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海登·怀特：叙事、虚构与历史

一

20世纪之初，西方历史哲学的领域中发生了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到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转型。按沃尔什广为人知的概括，前者指的是对客观历史过程的哲学反思，它所要探询的是客观历史过程的目标、意义、规律、动力等问题；后者则是对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尤其是历史认识和历史解释的特性进行理论的分析和探讨。[1]我们也可以更加浅白地将二者之间的分野视为二者分别以“历史”和“史学”作为自己理论反思的对象。分析的历史哲学在20世纪60、70年代之前，由附庸而蔚为大国，成为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研究的主流，在对历史解释的特性、历史研究的客观性等问题的探索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然而，在不同的学科领域，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形：某一种理论范式之下对该领域的理论探讨，往往会因为该范式所提供的核心问题在一定阶段内可被深入的程度、思考问题的角度和各种可能性被大量消耗之后而陷入僵局。这正是20世纪60、70年代，分析的历史哲学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迅速发展之后所面临的局面。而此时历史哲学领域内再次发生了重大的理论转型，此种叙事的转向（narrative turn，又有人称之为修辞的转向[rhetoric turn]或语言学的转向[linguistic turn]）使得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浮出水面，取代分析的历史哲学而成为当代历史哲学的主流形态，使得历史哲学这一学术领域在危机中又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28—）则是促成这一转型的最为关键的人物。他在其主要著作《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2]和一系列论著中所提出的基本思路和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近几十年来西方（尤其是英美）历史哲学的理论取向和思考重心。

叙事（narrative）指的是这样一种话语模式，它将特定的事件序列依时间顺序纳入一个能为人理解和把握的语言结构，从而赋予其意义。通常意义上的叙事，往往被等同为“讲故事”。当代西方历史哲学领域内，之所以在20世纪60、70年代发生叙事的转向，有其多方面的动因。首先，就历史学实践而言，历史学彰明较著的学科特点之一就是，它不同于自然科学和各门社会科学，没有属于自己的专门技术性术语，它以日常有教养的语言（ordinary educated speech）作为传达自身研究成果的基本工具，而叙事一直以来就是历史学话语的主要形态，甚至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史学话语的根本属性。由克罗齐著名的“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学”[3]的论断，足见“讲故事”（story-telling）的特性作为历史学著作根本特征之深入人心。但是，二战以来，随着各门社会科学的迅猛发展，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西方历史学的形态。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人口学和统计学等社会科学方法纷纷被援引进入历史研究的领域，长时段的社会、经济、人口的变迁成为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所致力研究的主题。叙事作为前社会科学、前分析的传统史学最显著的痕迹而遭到质疑和排斥。法国年鉴学派的一代宗师布罗代尔就曾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于传统的叙事史学的轻蔑：

在叙事的历史学家们看来，人们的生活是被戏剧性的偶然事变所支配，是被那些偶然出现、作为他们自身命运而尤其是我们命运的主人的出类拔萃的人们所主宰着的。并且，当他们谈起“普遍史”时，他们实际上说的就是这些出类拔萃的命运的纵横交错，因为很显然，每一位英雄都需要另外一位来搭配。我们都知道，这不过是欺瞒人的伎俩。[4]

与以问题为导向、对于长时段的非人为（impersonal）进程运用社会科学方法进行的分析相比，叙事史学已经显得落伍了。从叙事史学到问题导向的分析性的历史研究的转型，在很多史学社会科学化的推动者和倡导者看来，乃是历史学进步的唯一路径。[5]然而，叙事史学并没有随着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进程而衰微或者竟至于销声匿迹。一方面，许多职业史学家顽强地捍卫着作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叙事，不断有叙事性的历史著作被生产出来并产生重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传统的叙事模式在一度遭到贬抑之后，开始展示出它所特有的魅力，甚至于一些原本属于社会科学化史学阵营内的史家，也开始以讲故事的叙事方式来解释历史和组织他们的历史著作。比如，原本运用社会科学方法在人口史和社会史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的年鉴学派重要成员勒华拉杜里，1975年出版了他的名著《蒙塔尤》[6]，此书以叙事的方式对14世纪初法国一个小山村的社会、经济、宗教生活进行了栩栩如生的展示。到20世纪70年代末，围绕着《过去与现在》杂志的英国史学社会科学化阵营的主要人物之一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和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都已经在谈论“叙事的复兴”了。[7]历史学实践已经在呼唤着对于历史叙事的理论反思。

其次，从理论逻辑来说，叙事与社会科学化的史学所强调的分析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得到重新审视。围绕着历史解释的各种模式所展开的争论，原本是分析的历史哲学的核心议题。亨佩尔等人的覆盖律（covering law）模式强调，一切特殊的历史事件都是藉由被纳入一个普遍规律之下而得到解释的；而德雷等人的合理行动（rational action）模式则秉承柯林武德的思路，认为了解和重演历史行动者的思想才是理解历史事件的关键所在。随着讨论的深入，历史叙事所具有的解释功能开始得到人们的注意，历史学的叙事特质进入了历史哲学理论反思的前沿地带。一个或一组特定的历史事件被纳入某个叙事性的话语结构，就意味着它在一定程度上以特定的方式与其他事件、并且与某个更大的整体联系在了一起，这意味着它可以得到人们的理解和解释。这一论点得到了人们普遍的接受。历史分析和历史叙事（至少在优秀的历史作品中）原本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怀特就此引述文化史名家盖伊的话说：“没有分析的历史叙事是琐碎的，而没有叙事的历史分析则是欠缺的”，并用康德式的语言将这句话改写为“历史叙事无分析则空，历史分析无叙事则盲”。[8]

再次，从历史哲学学术发展的脉络来看，在分析的历史哲学领域的研究已明显呈现出回报递减的情形下，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不再以历史解释的模式等问题作为自身关注的重心，而是将着眼点转移到历史研究的成果体现亦即历史叙事的文本上，从而获得了一系列崭新的视角和洞见。从这个角度，可以说，相对于思辨的历史哲学关注客观的历史过程而言，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一样，都是以历史学的学科特性作为自己理论反思的主要对象的。前者可说是在后者的基础上革新、深化和推进了对历史学的理论反思。

如果我们把史学反思关注的焦点放在历史研究的最终产品——历史著作——之上，就可以发现，历史著作最显明的特征，就在于它是一种“以叙事性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言辞结构”[9]，它乃是一种文学制品（literary artifact）。因而，任何有关历史著作的理论（从而任何的史学理论）都应将叙事作为自己的核心议题来加以讨论。由这一着眼点出发，文学理论与历史著作就有了直接的关联，而艺术性或者说诗性的因素在史学理论中就以前所未有的重要性显露出来了。可以说，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一书中所自觉地要从事的，就是这样一种取向的探索。他在解释此书宗旨时明确地写道：

在辨识和解释19世纪欧洲历史意识的主要形式之外，我主要的目的之一，是要确立历史学和历史哲学在实践它们的任何时期所具有的独特的诗性要素。人们常说，历史学是科学和艺术的混合物。然而，在近来分析哲学家们已经成功地澄清了历史学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种科学的同时，却很少有人关注到它的艺术性成分。通过揭示一个特定的历史观念所赖以构成的语言学基础，我试图确立历史著作中无可回避的诗性特质，并在历史记述中具体展示出那使得其理论概念得以默然认可的预构性（prefigurative）因素。[10]

既然，“每一部历史首先和首要地都是一种言辞制品，是某种特殊类型的语言使用的产物”，那么，“如果说历史话语所生产的是某种特定的知识的话，首先就必须将其作为一种语言结构来进行分析”。[11]这样的思路，就使得叙事进入了历史哲学思考的焦点，而不再像许多探讨过叙事问题的分析哲学家那样，将对叙事的讨论限制在其历史认识和历史解释的功能之中，而是为其开辟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