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茅盾与《小说月报》对译介东欧文学的贡献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除鲁迅、周作人之外，对东欧文学译介最用力，影响最大的当属著名作家、批评家和编辑家茅盾（1896—1981，原名沈雁冰，1928年后渐以茅盾之名行世）了。与周氏兄弟相比，虽说他对东欧及其他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在时间上要晚十年左右，而且其译介实践在当时就得到前者的大力支持，包括在一定程度上受他们的影响，但从译介所取得的客观效果来说，一方面茅盾接续了周氏兄弟在晚清民初以来对弱势民族文学译介的传统，同时也借助于五四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影响力和期刊（《小说月报》等）园地的作用，将这一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

与周氏兄弟一样，茅盾对东欧国家文学的译介，同样有着世界文学的整体眼光和对于弱势民族文学的独特关注，有着明确的指向性和理论意识。他对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和俄国文学予以热切关注。由于有意识地引进对现实人生产生影响的作品，茅盾作为编辑者并不想展开介绍外国文学的庞大系统工程，而是面对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学的发展现实，进行针对性的译介工作。他在当时给周作人等人的信中，就表明了对翻译问题的看法：“我现在仔细想来，觉得研究是非从系统不可，介绍却不必定从系统（单就文学讲），若定照系统介绍的办法办去，则古典的著作又如许其浩瀚，我们不知到什么时候才能赶上世界文学的步伐，不做个落伍者！”“翻译《浮士德》等书，在我看来，也不是现在切要的事；因为个人研究固能惟真理是求，而介绍给群众，则应该审度事势，分个缓急。”这种观念既是来自于茅盾世界文学的眼光和他对新文学发展的理想，同时也很快在鲁迅和周作人那里得到积极的回应和强有力的支持与帮助。

茅盾参与《小说月报》局部栏目调整的“半革新”，即负责“小说新潮栏”是从第11卷1号（1920年1月）开始，而接任主编全面推行《小说月报》的革新是从第12卷1号到13卷12号，即从1921年1月到1922年12月。在其担任主编的两年间，《小说月报》完全是在商务印书馆答应茅盾所提出的“馆方应当给我全权办事，不能干涉我的编辑方针”条件下运作的。上任伊始，他就给《小说月报》以高端前沿的定位，他在给李石岑的信中说到，希望读者与同仁以“英国的Atheneum（雅典娜杂志），美国的Dial（即The Dial杂志），或是法国的Mercure de France（《法国信使》杂志）”的标准来评判《小说月报》，并给以意见和建议，这也体现了年轻茅盾的世界性眼光和建设中国新文学的宏大抱负。因此，在译介方针上，突出更有现实针对性的弱势民族文学，同时以即时的外国文坛信息的介绍作为开拓国内文坛视野的手段，故而拟开设“译丛”和“海外文坛消息”栏目：

海外文坛消息，我打算自己写，因为我定阅了不少欧美的报刊，例如《泰晤士报》的《星期文艺副刊》，《纽约时报》的《每周书报评论》等等，其中尽有这类消息。这是新门类，大概会受人欢迎。

自1921年主持《小说月报》的革新后，茅盾依托鲁迅、周作人等文学研究会主将的支持，在该刊发表了大量弱小民族文学译作和介绍文章，还推出“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第十二卷第十号，1921年10月发行），仅中东欧国家文学就包括波兰、捷克、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8个民族的作家作品，以及芬兰、犹太、希腊、乌克兰、亚美尼亚等其他小国文学情况。茅盾在《小说月报》“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的编者引言明确说明了译介与倡导“被损害民族的文学”的意图及其基本情况。引言第一部分即以“为什么要研究被损害的民族的文学”为题，指出：

一民族的文学是他民族性的表现，是他历史背景社会背景合时代思潮的混产品！我们要了解一民族之真正的内在的精神，从他的文学作品里就看得出——而且恐怕惟有从文学作品中去找，才找得出。

凡在地球上的民族都一样的是大地母亲的儿子；没有一个应该特别的强横些，没有一个配自称为“骄子”！所以一切民族的精神的结晶都应该视同珍宝，视为人类全体共有的珍宝！而况在艺术的天地内是没有贵贱不分尊卑的！

凡被损害的民族的求正义求公道的呼声是真的正义真的公道。在榨床里榨过留下来的人性方是真正可宝贵的人性，不带强者色彩的人性。他们中被损害而向下的灵魂感动我们，因为我们自己亦悲伤我们同是不合理的传统思想与制度的牺牲者；他们中被损害而仍旧向上的灵魂更感动我们，因为由此我们更确信人性的沙砾里有精金，更确信前途的黑暗背后就是光明！

因此，我们要发刊这“被损害的民族的文学号”。

《引言》第二部分“这些民族所用的语言文字”，则介绍了专号所涉及的八个民族的族类、语言等简况。八个民族归入四类：即斯拉夫种、新犹太、希腊和阿美尼亚。其中与今天的中东欧地区有关的是斯拉夫与阿美尼亚两部分。斯拉夫种包括波兰、捷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乌克兰、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等。并指出，这里“介绍的几个被损害的民族大都有独立的语言……因其环境与历史各不相同，所以他们的文学也各有异彩”。在该专号的《被损害民族的文学背景的缩图》一文中，茅盾也指出：“应特别注意与该民族文学产生有关的三点。第一，属于何人种；第二，因被损害而起的特别性；第三，所处的特别环境。”

从这两段话可以看出，茅盾借助《小说月报》大力译介被损害民族文学的动机和目的就非常清晰。编者希望并相信：相似的国情可以激发人们对于被损害民族文学的接受兴趣；译介被损害民族文学，可以带给中国读者强烈的心理暗示，并激励中国的新文学建设；因为文学可以振作民族精神，最终实现强国理想。这样的信念与努力，既属于茅盾，同时也是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或者说属于文学研究会同人的。

这些话也清楚地表明了编者推出这样一个专号，和当年的周氏兄弟有着同样的思路：通过被损害民族与中国同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国情相似性，激起人们的心理共鸣，或是因其不幸而同情，或是因其奋发而振作。

事实上，在茅盾一开始接手《小说月报》，以文学研究会代理机关刊物的角色实施新文学期刊的编辑实践的当时，就与当时在北京的鲁迅、周作人、郑振铎等相互呼应，并得到了周氏兄弟的强有力的支持。因为茅盾没有保存鲁迅、周作人的书信，而鲁迅1922年的日记也因太平洋战争而遗失，因此无法确切考辨茅盾与鲁迅的最早通信情况。但最晚在1921年的4月8日，鲁迅日记中就记有“晚得伏园信，附沈雁冰、郑振铎笺”。鲁迅在13日即回复茅盾，18日就“以《工人绥惠略夫》译稿一部寄沈雁冰”，自此，茅盾开始与鲁迅频繁通讯，据鲁迅日记记载，之后不到9个月时间内，彼此书信往返五十多次。从鲁迅给周作人的信中，可以间接透露出茅盾与他通讯的主要内容。比如1921年4月8日给周作人的信中说到“雁冰令我做新犹太事”，9月4日的信中所提及的“雁冰又曾约我讲小露西亚（即乌克兰——引者注）”。据相关研究，在茅盾主持《小说月报》革新的两年间（1921、1922），鲁迅提供了9篇稿件，其中短篇小说创作2篇，即《社戏》和《端午节》；译介作品7篇，仅给“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就提供了4篇译文包括4个译后附记，包括保加利亚作家跋佐夫的《战争中的威尔珂》，捷克评论家凯拉绥克的《近代捷克文学概观》（署名唐俟）两个中东欧作家作品。前者转译自德译本《勃尔格里亚女子与其他小说》，作品歌颂了农夫威尔珂的爱国热情，并抗议统治者在兄弟民族之间挑起的战争，鲁迅在附记中赞扬伐佐夫“不但是革命文人，也是旧文学的轨道破坏者，也是体裁家……”后者节译自凯拉绥克《斯拉夫文学史》第二卷第11、12两节与19节的一部分。文章论述了自1848年欧洲革命后到19世纪末叶捷克民族文学发展概况以及各时期著名作家的创作，鲁迅在译后记中称赞“捷克人民在斯拉夫民族中是最古老的人民，也有着最富的文学”。

这一期“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中译作者除鲁迅和茅盾自己外，还有周作人、沈泽民和胡天月等。周作人翻译的《波兰文学概观》（波兰珂勒温斯奇著）和短篇小说《姑母》（波兰科诺布涅支加著），沈泽民翻译的《塞尔维亚文学概观》（Chodo Mijatovich著）和塞尔维亚作家的《强盗》（Lazarevic著），胡天月译述的《新兴小国文学述略》等都属于中东欧国家文学概况和作家作品译介。

这一时期茅盾与鲁迅的通信主要是为约稿、荐稿，并且讨论如何革新《小说月报》，当然也包括有关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问题。就在1921年7月茅盾筹备10月号的“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时，就去信周作人，也通过周作人向鲁迅约稿。信中说：

现在拟的论文题目是：1，波兰文学概观……2，波兰文学之特质……3，捷克文学概观；4，犹太新兴文学概观；5，芬兰文学概观；6，塞尔维亚文学概观。其中除（2）是译，余并拟作。（1）、（3）两篇定请先生（指周作人——引者注）做，（4）、（5）、（6）三篇中拟请先生择一为之。关于（4）的，大概德文中很多，鲁迅先生肯担任一篇否？……上次鲁迅先生来信，允为《小说月报》译巴尔干小国之短篇，那么罗马尼亚等国的东西，他一定可以赐一二篇了。如今不另写信给鲁迅先生，即诣先生转达为感。

在经过一年的革新实践后，沈雁冰更进一步明确地阐发了自己译介弱小民族文学的意图：

我鉴于世界上许多被损害的民族，如犹太如波兰如捷克，虽曾失却政治上的独立，然而一个个都有不朽的人的艺术，使我敢确信中华民族哪怕将来到了财政破产强国共管的厄境，也一定要有，而且必有不朽的人的艺术！而且是这“艺术之花”滋养我再生我中华民族的精神，使他从衰老回到少壮，从颓丧回到奋发，从灰色转到鲜明，从枯朽力爆出新芽来！在国际——如果将来还有什么“国际”——抬出头来！

当然，这一时期茅盾自己身体力行，翻译了大量包括中东欧在内的弱小民族文学作家作品，持续译述了相关国家与地区的文坛状况。就中东欧文学在现代中国的译介史来看，茅盾的贡献尤其突出。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全面关注中东欧各国的文学。茅盾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开始截止于20世纪20年代末，他对于中东欧文学的译介就涉及了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捷克、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克罗地亚、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等十多个国家，除影响重大的《小说月报》外，茅盾还先后在《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妇女评论》《文学旬刊》《文学周刊》《诗》《妇女杂志》等报刊上发表中东欧文学译作，加上其借助社团和期刊平台对译介活动的策划编辑，可以说全面开创了现代翻译文学史上对中东欧文学的译介格局。尽管茅盾本人只掌握一门外文（英文），他对于中东欧文学的译介基本都借助于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东方图书馆的英文图书和订阅的《泰晤士报》的《星期文艺副刊》《纽约时报》的《每周书报评论》等英文报刊而获取，但这也恰好为其获取对象国家及地区较为全面的文学历史和发展现状、选择具有国际影响的作家作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其次，翻译数量多，影响大。茅盾所身体力行和积极倡导的对中东欧国家文学的译介，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整体中，虽然绝对数量没有西欧、北美文学多，但若从中东欧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历史看，这一时期茅盾的这部分工作，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上一个时期（见前章），而且由于借助于新文学的社团与期刊平台的动员力与影响力，使得这时期的译介工作体现了持续性，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30年代的《文学》杂志、《译文》杂志，乃至新中国时期的《译文》——《世界文学》杂志。这也使茅盾成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继鲁迅、周作人之后，对包括中东欧文学在内的弱势民族文学译介传统的最重要的继承者和光大者。仅在主持《小说月报》工作的两年内，茅盾所翻译的短篇小说大多是弱小民族国家的作家作品，据统计，仅1920年就有译作30余篇，1921年多达50余篇。而在其策划的“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一期中，他自己就翻译了14篇小民族作家作品，其中包括爱美尼亚作家作品2篇（首），波兰2篇（首），格鲁吉亚1篇（首），捷克3篇（首），塞尔维亚1篇（首）等中东欧作家的作品。这一时期茅盾所译的外国文学作品，除其他单行本之外，后来结集为翻译作品集《雪人》与《桃园》，先后由开明书店（1928）和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出版，其中包括许多中东欧国家的作家作品。

再次，译介所涉及的文类较为全面，译介方式立体多样。茅盾这一时期对中东欧文学的译介，所涉及的文类既有诗歌（如发表于“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上的《杂译小民族诗》，共十首，载《小说月报》第12卷第10号，1921年12月10日）、戏剧（如匈牙利剧作家莫尔奈，即莫尔纳尔（Ferenc Moinar，1878—1952）的戏作《盛筵》，载《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10日出版，署名“冬芬”）、小说，又有神话、游记及其他散文作品的翻译，也有研究论著的译述。在研究论著的译述中，既有对象国的文学历史和整体状况的介绍（如《南斯拉夫的近代文学》，斯塔诺伊维奇（Milivoy S.Stanoyevich）著，佩韦译，载《小说月报》第14卷第4号，1923年4月10日出版，后收入《近代文学面面观》），对发展现状的跟踪（如《捷克三个作家的新著》），又有重点作家作品的介绍和分析。同时，茅盾个人及其策划的对中东欧文学的译介方式多样，或者借助作品译文的前、后记介绍作家生平及其创作特点，介绍与该作家相关的文学思潮概况，或者专门译述外国研究者的论著。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茅盾译介工作的特点。

早在沈雁冰接手《小说月报》之前，他就翻译了波兰作家热罗姆斯基（Stefan Zeromski，1864—1925）的短篇小说《诱惑》，译文发表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19年12月18日，这篇小说两个月后又有周作人（译作什罗姆斯基）的译本，发表在《新青年》第7卷第3号上（见上节），后收入译文集《点滴》及其改订本《空大鼓》，先后由北京大学出版部（1920）、开明书店（1928）出版。这个时候，他还没有与身为北京大学教授的周作人取得联系（据茅盾的回忆，他们的直接联系应该在一年以后的1920年底，筹备成立文学研究会之时），两人在几乎相同的时间，翻译了同一位作家的同一部作品，虽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也可以见出在译介中东欧文学方面的契合。茅盾在译文之后，又有译后记如下：

译完了这篇，有些意思，也就写在下面。这篇东西的注意，我看只是篇终‘他的灵魂……自由’两句话。修道的教士强把一个人活泼泼的理智用到枯寂虚无的地方，自以为是解脱尘俗，实在是灵魂上的大锁条。雁冰记，二九·十一·一九一九。

这一篇倘然和Hewvg Wthuy Jones的“Miehael and his lost Omgel”一剧比较看，那就更有可研究的地方。我看两篇的意思仿佛，不过作法不同罢了。——雁冰又记

两段附记，不仅表明了译者对作品人物的批评性评价，还进而引入相关主题的戏剧文本加以对照，以启发读者和研究者做进一步的思考。这样的做法，充分体现了茅盾的译介实践的本土文学建设立场，待到他自己编辑文学刊物《小说月报》，策划外国文学翻译的时候，他更可以放开手脚，实现其立体地译介外国文学的意图。这样的情形，这里也举一例。

刚接手《小说月报》不久，茅盾翻译了匈牙利作家拉兹古（Andreas Latzko）的短篇小说《一个英雄之死》，发表在《小说月报》第12卷第3号（1921年3月10日）上。译文之后的附记“雁冰注”中，首先介绍作者拉兹古为一名匈牙利军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大利战场受伤后，写了一本谴责战争的系列战事小说Menschen im Krieg（《战中的人》）。然后引述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长篇评论，介绍此书中的6个短篇小说：

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反抗的声浪，哓哓不曾止过一刻；但在最后一篇中，却明明白白地写出来：一个从战争回来的兵，杀了一个以战争牟利的人！

最后，茅盾又作出译者自己的评述：

这一次大战后所产生的有价值的——也许是永久价值——战争小说，如巴比塞的《火》和拉兹古的此篇《战中的人》，都是写在战场上的人的痛苦；如马丁纳（Marcel Martinet）的Les Temps Mandits（一首诗），和乔芙（P.J.Jouve）所做的各诗（Vous êtes des hommes,Poème contre le grand crime,Danse des Morts等诗），都是转而描写居家之人的痛苦的；犹如威尔士（H.G.Wells）的Mr.Britling sees it Through则讲到苦痛一面少而言及了解一面多；又如哥特林（Douglas Goldring）的The Fortune,a Romance of Friendship则分析地描写这场大祸的动因与人类所以不能趋避的缘由的：凡诸长篇短著，中国都不曾译过，实在觉得有些寂寞，我所以译了这篇。

在这段不长的文字里，译者在介绍所译文本的出处和作者生平的同时，已经将欧洲不同国家、不同作者、不同题材的战争文学作品联系起来，寥寥数语，勾勒了一幅欧洲文学所折射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图景，体现了其敏锐的感受力和开阔的文学视野。茅盾长期关注战争文学、战争与文学的关系，之后不久就编译了长篇评论《欧洲大战与文学》《欧战给与匈牙利文学的影响》等。但从这个译者附记可以看出，这样关注和用心，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