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李宜显一行所购图书

京师为国子监、翰林院、六部所在，国家升平，文化发展。加之，康熙皇帝喜好文化科学，极力倡导图书汇编、刊刻，因此，康熙晚期的京师文人汇聚，文化活动鼎盛，图集刊刻、销售风行。

为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中国详情，朝鲜使臣来华往往负责购买图书（朝鲜人称之为“书册”）的任务。

朝鲜人在华购书，需要靠提督府书史（即序班）和翻译进行，“此属担当买卖，而译官居其间，使臣欲购册子，必使译辈求诸序班，彼此互有所利，故交接甚深。”

李宜显一行购买图书有四十三种、一千二百九十八卷（其中若干杂书系序班等私人赠送），碑帖若干——因居北极寺，还拓北极寺碑刻六通：

由此，北京彼时书籍市场数目情况可见一斑。

综上，写作于康熙六十年的《庚子燕行杂识》以外国人的眼光，比较翔实的记录了彼时北京并辽宁、河北一带的风俗人情，对今人了解那一时代的大众生活提供了诸多国内资料未及的细节儿，是重要的民俗学资料。

但是，作为研究者，必须注意到，由于对清朝“夷狄”身份的轻视（较清初为轻，但仍然存在）、地域差异（如对北京地区食物喜好的记载与评论）、所见有限（因其活动范围、路线都有比较严格的规定）,《庚子燕行记》中的相关记载也存在不少狭隘主义、主观主义的文字，也有不少记载不确的文字（了解不深），这是我们用其研究当时时代所应注意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利用《庚子燕行杂识》的时候，其文字中隐藏的主观主义、绝对主义、情绪流露的记载，需要我们辩证地看待，一些记载不确的文辞，需要结合上下文描述并北京实际情况，做准确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