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古籍的缘分
姜妮（陕西省图书馆）
2007年7月，我硕士毕业后来到陕西省图书馆工作。按照惯例，新进人员要安排到各业务部门轮岗，以便很快熟悉图书馆基本工作。但那一年，我和另外一名新人只在采编部做了一周图书查重后，就结束了实习，直接被分配到历史文献部，从事古籍普查、整理工作。我是学古典文献的，另一名新人是学考古的。后来，我们才明白，之所以能进入陕西省图书馆工作，是因为国家在那一年正式启动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这项宏伟工程。陕西省图书馆有37万册古籍藏书，居全省之冠，陕西古籍保护事业需要补充、建设和培养人才队伍。我和古籍的缘分便从那一年开始了。
在学校时，我们曾系统地学过文献学的基础课程。但那时，我们很难有机会接触到真正的古籍。导师偶尔会拿来一册线装书让我们观摩，大家像观赏珍宝一样，聚在一起，动也不敢动、翻也不敢翻。我的脑瓜不很灵光，为了弄清线装和蝴蝶装的区别，曾私下将废纸叠成几个筒子页来演示不同的装帧，还求教于聪明的同学，免得以后闹低级的笑话。毕业做论文的时候，有几部涉及版本的、必须要看的古籍收藏在国家图书馆。去了之后才发现，国图将这些书已全部数字化，早就不提供原书，只能看缩微胶片了。所以，尽管自己学了很多理论知识，但在真正参加工作之前，我和古籍并没有什么亲密接触，古籍对我来说，是神秘而又有距离的。
无法忘记，当我第一次踏进古籍书库时，自己的内心是何等的激动和兴奋。我感觉踏入了一个无穷无尽的宝库，每一部书都是我眼中的宝贝。部门安排我们对着目录先核查古籍，就这样，一册册古书在我们手中经过。一天下来，口罩、手套和衣服都脏了。馆领导最初给大家传达上级指示时说，这项宏伟的工程预计要十八年完成。我们明白其中的分量，这也让我不由得想到20世纪70年代，为了完成周总理“要尽快地把全国善本书总目录编出来”的遗愿，全国各级党政机关高度重视，参与单位通力协作，工作人员积极努力，历时十八年，终于完成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出版。两个十八年，从事的都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伟业；两个十八年，都是一场需要付出极大智慧、努力和毅力的持久战。
2007年8月，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古籍保护试点工作会议，选定59家古籍收藏单位开展为期一年的古籍保护试点工作，我们省馆便是其中之一。试点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彻底、详尽的古籍普查。这同样是一段难以忘怀的光辉岁月！
为了摸清家底，明确馆藏，部门集中力量，合并了古籍、近代阅览室，培训了包括修复人员在内的所有部室成员。大家每周休息一天，一同开展古籍普查。按计划，普查从善本开始。我们的善本库设在地下二层，这样可以有效控制温湿度。为了文献安全，馆中规定古籍不能出库，我们的普查工作必须在负二层书库进行。于是，大家支起了一排排临时的办公桌，在昏暗的灯光下开始了最初的古籍普查。那时，国家尚未研发出“全国古籍普查平台”。我们填写的，是已经过时的纸本“十六表”。炎热的盛夏，负二层的书库却格外湿凉。时间长了，年纪大的老师纷纷带上了护膝、护腰。眼看除湿机每天都会抽出大半桶水，我们这些北方人才切实地感受到空气的潮湿，之前不太注意的年轻人也都悄悄将自己武装了起来。
这段时间，我被安排和另外两位老师一同普查我馆的镇馆之宝——宋元刻本《碛砂藏》。这部大藏经开雕于南宋嘉定九年（1216），刻竣于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历时106年。全藏共591函，6362卷，辑录了两晋至宋佛经1521种。是迄今为止我国开雕时间最早、雕刻质量最好、保存最完整的宋元版大藏经，也是现存大藏经中装有扉画较多的一种，是非常重要的佛教文化遗产。我馆所藏《碛砂藏》，最早为陕西开元、卧龙两寺的庙产。1923年秋，因康有为“盗经”一事，才让外界知道了这部大藏经。1928年，陕西省教育厅下令，将《碛砂藏》移交至陕西省图书馆（当时名“陕西省立中山图书馆”）收藏。1931年，朱庆澜将军与上海佛教界人士叶恭绰、蒋维乔等为保护《碛砂藏》，成立“影印宋版藏经委员会”，当时所据底本，即为我馆所藏这部《碛砂藏》。此经现存5646卷，藏量居全国图书馆之首。2008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属一级古籍。
工作伊始，就赶上国家启动如此宏伟的工程，并能亲自参与本馆这部重量级古籍的普查，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是，自己当时的心情却非常矛盾。我不是教徒，但因为家庭信仰的原因，我和家人对寺庙、道观这样的场所从来都是避而远之，更不会翻阅佛经、道藏这些书籍，这样的认知习惯已坚守了很多年。从一开始知道要做这项工作，我就在和自己的内心一直较量：做这样的事情好不好？要不要做这样的工作？要不要和别人调换一下？最终，我用很多理由让自己选择了“妥协让步”。当时，我觉得自己违背了初心，非常痛苦！
我们用一个月时间完成了《碛砂藏》的详细普查，又用两个月完成了全部电子档案的录入。年长的那位老师负责一叶叶翻阅藏经，我们两位年轻人负责用铅笔速记。《碛砂藏》的每一个千字文号、每一副扉画、每一位刻工、每一个牌记、每一戳印记等等，我们都一一记录在案。每完成一整个千字文的登记，我们就依原样用黄麻纸将其包好。时间长了，大家都练出了一手“包点心”的好手艺。不过，点心一般就是“十”字包，而我们的是“井”字包。“包点心”并不是我们的创举，这项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就做过的。我们一位已经退休的馆长曾亲自参与过这项工作，那时他刚到馆，还很年轻。据他回忆，当时他主要负责用刷子对每册藏经除尘，另一位老师负责“包点心”，还有一位老师负责用毛笔在“点心”上用小楷书写流水号、千字文号、册数等信息。这位馆长后来开玩笑说，他当时觉得自己的肺以后要是出问题了，肯定就是干这活引起的。但这么多年了，他的肺依然很健康。他说，自己当年做的是积德行善的好事，这是福报啊！
普查完《碛砂藏》之后，我觉得一项重要的工作终于结束了，非常高兴。最重要的是，每天可以不用怀着纠结、自责的心理来面对自己了。现在回想，那时的自己，是多么的肤浅、偏执和矫情。
理智告诉我，《碛砂藏》无疑是一部非常珍贵的典籍，也是一部有故事的书。我们难道这样普查整理一番，就算结束了吗？那些经书，依然静静地躺在书柜里，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会有人对他们发生兴趣吗？会有人渴望了解他们的真面目吗？我不甘心，也不满意，我觉得还有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事情要我们去做。动了这个念头后，我下定决心，要从更高的角度向外界展示我们的整理结果和研究心得。当然，还有我们的疑惑和未知。于是，我写了工作之后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根据普查结果再探镇馆之宝<碛砂藏>》。这篇论文获得了当年省图学术研讨会一等奖，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明白，这更多的是前辈对新人的鼓励和鞭策。后来，国家图书馆大藏经研究专家李际宁老师来我馆授课，我斗胆将论文交给李老师阅示，请他指正。在得到李老师的指点，以及之后更多地翻阅前辈的研究成果后，我才更深刻地感受到，自己还尚未步入研究大藏经的大门，自己所知所获，也仅是皮毛。每当想起，都觉汗颜。
再回顾当时面对《碛砂藏》的心情，我已记不清从何时起自己开始变得释然了。也许是每一位有名有姓的刻工，也许是每一处满载虔诚、良善和美好愿望的牌记，也许是某个沙弥的默经记录，也许是八百年后仍墨迹清晰、纸质无损的经书……真的说不清了。我只觉得自己的心开出了朵朵莲花。
在做了近两年纯粹的古籍普查后，我的工作职责慢慢地有所调整，事务性的工作越来越多，和古籍便又渐渐地疏离。2009年在筹备我馆百年馆庆期间，我们曾邀请文物系统一位专门拍摄文物的老师来拍摄我们精选的善本古籍，以此来为馆庆献礼。那段时间，我又一次和古籍有了亲密接触。这位老师说，在他们那，胆小的人进了库房会感到害怕，他问我一个人在库房里会不会害怕？我笑了，怎么会呢？我倒是希望有这样的待遇，但那是不可能的。按照规定，善本书库实行双人双锁管理，一个人待在库房，是不被允许的。下班之后，也是不允许单独滞留在工作间的。坐拥书山，却只能望书兴叹。很长一段时间，我像以前一样，又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中！
随着工作的不断调整，我基本上和古籍没有了直接的接触。所做的工作主要是上传下达和做调查，做培训，做宣传，组织申报各项与古籍保护有关的资讯、材料等等。我清楚，这些都是涉及全盘的工作，不容忽视，更需要做好。但我打心眼里不喜欢这样的工作，我觉得自己不适合，也觉得很委屈。
作为省古籍保护中心，我们和全省七十多家古籍收藏单位建立了业务往来。这些单位，分布在公共图书馆、学校、文博、档案管理、科研机构、宗教、党政等各个系统。跨系统单位间的协作往往是需要沟通技巧的；系统内的单位又多属基层，经费有限、人员不足是普遍情况。做普查，做到最细，不漏掉一篇序言、一个子目；编目录，编到最全，不落下一家单位，一部古籍。这是我们长期的工作目标。有时，我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争取完成，力争完成”是我们羞于启齿却又用了多年的汇报词语。前路漫漫，何时功成？
2014年7月，我随省古籍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赴基层单位考察，主要了解申报省级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实际情况。这一次，让我对自己所从事的古籍保护事业有了全新的认知。
我们考察的这组共有四家单位，其中有三家单位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一家是理工院校图书馆，一家是区图书馆（兼市馆功能），一家是县图书馆。高校的硬件设施无疑不会太差，但令我们吃惊的是，该馆给全部古籍和民国文献都配备了纯樟木书柜。书库摄像头密布，空调、灭火、防盗等系统一应俱全。他们的阅览室，设计典雅精巧，空间开阔，光线明亮，馆藏条件甚至比省馆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的领导，非常敬业有心。在国家不断推进古籍保护工作的大环境下，他积极筹备，申请到了省教育厅的古籍保护专项经费。并且，还一直在努力地、想方设法地多做一些古籍保护的实事。这是一位务实的、有想法、有干劲的带头人。区图书馆的考察同样没让我们失望。尽管无法和高校的硬件比肩，但该馆同样有专门的古籍书库，并给古籍配备了纯樟木书柜，还安排两名工作人员专门负责古籍普查著录工作。同行的领导后来说道，这和他记忆中的面貌有天壤之别。在和馆长及工作人员的交流中，可以感受到他们对工作的尽职尽责和迎头赶上的决心。
最后去的是县级图书馆，谁也没料到，最后的这一站，成了我们整个考察的亮点。
这家县馆有一万三千多册古籍。据馆长说，其来源主要是清代任职于当地的一位官员的旧藏。这位官员在告老还乡时将自己的藏书全部赠送给了当地学府。之后，这些书辗转几处，最终存在了图书馆。该馆馆舍不新，面积有限，图书报刊阅览室也很简陋。临街有一排门面房，也是属于该馆的，但据说因建馆的债务尚未还清，于是出租给商家用来抵债了。馆里每年的运行经费只有几万元，勉强能对外开展阅览工作。我们用不到三分钟转完整个开放区域来到古籍书库，实地看过、了解过他们的工作后，同行的人都发出了由衷的赞叹！
他们的书库是一间有百余平方米的大开间，书柜林立，干净整洁。书库内装有空调、遮光帘、防盗网等。全部古籍都按类目整齐地放在架上，柜门上锁，书有书签。书柜有些破旧，那是多年前省馆更换新柜后支援给他们的。有几个还算好点的书柜上贴着封条，盖着红章，里面放的是善本。我们提出想看看，馆长有些歉意。他说得等一等，因为善本必须他和主管书库的人都在才能启封条。而管库的这位老师，当天老家有老人过寿，正在赶回单位的路上。得知来回需要几十公里，我们提出不看也罢，但馆长坚持要让我们看。于是，我们一边了解具体工作，一边等待那位管库的老师。我们看到，在国家尚未正式开始古籍普查之前，该馆就已响应省社科院号召，进行过古籍普查。因此，他们有很全的古籍目录。在国家正式开展古籍普查，研发了普查平台后，该馆又自己聘请了文献学专业的学生，帮助他们完成了所有古籍的平台著录。
这位县馆馆长长期工作在文化一线，已快退休。因为这些古籍，他曾得罪了不少人，有些还是领导。多年前，县里其他单位提出想让该馆把馆藏古籍转移给他们，因为他们申请经费比较容易；外地一所高校提出收购该县馆的古籍，条件是给其建立一所新馆；还有一位海外人士，说他是这批书原主人的“后人”，想要继承祖业。对于这些，这位馆长都拒绝了。他还奉劝这位“后人”先去学学继承法再来跟他谈。他对我们说：“不管怎样，书既然到了我们图书馆，就是我们的财产，谁也别想动这书的歪主意。合作可以、开发也可以，但书不能离开图书馆。我们不能把祖辈传下来的东西在我们手里弄丢了！”这一番话说的简单平常，但却字字含金。这位看似普普通通的老馆长，用他的一言一行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我在心里默默为他投票点赞。临走的时候，馆长送了我们一程。当时路过了当地一所高中，他告诉我们，这是所老学校，很有名，周围市、县的很多学生都慕名在这里求学。人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一地文脉，也存住了一地根。这就是传承的力量！
“宁为古人行役，不为自己张本”，这是顾廷龙前辈对自己提出的要求，体现的是一种责任和担当。这种对文化和学术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图书馆人学习。这位县图书馆的老馆长，他没有专业背景，也没有研究领域，古籍研究不是他的志向情趣，也不能让他名利双收，但是他却几十年如一日地守护着这些古籍。“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我觉得，正是像他这样的人在默默地向着顾廷龙先生树立的精神标杆迈进。
经过这次考察，我终于打开了心结，收获很多。我和古籍的缘分，为什么一定要以占有和索取为前提呢？给予难道不比索取更快乐吗？
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很多的事要做，不容迟疑和耽搁……
（本文作者为陕西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