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明后期及清朝的盐业纲法

明中期以后，唐宋以来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盐专卖法已混乱不堪。明末出现重大变革，从此官卖名存实亡，官垄断盐业转为商垄断盐业。

明末“纲法”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两淮盐法疏理道袁世振创行“纲法”，对延续了四五百年之久的盐引法加以重大变革。

纲法并不是全面筹措、深思熟虑的立法，而是一种权宜之计。主要目的在于清理商人手中存积的盐引。由于政府逐渐无正盐可供引商贩运，盐商须自行下场，在引价之外再付灶户工价盐本才能得盐。盐引逐步成为单纯的卖官盐特许的证明。明神宗时，因官收场盐不够，商人久候领不到盐，以致积引甚多。为了疏销积引，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实行纲法。其主要内容是：

一、编立纲册。将盐引编成纲册，分为十纲，每年以一纲行积引，九纲行现引。过去手中积有盐引的商人编入纲册，不在纲册之上的商人不得加入。由于这些商人原已出了高价买盐引，因而允许其将纲册永远据为“窝本”，每年照册上旧数派行新引。实际上是商人以原来的引价买得官盐行销的垄断权。

二、仓盐折价。灶户不再向官府缴纳额盐，改为按额盐每引纳银若干，称“仓盐折价”。商人持引支盐即自赴场向灶户直接购盐。改原来的“民制、官收、商运、商销”为“民制、商收、商运、商销”，官府实际上已放弃了专卖，只是从旁监督，征收盐税，帮助商人实现垄断。

三、“减斤加价”。明末一引盐已重五百七十斤（二百斤正盐再加余盐、补耗等），每引定价白银五两六钱。改行纲法后，每引减为四百三十斤，以疏销积引，并且引价提高至白银六两整。由于这时盐引价已不再包括盐价，盐引只是纳盐税证明和特许证明而已。商人出高价买得这张证明，好处在于可以垄断收盐特权，并得世袭。

四、商人专岸。由于纲法承认商人可以永占买引运销官盐的权利，因此，盐引指定的行销地区也就成为这些商人的垄断行销地区。行销官盐地区习惯上称之为“引岸”，商人垄断即称为“专岸”。

纲法逐渐在全国推行后，商人为了能永占盐利，纷纷争购盐引，一时积引销尽，盐利也大为增加。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盐商成为依附于官府的垄断商人集团，不再积极参与商业活动。很多盐商在盐场收得盐后，就地转手倒卖，称之为“囤户”，虽属违法，但已成惯例。直到明亡，纲法方才推广至各盐场，然而积弊已到处出现。

清朝引岸制

清朝入关后，继承明末纲法之旧，也称为引岸制，专卖法已转变为民制、商收、商运、商销，以及官府征收引税、加以监督的“官督商销法”，但在部分地区仍实行官运官销。

清朝引岸制可分为引、岸、税、商几个部分来说明。

一、引。盐引由户部印发，称“部引”。每引可运销官盐斤数高低各不相同，高的达八百斤一引（两浙），低的二百二十五斤一引（山东），一般的三四百斤左右一引。引的名目繁多，有大引、小引之称。引不是任何商人都可以出银购买的，必须是持有引窝（又称窝根、根窝）的专利商人才能买引。引价实际上成为官府的盐税。

二、岸。岸即固定的行销区域，称引岸、引界、引地等，由具有引窝的商人垄断官盐运销，他商不得入内，引岸划分方式多承袭明代，犬牙交错。各岸税制不同，往往仅一河或数里之隔，彼轻此重。

三、税。税分产盐地区向灶户征收的场税和向行商征收的引税两种，为正课。此外还有种种附加税、手续费之类。这些与赋税一样，添收耗羡。买引后至场购盐还需完税，各地不同，淮南六钱七分，淮北五钱五分。雍正年间耗羡归并于正课，但不久正课之外又生耗羡。

四、商。清沿明末囤户之弊，对盐的生产采取包税制，允许商人包占场产正盐，但必须缴纳场税足额。这些垄断产区产盐的称为场商。买引运盐行销的商人称运商。运商是持有窝根有垄断权的专利盐商。运商向场商买盐，场商则既卖盐于官，又卖盐于商。原则上而言，运商如拖欠税课、无力承运，即加以革退，另招新商，然而实际上由于盐商固定不变也有利于官府征税管理，更便于官吏敲诈勾结，场商行商一般都世袭其业，形成了依附于官府的特殊的专利商人集团。

清代有窝根的运商往往并不亲自组织运销，而是将窝根出租他商，坐收租金之利，因而又称世商。向世商承租窝根的商人称租商，往往也不经营而再次将窝根转手于代商。这些虽都是违法行为，但通行无阻，成为惯例。由此层层转手，层层盘剥，弊害极深。灶户卖盐一般每斤六文，几经转手，盐价每斤达六十文以上。

虽然清代盐制实际上已不再是官府专卖，但却设立了远超前代的庞大盐务官僚机构。清朝在长芦、山东、两淮、两浙、两广设都转运使司（盐运司），下设库大使、批验大使、盐课大使等机构。在河东、福建、云南、四川设盐法道。各销盐省份也专设盐法道，各州县也专设盐法委员，监督州县引盐销售情况。此外，缉查私盐的巡检司遍布全国。每年又派出巡盐御史轮换巡查盐务。多一层官吏即多一层盘剥，多付一次陋规。如两淮盐运司书吏有十九房之多，商人领引办运，需文书辗转十一次，经大小机关十二处。名为节节稽查，实为处处索费。

清代盐税收入相当可观，乾隆十八年（1753年）已达七百多万两，以后一直保持在六七百万两水平，然而朝廷并不满足。雍正和乾隆两朝时为开边、南巡等盛典筹措资金，向两淮盐商勒索“报效”，依附于官府的专利盐商们也乐于讨好皇帝。报效由此成为惯例，凡皇室、朝廷一有大典，即令盐商报效，多则上百万两，少亦数十万两。乾隆、嘉庆年间，各地盐商报效总数近三千万两。尤其是嘉庆年间发生川楚白莲教大起义，淮、浙、芦、东盐商报效军费达一千一百五十万两，其中仅淮南就有八百多万两。上行下效，各级官府也加紧盘剥勒索，致使窝商大多亏损，租商、代商也力疲不堪。这些勒索报效最终仍然落在广大消费者头上，盐价飞涨，引盐质差价高，私盐逐渐流行。

清中期以后，因财政紧张，又对已混乱不堪的盐政滥抽滥调，以补急需。其主要方法：一是增加盐课，二是盐斤加价。清初一引盐课二两，这时逐步加至四两以上，并宣布提高盐价，每斤略加一文二分。实际上这时政府既不实行专卖，手中也无常平盐之类平抑盐价的手段，无法管理调节市场实际价格。道光十年（1830年），淮南盐每斤场价低于十文，运至汉口即达四五十文一斤。再由汉口转运各地，近者六七十文、远者八九十文不等。官盐价格如此飞涨，私盐日益盛行，排挤官盐销路，官盐堆积于盐场无人认购。官府盐税大损，就在1830年，两淮盐商亏欠的历年税银已达五千七百多万两。官督商销的引岸制种种弊端暴露无遗。

晚清“票盐法”

道光十一年（1831年），两江总督陶澍提出盐法改革方案。陶澍认为，当时实行的纲法主要弊端是中间环节过多，致使官盐成本上升，而且给各种借公肥私者提供了方便。因此改革的重点在于革去专商，裁撤冗官。1832年，在淮北试行“票盐法”，获得一定成就，以后逐步向各盐区推广。票盐法的主要内容是：

一、废引改票。发行盐票，取代盐引。一票可贩盐十引（以四百斤为一引，即一票可贩盐四千斤）。盐票一次有效，用完作废。在各盐场适中地点开设盐局，接洽盐商。票商只需在盐场大使公署照章纳税后即可得票，持票至盐局批验认可，即可向灶户收购盐货，无须经场商居间。票税在开始时比引税减轻，一引正杂费二两五分一厘，永不议加。

二、革除专商。票盐法认票不认人，改专商为散商，原来持有窝根的特权商人丧失垄断权利。无论何人，纳税领票即可收盐贩运，仍不得越出原定行盐区域，任其在区内自由竞争，盐价不再限定（实际早已无法限定）。从而保证盐质优良，并使盐价平衡，驱逐私盐。

三、裁撤冗费。撤除巡盐御史，盐务直属地方最高长官——总督。票盐法绕过了原先设立的各种繁杂的盐务机关，又从根本上革掉了买窝、租窝费用，有可能使官盐的成本降低。

票盐法仍是一场治标不治本的改革，各级盐务机关照旧存在，划定行盐区域、场区限制等主要弊端也未革除。票盐法的推广也很缓慢。尤其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后，隔断了长江交通。清统治者为镇压革命筹集军费，停止推行票盐法，就连改革开始的淮南盐务也被破坏。曾国藩、李鸿章等规定“大票法”：凡商人行销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必须五百引起票，行销安徽省必须一百二十引起票；设立督销局，规定保价（限制最高盐价）；规定“整轮”，持票者必须轮候号数才能买盐，但如票商能报效捐款，每引捐银一两左右，即可继续递运，作为世业而循环转运，垄断盐利。这样一来，实际上又回到了商专卖的纲法。票盐法只施行了一二十年即被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