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经目”的提出
本书所论“经目”，主要指历代中央政府对官学中所尊“经书”及其解释体系而作出的限定。如西汉初期所立“五经博士”，便是确立《诗》《书》《礼》《易》《春秋》为当时之经目，此后，随着学术思想与政局的演变，又陆续出现“黄龙十二博士”“十四博士”“九经”“六经”“四书五经”等不同的经目制度；此外，在官方经目的影响下，一些学者亦照此模式，基于某种学术理念而自觉地提出他们对于经典范围的看法，由此也出现了如“十四经”“二十一经”等具有民间私议色彩的经目。总之，传统社会中关于“经”之范围的各种认定即为笔者所谓之“经目”。
需要补充的是，在经学史上，经典范围常常不仅指向经典本身，同时还关涉到经典的解释体系，也就是“师法”“章句”和“传注”，因此，本书所谓的“经目”史，当然也包括了这一层面的生成与演变。
在经学史研究中，尽管此前学者较少使用“经目”之名，然而关注“经典范围”之演变的传统却由来已久。学者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常常以“经的集团”[1]“经的范围及领域”[2]“群经之数目”[3]“经典范围”[4]等各种不确定的名目进行指称，不仅不便，而且由于内涵和外延均稍嫌模糊，实难以界定这一经学现象的特定涵义，在事实上长期干扰了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入、持续研究，其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使学界长期以来普遍将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经目”与以“开成十二经”为代表的一般经书合称混为一谈，进而对经学史的进程产生一系列的误判。
究竟“经目”与一般的经书合称之间有何差别呢？何以说“五经”“六经”“九经”“十三经”乃至“十四经”等概念与“开成十二经”“石室十三经”等不能混为一谈呢？我们不妨从“九经”与“开成十二经”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情况来谈起。
先说“开成十二经”，这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在各种经学史、文化史中，“十二经”被作为唐代后期经学发展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而被陈述，在周予同先生《中国经学史讲义》、何耿镛《经学简史》、许道勋、徐洪兴《中国经学史》、李威熊《中国经学发展史论》等著作中，“十二经”都被视作中国经学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上接“九经”，下启“十三经”。可是，我们翻查、检索唐代的各种史料文献，却发现唐人从未使用“十二经”这个概念，举三例为证：
唐人在谈到《论语》等三部书的时候，并不称之为“经”，而在谈到开成石经的时候，他们也只是说“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成于中唐的《五经文字》《九经字样》虽然实际内容皆涉及《论语》《孝经》等，但在命名上，亦皆举五经、九经以为成数。很明显，唐人虽然刻《论语》等入石，并在太学中传习《论语》等，但是他们并不将此三书与《周易》等“九经”混为一谈，“皆兼通之”和“附中经而已”才是唐人对它们的定位。可以说，有唐数百年，始终没有出现“十二经”并置的局面。
那么，“十二经”这一概念又是如何被提出来的呢？清人迮鹤寿有一个考证：
可见，所谓“十二经”之说，是由宋人追述唐代之事时提出来的。而事实上，《论语》等书是在北宋初年才正式获得“兼经”的地位。宋人虽仍对“正经”和“兼经”有所区分，但是已经认可兼经亦属“经”，“九经三传”是南宋人常常使用的一个概念，而这个“九经”中就包括了《论语》《孝经》和《孟子》三种兼经。南宋许奕又有《九经直音》，亦包括《论语》等三书。因此，晁公武实是以宋人的经学观念来追述开成石经，也就忽视了唐人对《论语》等三书与“九经”的刻意区分，而径统称之为“十二经”了。换言之，历史上实际并不存在所谓并置“十二经”的时期，《论语》《孝经》作为治经兼习之书的地位并不是在开成刻石前后才确立的，而是早在西汉时期已然形成。开成年间刻石经之事，并未对唐代经学史的发展带来任何经目层面的变化，由唐初至北宋初期，经学史始终处于“九经”的时代，所谓经目从“九经”发展到“十二经”的说法与史实并不相符。所谓的“开成十二经”只是宋人的一种俗称而已，并非本书所界定的具有学理性色彩的“经目”。
而“九经”则不同，它是经过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发展，至唐初由官方正式确立的经目制度，不仅有其自身的经学史演进脉络，而且影响巨大，仅以北宋时期“九经”一词的使用为例：
可见，无论是朝廷诏令，还是大臣奏议，“九经”这一简称频繁出现于各种正式的书面场合，“九经”所涵括的经书，在当时不仅广为人知，而且得到了国家制度的认定，在太学设博士员、科举、经筵以及州学、乡学等各级学校中都得以贯彻。此外，例如东汉《白虎通·五经》中所载以《易》《书》《诗》《礼》《乐》为经目的“五经”说、宋元之际士人间流传的“十四经”说、明代中后期汉学思潮影响下产生的“十三经”说，都是基于一定的经学史背景，由特定的士人群体自觉提出的经学理论，反映了当时某种经学思潮和风尚，因此皆属“经目”，均应以经学史研究之眼光对其源流演变进行深入探讨。
简言之，“经目”具有学理性、稳定性和制度性。而一般的经书合称则具有偶然性、随意性和个人性，一方面，它们在计数时宽松随意，并不严格注意“经”“传”之分，如“东汉七经”“开成十二经”“石室十三经”[13]等说法均是如此；另一方面，它们对经典的择取也并非基于某种经学理念，如刘敞《七经小传》、陈鹤龄《十三经字辨》、姚鼐《惜抱轩九经说》等书名中的“某经”，都是随文计数，既不能脱离当时的语境，亦未得到社会的公认，实不能与“经目”同日而语。
在传统的经学史研究中，学者多失之于宽，将各种一般性的经书合称均纳入经学史演变范围之中，例如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科的试策题，即明确以“七经”“十一经”与“五经”等相提并论：
而包括马荣祖、齐召南、杭世骏、陈兆仑、沈廷芳、刘纶等在内的众多名儒在答题时，亦无一不循此思路作答。此外，又有失之于严者，以为除“五经”“六艺”以外，“九经”“十三经”“十四经”等均为妄言俗称，例如章学诚《文史通义》、龚自珍《六经正名》等斥此诸说为“流俗称谓”“非述孔氏”“不知本矣”[15]，章太炎先生在《国学概论》中亦言：“宋代所称十三经，……只是将诸书汇刻，本无甚么深义。”[16]
无论是失之宽还是失之严，这种对经典范围演变过程的误判，都影响了我们对经学史演进过程的认识。学界对于某些一般性经书合称的经学史意义论之甚夥，而对于真正重要的经目，例如《汉书·艺文志》所载“五经”说、《白虎通》所载“五经”说、南宋“六经”制、“十四经”说等的研究却十分稀见，特别是在经目演变史上极为重要、体现明代中期经学思想之新变、与“四书五经”长期并峙的“十三经”，反倒常常被视作一种“俗称”，未能得到研究者应有的重视。辨清“经目”与一般经书合称之间的本质区别，对于经学史研究十分重要。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17]，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笔者认为极有必要为之取一专名，而综合各家说法，我们认为“经目”一词似较为准确精炼。所谓“目”者，名目也。《抱朴子外篇·吴失》云：
而卢见曾《〈经义考〉序》亦云：
此外，宋章如愚、陈藻曾言“六经之目”[20]、元贡师泰曾言“夫经之目有六”[21]、清刘宝楠、刘藻曾言“五经之目”、全祖望曾言“七经、六经、五经之目”、陈梦雷曾言“十三经之目”、阮元、丁晏曾言“十四经之目”[22]，可见，以“经之目”作为经典范围的指称，已经长期得到了士人的认可，他们虽然未明确提出这一概念，但行文间使用此语已十分自然，我们依照现代汉语双音化的基本趋势，将其简称为“经目”，并赋予其明确的内涵及外延，应是可以成立的[23]。
需要说明的是，在佛、道教文献中也有“经目”一词，如《高僧传》中即有晋宋之际释道流、释道祖合著《诸经目》、南朝宋时昙宗著《经目》的记载，而隋代《历代三宝纪》中也有梁天监十四年（515）武帝“勅安乐寺沙门僧绍撰《经目》四卷”的记载。道教方面，南北朝时期的《三洞奉道科戒》一书中专有《灵宝中盟经目》、《上清大洞真经目》等篇，著录道教经书卷次若干，唐《道教义枢》则记载梁朝陶弘景著有《经目》一书，整理道教经书的存佚情况。此后，历代朝廷常有官修佛、道经目之事，如隋代编有《大隋众经目录》五卷、武则天时期编有《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十五卷。不过，佛、道文献中所谓的“经目”，即“众经目录”的简称，乃是佛、道两家的目录学著作，与本书所言的“经目”所指并不相同，二者虽然同名，但由于佛道与经学两者的语境界限清晰，因此使用时一般应不至产生歧义。
二、经目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由于经目是梳理经学史最为清晰的线索，因此，自从宋代起就有学者开始整理历代经目的演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南宋中后期的学者王应麟。他在《玉海·总经解》中指出：
此外，在《困学纪闻》“经说”条、《小学绀珠》“六艺”“五经”“六经”“九经”“七经”“四术”“三史”“二经”“大经中经小经”“五经正义”“十二经”“四经”“十经”“六经”“七纬”等条目中，王应麟对历代经目的构成及演变也都予以关注，并进行了梳理。虽然王应麟对于经目演变背后的因素以及这些调整所带来的经学史影响等问题并未作深入探讨，但他以博古的眼光注意到经学史上不同的经书归类，以及历代科举中不同的经书范围，开启了以经目演变为纲梳理经学史的方法，在经目的研究史上，还是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此外，王应麟提出的例如汉代并存的两种经目排序等问题，后来也成为经学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总体而言，王应麟关于经目的研究还处于材料积累的阶段，真正的研究尚未展开。
自元明以下，历代学者关于经目演变的论述越来越多，元代刘实的《敏求机要》卷七“经书·诸经”条、明代胡俨《重修尊经阁记》、焦竑《总经解》、顾炎武《日知录》“十三经注疏”条、清代毛奇龄《大学证文》、王鸣盛《蛾术编》“朱子但言九经疏”“十三经注疏”条、皮锡瑞《经学历史》等，都有一些篇幅涉及历代经目的演变，总体来说，元明以来学者探讨的较多的主要有这样几个问题：
首先，是经目的源起问题，事实上也就是“经”的源起问题。正如上文所列王应麟《总经解》的启首部分一样，关于经目的论述，一般都是从“经”名的形成开始的。关于这一问题，大多数学者都将其追溯至先秦，其文献学的依据主要来自《庄子·天运》篇的“六经陈迹”和《荀子·经解》篇的“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杭世骏《经解》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述较具代表性：
其次，是源初的“六经”与后来的各种经目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是元明清学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也是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之间的分歧最为引人注目。就笔者所见，古代学者对于这一问题大抵有两种看法，一种以王应麟为代表，认为从最初的“六经”到后来的“七经”“九经”，是经学史的自然演变过程，是经典范围不断调整的过程。到了明清之后的学者进一步指出，这一调整、演变的过程随着“十三经”的确立而最终完成，“十三经”的确立也就意味着经学格局的最终形成，从“六经”到“十三经”，是经学格局逐步形成的过程。如清代陈兆仑的《经解》即持此观点：
而明代凌义渠的《十三经注疏序》甚至认为，“三经不得不五，五之必至于九，九之必至于十三”：
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经学的格局——“六经”早在先秦孔子时代便已经确定，而一旦确定，即不应当改变，后世所谓的“七经”“九经”“十三经”之说，都只是“世俗之称”，是乱传、记、群书以为“经”，对经学不了解的表现。换言之，汉代以后的各种“经目”是对经学格局的破坏，要展开真正的经学研究，就必须重新恢复“六经”的经学格局，龚自珍在《六经正名》中的论述最具代表性：
而章学诚则直斥：
当然，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既有倾向于今文经学的，如龚自珍、皮锡瑞，也有倾向于古文经学的，如刘师培在《经学教科书》中也称所谓“九经”“十三经”之说“不察以传为经，以记为经，以群书为经，以释经之书为经，此则不知正名之故也”[30]。
事实上，正如刘师培所指出的，要判定汉代以后各种经目与“六经”之间的关系，首先需要“正名”，也就是正“经”之名。龚自珍、章学诚等学者之所以认为经学的格局当为“六经”，乃是因为他们将“经”视作第二节所言的作为学术系统的“六经之学”，将其视作所谓的“圣人”之学，正如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所声明的，“当知经为孔子所定，孔子以前不得有经”。清代中期以后，今古文经学在对经学史的认识上产生了很多分歧，但在关于经目与“六经”之关系上认识如此一致，主要是因为他们都将“经学”定义为纯粹的“六经之学”，而如果我们注目于“经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另一面，就会发现，历代朝廷对于经目的不断调整，绝不是庸人自扰的无聊之举，而是在各种政治、社会、文化、制度的影响下做出的主动或被动的自觉调整。
第三，是“十三经”的最终形成问题。作为明清的学者，论述历代经目的演变，最终往往要落到“十三经”的形成过程这一问题上。不过关于这一问题，学者之间的歧见却非常多，焦竑、蓝鼎元等认为“十三经”定于唐代贞观时期，顾炎武、杭世骏、方东树以及乾隆帝等则认为“十三经”窻自明代，至于另外一些学者，如袁枚、傅云龙、陈兆仑等则认为“十三经”定于宋代。从近代以来学术界的研究看来，在明清时期并不占主流的“十三经”成于宋代说逐渐成为定说，而在清代一度影响较大的明代说则近乎湮没。
综合以上宋元以来学者对于经目演变的论述，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两大问题：
首先，是由于没有“经目”这一概念，因此，在梳理经目的发展、演变时，对于在一定时期内比较稳定的、有一定的经学史成因和影响的“经目”与随机的、偶然的、个人化的经书合称之间的差别认识不清，并由此导致对于经学史、经目演变认识的混乱。这一问题自王应麟始便表现出来，而到元明之后竟愈演愈烈，以至于诸如刘敞《七经小传》、何异孙《十一经问对》这些著作带来的“七经”“十一经”之名都被视作与“六经”“九经”一样的经目分合，甚至这样的认识还出现在康熙十八年（1679）博学鸿词科的试策题中：
而包括马荣祖、齐召南、杭世骏、陈兆仑、沈廷芳、刘纶等在内的众多士人在回答这一问题时，都将“七经”“十一经”与“五经”“六经”“九经”“十三经”视为一类，足见当时士人对经目认识的混乱。
其次，则是对具体各经目的产生时代、始末认识不清。有意思的是，由于“七经”“十一经”这样的“计部之数”是偶然的、个人化的，因此，关于它们的来源历来为士子所熟知，反倒是那些真正的经目，比如九经、十三经等究竟何时产生，由于明清学者并未将“经目”作为一个专门的问题去研究，因此即使是素以考据见长的清代学者，对这些问题也认识不清，即以上文所提及的博学鸿词科的试策为例，获得该科第一的刘纶是这样回答这一问题的：
事实上，唐代早有“九经”制度，而“十三经”的兴起，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始于唐代，这样的认识竟被拔为博学鸿词科第一，明清学者对于历代经目产生的研究状况由此略可窥见。而连经目产生的基本时间都未厘清，则其背后的形成因素、引起的经学史影响等问题更是无从谈起了。从刘师培《经学教科书》（1905）和皮锡瑞《经学历史》（1907）两部经学史著作我们即可看出，直至清末，关于经目演变的论述仍未出王应麟以来的框架，这一专题的研究并未展开。
进入民国以后，经学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在“经”的产生、“经学”的建立、历代经学的特点等问题上的研究尤为卓著，就经目研究的领域而言，亦曾进行过不少深入、广泛的探讨，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是关于“六艺”之构成始末的研究，包括钱玄同、顾颉刚、郭沫若等学者在内的不少著名学者都曾参与这一问题的讨论，简言之，以钱玄同为代表的学者推翻了长期以来“六艺”形成于先秦的传统观念，认为“六艺”乃是汉儒为了推崇儒学、建立经学制度而伪托孔子名义造作的，《易》《尚书》《诗》等原先是并无关系的典籍，经过汉儒的拼凑而成为儒家的基本典籍丛书，作为“五经”之基础的“六艺”，乃是汉儒重建儒学的成果。可以看出，这一研究的基本背景，即是上世纪初的“疑古”思潮，其中的不少看法，经过近年来的研究，已经被证实是并不可信的推断。不过，围绕这一研究，汉代经学史的相关资料得到了初步的整理，一些此前并未被学者重视的文献被发掘出来，因此，笔者认为，尽管这一研究的最终成果未必可信，但他对于民国以来经目乃至整个经学史研究的推动作用，仍是不可抹杀的。
民国时期经目研究的另一突出成就则是以博士制度研究为名义而展开的，其代表成果即王国维的《汉魏博士考》（1916）和钱穆先生的《两汉博士家法考》（1944）。关于博士制度的研究，清末曾有胡秉虔《西京博士考》和张金吾《两汉博士考》，但皆比较疏略，尚未深入考究两汉博士官制沿革及其治经之目的演变。至王、钱二氏治此学，乃始深入考辨名实、梳理源流。王国维不满于胡、张二书“于六艺流别及两汉制度均有所未究”“于诸经立学之事茫然无可考”[33]，因此其自撰《汉魏博士考》，对武帝立五经博士以前的博士制度、宣帝时期经目的调整、东汉光武时期经目的重建以及曹魏时期诸经博士的调整都进行了论述，颇多新见，其中如论定《孝经》《论语》不设专经博士，然亦由诸经博士传授等，皆可成定论。不过，客观而言，王氏此文颇多推论，对于武帝前后博士官性质的变化认识未清，对西汉博士治经之目的考证也未完备，至于武帝、宣帝、光武帝三个时期经目演变的历史背景等更全未考索，沈文倬先生认为是文“论证全凭推比，缺乏坚实的证据”[34]，虽过于严苛，但亦颇中其要害。而与此相比，钱穆先生的《两汉博士家法考》一文则大为不同。钱公此文的最大特点，乃是一本文献，不囿旧说。其举出的几个基本论点，如论汉武帝之前的博士为顾问官，申公、辕固生皆不可视为专经博士，便高出此前诸家。又如其论“五经博士，初不限于一家一人”“其为博士者，初亦不限于专治一经”“其时所谓五经博士，乃一总名，以别于前之博士”[35]，不拘于“五经博士”之名，资于文献而深究其实，皆可成定说。至于他提出各经有某家之学乃始于宣帝石渠之后的观点，虽然不少细节仍有可补正之处，但这一思路则超越前贤，极富启发性。总之，钱穆先生此文对于汉代经目研究的深入推动极大，可以说是民国时期经目研究的扛鼎之作。当然，由于钱穆先生的研究主要基于学术史的领域，因此，在探讨经目演变的政治历史背景方面，则未加属意，此亦其体例之所限，不必苛求。
不过，从整体上说，由于“经目”并未成为一个专门的论题，因此，民国时期的相关研究显得比较零散，除了关于六艺和汉代经目的研究以外，可注意者还有周予同先生关于“四书”之产生的研究[36]，至于对其它朝代经目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此期的一些经学通史，如陈延杰《经学概论》（1930）、钱穆《国学概要》（1931）、周予同《群经概论》（1933）、马宗霍《中国经学史》（1936）、钱基博《经学通志》（1936）、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1941）、泷熊之助《中国经学史概说》（1941）、李源澄《经学通论》（1944）、蒋伯潜《十三经概论》（1944）等，虽然开篇均以从“六艺”“五经”到“十三经”的演变作为导论，但皆限于概说而已，且其论多因袭宋代以来旧说，与清末刘师培氏的《经学教科书》相比基本未有突破。
1949年以后，两岸学术界关于经目研究的基本格局总体上并未有大的改观，因为“经目”始终未曾被作为一个独立的论题被学者自觉地进行研究，因此，经目研究仍主要附庸于相关经学史的研究而展开。就两岸影响较大的经学通史著作而言，无论是许道勋、徐洪兴先生的《中国经学史》，还是李威熊先生的《中国经学发展史论》，其首章均介绍历代经目的演变，与民国时期的经学史著作相比，这些著作基本不再将“计数之部”的“七经”“十一经”等与真正的经目相混杂，其所清理出的西汉“五经”——东汉“七经”——唐代“九经”“十二经”——宋代“十三经”的轨迹亦逐步廓清着历代经目演变的主线。但是，不必讳言的是，一方面，关于历代经目演变之史实的研究仍很不充分，如汉代所置“五经博士”的师法究竟如何演变，“九经”制度究竟始于何时、其与《五经正义》所指“五经”之间的关系如何等，仍未得到解决，至于两汉何以先后出现三种不同的“五经”之说等问题，更是未见论及。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缺少对经目这一范畴的自觉认识，因此，他们关于经目演变的论述仍未能揭示出“经目”作为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的本质，由是不仅所谓的“开成十二经”仍被视作经目演变中的重要一环，在关于“十三经”的形成过程及其与“四书五经”之关系等问题的研究方面，也显得颇为模糊。因此，从整体上来看，49年以来的各种经学通史著作，虽然都涉及了经目演变的问题，但仍未能勾勒出历代经目演变的真实线索，至于经目演变与各代政治、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其论述则更为疏略。与经学史领域内其他若干专题的研究相比，经目的研究处于比较滞后的状态。
其实，与民国时期的研究状况相似，1949年以来涉及经目研究的突出成果，主要还是体现在一些比较具体的经学史问题上，例如由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大量出土文献的整理、公布，使得民国时期已成定论的“六艺”构成问题再次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王葆糱、廖名春、郝明朝、池田知久、浅野裕一等学者都各自作了专门的系统研究，很多重要的学者对此都发表了意见。此外，关于汉代博士所治经目的演变问题、魏晋十九博士的问题、“四书”的形成问题、《孟子》的升经问题、蜀刻石经的经学史意义、“十三经”的确立过程等问题，都曾有学者进行过专门的讨论，不少研究成果可成定说。如沈文倬先生《黄龙十二博士的定员和太学郡国学校的设置》一文，考定武帝之前的博士为顾问官、元朔五年之后的博士为教育官，从而彻底辨清了“经”这一特殊文类的产生时间问题；又如董洪利先生考定《孟子》升经乃在北宋王安石熙宁变法之中，一举推翻了自明代以来流传的以《孟子》升经始于南宋朱子尊《四书》的旧说，对于我们廓清经目演变的史实极有助益[37]。当然，正如本书已经反复申说的那样，由于“经目”这一概念本身未被提出，学术界对于“经目”与一般的经书合称之间差异的认识有时仍显得模糊，这严重地干扰了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例如在“十三经”之形成过程的研究中就体现得十分突出。关于这些具体问题的学术综述，可参看正文的相关部分。
通过对宋代以来“经目”之研究状况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发现，长期以来，学者对“六艺”的建构、两汉博士制度中的经目演变、《孟子》升经、“四书”的形成等问题都已经作了不少探讨，形成了很多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不过，由于“经目”这一范畴始终未被明确提出，关于经目演变的研究始终零散地附庸于相关经学史的研究，因此，它在理论性和系统性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整体上显得十分零散。由于缺少对于“经目”这一概念的自觉意识，目前的研究既未能在最大程度上廓清经目演变的史实，至于历代经目演变背后的政治、社会、制度诱因，以及经目的演变给学术史、文化史带来的影响，则更缺少深入的探讨，而这些，正是本书努力达成的目标。
三、本书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在前文的论述中，笔者反复提及，“经目”作为经学史的核心和主线，在经学史的研究中本应具有先行的地位：我们只有清晰地梳理出历代经目演变的线索，才可能对历代经学史的演变获得一个直观的整体认识。事实上，历来的经学史著作都将经目的演变作为全书的开篇，已经显示出这一问题在经学史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但是，就是这样一个重要性不言而喻的论题，居然长期未见系统、深入的研究，“经目”作为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史实考辨上，都没有得到自觉的探讨、整理，这不仅是经学史研究的缺憾，也是整个古代文史研究的缺憾。因此，本书即以历代“经目”的演变为核心，在文化史的背景下展开从“六艺”到“十三经”的专题史研究。基于这一论题目前的研究现状，本书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基本史实的考辨清理。由于“经目”研究此前并未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因此，这一论题内的大量史实没有得到应有的考辨和整理，以讹传讹的现象比较普遍，一些借助传世文献或新出文献基本可以解决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比如孔门“六艺”的建立究竟始于何时？孔子是否曾以《易》《春秋》设教？汉武帝设“五经博士”时各经是否已具师法？《汉书·儒林传赞》称五经博士仅言及《书》《礼》《易》《春秋》，这一现象当如何认识？汉宣帝“黄龙十二员”博士所掌经目究竟为何？魏晋南北朝各代所立经目为何？《宋书》所载魏晋“十九博士”具体掌治何经？“九经”设科制度始于何时？为何产生？“十三经”的确立是否真在宋代？《孟子》升经是否即标志着“十三经”的成立？“九经”制度在北宋经历了那些变革？南宋时期施行的正经制度又是如何？“十三经”与“四书五经”的出现究竟孰先孰后？《十三经注疏》真正意义上的初次汇印始于何时何地？“十三经”何时、如何得到官方的认可？这些问题，学界或鲜少讨论，或多循旧说，或已有名家专为考定，却缺少进一步的复核和深入。总之，就经目演变这一论题而言，史实失考是限制其研究进一步深入的重要因素。因此，本书的首要目标，即是系统地考辨、梳理历代经目的演变过程，试图最大可能地廓清经目演变的路径。这是本书的基本目标。
第二，考稽、探讨经目演变的内外部诱因，以及前后因革或并存的不同经目之间的关系。此前，学术界对于历代经目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影响经目演变的相关因素的分析显得不足。例如，“六艺”之说既然在郭店楚简中已经出现，何以战国末年的《荀子》中不仅不见“六艺”之名，甚至连“六学”并举都没有出现？两汉时期曾经出现过三种不同的“五经”说，其中《汉书·艺文志》与《白虎通·五经》篇所见的两种“五经”说相继出现，它们各自以何为据？为何出现分歧？其与汉代学术史的关系如何？曹魏时期王肃经学的地位迅速提升，是否皆可归因于其姻亲司马氏之秉政？魏晋南北朝礼学勃兴，《周礼》在诸经中的地位上升，基于何因？唐代既然实行“九经”制度，然中唐以后何以又出现“五经博士”？北宋前期的《孟子》升经，其背后之推动力量究竟为谁？其与新旧党争之间存在何种关联？南宋时期施行“六经”制度，其与此前的“九经”以及后来的“四书五经”之间分别存在何种关联？南宋出现的“十四经”之说，与后来的“十三经”又有何关系？元初官定经目中仍有《周礼》，何以至延祐科举后便仅存“五经”？《孝经》在汉唐时皆与《论语》并置，何以宋元以后《论语》位列兼经而《孝经》则仅为蒙学之书？明清两代，何以同时出现“十三经”与“四书五经”两种经目？它们各自代表着什么样的学术理念？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显然，这些都是经目演变这一论阈中非常值得探究的问题，也是本书试图探讨的问题。
第三，尝试就“经目”本身及其与经学史的关系等问题作若干理论性的探讨与总结。笔者在《关于〈新编新注十三经〉之编纂及进展》一文中曾经提出：“经书的选择与结集是开放而又稳定的，每个时代的士人都会根据当代的政治制度、学术追求和解经方法对于经部书目作出自己的选择，这些选择在得到朝野士人的普遍认同后便会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保持稳定，而这一时期的经学研究也就会在这一格局中渐次展开，直到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38]作为一个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历史现象，经目与经学史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经目的演变乃是前一时期经学史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经目在确定之后又会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影响经学史的发展。此外，例如官方经目与民间经目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各自对经学史的影响、“经学”在国家政治中所起作用的变化与经目的调整演变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都可以在充分了解经目演变的基本史实以及相关诱因的基础上，作出理论性的探讨与总结。以上便是本书围绕“经目”演变这一论题将要展开的三个层面的探讨。
关于本书的研究方法，笔者以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以文献学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作为一部以考辨史实为基础的论文，笔者的全部研究将完全建立在充分的文献学研究的基础上。事实上，无论是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还是域外汉籍越来越多地进入我们的视野，抑或从前难窥真颜的宋元善本的大量影印，都给我们的经学史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郭店楚简《六德》《语丛一》的出土，使我们可以重新定位“六艺”的形成过程；敦煌残卷《唐永徽职员令》的发现给我们考证“九经”制度的确立时间提供了新的参照；日本京都大学所藏刘炫《孝经述议》残卷有助于我们了解《五经正义》的编撰体例和今传本《古文孝经孔传》的真伪；而《中华再造善本》中北京市文物局藏元刻明修本《十三经注疏》的公开出版，则使我们更加便利地采集到丰富的版本信息，进而帮助我们考定“十三经”初次汇印的地点及其获得官方正式认可的时间。总之，笔者在论述中将充分注重对于史料的史源学的辨析，并尝试通过版本学、目录学、辑佚学等各种文献研究的手段，为笔者的考辨建立更为充分的文献基础。
其次，以文化史为背景，将经目的研究与政治史、制度史、社会史等相关研究结合起来，全面、立体地考察经目这一历史现象在传统社会中的影响。传统的经目研究一般局限于学术史的领域，例如关于汉武帝“遵行儒术”与汉代前期学术史之间的关系，《孟子》升经与中唐以来经学思想演变之间的关系，以及“四书”学的兴起与“经”“子”学术关系的演变等问题，都已经有了非常深入的研究。但是，前文已言，经学固然具有“六经之学”的学术史身份，但它的基本身份，则是与国家政治密切关联的国家意识形态，在这一意义上，它与政治史、制度史之间的密切联系，绝不逊于它与学术思潮演变之间的关联，甚至在一定的历史情况下，这种关系显得更为直接和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因此，与以往的经学史论著比较单纯的学术史眼光不同，本书将选择更多的角度和侧面，例如科举制度、政治变革、宫廷权力斗争等，对“经目”的演变进行更为全面的考察。
复次，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本书注重在“当代史”的情境下展开研究，因此，我们的研究范围和关注重点也将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作相应的调整。传统的经学史研究注重其作为“六艺之学”的属性，因此在研究各个时期的经学成就时，对于诸经的关注程度相对比较平均；但本书既然是关注“经目”这一现象在历史上的演变过程，而不同时期的经目范围本身是不同的，因此，我们的研究也就要依据不同时期的经目认定而转移。笔者特别关注的是，某一部经典、或某一家经说何以在此时进入经目，或何以在彼时被废出经目；某一种经典何以在此时的经目中地位极高，又在彼时的经目中地位衰落。总之，在本书的论阈内，“经”从来都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一方面是“经目”这个集体中的个体，另一方面又依附于特定的时代背景，我们无论是探讨某一“经目”形成的原因，还是探讨某一“经目”内部的结构，都是以当时的特定历史语境作为基本前提的。
总而言之，就整个文化史的层面而言，一部经目史不仅是经学史的核心和主线，还与各个时代的政治、社会发展有着疏密不同的联系，无论是学术史，还是政治史、制度史、社会史，都在一定程度上将各自的身影投射到经目这一历史现象上，通过对于经目演变的研究，对于我们了解不同时期治国理念之间的差异、了解中华文明的发展轨迹都具有切入点式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