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新的开启：浪漫主义在当代的涌动

历经1980年代的现实主义的“恢复”，“85新潮”之后，当代中国文学（主要是指小说）开始了向内转的深刻转变。马原、莫言、残雪等，开始偏离现实的社会问题展开文学叙事，文学不再是以对现实热点问题的回应而引起轰动效应，而是以文学本体——叙述、语言、艺术感觉、文化心性等引人瞩目。1987年以后，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北村等，以更加鲜明的强调叙述方法和语言风格的叙事在文坛开启了另一片天地。在那样的历史语境中，就中国当代文学追逐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倾向而言，先锋派文学在艺术变革上的时代意义，必然要定位在“后现代主义”上。就一场以后现代主义为挑战性的文学变革而言，如果从更深远的文化变革和美学意义来看，时过境迁，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和深入地审视其意义，回到以赛亚·伯林所说的浪漫主义运动的纲领底下来讨论。这样，中西文化及美学的大的世界性背景就更加清晰，其中的差异与同一性也可以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来讨论。很多难以解释以及难以评价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另一方面，现实主义名下有些个人风格相当鲜明的作品。例如贾平凹那些讲究性情、性灵的创作，看上去淡漠平易，实则诡异神奇，可能是一种乡土浪漫主义。再如铁凝也总是被划归在现实主义名下，但她的一系列小说，从最早的《灶火的故事》《哦，香雪》，到后来的《秀色》《永远有多远》以及长篇小说《笨花》等，都有着超出常规的人物性格和叙事中发生变异的情节。她的人物总是要在反常性中来另辟一条生命的蹊径，总是不甘于平常化，总是要对现实逻辑耍一点小诡计。

铁凝深受孙犁的影响，这样的判断并非只是就其发表过感恩性的言说和阅读的经历而言，更重要的在于她的文本内在的活力甚至最具活力的那些因素与孙犁的小说结下的血脉。铁凝笔下的那些女性形象因为享有了时代的相对自由的空间，可以说进一步开掘了孙犁在那个时代所不能展开的精神内涵，并且复活和重建了文学中的浪漫主义传统。很显然，把孙犁、铁凝和贾平凹如此浓重的乡土叙事描述为浪漫主义，可能会招致相当多的人的怀疑。但我以为他们作品中的那种诗意叙述、他们对女性形象的独特表现、他们超出现实逻辑束缚的能力，都表现出他们的乡土叙事与沈从文、废名等人一脉相承的风格。浪漫主义在他们的作品里即使不是一种主导性的因素，至少也是起到重要的审美活力作用的因素。这仿佛是从乡土中国的泥土里滋生出的浪漫主义，虽无热烈的气概，但有一种独特的气质，潜伏于暗处，随时涌溢出来，有时决定了人物的性格发展和叙事的走向，在文本中熠熠闪光。

当然，在现实主义庞大的命名之下，当代小说中的浪漫主义只是一种潜伏于其中的要素。因为在当代小说美学中，这些要素被长期压抑，因此才显得可贵。也正因为如此，1980年代后期至今，中国当代文学伴随着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思潮，也涌动着浪漫主义的潜流。之所以说是潜流，是因为它不再可能是大规模的、从哲学到艺术的全方位的运动，作为浪漫主义的激进化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已经使浪漫主义的原初精神发生了变异，浪漫主义只有幽灵化，只有从根子上加以追溯才能看到其形迹。而中国的情形之特殊在于，它也有一股潜流在涌动，不只是如幽灵一样在当代文学中时常显灵，也有条长长的颇成阵势的潮流在涌动。如近十多年来被描述为小资文化的那种情调，几乎成为当代中国消费文化的主流，它就是浪漫主义夹杂着后现代主义的那种文化。在当代西方，可能是以后现代为主，夹杂着一些浪漫主义的残余；而在当今中国，则是以浪漫主义时尚为主导，夹杂着后现代的前卫的因素，这些构成了当今消费文化的主流。这也是为什么说中国“80后”的作家，普遍是在浪漫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夹缝中生长。

但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一批中年成熟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也越来越“放得开”——这是否也是浪漫主义幽灵在作祟呢？去除了现实主义的客观化的唯物论，叙述人的自我及其主观性具有更大的自由。这种精神实质如果不理解为浪漫主义，就很难找到其他更为恰切的解释了。不妨说，浪漫主义的冲动，构成了相当多成熟老到的作家在叙事中依凭的情感动力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脱离现实逻辑而转向情感逻辑的内在渴望。

在这一意义上，莫言的作品可谓极其突出。他的现代三部曲《檀香刑》《丰乳肥臀》《生死疲劳》，写出了中国现代历经的艰难历程，也写出了中国人生长于这样的历史中的抗争与命运。其中流宕的浪漫主义情愫不只是他挥洒语言机智的动力，也是他给予历史以无限宽广背景的想象依据。莫言即使在叙述历史时，也不能遏止尼采式的、酒神狄俄尼索斯式的激情，甚至还有些恶作剧式的迷狂。他晚近的长篇小说《蛙》则试图在多种文本的表演中来写出当代中国人惨痛的命运。莫言有意用文本变异的表演性来制造喜剧效果，他不能忍受在现实逻辑中来展开他的文学的叙事，在那些极其真切的事实性之外，他一直有一种要摆脱出去的冲动。他依靠书信来表明他真切的心迹，声称他是一个蹩脚的、老实的现实记录者，这一切都不能令他满意，他要写作戏剧，要把悲剧性的事件戏剧化。莫言的小说始终遏止不住这种冲动，这就是浪漫主义精神在作祟。

在刘震云的诸多作品中，他对历史的戏谑化，本质上也是根源于他的浪漫主义冲动。从《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到荒诞至极的《故乡面和花朵》，刘震云骨子里如果没有一种浪漫化的冲动，就不会有勇气对历史作如此戏剧性而又荒诞化的表现。2009年，刘震云出版《一句顶一万句》，这部小说开辟出一种汉语小说的新型经验，转向汉语小说过去所没有触及的经验：说话的愿望、底层农民的友爱、乡土风俗中的喊丧以及对一个人的幸存历史的书写。这里不再依赖惯常的现代历史暴力的时间脉络，在“去历史化”的叙事中，乡土中国自在地呈现了它的存在方式。这种文学经验与汉语的叙述表明：有一种乡土中国的现代性经验，那就是刘震云笔下的农民想找个人说知心话。在这部作品中，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在寻求朋友，卖豆腐的老杨和赶车的老马、剃头的老裴和杀猪的老曾，等等。这部小说一直在讲底层贱民说话的故事，这是他们说话说出的故事，心里有话，要找人聊聊，叙事的重点不再是叙述人的心理描写，而是人物自己的谈话，并且总是有对象的谈话。乡土贱民以他们的方式去寻求交流，并且以“说到一块去”作为生存意义的价值判断。刘震云显然在这里建构起一种新的关于乡土中国的认知谱系，一种自发的贱民的自我意识。他们也有内心生活，也有发现自我的愿望和能力。尽管这些贱民们的谈话和见识只限于小农经济的生活琐事，限于家乡方圆百里，但是对他人的认识、对世界的认识的可能性在大大增强。在这一意义上，刘震云的这种书写，不得不说有一种乡土中国的浪漫主义精神在里面，这显然是与西方现代浪漫主义完全不同的浪漫精神。或者说，这是一种浪漫主义式的对乡土中国的重新解释，只有在这一意义上，刘震云的写作才有其合理性的逻辑。这部作品表明，汉语小说既有自身的异质性，又能开启超出现实主义的新的叙事法则，它甚至有自身的浪漫气质。

当然，说到当代小说的浪漫主义精神，张炜无疑是最为全面的一个。说他全面，是因为他的浪漫主义几乎是彻头彻尾的。张炜早年写作《古船》，我们固然可以说那是1980年代现实主义占据主导地位时代的作品，但到了1990年代之后，张炜的作品开始明显偏向于浪漫主义。《九月寓言》《柏慧》《能不忆蜀葵》等，都以强烈的抒情笔调展开小说叙事，其中总是贯穿着叙述人“我”的反思和发问。至于其中表现的观点、立场，那种极端反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态度，与19世纪欧洲恢复的浪漫主义传统如出一辙。张炜也是中国当代创造性转化了俄苏文学经验的作家，正是俄罗斯文学中的那种大地般的宽广精神和雄健风格，构成了张炜小说中鲜明的浪漫主义和抒情风格。

2009年，张炜出版《你在高原》，以十卷本、四百多万字而令文坛惊诧不已。实际上，这是张炜穷近二十年功夫陆续创作的作品，此前有些作品曾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合集出版时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这部小说有着非常宏阔的历史视野，小说的主题、叙述人和叙述方式存在贯穿性，尤其是贯穿始终的关于地质学和人文地理学的思考、对胶东半岛的乡土情怀、对父辈历史的审视、寻父的痛楚以及对“橡树路”的批判，可以看出作者雄浑的叙述语式。但张炜能从中疏离出“我”的叙述，他始终要保持“我”的叙述语感，“我”的存在的此在性才构成所有叙述的动力机制。我们可以感受到“我”的叙述穿越历史，叙述人在所有关于历史与现实的叙事中穿行。张炜的叙述人“我”携带着他强大的信仰进入历史，并且始终有一个当下的出发点，这使作品与历史对话的语境显得相当开阔。张炜以他的思想、信仰和激情穿越历史，因此而能给出一个肯定，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肯定性的叙述。在这种肯定性中，我们重新看到个体生命意义展现出的浪漫主义激情贯穿庞大复杂的历史叙事，并使之激情四溢。

当然，在这里我并不能全面去分析这部宏大作品的叙事美学，但我们可以探讨一下“我”的视点如何穿过历史深处，通过具有多元转换的自由性表现出来。第一卷《家族》是给全书铺叙，一开始讲的是一个过去的家族故事，关于外祖父曲予。在家族的起源性的叙事中，却有非常精细的场景出现。那个女佣闵葵（后来的外婆），在花园里遇到了外祖父曲予，曲予向她表白，闵葵手中的花洒了一地。曲予把花一枝一枝拾起，插进清水瓶，他坐在屋子里，一天到晚盯着那束花。随后就是曲予带着闵葵私奔。小说到这里突然中断了，时间一转就是现在，转为研究所的故事。这里的故事从填履历表开始，那个青春可人的女子苏圆拿着表格让“我”（叙述人宁歆）填，当然这是要追究“我”的历史，而“我”的历史隐没于秘密、悬疑、困扰之中。家族开始的叙述突然中断，突然间叙述在这里断点，但那个开始的时间——地上拾起几枝花，放在屋里的清水瓶中——是非常有象征性的。在这里不妨勾连起《子夜》中林佩瑶手中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夹着的那朵小白花——如前所述，普实克认为这朵小白花意味着茅盾在向欧洲浪漫主义致敬。这一花的谱系，在张炜叙述的一个深远的历史暴力以及大家族败落的故事开头出现，也是耐人寻味的。张炜这部鸿篇巨制开篇的这束白花，可以看成是对中国现代中断的浪漫主义精神的重新提起。如此深重的历史之开头，花洒了一地，突然在这里断裂了，这样的叙述非常具有诗意。

张炜算是中国当代少数浪漫主义特征比较鲜明的作家。在张炜的叙说中，自我的经验非常强大，他具有非常强大的信仰以及思辨色彩，叙述情感亦很丰富和饱满。但是张炜的叙述同时有非常细致的情感和微妙的感受，那些细节贯穿在他对历史的叙述中，总是有非常微妙的细节出现。在叙述与朋友的交往时，他对友情的思考，总是和对朋友的注视相关。例如，《忆阿雅》临近结尾的第23章，就是写“回转的背影”。他想看清“50代”这代人，而林蕖或许就是“50代人”最奇特的代表，代表了那种可变性与隐晦曲折，甚至包藏着太多的秘密，但却显得那么有理想，甚至独往独来。小说在反思“50代人”时，实际上也是自我反思，自我的经验总是在那些细节中停留、咀嚼和感怀。

确实，有如此多的重要作家骨子里的浪漫主义情愫开始释放出来，从而书写出21世纪初最重要的一系列汉语作品，与其说这是对现实主义的超越或现实主义的开放，不如说是要补课般地回到现代之初的浪漫主义基础上，重建现代性的浪漫主义精神和审美风尚。如此，现实主义面对的后现代挑战的困境，则表明当下的现代性无法终结，并且有一种自我重构的生命冲动回到其历史之初。但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当代的文学道路混杂着西方的普遍性的美学精神，又不得不以自我的历史前提条件重构并且展开未来面向。这是一场回归与挣脱的矛盾运动，也是综合与裂变的强行进发，面前的道路无疑变得更加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