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北京商业情况

（一）关于商业流通媒介

清代为银钱两种币制，北京商业亦如是，但主要靠铜钱，李宜显记云：

凡日用小小买卖通天下，多以钱货用之，而我国之钱不可用于燕中，故自入北京境，以白金纸扇等物换贸燕中钱文以去，随物买取。其钱如我国所谓小钱，而三百三十三个为一两。

李宜显称，“白金纸扇等物换贸燕中钱文”可以视为一种贸易方式。

清代，银一两官定合钱一千文，但因为银、铜的比例不时变化，兑换比例时常变化，康熙晚期当在白银一两合七百文上下，而李宜显称，铜钱“三百三十三个为一两”，似乎可以视为翻译等从中弄鬼的结果，不可作为北京银、钱兑换比例的参考。

（二）北京的商业

李宜显谈到北京的商业风貌：

市肆北京正阳门外最盛，鼓楼街次之（在宫城北），通州与北京几相埒……每于市肆则悬竖木版，或排张绒帐，揭以佳号，或称某楼，或称某肆、某铺。日用饮食、书画器玩，以致百工贱技，无不列肆以售，而以白大布横张于肆前，或悬揭旗幢，大书某货和买，使过去者瞥见即知，而辄以佳名称之，如酒则称“兰陵春”，茶则称“建溪茗”之类是也。

实则，除鼓楼大街一带外，内城诸如地安门街、东西安门外、东西四牌楼、东西单牌楼等处，也都是商铺密集之区。

此种情景，十年前（康熙五十一年）来京的金昌业在《老稼斋燕行日记》中即指出：

城内人家无空隙，次则东牌楼街，西不及东，西牌楼南、北路旁皆官府及诸王第宅，铺子仅十之二三，皆瓦屋，而路旁人家虽僻巷、尽开铺子……城中市肆北最盛。

城外市肆人家，南最繁华，正阳门外，崇文门外次之，宣武门外又次之。东不及西，南不及东，北不及西焉。

朝鲜使臣指出，内城北商铺（市肆）“最盛”处，即紫禁城北鼓楼前大街（地安门外大街，什刹海东、景山东北）,“市肆之盛，几埒正阳门外。”

（三）使团贸易

使团在华贸易，除了进程表、咨，还要进呈贡品、礼品，清政府亦对朝鲜国王、使团给予赏赐、回赠的这种特殊形式外，在使馆外进行的民间商贸活动也很重要。

使臣进入使馆后，清政府即在使馆前张贴告示榜，规定“开市”日期，允许商人进入使馆内进行买卖。康熙五十一年（1712），随冬至兼谢恩使来北京的金昌业记述云：

夕时，告示榜出来，示使臣后贴之。告示榜者，许买卖榜也。自是日，行中人盖有忙色。

南货贵，故一行尽买杂物。杂物异于白丝缎疋，无定价。遇一物，辄群争之，一两价增至十两。以此所买之物，互相欺匿。

译军亦言其可羞，盖在前不至如此云。译军自家卖买外，最以士夫家别付为闷其价，多是纸扇笔墨之类，以此失利甚多云。

胡人持各色物货日来馆中，纷沓如市。该告示榜揭后，门无禁，人皆任意入来故也。

这种情况，在《庚子燕行杂识》中也有反映，不过，系中国商人准备卖各稀罕物件于使节等人，如：

译辈得一鹦鹉以来，绿毛丹嘴，红趾翠尾，尾甚长，系以铁索，置在铁架上，鹦鹉上下其架，以嘴数数咬其架，意态燥扰，别无能言之事矣。

此外，也有以明朝皇帝书画、器物来售的：

译辈因相亲胡人来，借来一簇二幅绡，长可四尺许，画垂杨一株，植之东西坐小鸟一双，下有莺一双，又其下画巨胜花十余朵及杂花四五朵，其东画莲花二朵一开一吐，下画两水鸟泛于洲渚上，其他菱芡杂草罗生于沙边。画法甚有生色，绡头以八分书“万历”二字，旁安御宝，其文曰“御笔之宝”。商胡辈摹写古书画，称以真迹者往往有之，而此则得之于无意之中，绡色微黄黑，且有小小缺处，御宝亦年久色漫，似非赝作。

李宜显认为：“神宗御书障子，虑价高难买”，因“译辈中有与序班相亲者，使之居间周旋，以扇柄、火铁、鱼物杂种给之，而得买于此，尤可知其非出于故为赝作、以索高价之计矣。西洋画亦买之”；而“南京僧持五伦书二套六十二册来售，粉纸大字，卷极长大，以清布为衣，逐卷内踏‘正统皇帝御宝’，甚可珍玩，而价极高，不得买”。

“序班即是提督府书史……我国人欲知燕中事情，则因序班而求知。辄作伪文书，受重价而赚译辈，其家多是南方。”

按，李宜显称，他们进城前，“提督出来”，又云“提督府书史”，此提督当指掌管北京城市及郊区安全的九门提督。书史，即掌管文书等事的吏员。译辈，即翻译。

除此类买卖外，李宜显还记录了京城一位大商人郑世泰：

郑世泰即北京大贾也，其富罕俪，我国所买锦缎，皆出其家，至于世所称难得之货，求之此家，无不得者，下至花果竹石、名香宝器亦皆种种具备。家在玉河桥大路之南，制作甚宏杰，拟于宫阙，为我国买卖之主，故译辈凡有大小买卖，奔走其家，昼夜如市。此人通南货，而今番货到稍迟，译辈以此故延行期，使行淹速。此人实执其权矣。

按，康熙二十三年（1684），塘沽船王、官纲户郑世泰曾请求皇帝以海舟贩运奉天米谷以济津民，此之郑世泰或即其人，或其后人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