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唐宋的通商法

自隋开皇三年（583年）至唐开元九年（721年）的一百三十八年中，封建政权对盐业采取了完全放任自由的政策，不仅不实行专卖，连盐税也不征收。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封建政权对于农民的人身控制逐渐放松，而财政开支日渐浩繁，至唐朝中期，实行盐专卖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开元九年（721年）开始征收盐税。三十五年后，至载德元年（756年）开始实行盐专卖。以后各朝沿而不改，盐专卖连续实施了一千二百多年。

唐朝著名理财家刘晏的“通商法”

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唐朝由盛世转入大乱，此后藩镇割据，边境战事不息，军费浩大，而中央政府所能控制的仅四川、江南等地。人口流移，户籍耗散，唐朝廷只能依靠盐利。756年，平原太守颜真卿在河北、江南租庸使第五琦在江南先后开始实行盐专卖。当年，第五琦被任命为新设置的“诸州榷盐铁使”，盐专卖法推行至全国各地，“尽榷天下盐”。

第五琦的榷盐法仿照汉朝桑弘羊的盐法，实行民产、官收、官运、官销的完全专卖。“就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监院，游民业盐者为亭户，免杂徭。盗鬻者论以法。”亭户所产盐由官府全部征购，各地设立盐官负责运输、销售。这一方法虽然能带来若干实利，但需要有强大的政府机构为后盾，并需大量征发徭役，使得民怨沸腾，效率不高。

762年，户部侍郎刘晏创立了“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通商法，与后世就场专卖法类似，对盐业实行部分专卖，取得成效，奠定了后世盐法的基础。这一通商法的主要内容是：

一、民制官收。政府对盐业的专卖以控制生产为主。在全国主要产盐区设立四场、十监，负责生产、统购。四场即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十监即海陵、盐城、新亭（以上三地今属江苏）、临平、兰亭、永嘉、嘉兴（以上四地今属浙江）、大昌、富都（以上两地今属四川）、侯官（今属福建）。在这些地区设场官、盐监招募亭户进行生产，官府奖励增产，“遣吏晓导，倍于劝农”。亭户免除其他杂徭及租税，所产盐由官府统购。“自余州县，不复设官”，裁撤原负责行销的庞杂机构。

二、商运商销。允许商人向官府场监批发官盐贩运，批发价格中已包含了官府的盐利在内。商人批得盐后，“纵其所之”，可自由运销各地。只是在运输途中还必须向沿江河运输要路诸道（道当时是唐地方最高行政机构）缴纳通过税“榷盐钱”。此外销售即不再征税。

三、控制盐价。为防止因商运商销造成商人垄断盐业，又规定在各地设置“常平盐仓”，贮存官盐。交通不便，商人不愿前往之处，即由官府调运常平盐仓存盐至当地发卖。当某地商人哄抬盐价，官府即发卖常平盐，平抑盐价。而当商人竞相降价，官府即乘机收购贮藏于常平仓，调节盐价。这样即可控制盐价、缓和社会矛盾，而官府又能名利双收。

四、严格缉私。缉私制度起于刘晏。当时官府规定在淮北、岭南和江南地区设立扬州、陈许、汴州、庐寿、白沙、淮西、埇桥、浙西、宋州、泗州、岭南、衮郓、郑滑十三个巡院，负责巡查盐商是否夹带私盐（无政府批发单据或超出批发单据的即为私盐），发现私盐“论罪有差”，并没收盐及资产、运输工具。此外，这十三个巡院还负责视察各地盐价，随时报告盐铁使，以决定是否收、放常平盐。

刘晏任户部侍郎又兼盐铁使，主持盐政近二十年，把政府盐利收入从四十万缗提高到六百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给焉”。刘晏死后，有人建议恢复官运官销法，但在朝廷讨论时，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刘晏的盐法一直被沿用。

刘晏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理财家，他主持盐政之所以成功，不仅仅在于立法稳妥，更主要的是他任用清廉官员，提高行政效率，尽量避免采用直接的行政手段来实施盐法。而在他死后，大多数继任盐铁使都急于提高盐价，穷征暴敛，使商人、消费者都陷入困境。在实行榷盐之前，盐价十钱一斗。第五琦实行专卖时一下子提高到一百一十钱一斗。到刘晏死后加至三百七十钱一斗，盐利达刘晏时的三倍。官盐价格飞涨，百姓被迫买卖私盐，巡院屡禁不止，私盐处罚屡次加重，贞元年间（785—805年）法律规定盗卖池盐一石者处死，犯私盐一斗以上脊杖，没收车驴。能捕得一斗私盐者，赏千钱。买卖双方、货栈、接洽人等关系人都一样论罪。盗刮碱土一斗，比私盐一升。刑法虽酷，但官府腐败，官盐质次价高，销售不旺，盐利收入减少。私盐大为兴盛，在官府重刑逼迫下，私盐贩铤而走险，唐末农民大起义首领黄巢正是私盐贩。

在私盐流行同时，藩镇割据，各地盐利逐渐被军阀侵夺，不再入朝廷。与长安相距不远的解池也被军阀王重荣擅夺。唐僖宗时企图派盐铁使接管解池，王重荣以此举兵造反，僖宗被迫出逃。不久，唐朝灭亡。可见盐利在唐末已与朝廷命运紧紧相连了。

五代时官商并卖法

对盐专卖法威胁最大的莫过于私盐，禁私盐最重要的在于使官盐质佳价低，货源充足。刘晏通商法之所以成功，全在于让官盐在市场竞争中获胜，并不仅仅在于他的缉私制度。以后缉私制度再严，私盐仍不可能禁绝，官盐也不能打开销路。官盐积压日甚，商人不再愿意运销官盐，官府不得不自行运销，于是出现了官商并卖法。

五代中的后梁政权基本仍沿袭唐朝旧制。923年，后唐取代后梁，开始改变盐法，实行官商并卖。这一盐法主要规定各府州县镇，都设置榷盐场院，向百姓发卖官盐。乡村僻处，仍由商人向官府批发盐运销。官府直接卖盐并不能保证打开销路，因此，后唐采取了按户俵散、硬性搭配的官卖盐法。以“计口授盐”为原则，城镇居民按缴纳房屋间架税的数额搭售官盐，盐价与房屋税一并征收，称之为“屋税盐”。乡村按户摊派官盐，官盐在春季育蚕时发放，至缴纳夏税（钱及丝绢）时，同时缴付盐价，称之为“蚕盐”。这些计口所授官盐只能食用，不得转卖，故又称食盐。如将自己的食盐贩卖他人，即作为私盐犯，严刑惩罚。后唐长兴四年（938年）“盐法条流”规定：括碱土煮盐者，不计斤两多少，“并处极法”。犯私盐一斤以下，买卖双方各杖六十。犯私盐十斤以上，不计多少，各决脊杖二十处死。其用刑极为残酷。

后唐所创官商并卖法为后来的后晋、后汉、后周政权所继承。只是后晋曾一度废除官卖，依旧通商，但在各关津要路征收过税钱，城镇店铺征住税钱。重复征收盐税，不久即废除。后晋、后汉、后周各代私盐处罚更酷，计口授盐的摊派配售更为严厉。后晋将计口授盐进一步发展为“计户征税”，按户等立盐税五等，自一千文至五百文，计户收税。后周在北方地区将盐价摊入两税，合称“两税盐钱”。配售官盐逐步向杂税发展。

五代盐法还值得一提的是，后周从显德元年（954年）开始，对盐商划定行销区域，防止侵夺官府自行卖盐地区的盐利，并便于官府盐督，这一制度以后为宋、元、明、清各代所继承。

宋初官般法、折中法

北宋政权建立后，继承了五代十国时期各地的各种杂税征敛，也沿袭了参差相错的各种盐法，主流则仍是官商并卖。

宋朝将盐按品质分为颗盐、末盐两大类。颗盐是内地盐池所出产的池盐，主要是指解池盐。解池水含盐量很高，只要引解池水灌入盐田，风吹日晒即可成盐。盐的颗粒大，味正质佳，因而自古以来，解池盐一直被视为“天产美利”，而且便于圈禁管理，一直是宋朝实行官营专卖的主要对象。末盐指海盐、井盐和刮碱土熬成的土盐等。宋朝政府在各产盐地区都设立盐官加以统制，按产量大小分为三等，大者称监，中者称场，小者称务。生产者称为亭户、盐户等名目，一般可以免除两税。而解池附近居民划为“畦户”，每户出两丁为官府服役晒盐，免除徭役。产盐仍由官府全部征购，实行严格的民制官收。

在行销上，宋朝沿袭五代官商并卖法。根据城镇乡村及各地情况、惯例而变通，号称“各随州郡所宜”。大概而言，京西、陕西、河东、河北等处实行通商；京东、淮、浙、广东等处实行官般（搬）官卖。在梓、益、夔、利四路（即今四川地区），允许私人开凿盐井，官府也设立盐监开采。私人盐井产盐纳税后可以贩卖，但不得出四路境外。其他通商地区的盐商不得越界至官卖地区贩卖，否则视为私盐加以严惩。

宋初实行官卖各路，称“官般法”（般即搬运）。由官府征发乡户差役运输官盐，由里正一人主持，称“帖头”，缺损官盐必须补赔。官盐销售仍采取五代旧法，实行计口授盐、俵散蚕盐，盐价则附于两税一并征收。

宋初多次减轻了对私盐罪的处罚，逐步从死刑减为徒流刑，宋太宗时定犯私盐者，自一斤以上，论罪有差，至五十斤加役流，一百斤以上押送京城处置。

宋太宗雍熙年间（984—987年），由于与北方辽朝战争频繁，边境军需物资匮乏，因而宋朝廷下令河东、河北商人往边境输送粮草，称为“入中”。商人入中后，按路途远近及所入中物质价值授给票券，称“交引”。商人持交引至京师榷货务支兑现钱，或至解池或江淮官盐场监支取官盐贩运。此法称之为“折中法”，是宋通商法的主要方式，以后逐渐成为经常性的制度。端拱二年（989年）在汴京设立折中仓，商人入中不必亲至边境，只需将物资运至汴京入折中仓即可支取交引贩卖解池盐。这一方法实行后，通商法不再是所有商人皆可批卖官盐，而必须是经过入中粮草而由政府发给交引的特许商人才能运销官盐。交引不仅是一种有价证券，最主要的是允许商人贩运官盐的特许状。

宋初官般法、折中法断续实施了八十多年，弊端都很多。前者主要是骚扰民力，“兵民辇运，不胜其苦，州郡骚然”。各州郡征发民力运输官盐，损耗极大，据北宋人沈括记载，当时“辇车牛驴，以盐役死者，岁以万计”。后者除了奸商买卖交引、买空卖空等弊病外，最主要的是官商勾结，虚指时价。1038年，西夏与北宋发生对抗，西北边境告急，宋政府为鼓励商人入中，规定入中粮食可凭交引支取金银；入中羽毛、筋角、胶漆、铁炭、木料等杂项物资，都可凭交引支取解池盐。商人与贪官勾结，虚指时估，有的入中两根椽木便估价一千钱，给解池盐一大席（二百二十斤）。从而使解池盐价格暴跌，官府损失极大。

范祥“盐钞法”

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范祥主持榷盐，推行“盐钞法”，以解池盐为中心改革盐法。盐钞类似于原来的交引，也是一种有价证券，并且作为贩运官盐的特许证明。盐钞法的主要内容是：

一、打破原有的官销和商销界限，“旧禁盐池一切通商”，将通商法推行至全国。国家集中控制盐的生产环节。有盐钞才可支取解池盐等优质官盐贩运销售。盐钞上注明支盐地点与行销地区范围，防止商人囤积居奇，就易避难。

二、商人以现钱买盐钞。入中一切以现钱不以实物，杜绝虚估弊端。起初规定商人在边郡每入中现钱四贯八百文换一盐钞，持钞至指定的产区支盐。如不愿支盐，也可至京师兑换现钱，一钞兑钱六贯二百文。盐钞已包括盐价及政府盐利在内，因而商人至盐场只需再缴付若干手续费、附加费即可取盐发运。盐钞类似于提货凭单。

三、盐钞按盐池产量印制发行。开始时每年定额产盐三十七万五千大席，按此数发行盐钞，一钞支盐一席（二百二十斤）。产盐有定额，盐钞有定数。

四、在京师设立都盐院。都盐院积贮官盐，当京师盐价每升不足三十五钱时“敛而不发”，大量收购。当盐价上涨至每升过四十钱时，“则大发库盐，以压商利”。这也是模仿刘晏的常平盐仓制度。

范祥的盐钞法基本上是按照刘晏通商法的精神加以发展而来。其主要不同之处在于：设立盐钞定额，划定行销范围以及指定商人必须在边境入中现钱买盐引等。这一方法施行后，“黠商贪贾，无所侥幸”，号称官私两便，“省数十郡搬运之劳”。政府盐利收入也大为增加，仅解池盐的盐钞收入即达二百多万缗。“可助边费十分之八”。

蔡京及南宋“引法”

盐钞法仅实施了几十年，就逐渐被破坏。主要是因为北宋政府军费开支浩大，财政紧张，往往为贪一时之利而增印盐钞，无复定限制。盐钞信用丧失。尤其是到了宋徽宗时，蔡京等人改入中边境为入中京师，“欲囊括四方之钱，尽入中都”，并滥印新钞，称之为“换钞法”。商人往往买得盐钞却无盐可支，不久发行新钞，商人必须贴价倒换，“凡三输钱始获一直之货”。无钱贴价，旧入中钱即由官府没收，盐钞作废。一些奸商趁机在市场上倒卖盐钞证券，无后台势力的中小商人纷纷破产，有的晨为富商，暮成乞丐，以至于赴水投环，自寻死路。盐钞法已无法继续施行。

政和三年（1113年），蔡京又设“引法”。引与盐钞类似，也是给予商人运销官盐的专利证券、提货凭据，但引有严格的时效限制。引分为长引、短引两种：长引行销外路，有效期限为一年；短引行销本路，有效期限为一季。商人在京师缴纳包括税利在内的盐价领引，然后至各指定盐产地支领运销，每引支盐一袋（三百升）。如过期半年，引即作废，未卖完之盐也归官府。引法规定商人必须指定行销范围行销，并限定盐价，而商人在行销地区内有独占权。蔡京所定引法未规定引的发行额制，并且以后又多次改变法令，朝令夕改，直到北宋灭亡，引法还未正式定型。

南宋政权建立后，基本上仍按盐钞法实行盐专卖法。由于丧失北方优质解池盐，而对海盐的控制比较困难，所以南宋不再实行完全专卖法，而是根据情况分别采取盐钞法、通商法，或放弃专卖采取征税法。南宋在沿海招募产盐户，分为亭户、品户。亭户所产盐称“正盐”，全部由官府征购。品户所产盐称“余盐”，在对官府缴税后，可以自行卖给商人。南宋并专门颁行“禁私敕令”，规定对私盐罪的处罚。犯私盐一两笞四十，两斤加一等，二十斤徒一年，二百斤刺配本城，三百斤流三千里，夹带通商盐入禁榷地（即实行官卖法地区），按私盐罪减一等处罚。人户私卖蚕盐、兵役私带食盐、官盐带入别县，一升笞二十，罪止徒三年。

两宋政府盐专卖收入相当可观。北宋哲宗年间（1085—1100年）仅淮盐、解池盐专卖收入，每年即已达四百万缗，相当于唐代最高纪录六百多万缗的三分之二。南宋时期，朝廷财政“鬻海之利居其半”，仅泰州海陵一监，年入就达六七百万缗，相当于唐朝榷盐最盛时全国的总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