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与民权
据报载，云南省某县政府为了“脱贫攻坚”需要，在全县发文，向146个“挂包帮”单位筹资1451万元，向全县干部职工筹资约1180万元。文件规定，捐款数与个人的行政级别挂钩，正处级每人5000元，普通职工每人1000元。有的老师一时拿不出，只好借钱捐款。这种做法一时弄得怨声载道，网上也不乏批评之声。[32]
应当说，该县政府的这种做法的用意是很好的，其主要是从民本和民生出发，目的在于帮助穷人脱贫，而不是为了个人的中饱私囊。但此种做法也不当干预了个人的私权，因为是否捐款，捐多少款，完全应当是个人的权利。当地政府扶贫办工作人员说，“扶贫工作是我们县的大事，作为公职人员，难道不应该出一份力吗？他好歹拿的是国家工资啊！”殊不知，每个公职人员拿到的国家工资已经成为其个人的私人财产，如何处分，应当是其私人权利，政府可以鼓励公职人员捐款，但没有权力强行摊派捐款数额。
这一事例实际上就涉及民本与民权的关系，二者的关系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复杂课题。民本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据《尚书·大禹谟》记载：“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后（注：君也）非众，无与守邦”。据《尚书·埤传》记载，帝尧曰：“吾存心于先古，加志于穷民。一民饥，我饥之也；一民寒，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我陷之也。”周朝也出现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古文尚书·五子之歌》）。上述思想都突出了人民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周公在总结商朝灭亡的教训时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因此，君主应该“以德配天”“敬德保民”。
虽然早在远古时代，我国就已经出现了民本思想的萌芽，但真正将民本思想发扬光大的，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儒学的核心理念就是民本思想，如《大学》记载：“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这也说明了人民的重要性，君王要施行仁政，就应当好好治理国家，促进人民的富裕和幸福。仁政的核心是以民为本，立足在民，顾及天下苍生。孔子认为：“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可知也”（《后汉书·皇甫规传》注引《孔子家语》）。他认为，只有“足食、足兵、民信”（《论语·颜渊》），才能安民利民。《尚书》有言：“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实际上是把人民的意愿上升到了和天相通的地位。在孔子学说的基础上，孟子将民本思想推到了极致，他主张，君王要施仁政，而仁政的核心就是以民为本，这也是孟子仁政学说的核心，这种思想对中国后世的思想家有极大的影响。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孟子认为，民心的向背决定着政权的兴衰得失，他在总结历史经验后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孟子以仁作为施政的出发点，要求统治者“施仁政于民”（《孟子·梁惠王（上）》）。他甚至认为，天子之位既来自于天，也来自于民，是天予之，人予之。天子是形式，人民的意志和意愿才是最高目的。
民本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历朝历代的许多思想家都留下了爱民、敬民、宽民、富民、忧民等思想，古代民本思想内容极为丰富，例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民与天齐”，“民贵君轻”，“令顺民心”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名言也成为古代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然而，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是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民权思想，则历来存有争议。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实际上包含了民权的思想，但事实上，中国古代虽然有民本的思想，但并没有民权的理念，应当对二者进行必要的区分。梁启超在《新民说·论权利思想》中说，“古今仁君少而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饮冰室合集》第一册）。萧公权认为：“孟子民贵之说，与近代之民权有别，未可混同。”[33]近代以来，中国开始出现民权的理念，戊戌变法时，当时的变法倡导人也开始传播民权思想。五四运动虽然只打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两大旗帜，而没有提出民权、人权等口号，但五四运动的先驱们也大力呼吁人权保障，这确实对近代中国的文明、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严格地说，民本并不当然等于民权，中国古代并没有像罗马法所说的权利概念，尽管古代汉语中有“权利”二字的表述，但往往出现在“争权夺利”等表述中，其甚至是贬义的。直到19世纪中叶，美国学者丁韪良（W.A.P.Martin）和他的中国助手们翻译惠顿（Wheaton）的《万国律例》（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时，才选择“权利”一词作为英文“rights”一词的对应词语，并说服朝廷接受这一翻译。[34]民本是从宏观层面强调重视人民的作用，尊重人民的意愿，符合人民利益，注重民心向背，谋求人民福祉。如果说民本注重的是人民作为整体的利益，而民权注重的则是个体的利益。我国古代虽有民本思想，但缺乏民权思想。民权包括两种，一是依据宪法和法律享有的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权利；二是个人所享有的各项私权。我们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应当强调对私权的保护，强调保障个人权利，发挥个人的创造活力。法治的基本精神在于“规范公权，保障私权”，只有在私权发达的国家，人人能够自由行使权利，并尊重他人的权利，社会才能和谐有序。同时，私权的发达也可以为公权设置尺度，为有效规范公权奠定基础。我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历史、封建主义思想意识和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35]人们的权利意识和平等观念十分淡薄，而等级观念、特权观念、长官意识、官本位思想等极为盛行，这些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严重不相符合。所以要真正地建立法治国家，必须要反对任何形式的封建特权，提倡人格独立、人格平等，充分尊重公民的各项人格权，保护民事主体的财产权。从这一意义上说，弘扬私权是培育中国法治的基础，也是中国法治文化的重要内容。
回到前文的事例，我们认为，无论任何时候，民本都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中心，我们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民本”是我们党执政的出发点。扶贫工作本身就是我们党“民本”思想的体现，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但是扶贫也要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也要尊重民权，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法治思维。2016年9月1日实施的《慈善法》，已经明令禁止强制摊派或者变相摊派募捐。前文案例中，该县政府下文明确规定，如果晚捐或者少捐，领导将上门约谈，这实际上是将捐款作为一项义务了，这就违反了捐款的本质。捐款虽然是出于民本理念，但也要尊重民权。一方面，尊重民权也是民本的重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实现人民的福祉，今天，我们实行法治，最终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的利益，因为人民的福祉才是最高的法律。在物质生活条件逐步提高的情况下，人们各项人身、财产权利得到法律有效保障的需求也在逐步增强，因此，民本并不仅体现为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还应当尊重与保障人民群众的各项权利。另一方面，民本思想实际上是民权的基础。只有有了民本的思想，民权思想才有坚实的根基。民本是民权的思想基础。二者本质上是相似的，民权更强调个体权利，民本更强调集体整体的利益，二者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冲突，二者也都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
回到前面的案例，我认为，最好的做法应当是积极鼓励和提倡人们捐款扶贫，扶贫是民本的重要体现，不能完全看做是政府的责任，众人都有帮助扶贫的社会责任，“众人拾柴火焰高”，如果人人参与捐款，帮助扶贫，就更能打好扶贫这场攻坚战。但即使是为了扶贫这一民本的需要，也应当尊重民权，而不能将其变相地设定为个人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