如下。

（1）乡土中国的社会特征，决定了乡村的稳定与发展，是制约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关键。

（2）乡村民众的道德状况是乡村秩序得以维系的重要依据与现代化的重要指标。

近代江南乡村各方力量积极参与塑造“新民德”，“厚德”以“载物”，成为江南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