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宜显与《庚子燕行杂识》

（一）关于《庚子燕行杂识》

《庚子燕行杂识》，上、下卷，康熙六十年李宜显著，汉文刻本。

李宜显（1669—1745），字德哉，号陶谷，朝鲜人，本贯龙仁（今韩国龙仁市，首尔南四十公里），曾任礼曹参判、刑曹判书、礼曹判书、右议政、领议政等职，谥文简。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1720），李宜显以冬至使身份来京。雍正十年（壬子， 1732），复以谢恩使身份来京，著有《陶谷集》。

《陶谷集》卷之二《诗·庚子燕行诗》、卷之二十九《杂识·庚子燕行杂识上》、卷之三十《杂识·庚子燕行杂识下》，为康熙五十九年、康熙六十年来华期间所作诗、杂记。

《陶谷集》卷之三为《诗·壬子燕行诗》，系雍正十年来华时所作诗，因前之《庚子燕行杂识》相关情况记录颇详，故《壬子燕行杂识》文字简略，只补充少量前所未见未闻文字，附录于《陶谷集》卷之三十《杂识·庚子燕行杂识下》后。

（二）李显宜之来北京

康熙五十九年七月初八日，李宜显“以礼曹参判升冬至兼正朝、圣节进贺正使”。之所以如此，有两原因：

初，宋叔相琦于是月五日差正使，忠州牧使李乔岳差副使，金化县监赵荣世差书状官矣。

大臣以为，宋叔衰病，不堪远役，而当品绝未有无故可往之人，请以从二品升拟。余与关西伯李光仲入拟，而余受点，超阶资宪。

也就是说，李宜显之以“冬至兼正朝、圣节进贺正使”名义来华，是出于替补兼钦点。

本次朝鲜使团来华成员有正使、议政府右参赞李宜显，副使、礼曹参判李乔岳，书状官一员，大通官三员，押物官二十四员，从人三十名。

正使、副使、书状官称为“正官”，又称“三使”。正、副皆三品以上宗室或官僚（李显宜以“从二品升拟”，级别更高），书状官（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为四品到六品官员。首译一名、上通使二名，称为大通官。此外，另有仆从、马夫、马头、军牢、轿夫、引路、厨子等成员。一般使团规模在250人上下，马200匹左右。

“冬至兼正朝、圣节进贺正使”一职，曾有变化：

在前，冬至、正朝、圣节使分三行差出。冬至使则趁冬至入去，正朝使趁正朝入去。圣节，即皇帝生日之称，亦趁其日入去矣。

××年间，以往来有弊，合为一行，只令趁正朝入去，并致冬至、圣节贺表、方物，而冬至圣节虽过与不及不以为拘。至今为例。

使团一般每年十月、十一月初从汉阳出发，十二月末以前到达北京。其经行路线（驿站）并住宿、行进情况，李显宜记云：

其站凡三十，而每站各置察院一区，所以处我国使臣也。故以朝鲜、柔远等馆名之。其三十站：凤凰城、松站、通远堡、连山关、甜水站、狼子山、辽东、十里堡、沈阳、边城、周流河、白旗堡、二道井、小黑山、广宁、十三山、小凌河、高桥堡、宁远卫、东关驿、两水河、山海关、抚宁县、永平府、沙河驿、丰润县、玉田县、蓟州、三河县、通州也。

察院率多颓废，故自前每多借宿私家，而无论昼夕。站一处，其家必有其价，名曰“房钱”，以纸扇等各种给之……若欲越站，则亦必周旋于护行诸胡后为之，颇有所费。

李宜显一行来华、返朝全程用时，其自记云：

发行后，自京城至义州三十九日（留日并计，下同）；自鸭绿江至北京三十日；留北京二十五日。回还时，自北京至鸭绿江二十七日；自义州至京城十七日。往还总计百三十七日，在异域者八十一日。里数通往返大约六千四百三十五里也，得诗三百五十首。

（三）《庚子燕行杂识》中关于北京的记载

作为北京城市的郊畿重镇、运河之城，通州在朝鲜使者的记载中占有重大的分量，在李显宜的《庚子燕行杂识》中也是如此。

《庚子燕行杂识上》之页三七三至四一五为进入通州至离开北京的记载，共43页，每页10行，行20字，约8000字上下，主要记录北京城市格局、建筑、官职、礼仪等；《庚子燕行杂识下》自页四三六至页四七九，44页，规制同前，则将北京风俗和北地风俗合并比较记录、考察。

也就是说，《庚子燕行杂识》中关于北京风俗的记载主要集中于下卷，但是，由于某些习俗与建筑、商业密切相关，故《杂识上》相关记载也很重要，总字数当在万字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