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
王鑫先生的《日本近世易学研究》是通过考察代表性相关文献，对江户时代易学的受容与变迁进行研究的著作。
至今而言，日本的近世即江户时代（1603-1867）的思想研究已为数不少。特别是儒教与日本的关系，迄今为止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论述。但是，儒教对日本的思想、学术、文化、生活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换言之，“儒教对日本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这一问题，目前研究者们所给出的解释仍有着极大分歧。虽说儒教在日本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对于这种影响的评价，我们似乎还未能给出清晰的答案。
作为上述事态所产生的结果之一便是对儒教在日本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我们依然有许多不明之处。如此说来，或许可以倾向于认为日本儒教还未能得到充分的调查研究。虽然自明治时代以降，井上哲次郎的三部曲——《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日本古学派之哲学》《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1900-1905）以来，已有许多相关学术研究的业绩，特别是战后日本思想史的研究尤为盛行。但就儒教一事而言，未开发的研究领域仍为数不少。如日本儒教中的礼乐思想以及本书所讨论的易学思想，便是如此。
礼仪、乐律以及以《易经》为首的五经是江户时代儒者知识与教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后世，我们却有只选取其中一部分论述其意义与价值的倾向。换言之，与儒教固有的文脉不同，这种对哲学思想的文脉抽象追寻的结果，并未能正确传达出当时儒者的学问与教养的实质样态是怎样的。于是，一种“歪曲”便从这里产生了。这是“好学深思之士”都能轻易察觉的事情吧。
由于以上原因，有关江户时代儒家礼仪与乐律的研究，或许令人意外，实际上正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在这里，王鑫先生所关心的易学，正是日本思想史研究中未开发的领域之一，可称得上是以切近当时思想史事实为目的的极为宝贵的论著。
二
以下，试介绍本书的内容。
如本书《序言》所说，尽管《易经》在早期便传到了日本，但其研究之兴盛则在江户时代。江户时代的易学著作多达一千余种，著书者超过四百人，易学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样态。此外，这些著作在与中国易学史的主要脉络（汉易与宋易、卜筮与义理等）交涉的同时，还带有着日本独特的样貌。接着，本书选取了朱子学派、古义学派、徂徕学派（古文辞学派）、泊园书院及考证学派的代表人物与易学著作，展示了本书从文化交涉学的视角出发对日本近世易学进行考察研究的基本方针。
第一章“易学与神道——山崎闇斋的易学研究”通过对《朱易衍义》《文会笔录》等《山崎闇斋全集》所收录相关著作的考察，研究了江户时代前期朱子学派的代表人物山崎闇斋的易学。
敬服朱熹以至于有“与朱子同谬，何遗憾之有”之说的闇斋，其易学从文本到思想，也专门服务于对朱熹易学的整理与彰明。然而研究认为，及至晚年其易学思想也与神道有了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宇宙唯一理”的思想、《太极图说》的万物生成论与垂加神道的融合、“河图洛书”的考察等，可认作是神道被赋予了“理”这一普遍性的表现。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是通过使用自中国传入的朱熹的“理”为日本固有的传统立法的结论。
第二章“人伦的世界与形而上学——伊藤仁斋的古学与易学”则考察了古义学派的创始人伊藤仁斋的易学。根据《易经古义》《大象解》等其易学相关主要著作，在分析了仁斋的“古者《易》有二家”“《易》为义理之书”“《十翼》非孔子作”等易学主张后，指出了作为仁斋独有之特色——依据汉易（古易）将“太极”解作“元气”的本体论的展开。从此可知，以往被“绝对的人类学”“人伦的世界”定义了的仁斋的思想，并未失去其对形而上学的关注。
本章还指出虽然这种一方面反对“天道”，另一方面又试图构建形而上学的想法，乍看之下似乎是矛盾的，但实际上却是为了批判佛教空虚思想和道家虚无思想，从而追溯到古学的儒教立场的结果。
第三章“‘后世谈理，率祖乎易’——伊藤东涯的易学研究”通过对仁斋之子——伊藤东涯易学的考察，对古学派易学的展开进行了实证的接续研究。除伊藤东涯的代表作《周易经翼通解》外，本书还对天理大学古义堂文库收藏的《周易传义考异》、国会图书馆所藏《易考异》、本校（关西大学）内藤文库所藏《读易私说》、泊园文库所藏《周易义例卦变考》等众多的传存抄本进行了调查，并以此为资料而灵活运用。
据王鑫的研究，东涯易学的重要特色，首先是对仁斋“十翼非孔子所作”之说的继承和发展。其次则涉及象数问题（占筮法），本书列举了东涯对朱熹“正策”“余策”说的批判，如实展示了自此而来易学研究的致密。
然而研究认为，东涯易学之重要哲学意义依然要属达成了“后世谈理，率祖乎易”这一认知。进而从这一立场出发，东涯就《易经》研究的诠释原则进行了调整，在这一过程中，仁斋将“太极”视作“元气”的本体论被进一步推进到了心性论、实践论的水平。
第四章“易道与政道——太宰春台的易学研究”所论及的是徂徕学派（古文辞学派）的代表人物太宰春台的易学思想。所使用材料，除《易道拨乱》与《易占要略》外，还包括泊园文库所藏《周易反正》等抄本。
研究认为，春台的易学思想，如其“夫易自有易之道，与他经异”之说，以《易经》的特殊性作为其认识的出发点。依据徂徕学派的观点，六经之所以重要在于其记载了“先王之道”，而在春台处，“道”则由五经记述的“常道”与《易经》开陈的“易道”两部分组成。进一步来说，由于先王之道的历史性变化正基于易道的阴阳与数理，易道便展现出作为理解这一变化的历史哲学的意义。因此在春台处，“先王之道”的衰退并非意味着五经之常道的无效，相反的，对于易道的认识正是拨乱反正的政治之道的保证，这一认识也是其易学特色的归结。
第五章“泊园易学的成立与展开——藤泽东畡、南岳与《周易辑疏》”，是针对泊园书院《周易辑疏》的考察研究。泊园书院是徂徕学一系的汉学私塾，是从幕府末年到明治初年，亦即19世纪后半叶大阪地区最大的学术场所。《周易辑疏》本是泊园书院院长藤泽东畡、南岳在经学方面的代表作，然而未能广泛流传于世，目前仅在关西大学泊园文库藏有2部。
首先，此书此前虽被认为是南岳所撰，然可证实其内容实际上大多是引用东畡的说法。进而要说明的是，此书大量引用并疏解了中国与日本的易注，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辑疏”体裁。就本书内容而言，研究在通过其记述与按语，巧妙地整理了说明六十四卦是如何变化的——所谓“卦变”的复杂理论的同时，还于此书中看到对徂徕学之政治哲学特色的论证。
因此，研究在政治思想一节进一步指出，东畡将《乾卦·象传》“天德不可为首”与《孟子·离娄》“仁不可为众”作为同义互释的着眼点。研究认为，这一解读虽有曲解的嫌疑，但若套用于近世天皇与将军的关系，其中臣下不得对权力有所欲求的政治意味就十分明晰了。也就是说，这是将日本“万世一系”的皇统与周公、孔子之道等量齐观，是否定革命论的日本国体论的反应。研究指出，这也正清晰地显示出泊园学的特色。
第六章“日本近世的易占——以海保渔村的《周易古占法》为中心”，考察了海保渔村的易学思想。海保渔村作为幕末的考据学者为人所熟知，尽管此人十分著名，但有关其学术思想的研究却停滞不前。本书在对其《周易古占法》进行详细论述的同时，还与朱熹的占法进行了比较研究。
三
如此，虽然《易经》作为儒教经典中首屈一指的重要文献，但综上所述，以往关于日本近世的易学研究却极为少见，本书正为弥补这一缺陷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本书的特色首先在于咀嚼高度专门化的易学内容这一点。中国易学自先秦时代，经汉代、六朝、唐代，至宋代的朱子学，拥有着悠久的历史。由此才与江户时代的易学产生了接续，王鑫先生在立足于中国易学的各类专业理论的同时，较好地阐明了日本近世的易学理论。其中占筮法和卦变的有关阐释也十分准确。
其次，在于本书对学术资料的挖掘与广博的搜集。由于江户时代儒者的著作大多是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迄今为止依然存在作为易学相关研究资料使用的困难，王鑫先生对这些抄本及其他贵重资料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工作，并施以了充分的灵活运用。这点在伊藤东涯、太宰春台、藤泽东畡、南岳的部分尤为显著，可以说是非常宝贵的研究成果。
其三，本书对易学在日本独立展开的论述十分重要。以山崎闇斋为例，本书揭示了易学理论是如何成为日本固有之神道与神话的解释原理的。于伊藤仁斋的部分，则论述了易学作为对抗佛教与老庄思想的儒学理论的灵活运用，以及伊藤东涯在仁斋易学的基础上，其反朱子学理论在心性论、实践论领域的展开。研究还指出了太宰春台对先王之道与《易经》之关系的探索，并在易道中找到了引导政治社会行进方向之法。进而揭示了藤泽东畡、南岳继承了徂徕学政治的一面，于《易经》中追寻日本国体论的理论基础，等等。这些论述为我们很好地展示了日本近世《易经》受容与变迁的具体样态。
当然，作为贯穿日本近世易学展开史的总体研究路径，与中国易学史的比较研究，想必仍有进一步深入解说的需要。而就阳明学派的易学、新井白蛾所代表的通俗易学来说，或许也应受到进一步关注。这些应当是我们今后所应关注的课题。但对以往被忽视的有关江户时代易学理论研究之意义，应该得到充分认可。本书是针对“发源于中国的易学在日本是如何展开的”，以及“其在思想上又有着怎样意义”的问题所展开的实证与哲学分析相结合的研究，可以说为儒教史或东亚思想史研究添加了宝贵的成果。因此，我相信本作不仅在日本，在中国亦能得到热烈的反响。
王鑫先生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完成硕士课程后，进入关西大学研究院文学研究科攻读博士课程，于2012年取得博士（文学研究科文化交涉学）学位。本书为其关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的增补修订之作。其行至今，历经了波折坎坷无数，包括在日本生活方面的问题，想来必极为辛苦，然而不论如何，王鑫先生依然在三年内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也成就了如今本书的出版。相信他的努力至少可被视为今后阐明儒教与东亚文化交流史的基石之一。身为作者的指导教授，谨以此序，为本书的出版送上祝贺。
关西大学东亚文化研究科教授 吾妻重二
2017年3月吉日（佟欣妍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