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历史更像漂流的云朵”——关于长征《习经笔记》的笔记
一
坎坎伐檀声响彻在河之两岸，河水清清且泛着如歌的波澜……这从容不迫的吟唱从何时变成了神话？一定是从两岸的檀木伐尽，黄河水不再清澈见底、变得泛滥成灾开始。而它何时又执拗地回来，勾起了我无限的乡愁与眷念？
大约是从长征的诗开始。
在古老但不再有清澈涟漪的黄河之南，在齐国的宫廷临淄以北，是我和长征共同故乡的地界。在汉代这里是叫作“千乘”，因齐国曾有“千乘之国”的盛誉而获名，这表明它确乎是旧时王族的拱卫，屯兵或贵人出没之地。后来不知怎地，就被改叫作了“博兴”。不过想想也还是有道理的，物博业兴，或地博人兴，都是可接受的祥瑞之名，与周边的“广饶”“惠民”“利津”……一样，大约都属于元明时期帝王的随口所赐吧。从前这里都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去浩瀚的北海不远的稼穑桑蚕之地，但不知从何时起，它却变得如此陌生——茫茫沃野被满眼矗立的工厂和高楼绑架，到处是烟囱和玻璃，粗糙或精致的垃圾、拥挤和粗野地鸣叫着的车辆、互相不打招呼不叙家常的人群……当然，最令人伤心的，还是原野上肆行的污水、哭泣的河流以及与大城市相差无几、弥漫无际的“雾霾”。
一切都足以称得上荒谬。人们拥有了一些浅薄的东西，并且由此激起更为庞大和浅薄的欲望，却把土地丧失了。就像海子在他的诗里所寓言和预言的，“现代人，一只焦黄的老虎”，“该得到的还未得到，该丧失的却早已丧失”。我们一边行走在没有清澈的河流、没有敬畏与信仰的城市里，呼吸有毒的空气，在加速挥霍着地球上亿万年留下来的遗产，毁坏子孙万代的生存之基——土地，一边在撒娇地追问着世界的意义和生存的诗意，这难道还不足够荒谬么？
但我们的朋友长征却没有这么悲观。他一边从城市的缝隙搜寻着旧日的田园，一边从词语的角落中耕云播雨，寻找三千年来血脉传承的蛛丝马迹；一边反思着现代人这纸老虎的诸般病症，一边贪心地享受着虚构的牧歌与炊烟，犹如一个现代的陶渊明，或者穿上了中国袍子的荷尔德林，在这块日渐崩陷的土地上耕作和吟哦着。于是，他也变成了一个穿着制服的古人，一个滚滚红尘中的行吟者，或者一个诗歌中的享乐主义者。只是，陶渊明和荷尔德林是在实在的田园与海一样的森林中穿行和漫游的；而长征，却是在历史和文字里仗剑远游，在语言的“子虚”或“上林”中浪迹天涯。
这或许就是他之所以写《习经笔记》的一个背景和原因了。他固执而又热诚地要把这些东西固化下来，从酥黄的卷册中扒下来，变成他栖居的根基：“古老，那完全就是想象的托词/我的葵花，我的雏菊，我的桑蚕，我的九月，我的牛”……“怎能让星云般奇异的传说所蒙蔽/怎能让陨石般顽固的历史所压制。”他要把这些感受和冲动变成他的文字，与古人对话，并传达他那秘密的自得，以及意会的狂喜。
哦，劳动，是的，田园的自足与劳动的幸福，在语言的节奏中获得了一种可安放的形式，也仿佛荷尔德林所赞颂的，人，诗意地栖居。坎坎伐檀，语词的斧头给予了他虚拟但无边的锋利，以及呛人烟雾中开喉高歌的灵感与激情。
二
有一个时期，与好些朋友一样，我私下对长征热衷“习经”并不以为然。以为以长征的个性气质和才华类型，应该取道那种特别自我、尤见野性、狂放不羁且奇崛诡秘的路数。至少他也应该远离类似“咏史”与“用典”、“互文”或“对话”式的写作，因为之前不管是以本土传统为抒情对象的“寻根”诗歌，还是以西方人为修习对象的“知识分子写作”，总是成功者少，惹讥笑者多。如同希腊神话中热爱并且试图接近太阳的少年法厄同一样，当他试图印证自己与父亲——太阳神赫利俄斯的血缘关系，并驾驭父亲的太阳马车，模仿其威风凛凛的样子隆隆驶过天庭的时候，却惹祸身亡。茨威格曾以这个例子来比喻热爱真理、诸神，并且因此遭受精神之伤的荷尔德林。而歌德也曾说，一个作家每年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不能超过一部，否则便会被他那逼人的才华所灼伤。这都是在说，伟大的事物包括文本都是不可模仿的，不要说模仿，便是试图靠近它，也有被遮蔽和湮灭的危险。
但长征却要挑战我们的判断，也挑战他自己。我一直以为，如果诗人也有“野生”和“家养”、“散牧”和“圈养”之分，那么长征一定是属于前者而非后者。但他执意要找一个修习和致敬的对象，要将他的语言汇入到一个石碑般的谱系之中，且是属于上古、山巅、悬崖之上的源头之水中，难免有法厄同式的天真冒险与不自量力。但是长征最终用他跳脱不拘、野性泛滥的语言说服了我们，他从几近无法复原、亦无法回返的语言中找到了自信，也找到了来自血缘与基因中的共同之处。某种意义上，这与另一些从原始的存在中寻找诗意的诗人一样，也令人感到由衷赞佩。他们的区别不过是在于，一个是存在本体论的，一个是经验主义或者语言本体论的。
我惊奇于长征的避重就轻，或四两拨千斤的机巧之力，他绝不用玄学对玄学——像寻根时期的杨炼对周易的阐释，描述对描述——像江河曾经的神话复制——那类如临大敌的诠释方式，而是用了“重叠”——用镜像对镜像、心像对心像的方式。他因此而更轻巧，也更接近于诗。事实上，三千年过去，或许一切外在的东西都已面目全非，但这民族的情感方式、生命存在的内容与意义，也许从未发生过任何改变。因此，只要将心比心，那个灵魂就会附体，那个古代的生命就会借诗还魂：“那个抱布贸丝的人就是我们的祖先”，他就活在他的身上。长征并非道德完美主义者，他是一个地道的现世主义，日常生活的在场者，一个尊重生命本身的经验主义者，因此他可爱，他笔下的这个“氓”的一切行为也就更合逻辑，更生动和鲜活：“二十年前，我在集市上见过你/那个不怀好意的小子，流氓，贩子/‘文革’时代我们把他打翻在地/让他站在戏台上低头认罪//台下汹涌着我人民的潮流/我是潮流中的一滴坏水/在人群里挤里挤去，反射着太阳的恶毒//那年秋天的寂寥，黄叶纷纷/才让我看见爱的孤独和流逝……”平心说，我喜欢这个“氓”，因为他就真实地活着，并轮回在我们和先人中间，在我们的时代和历史中间。他是一个人性、遭遇与命运的全息映像——
生命—历史，一切都在轮回之中。这就是长征执着于“习经”的奥秘和动机，他是用心去进入这古老的世界，中国人固有的经验以当代的历史与人格形态再次绽放，并在他自己身上复活，他感受到这种复活与对话、还魂与附体的兴奋，并且以此来寻找汉语美妙的前世与今生。
他能不将你说服吗？
三
多年前在齐国的宫廷常发生着诡异的恋情——用今人的话说是叫“乱伦”。汉代的大儒们依据种种穿凿之说，捕风捉影附会出种种与“后妃之德”相反的讽喻之说，致使《齐风》中的不少篇章，都被解读为对齐襄公与妹妹文姜之间偷情关系的讥骂之词。历代的学究们当然也乐得以此说索解，以便于简单地化解一个关乎道德的命题，不只为先人颂德、为夫子立道，还可以使自己轻易地占据一个“德行高地”。可是天知道我们淳朴的先人，是不是出于对无奈悲情、爱欲之殇的悲悯和叹息？如同希腊戏剧家对于此类情感的诠释，人性的深度与悲剧的无法言喻，才是属于文学的职能与使命。长征奋力地充当了一个索福克勒斯式的宽容的人道主义者，以对道学家的鄙睨，忠实地观照出一个生命的弱点与真实。他从那不愿早朝的“王”身上，几乎是看见了他自己的影子——与沉湎于深渊体验的海子笔下的“王”不同，长征几乎是从中极尽能事地享用着生命的赐予：
多像长征自己的一个影子！天真、专制、热诚、质朴，享受自己的生活，又战战兢兢于一个世俗的责任与职守。他使我相信，长征确乎读懂并且重新创造了《诗经》，他以自己为蓝本将人物变为人性的镜像，便是在进入诗的同时，也进入了自己。就像以自身为蓝本创造了人类的众神，长征把握了人性的弱点与世界的陷阱，把握了创造与领悟的真谛，也领悟了诗歌的真昧。时间就这样被压缩，并且被投射在“超越历史的生命”之中。在他黎明的慌乱与童年的恍惚中，前人的处境历历在目，曾经的前身恍然再现——
这是《周南·芣苢》中的句子，从中我们可以读出长征的童年经历，当然也可以读出我们昔日的自己。他诗题中所说的“汾发”，其实便是他出生的村庄“汾王”，在方言中它的读音发生了奇怪的变异。因为我童年的一部分也曾在这个村庄度过，多年后从这首诗中我搜出了早已湮灭的记忆。它与田野上荒芜的小路，与路边的那种叫作“车前子”——也就是“芣苢”——的肥硕的野菜一起，一下子铺满了我荒芜而广阔的世界。
长征的古意与许多咏史或凭吊的诗篇中常见的方式并不相同，他不是用词语向词语致敬，也不是用掌故向历史递送秋波，而是唯有向生命致敬，给生命以设身处地的体恤与宽恕。
这是他高明的地方。
四
一些朋友之所以感到诧异和不适，是因为《习经笔记》的写法，与长征以往的笔法之间的不同。在他过去的诗歌中，绝无这种“回环”和“复沓”的啰嗦，而总是以闪电或“白马过隙”的速度，直奔诗意的核心。然而在“习经”系列中，他一贯的速度感被压抑了，变得沉迷于描摹与吟咏，热衷于复沓与回环。这当然是此类写作所必需的。但问题在于，他的热衷与沉迷中，常常是在很少的似曾相识的“唯美笔调”与“传统神韵”中，加入了更多颠覆性的诙谐，甚至无厘头的怪诞。比如在描摹了如此这般数千年来不曾改变的爱的方式与情境之后，在“河面上流着女子的发丝/一片乌云也暂时笼罩了河水的光与影/闪电从劳动者的田地上升起/开创一望无际生命和爱情的比喻……”云云之后，他对于“氓”的形神兼备的描绘中突然出现了诡秘与怪诞的灵感——
一个诙谐的教书人，一个“不正经”的当代诗人，吟咏着这无厘头的节奏，“嵌入”或“潜入”到了历史之中，现身为现代的氓，或一个古代的油嘴滑舌的歌手。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有一点“鬼胎的蜜”。语言充满着松弛的俏皮与没来由的狂欢。
其实从这个角度看，长征以往的写法也许并没有变，他是在尝试以“放慢的现代的速度”，或颠覆跳脱的节奏感，去诠释和体验古人的生活，他的语言因此而又绽开了新的诗意。正如他自己的表白，“诗歌是闭上眼睛才能看见的东西，诗歌的语言不光模仿人的声音，还在模仿自然的声音”。这些说法让我相信，长征确乎得到了《诗经》的精髓，他知道复制这种语言是困难的——也并不需要，他所需要的，便是在模仿自然的同时，去体味他们“语言的生活”，这才是最根本和重要的。或许同一首诗中的这几句，可以形象地解释他与传统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种品其神韵的体味，一种将心比心的“置回”——亦如海德格尔所说的“置回（set back）”，只不过那是语言本体，或者是存在本体意义上的返身置回；而在长征这里，我宁愿相信他是生命本体意义上的一种“潜回”，如前所述的一种自我“镜像”的寻找。没有十足的自觉自信，是难有如此自在与自由的。有了这样的潜回，我们便看到了长征的语言世界在先人领地中狂野而恣肆的延伸。
如是，我以为长征在“习经”过程中的语言，确乎获得了一种理由或根基，也获得了一种“现代的合法性”。因为从根本上说，生存方式也决定了语言方式，优雅的农业社会已然不复存在，单纯的语言与节奏上的唯美和谐也就失去了基石。1980年代的海子痛感于此，曾使用了“非历史”或“非传统”的语言，来达到“突入历史”的目的，“我从原始的王中涌起涌现……我感到我自己又在收缩，广阔的土地收缩为火，给众神奠定了居住地”。这是海子独有的“创世纪式”的语言与写法。而长征，则是从上古的语言中找出一个嫁接的茬口，仿佛是一株古木上开出了现代的花朵，他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找到了他自己一贯的节奏，这就是他在《疯狂的野菜》《消失的白马》以及他早期的“河流与石榴”“牙齿与头发”系列中固有的那种闪转腾挪的自由。的确，长征就是长征，他不会在学习中陷于模仿，在致敬中迷失自己，他是从根本上来理解这些关系的。这既是对语言的态度，也是对历史的态度。
五
十几年前，我曾为长征的一部诗集写过一篇序言，那时他与我都还年轻，那序言比他诗集出版的时间也整整“提前”了数年。而这次我的序则一拖再拖，以至于延误了数月的出版日期。我知道，不止长征的速度慢下来了，我自己的速度比他还要慢得多。然而，翻看旧作，除了感慨良多，我还是颇为得意于自己最后的一段，这是我关于长征之性格与为人，之诗歌与语言方式的一个想象，一个凭着三十多年共同成长的经验得出的一个想象，我至今仍觉得它准确而生动——
那时我的语言是多么迅疾，也同样地不讲道理。如今的长征已远不再是那只年轻气盛而急迫躁乱的豺，但他仍是一个好的猎手，一个温柔了许多但仍然稳准狠的猎手，啃噬生活，剔出诗歌的骨头。但他的语言却不再是风暴和闪电，而是像“漂满了历史天空的云朵”，自在而从容，多变而洒脱，不断地超越着自我。他开始称自己是“现代的古典主义者”“先锋中的保守派”，我同意这些自我的界定，但又认为这都不会改变他的本性，不会改变他作为一只不知疲倦的、一只兀自行走于大地之上而不断有所斩获的诗歌之豺的生活，以及固有的禀赋与性情。
他仍是令人羡慕的，因为他是“长征”，会永不停歇地一直向前。
2013年5月1日，北京清河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