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与香山
植物园：溥仪当上一名“园丁”
爱新觉罗·溥仪是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1909年到1912年在位，因年号“宣统”，故称“宣统皇帝”。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2月12日溥仪被迫退位，清朝统治结束。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日本人控制下溥仪做了“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年号“康德”，所以称“康德皇帝”。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8月17日，溥仪在沈阳准备逃亡时被苏联红军俘虏，后被带到苏联。1950年8月初被押解回国，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1959年12月4日“特赦”后回到北京。
溥仪的《选民证》
1960年2月10日，北京市委统战部对溥仪等人进行了工作安排。2月16日，溥仪拿着北京市民政局的介绍信来到位于香山脚下的北京植物园报到，成为一名“园丁”。
北京植物园创建于20世纪五十年代，分为两处。一处在香山路南侧，隶属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以植物标本收集与科研为主，俗称“南植”。一处在香山路北侧，隶属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以植物观赏及旅游观光为主，俗称“北植”。溥仪被安排在隶属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植物园，即“南植”。
溥仪住在植物园集体宿舍二排东头的房间（现仍然保存完好，已改作库房），有两名党员工友刘保善和刘宝安与他同住，以便在工作和生活上帮助、照顾他。溥仪半天劳动，半天休息，周日可以回城。溥仪“特赦”回京后暂住在其胞妹，俗称“五格格”的金韫馨家中，位于西城区前井胡同15号。
溥仪虽然作为公民来到植物园劳动，但毕竟身份特殊，为此植物园在他到来之前已开过会，向职工通报了溥仪要来园劳动锻炼的事宜，并要求职工应确保他的人身安全，对外不要宣传，要提高警惕，建立登记制度，掌握他的交往对象，不能向他透露国家机密。至于如何称呼溥仪，进行了一番讨论，直呼其名不太合适，叫“同志”似乎也不妥，最后决定叫他“溥仪先生”。
2月18日，溥仪开始上班。第一个月，他只负责浇水和搞卫生；第二个月转到扦插繁殖温室，由于他虚心好学，很快学会了播种、移栽幼苗、上盆、换盆和松土等技术；三个月以后，溥仪先后分配到观察温室和繁殖温室，学会给花卉剪枝、换盆、嫁接等。
溥仪到植物园劳动不久，就和大家熟悉了，也就不太拘谨了。与职工闲聊时说起宫廷趣闻，溥仪丝毫不避讳，经常主动讲些自己当小皇帝时的滑稽事。他说小时候喜欢吃春饼，一次吃多了，撑得慌，两个太监一个抓着腿，一个抱着肩膀，向地上蹲，帮着他消化，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植物园尽量给溥仪安排轻松的劳动，但他不愿意被照顾，总说这样影响他的改造。按照规定，溥仪只要完成上午的份内工作就可以了，可副业生产他也抢着参加，戴着大草帽插红薯秧、收玉米、种秋菜、打猪草，还参加了“除四害运动”。
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提出了“要全民皆兵，要大办民兵师”的号召。随后，各企事业单位和农村公社（乡镇）开始组建民兵组织，进行军事训练，植物园也成立了民兵组织。当时规定45岁以上的干部、职工不必参加民兵组织，此时溥仪已经将近55岁，仍报名参加了民兵，并扛着国产半自动步枪，戴着近视眼镜，参加训练。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记述到：“这年的夏季，植物园里建立了民兵，每天进行操练。我报名参加，别人都说我年岁超过了标准。我说：‘作为祖国大家庭的一员，我也应当站在保卫祖国的岗位上。’后来人们被我说服了，我参加了操练，当上了一名超龄民兵。我站在植物园的民兵排里，心里想着我们的队伍有多大。这里是几十个人，但整个民兵队伍却是若干若干万。”
自溥仪来植物园劳动以后，前来参观“末代皇帝”新生活的国际友人就络绎不绝。溥仪俨然成为植物园最著名的“标本”，仅1960年来访的就有苏联女作家、哲学家，匈牙利记者，智利、阿根廷等国的律师作家，墨西哥记者，英国作家等。
溥仪在植物园里劳动锻炼了383天，于1961年3月6日离开，此后他多次到植物园看望曾经一起劳动过的“工友”。
回忆起在植物园的日子，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记述到：
“一九六〇年三月（实为二月十六日），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北京植物园，开始了每天半日劳动、半日学习的生活。这是我走上为人民服务岗位前的准备阶段。在技术员的指导下，我在温室里学习下种、育苗、移植等等工作。其余的半天有时学习，有时进行这本书的写作。
我在前半生中，不知 ‘家’为何物。在抚顺的最后几年里，我开始有了‘家’的感觉。到了植物园不久，我觉得又有了第二个 ‘家’。我处在自上而下互助友爱的气氛中。”
香山村：溥仪第一次行使公民选举权
1960年10月下旬至11月底，海淀区第四届人民代表选举工作进行。四季青乡（经过1958年公社化运动，城乡合一，政社合一，当时虽然成立了四季青人民公社，但人民代表选举仍以乡镇名义进行）成立了选举委员会，并在香山大队（村）设立选举工作站。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属香山大队辖域，按当时的相关规定，凡在香山大队辖域内的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居民均可参加选举，为此植物园的部分职工也在香山选举工作站进行了选民登记。
此时，溥仪正在植物园工作，当时距他获得“特赦”回到北京只有11个月。得知已有职工进行选民登记后，溥仪有些不安，因为他从未接触过选举，更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资格在工作单位所在地当选民，参加选举。但他希望拥有这一份荣誉，又担心把他漏掉，于是向植物园领导请示询问。植物园领导对此很重视，马上请示中国科学院院部。院部领导又请示国务院办公厅，层层报告后，直到把问题摆在周恩来总理面前。周总理当即答复：溥仪特赦后就是公民了，怎么能没有公民权呢？有选举权，也有被选举权，这是不言而喻的！办公厅的工作人员遂将周总理的指示反馈给中科院。植物园得到上级的明确答复后，立即与香山选举工作站联系，有关领导还直接找到时任香山大队党总支书记吴海禄（门头村人），介绍了溥仪的有关情况和中国科学院院部关于溥仪参加地方人民代表选举的说明。吴海禄书记极为重视，随即让总支委员关增瑞具体落实溥仪参加香山选举站人民代表选举的相关事宜。
据关增瑞多年前回忆，当时他与张广斌（总支委员）、李志清（大队长）负责香山选举站的工作。接到吴海禄书记安排的有关溥仪参加香山选举站人民代表选举的工作，他马上与四季青乡选举委员会联系。当时选民登记工作已近结束，而初期采集的选民信息已上报到选举委员会，增加一人或减少一人，都需要向选举委员会进行详细的说明。于是他骑着自行车，往返20多里到位于东冉村的四季青乡（四季青公社驻地）选举委员会说明情况。很快，选举委员会同意溥仪参加香山选举工作站人民代表的选举。
不久，《香山选区选民榜》在位于植物园西侧南辛村街中的大墙上公布，“溥仪”的名字也在其中。当溥仪得知自己成为选民后，有些不相信，便利用午休的时间来到南辛村观看《选民榜》，果然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因别人的名字多是三个字或两个字，只有他的名字是六个字：“爱新觉罗·溥仪”，一个人的名字占据了两个人的位置，所以比较明显。看到自己的名字后，溥仪非常高兴。
1960年11月26日（农历十月初八），星期六，是海淀区第四届人民代表选举的日子。那天，溥仪郑重其事地穿上了会见外宾时才穿的中山装，与同事们一起来到香山选举站，参加选举投票。当他把选票投入“选举箱”的时候，激动之情难以言表。
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我拿到了那张写着 ‘爱新觉罗·溥仪’的选民证，我觉得把我有生以来所知道的一切珍宝加起来，也没有它贵重。我把选票投进了那个红色票箱，从那一刹那间起，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我和我国六亿五千万同胞一起，成了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主人。”
这是溥仪作为北京市的公民第一次行使公民的选举权，在他看来，那张来之不易的“选民证”（现收藏在吉林省长春市“伪满洲皇宫博物馆”内），比自己见过的一切珍宝都贵重，一张每位选民都拥有的小纸片，竟使他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公交站：溥仪训斥叩拜的“旗人”
在植物园北侧和西侧，有不少以“旗”及“营”相称的村落，其得名均与清代乾隆年间设立的“京旗外三营”之一的健锐营八旗驻军有关。
乾隆十二年（1747年）四川大小金川土司间爆发武装冲突，清政府命令四川总督张广泗出兵金川，土司依靠当地传统的碉堡守卫，令清军束手无策，伤亡惨重。乾隆皇帝遂下令从驻守北京的八旗兵士中选拔优秀者作为云梯兵，针对藏地碉楼的特点进行专门训练。
乾隆十四年（1749年）经过特训的云梯兵开赴金川，不久挑起事端的土司宣告投降，云梯部队被认为是战争获胜的关键而受到乾隆皇帝的特别嘉奖，随后将云梯部队改编为健锐营，驻扎在香山脚下，成为清朝禁卫军中一支特殊的部队。
健锐营八旗的分布是由静宜园（今香山公园）东宫门向东（左）南（右）两个方向伸展。左翼四旗为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和正蓝旗。右翼四旗为正黄旗、正红旗、镶红旗、镶蓝旗。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健锐营的大小营房相继解散，八旗兵丁各谋生路，其营房被废置，有的改为民房，并在其旧址上逐渐形成聚落，多以旗营之称得名，村民最初以八旗后裔居多，后成为满、汉及回、蒙等村民混居的村落，新中国成立初期属香山乡，人民公社时期均属四季青公社香山大队。
溥仪到植物园工作后，每两周回城一次，当时通往香山的公共汽车只有33路（今331路）。从颐和园出发，经北宫门、青龙桥、功德寺、玉泉山、万安公墓（南距万安公墓二里许）、卧佛寺（北距卧佛寺二里许），至香山（实为北辛村），并在植物园北门东侧设“万安公墓”站（今称“香泉环岛”站），北门西侧，卧佛寺路口设“卧佛寺”站（今仍称“卧佛寺”站）。相对来说，出植物园北门到“万安公墓”站较近，所以溥仪每次回城里多是出植物园北门到万安公墓站乘车，到颐和园换乘32路（今332路）进城。
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溥仪从城里回植物园，到万安公墓站时，便下了车。忽然有十个人跪倒在他眼前，还口称“皇上”！溥仪被吓了一跳。其中一位年纪稍长者言道：“皇上，我们是镶黄旗的，听说您在植物园谋职，特来叩见！”溥仪一脸的不高兴，转身要走，另一位年纪稍长者一把拉着他，说道：“皇上，旗营虽然解散了，但营子里还有不少的旗人，我们只想见上圣上一面，以表子民敬仰之心！”溥仪闻听此言，很是生气，训斥道：“解放都这么多年了，还来这一套！我早不是什么皇上了，只是一个公民！”说完，冲出人群走了。
过了不到两月，一个周六的下午，溥仪在北京植物园下班后回城里，当快走到万安公墓站时，见车站聚集了二三十人，还没等他弄清是怎么回事，这群人就迎了过来，一下子跪在了他面前，口呼“皇上”和“万岁”。其中两位长者还穿着旗人的灰色长袍，立领直身，偏大襟。有了上次旗人在此叩见的经历，这次溥仪倒不惊讶了，看了看他们，摇了摇头：“快起来吧，这叫什么事？清廷都消失几十年了，解放也十多年了，怎么还来这一套！”可那跪在地上一群人仍是不起来。溥仪无奈，看了看手表，便转身往植物园方向走去。
据镶（厢）黄旗关景文、正蓝旗金志轩等老人多年前回忆，当时营（村）子里有人在植物园里干临时工，多次在大温室里见到溥仪，并听说他是“末代皇帝”。回到营子里便把“皇帝”在植物园工作的新鲜事说给了营子里的人。厢黄旗西营位于碧云寺东，西邻公主坟村，也就是植物园的西北部，为香山健锐营左翼四旗之一，属上三旗之一，营子里的关姓（瓜尔佳氏）、郭姓（郭尔佳）、图（图色里氏）等为满族（旗人）后裔。得知“皇帝”在植物园工作，且回城里时在33路公共汽车万安公墓站乘车，几位年长的老人一合计，便联系一些旗人的后裔，到车站叩见皇帝，没想到不但没得到“皇帝”的“恩德”，还被溥仪训斥了一番，只得不欢而散，悻悻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