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外文学关系视域中的文学东欧

第一节　从地理东欧到政治东欧

“东欧”作为一种国际区域划分，有着特定的文化内涵，它是冷战时期形成的一个特殊的地缘政治概念。表面看来，东欧是一个地域性称谓，但实际又对其地理内涵进行了明显的修正，比如苏联的东欧部分显然不曾包括在内，相反，习惯上又将巴尔干中南部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前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纳入其中，从而体现其特定的政治、历史、社会和文化内涵。这种诸国并称的方式，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世界历史叙述，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因为特定的世界政治格局，更加凸显了“东欧”这一概念的政治文化内涵。而在中外（特别是近代以来）文化与文学关系的意义上，这一概念的地缘政治与文化意义显得更加突出。中国与东欧文学的关系由此也就成为中外文学关系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组成部分。

自然地理意义上的东欧，是指较少受大西洋和地中海海流影响，接近乌拉尔山和伏尔加河流域的地区，实际上主要指俄国的欧洲部分和其他独联体的欧洲成员国。而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东欧”，则包括了地理位置上的中欧东部四国，即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以及东南欧及巴尔干半岛除希腊以外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前南斯拉夫诸国。前者由北至南横贯欧洲大陆中部，是连接欧洲东西部的桥梁；后者地处欧、亚、非交汇处，西南隔地中海与北非相望，东南与土耳其的欧洲部分接壤，扼三大洲之咽喉要道。因此，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东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受特定时空规范的政治文化概念。自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出现之后，以维也纳体系（Vienna System，1814）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体系（Versailles System，1918）为历史渊源，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些地处中南欧与巴尔干地区，不同程度地受苏联控制，在政治上实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制度，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经济上多采用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它们以二战所确立的“雅尔塔体系”（Yalta System，1945）为国际关系框架，是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及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西欧”相对应的，以苏联为首的（苏联之外的欧洲）社会主义阵营国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里的情况已发生相当大的变化：首先，德意志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东德）已经从这个概念中分离出去（1990年10月东西德合并）；其次，捷克与斯洛伐克各自独立（1992年7月）；第三，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已分解成若干个民族国家，包括先后分离并独立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波黑；最后，连“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这个延续了近80年的国家名词也变成了“塞尔维亚和黑山”（2003），2006年黑山宣布独立，2008年科索沃宣布脱离塞尔维亚宣布独立，至此，前南斯拉夫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分裂为7个国家。那么，“东欧”作为二战后形成的地域政治概念，其所指已经从90年代之前的7国（即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此外另有东德）已经分化（或归并）为14个主权国家了。如此，我们还是否有足够的理由把他们放在一起进行讨论呢？特别是作为比较文学和文化的研究者，当我们在讨论中外文化和文学关系的时候，这样的归并处理方式还有没有理由和价值？如果有，那又是什么呢？

英美政治学者对“东欧”这个概念及其所指有过不少相关论述。英国的苏联东欧问题专家本·福凯斯（Ben Fowkes）在十多年前就曾预言：“‘东欧’这一术语将来很可能不再被人使用，代替它的可能是‘中欧’和‘巴尔干欧洲’这两个术语。”[18]的确，以西欧强势国家的眼光看来，东欧国家始终没有形成一个鲜明统一的国际形象，因为它在历史上的“有好几个世纪都被看作是东方四个大帝国——德意志、哈布斯堡、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在国际上或全世界几乎看不出有什么鲜明的民族特性。这个地区对于欧洲来说也是遥远的、陌生的，只有匈牙利和波兰除外”[19]。不过，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东欧诸国极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这一地区在近现代的政治版图始终变化不定的特点，本身就是东欧诸国在历史演变中所体现的共同特性。在这一点上，还是那位本·福凯斯的话或许有其道理，他紧接着上述那句话后又说：“但对历史学家来说，‘东欧’这一术语是不可缺少的”[20]，至少，它反映了一个特定时期的特殊历史现象。

东欧地区在近代之后虽然分属不同的民族国家，但从地缘政治到历史文化传统，都有着明显的相似性和关联性。

从地理位置看，东欧诸国地域相邻，位于欧洲大陆中东部和欧亚非咽喉要冲，又夹在俄、德、法、意等大国之间，因此从地缘政治考虑，它们在历史上既是诸大国相互争夺、企图占领或者控制的地区，也是国际势力争取并加以同化的对象，同时在各个历史时期，还分别受到来自周边大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

长期以来，东欧处于欧洲大国之间，饱受侵扰与控制，因为在争夺欧洲和世界之时，诸列强差不多都以中东欧为突破口，自古以来影响、侵略和控制过这个地区的国家，古代有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中世纪有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近代有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德国，现代有第三帝国、苏俄和美国等。尤其在17世纪“三十年战争”（1618—1648）为标志的近代欧洲国际关系形成的时候，东欧地区的早期国家均已灭亡，各民族寄人篱下，受尽异族的奴役和统治。此后两个多世纪，欧洲战争频仍，最后中欧地区的弱小国家都沦为大国宰割的对象。一次大战结束后，东欧虽先后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同样仍是诸大国所构建的凡尔赛体系安排的结果。二次大战后，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东欧出现了。东欧国家相继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其历史原因除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抵抗或反法西斯的英勇斗争外，还与法西斯国家的失败和美苏对欧洲的重新划分紧密联系在一起。之后在整个“冷战”时期，东欧更是生存于两极格局的框架内。除走上不结盟道路的南斯拉夫外，其他东欧国家无不生活在一个充满矛盾与困惑的时代里。冷战后的中欧中断了社会主义道路和与苏联的依附关系，但他们的返回欧洲之路仍受制于美国、西欧和俄罗斯等大国集团。

如果把东欧置于整个欧洲历史发展的视野中，欧洲的四大半岛即亚平宁半岛（意大利）、比利牛斯半岛（西班牙、葡萄牙）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挪威、瑞典等）都曾先后崛起并主导欧洲乃至世界发展的大国。与其他三个半岛均受单一文明的影响不同，东欧地区不仅缺乏对一种文明的认同感，而且承载着不同文明间的冲突。这样，处于不同文明和政治文化的交汇处并深受它们的影响，是东欧在地缘政治意义上之重要性与特殊性的体现。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东欧地区是强大国际势力范围间的“破碎地带”，英国学者艾伦·帕尔默（Alan Palmer）更是把保、匈、波、罗、南等国称为“夹缝中的六国”，并称“今天的东欧舞台上是三种不同文明的互动：西欧的天主教/新教文明、东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21]，他借用地质学大陆板块学说，认为东欧东正教板块就夹在西北方的西欧天主教板块和东南方的穆斯林板块之间，他们之间的分界线处的碰撞就像板块断层处那样常常引起地震。[22]进一步说，构成东欧社会发展最重要、最根本的要素就是东西方不同文化的既互相排斥、相互冲突，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这种融合与冲突的不同文明是外来的而非内生的，他们自己的文明渊源，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程度地被外来文明所吞没，这取决于东欧地区长期以来受制于大国关系或现实的国际体系。

当西欧诸国在16、17世纪启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时候，东欧诸国几乎都处于被占领的屈辱地位，尽管到19世纪中叶它们先后不同程度地取得了民族自主并开始了现代化进程，但与西欧国家相比，其现代化的外激性、滞后性和非自主性是共同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拥有相似的国际境遇，相近民族历史记忆。仅20世纪的百年里，这一片土地就经历了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的一次次激荡和冲击。20世纪初兴起的国际共产主义及苏维埃运动，波及了此地并产生巨大的影响；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硝烟中，这里的民族无一幸免，都相继成为各大帝国利用和瓜分的对象，沦为法西斯德国占领和残杀的土地。二战之后，世界进入冷战时代，在两大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北约”“华约”两大国际阵营的长期对峙中，东欧诸国作为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因地处于两大对立阵营的交界地带，同样也付出重大的历史代价。战后初期，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捷克和南斯拉夫等国领导人，曾结合各自特点，对社会主义发展做出不同探索，但也在斯大林的东欧政策和华沙条约的推动下几乎全部夭折。[23]

总之，正因为他们大都反复遭受强国的侵略、压制甚至瓜分，并始终难以摆脱作为周边列强争夺对象的处境，因此，反对列强的侵略和奴役，反对外部势力的各种占领与同化企图，争取和保卫国家的独立与自由，努力探索自主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尽管长期以来，在种种外部压力和内部牵制下，这种努力常常难以成为现实，但这仍然——是这些国家所共有的民族性格。

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东邻大国苏联的解体，东欧地区的历史似乎开始了新的一页，以中东欧国家为主体的华沙条约国纷纷进行体制改革，由原来的一党制演变为多党民主选举的议会制度，进入21世纪后又先后加入欧盟组织，几乎不约而同地完成了所谓“回归欧洲”的转型，但从这种纷纷然的举动中，我们似乎仍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在处境、利益、选择上的共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