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无法终结的当代史
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1980年哈贝马斯获“阿多诺奖”，他作的答谢致辞正以此为题目。哈贝马斯不满于那时正在兴起的关于后现代社会到来的种种论说，认为以交往理性为要义的现代性的事业尚未完成，故而还要进行现代性的启蒙理性教育。实际上，早在1979年，理查德·罗蒂在《哲学与自然之镜》里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是否真的处于某个时代的尽头。我猜想，这有赖于杜威、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是否认真想过这个问题。”[1]也是在这一年，列奥塔出版他后来影响卓著的《后现代状况》一书，这本书在那时宣称，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已经终结。1981年，意大利著名哲学家詹尼·瓦蒂莫出版《现代性的终结》，显然，这里的“终结”回应了当时正在兴起“后现代”的论说。瓦蒂莫解释说：
关于现代性终结的种种说法，是与后现代理论表述相关联的。在1980年代，后现代理论初起时，也正是西方后工业化社会初露端倪、电子产业兴起并引发第三次产业革命的阶段，文学理论家和社会学家都以一种喜忧参半的腔调讨论现代性终结问题，那时的理论家们普遍认为，后现代与现代之间的断裂要比现代与传统社会的断裂严重得多。后现代论域似乎已经覆盖了现代性的历史，就此而言，也可以理解为现代性已经不知所终。列奥塔就认为，后现代主义并非现代主义终结的结果，而是处在新生状态的现代主义，而且“这种状态绵延不绝”[3]。奥斯本在《时间的政治》中论述说：“变成后现代就仅仅是保持在现代，在步伐上保持为时代的伴随者，成为同一时代的（con-temporary）。”其实，现代性成为一个反思性的热门问题，根本上就是因为后现代论说的出现，所以现代性本质上是一个后现代的问题。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关于现代性的讨论是从“现代性终结”的理论预设开始的，这也必然导致人们从社会历史实际来阐释“现代性终结”的命题。
在通常意义上，“现代性终结”与“历史终结”可以理解为内涵相当。当然，关于“终结”论之最重要的论说，当推日裔美国人福山于1989年夏天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的《历史的终结？》一文，福山认为西方国家实际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也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由此表明“历史的终结”。确切地讲，福山说：“它是指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4]此说之后紧接着出现了柏林墙倒塌、苏联和东欧剧变，关于“历史终结”的争论席卷了西方学术界。随后，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于1992年由美国自由出版社出版，在国际学界迅速成为最为热门的读物。福山深受黑格尔的影响，他用黑格尔来回应马克思的问题，即黑格尔曾经断言历史已经走到尽头，“原因在于驱动历史车轮的欲望——为获得认可而进行斗争——现在已经在一个实现了普遍和互相认可的社会中得到了满足。没有任何其他人类社会制度可以更好地满足这种渴望，因此历史不可能再进步了”[5]。福山乐观地宣称，自由民主制度以及资本和科技发展将引导人类社会的运转，由此表明历史已经终结。历史的终结在福山那里不是什么悲观论调，而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乐观和自信的宣言。福山的宣称迅速引起国际学界的强烈争论，最有力的回应当推德里达于1993年4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作的演讲。该演讲后来以《马克思的幽灵们——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为名出版，这本书在左派、右派阵营都引发了极大的反响和持续的讨论，当然，随后的主题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的遗产和后冷战时期的思想冲突问题。
德里达不能同意福山的“终结论”，在他看来，今天世界局势、国际政治以及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很难让人们想象“这个绝对方向”“终极目标”，即自由民主制度与自由市场的联合，是如何在我们这个时代，“导致了一个被福山称之为‘福音’的事件”。德里达强调对马克思的遗产的继承，他明确表示，今天我们都是马克思的后人，马克思提出的那些问题，今天远没有解决，更不可能结束。他指出：“在今天的世界秩序中，亦即在全球市场中，这种利益将大多数人置于它的桎梏之下，以一种新的奴役形式制约着他们。”[6]显然，历史并没有终结，也无法终结。
回到本书试图探讨的命题“无法终结的现代性”，它无疑是包含着后现代的论说成分在内的。在后现代的论域，与后现代同时代的现代性无疑就是处在“无法终结”的状态，就现代性成为后现代的论域而言，它无法终结。但在中国，现代性之“无法终结”还具有历史本身的存在境遇。中国的现代性尤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不管是社会发展方面，还是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现代的任务都远未完成。而且现代形成的那些传统、习惯、观念、体制、制度等等，依然都以强大的社会构造能力在展开历史实践。“无法终结”虽然处于历史的“尽头”，却表示了不肯终结、不愿结束的历史主体意愿；它决不是无可奈何的勉强延续，很可能是一种自我重构和顽强坚持。在终结的尽头却会有一段延伸和回旋，有一种不可屈服的倔强，有一种悲壮的昂然挺立的模样。就这一意义上来说，也是切中了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及文学寻求自身道路的那种精神状态。
“无法终结的现代性”当然也是对中国百多年现代性历史的一种表述，不管在何种意义上来理解现代性，例如，现代性从西方中心扩展并强行进入中国，引起中国的现代性的形成与发展，乃至于展开激进化的变革和革命；即使认为中国现代性有其自身的起源，也不能否认西方现代性对中国直接而强大的影响作用。中国原发的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的强行影响混合一体，使得中国现代性形成自己独特的历史进程。长期以来，中国的主流思想会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为中国现代的开端，而引入“现代性”论述之后，关于中国“现代性”的源起与经典的、主流的关于中国“现代”的开端就有了不同的表述。最为著名的当推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一书所提出的观点：“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王德威以晚清诸多文化的情状揭示出文学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的早期面目，而在晚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现代性”之根本意义上找到某种共通性。显然这样的“现代性”去除了政治的优先性，“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社会现代性被文化的审美现代性所取代。如此看来，王德威扩展了中国早期现代性的文化内涵。百多年的中国现代性历史，今天无疑也是处在了一种“尽头”（终结），尤其是中间历经了剧烈的激进变革，当然还有超速的发展进步，迅速走完了西方现代数百年的历程，从而现代性被发挥到极致和极端。这表明百年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怀有巨大的历史渴望，那种民族自强不息的奋进意志，历经多少苦难、历经血与火的洗礼也在所不惜。它渴望翻身、渴望赶超和跃进，它不惧怕险峻，要赶超世界，在现代性的发展理念下，它以自身的成就、矛盾和困境表明它迅速走向了现代的前头。同时也不得不表明，那种中国的激进现代性本身处于历史尽头，也可以说，它如此迅速地被推进到极端。另一方面来看，当今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后现代社会，特别是几个中心大城市（例如北上广深），生产与消费已经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现代性急切的发展模式，无止境地进步的欲求，已经受到严重的质疑，“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是对“现代性”的激进发展观表达的疑虑。根本缘由也在于，现代性的变革和进步观念引导的社会实践很难进行下去，这也表明“现代性”处于终结的状态，但是，在转型中它必然会携带着过往历史的深重遗产。例如，长期形成的激进现代性的历史惯性，对宏大与内在整合的需求，现代性的观念和方法都必然占据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