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本书讨论的问题，是以东欧文学在中国为焦点切入近代以来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作为一个具体论题，这一选择总有具体的甚至不乏偶然的缘由。不过，对笔者而言，议题的另一个关键词“弱势民族文学”，则不仅是一种分类意义上的指称，更意味着我对于“（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普遍与具体两个维度上的考虑，只有当“文学关系研究”落实为“中外”二元并进一步具体到近代以来的中外文学关系时，许多历史的具体性、判断的价值特性才得以层层显露。说到底，这种对历史具体性的追求冲动，是来自于对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发生及其价值的关注，来自于对其在世界文化现代化和多元展开中的地位和意义的探寻需要，也来自于对它的当下呈现和未来发展的某种焦虑与关怀。

在近现代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具体展开中，我越来越意识到，与一般意义上的跨文化文学关系相比，近代以来的中外文学关系及其研究，有着特定的内涵和性质。近现代中外文学关系的历史，是与具体的历史境遇和文化限定性紧密相关的存在，是中国文化与文学系统经受“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并得以再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这种历史限定性至少包括：近代以来中国的弱势文化地位及世界文学视域；从古代的文化中国视域跌落为弱势文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情感方式、思维方式、观察视角的转变；中国文化主体与西方之间的亦师亦敌关系的情理纠葛；当然也包括21世纪前后由弱转强趋势下的另一向度的反拨，它的种种文化蕴涵都有待清理与批判。

因此，中外文学关系不仅是一种逻辑性的存在，更是一种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既是对中国文学近现代进程的境遇和发生演化的体察，同时也包含了对研究者主体文化立场的审视，包含了对其研究如何汇入当代中国文学文化的世界化进程的主体意识，包含了如何在近三百年来的现代世界文学主流经验之外，对中国和其他非西方文学为世界文学的多元共生，及其所体现、包孕的可能性的发掘与阐释，当然也包含了如何展开这一领域研究的方法论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在民族（区域）文化的叙事中展开世界文学的意义阐释，既是比较文学作为人文学术意义在当下的有效体现，同时也是中国比较文学在实践中走出“求同”与“显异”逻辑悖论的契机所在。[1]

在这个意义上，本书选择现代中国视域中最具典型性的弱势民族文学，即东欧诸国文学在现代中国的译介及其影响作为主要论述对象，同时据于对象本身的内涵和本人研究所涉猎的范围，也做一定程度的延伸。[2]这样的论域设定，除了意图勾勒东欧文学在现代中国的翻译、研究及其影响的历时性线索，以弥补汉语学术界（也包括域外相关研究领域）长期以来所忽视的环节外，也有意从这一典型性的中外文学关系维度对中外文学关系及其研究历史做出自己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