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井田制”及先秦土地制度

“井田制”的起源、沿革和特点

早在六千多年以前，中国已开始进入农业社会。然而在夏商时期，实行的是牧主农辅极为粗放型的农牧业，从事不定期的游牧、游农活动。夏族六迁其居，商族在建立商朝前曾八迁其居，建立商朝后又曾五迁其都。直到约公元前1300年，盘庚迁殷，开始进入定居农业时代。周族也约在这一时期，由其首领古公亶父率领族人迁至周原，开始定居农业。为了使地力得到休息，排除水滞，集体耕种，逐步形成了各种土地使用的习惯。在进入阶级社会后，原有的农村公社体制并未彻底瓦解，这些有关使用土地的习惯即转化为国家的土地制度，即所谓“井田制”。

“井田制”的性质及其具体的细节，自古众说纷纭而无定论。在殷商甲骨文中，“田”字已有“”“”“”等样式，表现出整齐的方田块形象。据儒家经典《周礼》《诗经》《礼记》和《考工记》等记载，商周时期，土地都归国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切土地都归周王室所代表的国家所有，人民只能占有、使用土地，但不能出卖、转移土地，所谓“田里不鬻”。一切可耕地都划成井字形的方块田，围绕以沟洫道路。每边长为一里的土地为一井，按井字形的沟洫划成九块，中间一块为公田，由人民共同耕种，其收获物归领主贵族所有。其余八块为夫田，每夫一百亩（周朝时期的1亩约等于今0.27市亩），收获物归自己。田块与田块之间为两尺宽的遂，以利排水。围绕一井则为两尺宽的沟。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甸十里见方，环以八尺深、八尺宽的洫。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四都为同，方一百里，环以宽六十四尺的浍。总之，“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这是一项基本原则。可耕地之外的山川林泽仍属国有，设有山虞、林衡、川衡、泽虞、迹人等专门的官职加以管理，人民采樵、捕鱼、狩猎等都有限制。在山林中还专门划出供领主贵族狩猎的“囿”，国王之圃方一百里，诸侯之圃方四十里。

后世的《汉书·食货志》对古代田制的叙述，又与上述经典说法不同。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在远离国都的乡遂地区，按土地质量划分耕地为上、中、下三等，上等地每夫一百亩，休耕地五十亩；中等地每夫一百亩，休耕地一百亩；下等地每夫一百亩，休耕地二百亩。在靠近国都的都鄙地区，“不易之地”，即不需休耕土地每夫一百亩，需休耕一年的土地每夫二百亩；需休耕两年的土地每夫三百亩；农民年满二十岁受田，六十岁归田。不可买卖土地，并规定每三年一换土，每三年一易居，“肥饶不得独乐，墝埆不得独苦”。

由于以上这些记载大量夹杂儒家的思想，又掺入不少后代的相关制度，不能都作为切实可靠的材料。但综合以上的说法，参考考古发掘材料，大概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井田制是由氏族公社土地公有、集体耕作的习惯发展而来的，并非纯粹的土地国有制度（在私有制充分发展之前，所有权概念也不会发展得很清晰）。“田里不鬻”的原则很可能是存在的。其次，虽然不可能有井、邑、丘、甸、县、都、同这样完全整齐划一的田块，但沟路纵横的方田块，是适合当时河谷平原地区沟洫农业生产水平的。最后，换土易居、集体开荒、集体耕种公田、开辟道路、除草、平整土地等制度也是符合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

“井田制”的崩溃

至西周中后期，农村公社已在瓦解之中，一些领主贵族之间，出现了抵押、买卖土地的现象，“田里不鬻”开始被突破了。到了春秋时期，牛耕技术、铁制工具迅速普及，“深耕易耨”，农业生产力有了空前的提高。小规模的个体农业生产可能已出现。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冲破了原以血缘宗族为主的社会纽带。新型的、强有力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制度开始形成，原有的习惯法被君主法令及国家的制定法代替。土地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土地国有的“井田制”逐渐崩溃。

公元前645年，晋国“作爰田”，由国君晋惠公下令“赏众以田，易其疆畔”，即将原来的公田以及名义上属于诸侯贵族的荒地分给众人。由于公田不属于要换土易居的份地，分得的公田即可长期使用，因而成为农民私有土地的开端。晋国用此制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同时加重赋役剥削，“作州兵”，由较富的分得公田者“以田出车赋”、服兵役、提供军需品，晋国实力大增。这个制度因而被推广到了各国。公元前378—前356年，秦国商鞅变法，“制辕田”由农民“自爰其田”，即打破原来三年爰土易居的旧制度，把原有的村社份地交给农民永久使用，自行设法解决轮种耕作的期限、地块。随着肥田、耕作技术的发展，不再需要轮流抛荒，“爰田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随着灌溉、垦荒耕种技术的提高，原有以排涝为主的整齐方块田也逐渐让位于有利于耕种的长条田块。按照周朝的制度，一百步就是一亩地（简称周亩），春秋战国时各诸侯国的亩制都大于周亩，据近年出土的《孙子·吴问》中记载，春秋末年，晋国六卿，赵氏二百四十步一亩，魏、韩二百步一亩，智氏一百八十步一亩，范氏、中行氏一百六十步一亩。秦商鞅变法后，亩制为二百四十步一亩（约合今市亩0.70亩）。

土地私有制的发展

土地公有制度衰弱的同时，土地私有权逐渐得到法律的认可与保护。诸侯公子贵族原已拥有一定的土地处分权。春秋时期，卿大夫专政，卿大夫通过组织移民垦荒、武力争夺以及国君赏赐等途径，逐步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例如：公元前627年，晋襄公命以“先茅之县赏胥臣”；公元前594年，“晋侯赏士伯以瓜衍之县”，等等。这些县都是诸侯国边远地（县有“孤悬在外”的意思），非传统的耕地，无须换土易居，国君赏赐后即承认可以自由处置。公元前495年，晋大夫赵鞅在与中行氏、范氏的战争中，悬赏誓师：“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可以做官），人臣隶圉免（解放人身）。”公开承认大夫、士的土地所有权，而平民也可以凭战功任官，进而公开拥有土地。到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规定以田赏赐耕战之士。”吴起在魏国以上田、上宅赏赐耕战之士，在楚国主持变法，又令贵族“充实空虚之地”，让旧贵族脱离原有的地域、血缘联系，自行垦辟荒地。自耕农的土地已被法律普遍承认，孟子所称“五口之家”、百亩之业已成普遍现象。“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小生产私有制的优越性也被人们承认：“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其力也。”人人皆可从买卖、赏赐等途径得土地而私有之。

私有制的盛行使“井田制”成为古代共同体留下的无用累赘。公元前350年，商鞅在秦国正式宣布“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井田制”被正式废除，土地买卖成为普遍现象，私有权正式得到法律保护。

封建土地立法的产生

春秋战国时期，新型的、由国家制定发布的土地法令开始出现，并有如下特点：

1．土地立法是国家制定法，由封建国家的代表专制君主发布，如晋国作爰田、秦国废井田等都是由国君发布命令，并由国家强制推行，以刑法为后盾保证实施。

2．土地立法的主要内容是承认、保护土地私有权，允许私人以各种身份（除非自由人）占有土地，可以处分、买卖和继承，但又以法律加以干预、限制。

3．土地立法的另一重要内容是规定土地所有人必须向国家缴纳赋税。

4．受古代习惯影响，这一时期的土地立法对于土地的规划、耕种方式等还有很多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