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先驱者归来——英译《食指诗集》[4]序言
——食指：《啊，尼采》
一
在当代中国一波三折的诗歌历史中，有一个人是最不可忽视的，这个人就是食指（1948—）。1968年，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两年、整个国家在高涨的红色激情中渐渐失去理智的时候，在个人被集体淹没、人生被政治席卷的情势下，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的两首诗传遍了大江南北，在年轻人的口口相传和秘密手抄中，成为一代人发泄青春苦闷、传达生命信念的共同心声。这就是食指——那时还叫郭路生——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和《相信未来》。
这个讲述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故事性。有人会质疑，难道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有什么自觉的历史敏感，甚或是政治的先知吗？当然不是。一切可能都只是偶然，只是一个青年个体的青春苦闷的宣泄而已，但历史本就是偶然因素的相加和累积，因为有了这样的诗篇，使我们回首这个年代的历史时不再是一片黑暗和荒凉。这就足够重要了，一个诗人对历史影响的可能不过如此而已。
郭路生由此开始了他漫长而富有命运感的诗歌生涯。但事实上郭路生的诗歌写作远比这要早，1965年他就写下了富有青春感伤气息和忧郁的精神斗争意味的名作《海洋三部曲》，1967年他又写下了另一首著名的长诗《鱼群三部曲》，在这两首诗中，他表达了信念与怀疑、欢乐与悲伤、沉沦与奋起、激扬与颓唐、失败与重来的互相交织变化的情绪，而这也成了他一生中诗歌写作的最原始和最重要的主题。那些带有青春叛逆与成长中忧郁情绪的诗句，在那一代人心目中引起了长久的共鸣，也使他的诗名不胫而走，使他的作品穿越了红色年代的政治遮蔽，成为具有恒久魅力的生命之歌，和充满历史感的精神见证。
在1968—1978年的十年间，郭路生，也就是后来的食指，先后经历了“上山下乡”落户山西杏花村、回原籍山东鱼台县务农、1971年参军、在部队罹患忧郁症、1973年复员回京、被确认为精神分裂症等许多变故，其间还因为诗歌写作的缘故两度赴河南实地考察，途中因钱物被盗而流落街头从而使病情加重。1978年，他在写出了另一首名作《疯狗》的同时，给自己取名“食指”，以作为对于那些无端的世俗压力的反抗——因为经常有人在背后用食指对他指指点点——作为一种自我的解嘲。
1978年12月，由另外两位诗人北岛和芒克创办的油印诗刊《今天》问世，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终于在多年的地下累积之后，浮出了地面。食指本人也持续以“食指”的笔名，在存活了一年多的《今天》上先后发表了《相信未来》《命运》《疯狗》《鱼群三部曲》《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烟》《还是干脆忘掉她吧》《酒》《愤怒》等共九首诗。但非常奇怪的是，这些今天看来既有着强烈的思想含量和精神深度，又有着非常娴熟高超的艺术水准的作品，并没有使他成为像北岛、舒婷、顾城和江河那样名噪一时、炙手可热的诗人，而是被淹没在了“朦胧诗”的滚滚热浪和争议的噪声之中。
1980年代的诗人食指度过了他人生中略微平静的一个时期，他的创作也由原来的青春叛逆、感伤抒情转入了更为深沉和内在的境地。随着他短暂婚姻的变故（1976年他与一位名叫李雅兰的女士结婚，1980年离异。李雅兰系中共早期领导人李立三的女儿，李立三曾因犯“左倾冒进”的错误被解职，但在1949年建国以后仍为中共高级干部，1967年“文革”期间被迫害至死），渐渐步入中年的生活境遇，使他诗歌中的悲凉气息渐渐强烈起来。1990年，年事已高的父母无力再照顾他的生活，他不得不进入北京第三福利院（精神病院），在这里，清苦的生活和严酷的环境使他对人生的思考变得更加严峻，因此创作出许多感人至深的诗篇。《在精神病院》《归宿》《人生舞台》《想到死亡》《当你老了》《我这样写歌》成为他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值得庆幸的是，经过十多年的历史沉淀，1990年代的中国诗界和学界终于认识到了食指诗歌的价值，在对于当代诗歌历史的重新审视中，人们意识到了食指作为一位杰出的精神先驱和具有持久艺术生命力的诗人的意义。作为“被埋葬的中国诗人”中的一位最光芒闪耀的“归来者”，食指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
2002年，一位名叫翟寒乐的女士将食指接出了北京第三福利院，她早在多年前就喜欢食指的诗歌，命运终于使他们走到了一起，有了一个温馨的家，饱经磨难的诗人终于得以真正地重返世俗生活，享受劫波渡尽后的余生。从《秋阳》《冬日的阳光》这些诗中，可以看出如今食指那宁静而踏实的心境，看出他情感的满足与欣悦。
二
一切似乎都暗合着命运，也像是一个有戏剧意味的寓言。从二十岁的“相信未来”，到三十岁的“热爱生命”，到四十岁的“痛心的回忆”，到五十岁的“跨越精神死亡的峡谷”，到六十岁的“醒来啊尼采，让我们一路同行”，食指一生的经历充满了精神的苦难、坎坷和诗人的传奇，这是命运对他的厚爱，让他在历经忧患和历史的沉埋之后再度放射出光彩。因为诗歌从来就是这样——它给予诗人多少磨难和苦痛，就回报他多少感人的诗篇，对于大诗人和杰出的诗人来说尤其如此，没有一个大诗人不是用“命运”来完成其作品的，他不会只是用笔来写作的诗人，而必是用人生、用不同寻常的命运和生命人格实践来完成并且见证其作品的，唯有这样，他的诗篇才会感人至深、永世流传。这也算是“上帝的诗学”吧。
以上是一个对于食指的基本介绍。对于美国和英语世界的读者来说，我们首先关注的是，人们将在何种位置上估价和定位食指的诗歌，因为这是阅读食指的前提。可以这样说，自1960年代以来，如果要找寻一位当代中国诗歌的先驱，一位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歌手，那么这个人非食指莫属。他的写作不但比北岛要早，比1970年代初期开始写作的以芒克、多多和根子为代表的“白洋淀诗群”也早了五六年。尽管他们之间的年龄只有一两岁或两三岁的差距，但从写作和产生的影响看，却要几乎高出“半个代际”，连北岛自己都承认他受到了郭路生的影响，他在1980年代一次回答法国记者的提问时，曾说过他当时之所以写诗，就是因为读了郭路生的诗。多多也曾经在1989年的一篇文章《被埋葬的中国诗人》中，谈论过食指对于众多北京青年诗人的影响。可以说，他是在1960年代的中国最先在诗歌中表达异类观念、在“红色战歌”的声浪中第一个抒发“个人情感”的诗人，因此他也成为了一位不可替代的人物，成为了“‘文革’时期的最后一位诗人和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或者“意识形态专制下的最后一位诗人，和启蒙主义与现代性写作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而且富有命运色彩的是，他的这样一个身份至今也没有失效。在今天，他依然生活于历史之中，他使用“过时”的形式，持有过去年代的道德尺度与价值观，但却不断写下感人的诗篇。这是当代中国的一个传奇。除非是在中国，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传奇。他的写作既充满了浪漫主义者传统的忧郁华美，同时又作为中国当代的现代主义诗歌精神的源头而备受推崇，归根结底，这是他个人的悲剧精神气质与不幸的命运担承所决定的。他是一个历史断裂、现实精神冲突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灵痛苦的见证者和活化石，因之他成为了联系上一个时代和下一个时代的桥梁与标记。
同时，在精神气质上，他也同样有着经典而不可取代的意义：如果说黄翔更像是一个躁动和躁狂型的堂吉诃德式的“狂热的行动主义者”，而郭路生则更像一个哈姆莱特式的“忧郁的思虑迟疑者”，他们一个激烈、一个温和，但都可谓是鲁迅笔下“狂人”的后裔，他们同西方浪漫主义者之间也有若隐若现的联系。这一点对于理解这两位诗人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这样一种精神血缘的关系，使我们有理由相信，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谱系学的意义上也实现了传承与延伸，使我们相信，启蒙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暗流和精神实践，在最困难的时期也有着隐蔽而执着的表现。
郭路生和自己时代之间的紧张关系，起先是处在“隐匿状态”的，在1968年之前，他的精神状况呈现为“正常”类型，但“青春期的叛逆悲剧”使他在朝向一个诗人的道路上急速前行，他的现实世界与内心世界中一个隐约出现的“悲剧性自我想象”之间，已开始产生持续的冲突，并且成为他写作的基本动力与源泉。这时期，他的两部代表性诗作《海洋三部曲》（1965）和《鱼儿三部曲》（1967）中，已可以看出他一生创作的主题：一是悲剧的角色认同，他固执地以失败或牺牲者的“自我想象”，来建立他作品的悲剧与壮美诗意，这是他的诗歌之所以感人的最重要的因素。“现在/未来，光明/黑暗，失败/希望，厄运/信念……”这些二元对立的主题模式贯穿了他一生的写作。越到后期，这一主题与美感越变成与他的命运血肉相连的见证性书写——“未来”变成了未曾兑现的现在，曾经的“希望”见证的是业已显形的“失败”。但唯其如此，他的歌吟才具有了见证性，有了诗人的生命人格实践的真实的参与感，因而也具有了更感人的悲剧力量；二是其“二元对立母题”所导致的一种“紧张—斗争—相持—和解”的抒情模式，这是他所有作品主题之所以建立的基本框架。这时期，所有现实的负面因素，在他的诗歌中都被转化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感”，这使他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被掩盖、装饰并且升华为一种“纯诗”式的主题：鱼儿遇到了坚冰的封锁，这成为一种无法逆转的不幸境遇，并且注定了它反抗的徒劳与失败，但是这作为青春期自画像的鱼儿，还是凭着它的青春与激情，完成了挺身一跃，结果是蹦出了水面，被严寒冻死。这首《鱼儿三部曲》可以看作食指青春期一个“成长的悲剧”，他和鲁迅的《狂人日记》稍有不同的是，主人公最后的结局是悲剧与毁灭，而不是“被规训后的妥协和成熟”。但这是诗歌的形式，对于食指来说，它几乎是唯一的特例，在此后的作品中，这种主体与命运、与外部力量之间的斗争，无不是以对现实的接受和对未来的坚定信仰，来达成痛苦的缓解，失败成为信仰的代价，后者又作为前者的预期。这使悲剧与坚忍、抗争与承受成为食指诗歌最感人的精神内蕴。
1968年，郭路生因为《相信未来》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诗歌在社会上的广为流传而受到了“有关部门的审查”，这场审查给刚满二十岁的他带来了深远影响。也许我们可以借用哈姆莱特的性格分析来观察他：在受到比较大的压力的情况下，他的诗人的“佯狂”角色被不自觉地放大了，他会有意识地加强他的错乱感与悲剧角色认同。尽管表面上不动声色，但随后的插队知青生活也没有给他带来安全感，一年后，他还是跑回了山东老家鱼台县，并不久之后于1972年2月入伍参军。他试图用融入主流生活来彻底消除现实压力，但当他尝试使用完全主流化的语言来写作《南京长江大桥》《我们这一代》等诗歌的时候，反而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忧郁症中。这表明，来自内心的异端想象与外部社会现实中的强大规训力量之间的斗争，在郭路生这里产生了悲剧性的后果。他压抑自己的结果，是使自己陷入了更深的错乱感和疯狂之中。
从1974年到2004年的三十年时间里，郭路生经历了他人生中饱经磨难的中年时代。但苦难中他的诗歌写作反而产生精神的升华，他在福利院写下的《人生舞台》系列、《我的祖国》系列、《致失败者》《归宿》等作品，犹如晚年杜甫的作品一样，也像是病中的荷尔德林一样，具有了更为博大和苍凉的意境、深沉和顿挫的悲剧意味。他成功地谱写了一个特殊的文化反抗者的履历，一个高举生命火把悲歌前行的精神例证，同时也给我们的精神分析学的认识带来了深远的空间。在我看来，也许郭路生终其一生并非是一名“真正病理学意义上的患者”，因为在诗歌话语中，他始终保持了清醒、敏捷、深沉和高远的思维，犹如病中哈姆莱特的妙语连珠一样，即使是在病情最为严重的时候，他也写下了形式完美整饬的感人诗篇，甚至他诗歌中的“理性”因素与自我精神医治的因素，是所有“正常”状态的诗人中所没有的。这表明了他内心深处的复杂性，以及在处理与清理这种复杂时的某种“精神的对称”。
三
用“陈旧”的形式创造了一个奇迹，食指以非常“正统”的诗体写出了“反正统”的诗篇，这是另一个需要思考的现象。不可能有第二个食指，因为苦难和特殊的身份赋予了他特权，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也是雅斯贝斯所说的“一次性生存（或写作）”的诗人、不可模仿的诗人，因为他是昨天延伸至今天的一个讲述者，而忠于昨天的诗体就是忠于他对昨天的记忆和思考。食指用他的悲剧性的生命人格实践赢得了这一殊荣，他因此成了上个时代留下来的唯一的抒情诗人，一个真正的浪漫主义者。这样说有两个依据：一是他成长和定型于一个特殊的理想主义的浪漫型时代；二是他真正实现了对前代浪漫主义诗人人格精神的传承，即以生命参与诗歌，用人生谱写诗歌，由此他创造了一个纯粹抒情写作的奇迹，重建起一个现代中国抒情写作的传统。
由此，强大的人格力量是食指诗歌得以胀破陈旧形式而具有纯诗意义的根本原因。他的诗中构造了一个富有人性内涵、心灵冲突、善良品性、坚定信仰、敏感情思、顽强意志、悲剧性格的主体形象，而这一形象的丰富性同他悲剧的、自沉式的深渊性格逻辑所焕发出的人格魅力，深刻地触及了人性最深处的秘密。主人公所深切体察和尖锐揭示的那些失败与挫折体验，可以激起人们内心的强烈共鸣。某种意义上失败是最能打动人的，这正是人们喜爱看悲剧的原因。《鱼群三部曲》中鱼儿最终死在春天到来、冰雪消融的时刻，就充分表明了食指执拗地认同失败的内心倾向与性格逻辑。在《寒风》（1968）中，他将寒风写成了一个真诚地献出了一切、从而使自己变成了遭人遗弃的乞丐的形象，寒风成了他自己的一种精神遭遇的比喻，它真诚、慷慨地“撒落了所有的白银”，却因此丢失了自己而痛遭人世的冷遇：“紧闭的窗门外，人们听任我/在饥饿的晕旋中哀嚎呻吟/我终于明白了，在这地球上/比我冷得多的，是人们的心。”只有食指才有如此痛绝的体验，才会写出这样的“寒风”。这种悲切而愤懑的角色认同与自我定位，赋予了他的诗歌以令人“怜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怜悯”）、给人以“净化”的感人的悲剧力量。在另一首《命运》（1967）中，食指似已预见了自己的一生：“……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我的未来是抽不出锋芒的青稞/如果命运真是这样的话/我愿为野生的荆棘放声高歌//那怕荆棘剌破我的心/火样的血浆火样地燃烧着/挣扎着爬进喧闹的江河/人死了，精神永不沉默……”如果“命运”有什么先验性的话，那这实际上是指诗人的性格逻辑。和所有人一样，食指不可能预告自己的命运，但他却顽固地设定了自己的悲剧性格指向，痛苦成了他抒情的支点，也成了他精神的归宿，所谓“性格即命运”，在这点上可以充分印证。
但还有一点区别：食指并未像历史上绝大多数浪漫主义诗人那样，以生命的牺牲和夭折为结局，但他同样也没有使自己完成“世俗化”的过程。他一直循环在自己的悲剧逻辑中不能自拔。这一点可以从后期的作品《黎明的海洋》（1985）中获得印证。它是食指的处女作《海洋三部曲》主题的一个重现。作为浪漫主义精神的传承者，“海洋”是食指诗歌核心的象喻之一，它的永不停歇的惊涛骇浪的喧嚣，喻示着诗人永恒的内心情景。因此这首诗无疑可以看作后期食指精神与心灵的画像。它经历了太多黑夜的笼罩，经过了巨大的风暴，如今已伤痕累累：“你承受着黑夜的压抑/你深感到黑暗的窒息/你肌肉的每一次抽搐/都是一道寒心的波浪//……终于醒来了，黑色的海洋/赤裸着肌肉闪光的臂膀/在那天边的海平线上/奋力托起了火红的太阳……”
食指悲剧性的抒情并不单化作感人的生命力量，有时还会化作悲愤的社会批判力量。尽管食指从未过度地追问外部社会，而只是执拗地抒写悲剧的内心承受，但这种基于善良人格的抒情，有时也会生发出对世道人心的有力质问。在这一点上，《疯狗》（1978）是令人震撼的，他是对“精神分裂”的社会含义的最好诠释，是对当代中国人心灵创痛的最生动的体现：“受够了无情的戏弄之后/我不再将自己当成人看/仿佛我成了一条疯狗/漫无目的地游荡人间//我还不是一条疯狗/不必为饥寒去冒风险/为此我希望成条疯狗/更深刻地体验生存的艰难//我还不如一条疯狗/狗急它能跳出墙院/而我只能默默地忍受/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
在“文革”结束之时，我们曾看到过大量的揭露“伤痕”和表达“反思”的诗歌作品，但没有哪一首诗可以和这首诗所达到的人性与心灵深度相媲比，它以永不愈合的创伤标识着一个时代对人性的犯罪。
食指的诗歌将依据它不朽的抒情力量而传世，不止《相信未来》《热爱生命》《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名篇，他全部的作品已成为一个整体，我想已没有多少人还会怀疑这一点。这是命运在对他分外的苛待之后的报偿。希望、信仰、失败、挫折，这些永恒的主题，经由食指的生命实践而超越了它们通常容易陷入的“小布尔乔亚”或“中产阶级式”的情感窠臼，而抵达了纯净的生命本体以及由其所昭示的人性与哲学的高度。念及这一点，我们或许都能得到一份安慰：历史和人心，也许终将是公正的。
四
2002年，饱经忧患的食指重返家庭和社会，同时令人安慰的是，在此之前他也返回了公众的视野。其实早在他蜗居福利院的时候，就已有无数来自各地的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前来探访或拜会，只是那时他只能在福利院狭窄逼仄的过道或是饭厅里，匆匆地会见这些心怀敬意的来访者，有时他还得到一些来自民间的诗歌奖励——奖金最多的一次据说是由诗人伊沙主持的一份叫作《文友》的杂志所颁，有一万元的奖金，要知道那是在1990年代后期，也算是一笔数目不菲的钱款了，但据说食指并不能自由地支配这些钱物，他只能抽劣质的烟草，享受和其他病人一样粗淡的饭菜。出院之后，食指的生活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翟寒乐女士照顾，他先是住进了京城百万庄的一间寓所，后来又搬到了京城以北离城区三十多公里的海淀上庄，一所虽然不大但却可以安居的公寓里，终于有了真正的安居。这里远离城区，偏僻但悠闲安静，不远处就是农田，还有一片小树林，食指每天在那里散步、思考，有时偶得诗句便可以从容地在田野或林间沉吟一番。这种状态使他十分享受，气色看上去比从前好了很多，脸上也总是带着安闲的微笑。
安居的生活对于他的诗歌写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别了，那阴暗的暴风雨的青春”，也渐渐地远了，那些悲伤愤懑或沉郁绝望的情绪。他的诗歌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阳光”“温暖”“清茶”“漫步”，“秋阳”“冬日的阳光”成为了他诗歌意境中最频繁的形象。这是令人欣慰的，一方面，在历经磨难之后，读者和朋友们都希望他能够有一个和美温暖的余生，这比什么都重要，更值得让人欣慰；另一方面，这也同样为他的诗歌展开了新的可能。食指诗歌的可贵和魅力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从来都“只面对自己的命运”，那么这命运的转折自然也应当在他的诗歌中有所反映。他真实地叙述着自己的生存状况，抒发着自己欣悦甚至幸福的心情，也是对他的诗歌信念与真诚品质的再度佐证。从这个意义上，作为读者和朋友，我深深地为他感到高兴。同时我也在想，我们远在美国和其他英语世界的读者朋友们，一定也同样为这样一位诗人，一位“历经风雨终见彩虹”的命运的歌手，而深深地感动并且为他祝福。精神的连接与沟通从来都是没有沟壑的，那源自人性深处的真挚和纯洁、悲悯和共鸣，一定会超越任何地理与语言的障碍。
2009年岁末，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