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手工业立法的产生

商、周百工制

手工业是人类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的产物，从考古发掘中可以看到，早在三四千前商周时代，手工业技术已达到了很高水平。如精美的青铜器皿、玉石雕刻、陶器等，说明当时手工业已是高度专业化了。传说中夏商朝代，专门有几个氏族是从事手工业的，这些氏族日后成为“百工”的来源。

从一些史料来看，商周时代处于“工商食官”时期，手工业生产由国家垄断。按儒家经典《周礼·考工记》的说法，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族、农夫、妇功为国之六职。百工仅次于士大夫。百工的管理者为朝廷的冬官司空。百工在西周受到法律的优待，因为百工为统治者创造各种用品。商周时期商品经济尚不发达，社会一般成员很少依靠市场交换得到手工业产品，手工产品主要是供国家使用的，如祭奠和随葬的青铜礼器、出行的马车、作战的兵器、行礼的乐器、贵族王公的服装等。周初，周公发布禁酒令《酒诰》，其中特别规定：“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工匠饮酒予以宽贷不杀。

西周法律体系主体仍是习惯法，因此还没有完整的手工业的法规。《考工记》被百工分为攻木之工（有七种）、攻金之工（有六种）、攻皮之工（有五种）、设色之工（有五种）、刮磨之工（有五种）、搏埴之工（制陶，有两种）六大类，三十种，分工已极为精细。至于大量的辅助工作者可能都是奴隶。按儒家经典《礼记·月令》的说法，在春天最末一个月由工师检验各作坊，规定不准有奇技淫巧之作，以免玩物丧志。到秋季最后一个月，“霜始降，则百工休”。到冬天第一个月，工师考核一年的生产情况，按产品上刻勒的工名进行验收，如有不当，必治其罪。

春秋战国的工官

春秋战国时期，工商食官局面被打破，出现了官私手工业并存的情形，一般习称社会结构为“士、农、工、商”。手工业真正实现了独立，私营小手工业者，“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在市场上出卖产品，换取衣食。“技艺之士，资在于手”；而富商大贾大规模经营盐铁业致富。同时，各诸侯国统治者为了满足征战、奢侈品消费品的需要，大量设立官营手工业作坊，建立严密制度。官营手工业的规模大大扩大了。一般分为主造、监造、工匠三层责任负责，如武器制造，主造为中央地方各武库的工师、冶尹、左右校等官员；监造为相邦、司寇等工场所在地行政军事长官；具体制造者为工匠，称工，一般都必须在产品上勒名，有质量事故即须以法律处罚。春秋战国时代，官手工业作坊规模扩大是大量使用罪犯刑徒、奴隶劳动力的结果。专业工匠仍世传其业，也许就是原百工之后。最早的手工业立法就在这一时期产生。

秦国《工律》——最早的手工业法规

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手工业法规，是云梦出土的秦竹简中保留的秦国《工律》《工人程》《均工》，此外在《徭律》《效》《司空律》等律中也有一些有关工业的法律条文。从这些法律及有关史料来看，秦官营手工业由朝廷内史总管，各地方行政长官监管，官营手工业具体管理官员有工官、工师、太官、啬夫、右府、左府等。劳动力大多为官府奴隶与罪犯刑徒，工匠负责技术指导。其法规的主要内容是：

一、官营手工业作坊必须遵循上级指令，不可自由生产。秦律规定，非原计划本年度应生产、朝廷也没有“命书”特别指示而擅自生产其他器物，工师、丞各罚两甲。官营手工业的产品并不投放市场，直接供国家使用。不允许主管官员自行组织生产，妨碍朝廷的用途。

二、建立详密的考核制度。秦律中反映出秦的考核制度相当详细。如规定在例行考核中成绩分为上、中、下三等。如列成绩下等，罚工师一甲，丞及曹长一盾，直接制造者徒众，罚穿联甲札的绦条二十根。连续三年评为下等，罚工师两甲、曹长一甲，徒众绦条五十根。考核以产品的质量、数量为准，如造大车质量评为下等，罚司空啬夫一盾，徒笞五十。

三、产品的规格、质量必须统一。《工律》规定：“为器同物者，其小大、短长、广亦必等。”并规定产品统计时，不同规格的产品必须分别列账目。凡官营手工作坊出产的产品必须铭刻所制造官府的名称、工匠姓名。不能铭刻者，以黑色或红色漆书写。未铭刻者，罚官啬夫一盾。

四、规定生产的定额。秦律专有《工人程》一篇，规定劳动者的生产定额、劳动率标准的计算等。如规定工匠、刑徒、官奴的每日生产定额，冬天比夏天降低，“赋之三日而当夏二日”。做零活的女奴两人相当于工匠一人，定期服役的女奴三人相当于工匠一人，小奴隶（男身高六尺五寸以下，女身高六尺两寸以下）五人当工匠一人。然而从事刺绣的女奴、女工一人相当于男子一人。凡有专门技能的奴隶要集中至官营手工作坊服役，不能用于官府打杂。新工匠第一年定额为老工匠的二分之一，第二年相等。工师必须很好地传授技艺，曾做过工匠的必须在一年内学会，未做过工匠的必须在两年内学会。提前掌握技术者有赏，而至期限仍不能掌握者上报。

秦国的这些手工业立法相当复杂，说明工官组织受到高度重视。这些立法保证了工官能制造出大量精良的兵器、甲胄车辆供应秦国军队，也制造出了像秦始皇陵兵俑、随葬铜车马那样精美的工艺品。这些立法也基本划定了后世手工业立法的基本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