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学的世界性意义是否可能？
这样的追问是去清理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发生源流，如果不从根本上去清理，我们就不能真正理清中国文学的世界性问题。
当然，我们首先会发问：何谓世界性？何谓文学的世界性？是否有一种世界性？为什么最后一问才问“有”或“没有”？因为有或没有并不能首先发问，它只能是在给予的条件下去提问、去寻求，有或没有并不是一个本体论的、实存的存在，而是取决于怎么样的“世界性”。世界性如果存在，那也只是这样的世界性存在；那样的世界性不存在，那也只是那样的世界性不存在。
我们只能讨论这样的世界性，仅仅是“这样的”世界性。这就是在后现代的时代，我们还要讨论“世界性”，还可能讨论世界性的前提。“这样的”的世界性是怎么样的世界性呢？我们首先面临哲学上的一般认识论的问题，即它是普适性的，还是多样性的包容？即只有一种标准化的世界性，还是以民族特性为本位的多样化的世界性？前者当然也不是一个封闭的、单一的、僵化的世界性，它也具有在哲学的、美学的意义与价值的不同层面可延展的多样化，如果在这一层面，当然不难理解，因为诸如对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揭示，可以抵达这种世界性，世界性实际上是一种更高级、更复杂、更深邃或更深远的意义而已。通过阐释和比较，这种意义无所谓其所表现的生活和人物，例如，完全可以论证鲁迅、茅盾、巴金的作品具有世界性的主题和思想意义。但难题显然是在一种艺术水准——也就是艺术表现方式所达到的艺术高度是否具有世界性。世界性与其说是一种意义问题，不如说是一种高度问题。这一直就是讨论中被混淆而且始终无法厘清的问题。
关于中国文学的“世界性”的问题，比较文学界曾经有过热烈的讨论，这主要是从影响的语境来阐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中国比较文学界要在世界文学的框架中讨论中外文学的关系，势必要关注到中国文学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与世界文学发生关系。2000年，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发起了“关于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研讨会，还因此出版了研究专号，其中最有影响的文章当推陈思和的长文《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的几点思考》，可以看作当代中国对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论述最为全面透彻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陈思和解释“世界性因素”说：
陈思和这篇文章重在从比较文学角度来审视中外文学关系中的世界性因素，他强调说：“何谓‘世界性因素’，我觉得在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现象时很难区别什么具有‘世界性’，什么不具有‘世界性’，因此本课题研究的‘世界性’不反映对象的品质，只反映讨论方法的视野。”[55]陈思和这篇文章提出了关注中国文学世界性的重要性，但他重在讨论发现这种世界性因素的研究方法。后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中，陈思和又以“探索世界性因素的典范之作：《十四行诗》”为专章，论述冯至的十四行诗中的世界性因素。他这样定义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
陈思和致力于通过一个诗人的具体创作来把握世界性因素，这是值得肯定的思考方向。他揭示出一种可能产生世界性因素的情境，它由影响、对话、各自的思考与写作以及对世界性因素的主题观照等构成。很显然，陈思和并未从文学作品本身的美学品质来论述世界性因素，世界性因素在这里主要还是一种世界空间里的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文学交流与影响的语境。陈思和转向具体讨论冯至的诗歌创作时，主要是发掘冯至在受到里尔克的影响后诗歌创作发生的变化。这确实可以呈现出中国现代诗歌创作与世界诗歌交流的语境，但冯至的诗就此具有了世界性因素，还是一个有待分析的论域。陈思和分析说，冯至成功地把里尔克的创作经验置于中国抗战的背景之下，把十四行诗的形式与里尔克式的沉思真正地中国化了，“显现了中国诗人在国际化的语境里与世界级大师对话的自觉”。
从理论上来说，诗人或作家在创作中受到“世界级大师”的影响，甚至写作本身就是与世界性大师对话，他的作品理应具有世界性的内涵品质。但文学创作实际上又深受诗人作家个人性格心理及经验的影响，同时还有时代的、民族的迫切要求的影响，那些与世界级大师对话的写作，转化为具体的作品，能保留多少世界性的因素，则还是一个疑问。问题的关键及难点，并不在于承认中国作家诗人的创作受到西方世界性大师的影响，而是在于中国的文学作品表现出来的思想内涵和审美价值是否具有世界性。简言之，这是一个关于伟大作品的世界性问题。很显然，陈思和“研究的‘世界性’不反映对象的品质，只反映讨论方法的视野”，还是遗留下最困难的问题，现在人们聚焦的问题也在于，中国文学到底有什么样的世界性的文学品质？中国文学得不到世界/西方的承认，关键也在于“文学品质”，什么样的文学品质才是世界性的？比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世界性的，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是世界性的，卡夫卡、海明威是世界性的，鲁迅是世界性的，甚至巴金、曹禺可能也是世界性的，冯至要与里尔克建立内在联系，才可能是世界性的。那么王蒙、莫言、贾平凹、铁凝、刘震云、阎连科呢？就不好说了，我们的底气就完全不足了。这是因为他们作品所表达的主题、所揭示的历史命运，还是因为作品的艺术品质？其实很含混。
显然，这样给出的命题本身就有些不公正，甚至荒谬。难道中国的大师不是世界性的？世界性难道不是由各民族经验的多元性特征构成？离开了各民族的异质性的经验，仅仅表达普适性的世界性经验，就真的是世界性吗？
我这样的提问本身是对“世界性”这一概念的质疑，也是对它的颠覆。按照我的这一提问，普适性的世界性并没有优先权，甚至它也只是凭借某种话语权力而建构起来的一种优先价值。显然，“这样的世界性”是在西方现代性的影响和支配下建构起来的。因为只有现代性可以创建“普适性”价值，讨论世界性，显然也是在现代性的语境中来讨论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承认这样的文学的、文化的或人文的交流语境，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自觉认同了一种规则，这是共通性、普适性、交流最基本的语境前提。如果不承认这样的共通性和交流的基本前提，那么“世界性”这个概念就没有提出和讨论的必要。至于“世界性”这个概念或观念是如何形成的，无疑还相当复杂，非本书的任务，本书还是承认这样的前提和规则。与“世界性”及其普适性相对的，也就是民族性与特殊性。问题的难点，显然在于它们之间的差异如何构成同一？固然我们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都容易，但“异”如何达成“同”，在何种关系中转化为“同”，可以成为“同”的有机部分，则是难以肯定的。[57]
如前所述，我们总是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也被反着说，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但这种论述是依靠辩证法给出的论断，其前提在于，世界性是一种包容性的框架，它可容纳任何民族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在所有的民族性之上，有一种普适性的世界性。但实际上，我们讨论世界性时，通常所列出的那种符合人类普遍理想的人类性价值观，也依然是在西方的现代性影响下的普适性。在民族性被论述成世界性时，其实是消解了民族特性，我们获取的乃是民族性中适合世界性的那种价值。是否民族性只是在其具有整全性时才能充分给予自身特性？或者，民族性只有在其最突出的特性的表达中才能抵达世界性？前者的民族性是封闭的、不可改变的；后者则是在异质性的充分表现中来抵达世界性。显然，“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是在后者的逻辑中建构起来的叙述。在价值观表述方面如此，在审美经验的表述上也同样如此。
承认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就在世界之中，这没有问题；强调每一民族的特性都构成世界性的一部分，同样也没有问题。但这依然不能解决那个关键性的、难度最大的问题：世界性并不是民族性的多元相加，而是代表了某种普适的、更高的、更完美的艺术品质（价值）。文学艺术作品不只是有差异，更重要的是有高下，这就是伟大作品与普通作品的区别。就是在本民族范围内也存在高下之别，在世界范围内，品质的高下区别显得更为突出。
很显然，从根本上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难题，理论难题已经在后现代、后殖民理论以及当代文化差异的政治的叙述中解决了。从多元文化论或文化差异的政治角度来看，如果谁还认为西方的审美标准是普适性的，是高一等级的，是其他非西方民族都必须遵守臣服的标准，那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理论上虽然可以这么说，但实际上，在审美经验的层面上，人们还是很难解决“伟大作品”的标准问题，这些标准当然要参照前人、本民族历史地形成的经典，尤其是西方的经验等。1994年，哈罗德·布鲁姆应伯克利出版集团重金相约出版《西方正典》，对多元主义观念下的文化差异造就的美学局面进行了全面抨击，那些在文化和政治上来审视文学的学派观点，都被他斥为“憎恨学派”。他奉莎士比亚为典律，再谈他早年的“影响的焦虑”理论——西方后世的著名作家，几乎都奉莎士比亚为父亲，无不是借与这个伟大父亲对话，才有了自己的创造。
世界文学史上历数的伟大作家无不是西方作家，现代世界史在文化上就是西方的历史，西方的伟大作家当然成为世界文学史的圭臬，与伟大作家对话，实际上也就是奉西方伟大作家为圭臬。对于处于另一种文化中的作家来说，奉其为圭臬是一回事，能不能完全实现或者再造这种“圭臬”是另一回事。文学创作最终的中介是个体经验，而个体经验实际上依靠三方面的资源，即文化传统、现实要求、艺术追求的审美理想。就算第三者来自西方伟大作家的影响，那么前两项实际上所起到的作用依然十分强大。如果其中任何一项要求以强大的权力律令起作用，那么平衡即被打破。实际上，中国现代以来的新文学运动，现实的要求始终起着决定作用。如果说新文学运动的最初阶段深受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那么运动形成之后，现实的要求则成为其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当然，在这种过程中，也有一部分作家始终保持着艺术上的自觉，例如，冯至等人与里尔克那样的世界性大师对话，鲁迅与果戈理等苏俄大师对话，巴金在思想上与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对话，曹禺与奥尼尔对话，等等，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中国作家本身的文化传统、中国社会的现实要求依然决定了其表达的主题及艺术形式风格。
在某种意义上，诗的艺术形式比较单纯，现代新诗也可以说就是无形式，其主题和形式转向世界性或者说转向更为纯粹的西方要容易得多；而叙事类文学如小说，则是一个民族生存历史与现实的表现，它受制于民族生活史要更多，因此，其主题与叙事形式的世界性特征就会小于民族性特征。
这一境况让我们去思考：文学作品的伟大性，是体现普适性的唯一的世界性，还是多元的、差异的世界性？前者的世界性实际上是被“唯价值主义”所笼罩，也就是说，世界性实际上是一个价值取向的概念，在价值意义上适用于所有的民族的世界性，在审美品质上也被认为是高一等级的艺术水准。这使世界性的“多元论”观念很难真正在美学上取得令人信服的支持。
问题的难点在于，如果承认多元的、差异的、以民族特性为单位的世界性（多样性相加集合而成的世界性），那么，这样的“差异性”在何种情况下、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保证不是更差的、低劣的品质，而是同样高品质的差异性？谁来评判这种差异性？根据什么来识别这种差异性，从而让生长于另一种文化和审美经验中的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甚至热爱这种差异性？以什么方式和价值诉求来保证不同的民族和不同文化中的人会对其他民族产生敬佩之心？这里面包含着，或者不如说缠绕着如此多的难点和疑点，如果不作深入分析，就不能真正厘清其中的问题。
我以为这样几个问题是有必要去思考的：其一，这样的差异性是在起源性的意义上就发生的；其二，它是历史地形成的；其三，其内涵品质相当丰富，它是在与西方的世界性对话的语境中不断深化自身而生成的（是一种具有历史性和当代性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