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希腊城邦

古典城邦以希腊的雅典为代表，实际上我们知道情况最多的就是雅典，而研究最多的也是雅典。所以这里介绍的也以雅典为主。

雅典的民主制

一说到希腊城邦，一说到雅典，中外学者大都是从民主这个角度论述的，而东方专制主义论者大都用民主和专制的两分法来论述，即希腊是民主的源头，而东方是专制的样板。其实雅典的历史材料并不多，也就是那么几种，之所以产生那么多的阐述，主要是因为现代人都根据自己的体验和要求附会敷衍，蔚然成为民主大观。实际上，雅典民主制度的方方面面都有过详尽的讨论和分析，结论也有许多不同。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介绍和研究也相当丰富，[58]我只要选择自己认为可以采用的说法，就足以提供一个排除东方主义、比较正确地认识雅典政治制度的途径。

对于希腊、特别是雅典民主制度的异议和质疑，一般都举其：1.民主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2.民主是少数男性公民的民主，而大多数的妇女、客籍民（metic）、奴隶是完全没有民主权利的；3.雅典民主是对其他希腊城邦的剥削和掠夺，这三项内容。我们这里不再重复，而单从雅典的民主制度本身来考察一下。

古代希腊有1500多个城邦，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提到的城邦也有150多个，雅典只是其中的一个，是一个很小的地方，面积约合2000多平方公里，而现在的北京市面积就有1.7万平方公里。所以合乎小国寡民的条件。[59]从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到公元前338年克罗尼亚战役屈服于马其顿的统治，这二百多年被认为是雅典民主制的极盛时期，许多的研究都集中在这一时期，下面也就这一时期展开论述。

说雅典民主者多以其公民大会为例，主张其主权在民，其实这是拿现代西方的民主来理解雅典的政治制度。雅典的民众大会是全体公民参加的大会，这个大会权力很大，国家的许多事情，都拿到会上来讨论决定。大会每月（雅典每年10个月）举行4次，内容包括审议官员的行为、粮食供应、公共建筑的修造、国家大事、婚姻继承、公民之间的各种纠纷、公民个人的各种各样的申诉，可以说是无所不包。参加大会者是男性公民，妇女、依附者、奴隶等均不能参加，远郊的农民也不一定抛下农作总来参加，所以人数一般不会超过6000人，约四五千人。而城邦有资格参加的男性在公元前431年约为4万人，以后降至2.5万人左右。[60]因为许多人不出席大会，所以后来给参加者发放津贴，其数目约为一人一天的饭费。

大会讨论的问题事先由五百人议事会拟定，并且通知开会时间甚至地点。开会时由议事会中成员报告提案，也许当场有人提出异议，展开辩论。群众听取意见后进行表决，这些大都在一日内完成，甚至只有半日。表决结果就是最后决定，然后付诸实行。这里没有政府，没有政党，没有代表制度，也没有集合成的反对派。一切都是自然进行的，也可以说是匆匆忙忙做出的。我们可以举德模斯梯尼提到的一次公民大会来作为例证。时间为公元前339年，那时马其顿的腓力二世（公元前359—前336在位）正大举向希腊各地扩张，雅典城邦内部分成马其顿派和反马其顿派而殊死斗争，德模斯梯尼是反马其顿的代表人物，是希腊著名的演说家，他多次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反对马其顿。339年，腓力占领了彼奥提亚西北边境的伊拉提亚，消息传来，群情激愤，民众纷纷赶来参加公民大会，当使者传达完情况后，议事会问道，“谁要发言？”没有人答应。问题又重复了好几次，可是还是没有人站起来讲话。德模斯梯尼提到：看来这时需要的不仅是单纯的爱国热情，而且要从一开头就熟悉公共事务，并且对腓力的动机和目标十分了解。而我那天就是这样的人。于是我走上前去发言，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听众们一致表示同意。[61]参加大会的公民，对于城邦事务不能说完全无知，但是只对涉及切身利益的事关切，而且也缺乏了解情况的渠道，所以报告者的演说才能对决议起很大的作用。虽然名义上是公民大会做出决定，但实际上往往是突出的个人起作用。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伯里克利的作用是最明显的了。修昔底德总结说：“所以虽然雅典在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事实上权力是在第一个公民手中。”[62]由于公民大会往往被这些突出的个人所左右，能言善辩的政客、谋取各种私利的蛊惑家往往控制它，所以它做出的决定有不少是错误的。芬利有一篇文章专门论证，不能说雅典的公民都对政治没有兴趣，或者因为是文盲而对政治不理解，在当时所谓“面对面”的社会中，不识字的乡下人通过广场集会等形式也可以了解到一些政治情况，而且他们一年到头参加的许多政治实践会使他们熟悉城邦政治事务。芬利还不同意用“群众煽动家”（demagogues）这个贬义词来称呼雅典的政治家们，但是他也承认在匆匆忙忙做出决定的时候，提案人的发言就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而提案人等却是那些怀有自己政治目的的政治家们的依附者（门客clients），或者是有关系的人，所以才可以明白为什么少数富人、社会精英、统治者总是可以控制局势，通过他们所需要的决定。[63]

人们往往还引用雅典的陶片放逐法来说明其民主性，据说这是克里斯梯尼改革的产物。即每年一次由五百人会议向公民大会提出是否要实行一次陶片放逐，如果同意，就由公民大会进行，由公民把要放逐的人名写在陶片上，大会人数达到6000即为有效，如果某人的票数达到简单多数，就要被放逐出雅典10年，但是这期间不得剥夺他的财产，10年以后他还可以回来。这一办法据说是对付僭主的，约公元前487年开始实行，陆续放逐了僭主的同党，但是后来“陶片放逐法也被用来驱逐其他任何威势太大的人了”。[64]陶片放逐法的确驱逐过许多名人，但它实际上是党派斗争的工具。大约在公元前416年，雅典内部尼西亚斯和亚西比得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于是产生了要不要对他们两人实行陶片放逐的问题，当时因为二人势均力敌，有人主张驱逐亚西比得，也有人主张驱逐尼西亚斯，这时一个默默无闻而被称敢于“胆大妄为”的名叫许佩坡洛斯的人出来活动，想要把他们中的一个搞下去，然后自己可以和另外一个并驾齐驱，亚西比得和尼西亚斯十分恼火，于是联合起来，把那个许佩坡洛斯放逐了。后来雅典人十分后悔，因为他们认为，陶片放逐法是用于对付有权威的人的，把它用在许佩坡洛斯这样的人身上，简直是一种亵渎。这使许佩坡洛斯反而可以大肆吹嘘，像他这样的卑劣之徒，竟也遭遇和高贵的人一样的命运。以后雅典就再也没有动用这一办法了。[65]普鲁塔克还记有另外一个关于陶片放逐法的故事，在一次进行陶片放逐的投票时，一个不识字的粗鲁汉子把贝壳递给著名的将军阿里斯梯德，要他写下阿里斯梯德这个名字，阿里斯梯德惊住了，问他阿里斯梯德什么地方错待了他，“什么也没有”，这个人回答说，“我甚至还不认识这个人，但是到处称呼他为‘正义’，我实在听烦了”。阿里斯梯德还是按照这个人的要求做了（他是否这样做我们不知道，因为只有普鲁塔克的记述）。[66]现在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大约11000件写有名字的陶片，其中有190件写着底米斯托克利的名字，且出自少数几个人之手，肯定是预先写好备用的，至于是从中作弊还是为不识字的人使用就不好判断了。[67]这些例子都说明，陶片放逐法并非那么神圣、民主，是表示人民主权的证明。正如芬利指出的那样，它是在内部斗争中放逐、消灭敌手的可靠手段，但因为这一手段也可能对自己造成伤害，所以在采用了一段时间后就被放弃了。[68]

还有一个小型的会议称五百人会议，它并不是像现在议会这样的代议制机关，古代雅典人没有代议制的概念。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是为公民大会准备提案。它的成员由各部落抓阄产生。雅典本来有称为德莫的村落，可能是由原来的血缘氏族转化成为地缘组织，下面有按照血缘关系组成的四部落。这时掌权的是贵族议事会，由于平民和贵族的激烈斗争，到克利斯梯尼改革时，把过去的四部落重新划分为十个部落。在部落下面是所谓的三一区，因为党派斗争时雅典党派分野大致按照海岸、平原、城区划分，所以改革时把这三大地区中的德莫混合成30个三一区，各三一区中都包括有海岸、平原、城区内的德莫，所以它们可能在地域上并不联系在一起，这样有利于打破血缘关系的纠葛。三个三一区组成为一个部落，共有10个部落。每个部落出50人，于是组成五百人会议。成员资格是年满30岁的公民，每次任期一年，一个人一生只能任两次。五百人会议既不是议会，也不是内阁，随着城邦事务的复杂化，它有许多政务要处理，由于不可能500个人成天开会，所以形成了一套复杂的活动方式。即10个部落的成员每50人组成主席团，每个主席团在任一个月，即事实上是50人轮流执政，这50人每日抽签选出一名执行主席，他可以说是国家元首，负责保管存放货币和档案地方的钥匙，但他的任期只是一天一夜。

另外还有许多的办事人员，也可以说是官员，其中有最有权力、由选举产生并得连选连任的十将军，也有负责管理市场，清扫道路，修建庙宇等事项的人员。官员大都是由抽签产生的，据说总共有六百多人，所以造成一种公民都有资格担任官职的表象。但是抽签产生官员的办法在当时已经遭到批评，苏格拉底说，“用抽签法选举国家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没有人愿意用抽签法雇佣舵手、建筑师、吹笛子的人或任何其他行业的人，而这些事情上如果出现错误的话，其危害是要比管理国家方面的失误轻得多的”。[69]伯里克利曾15次连任将军，弗里昂曾45次当选为将军。[70]有威望的人连续当选重要职务，说明人人当领导者的办法即使在小国寡民的城邦也是不可行的。但是这样也就为突出的个人营私舞弊，独揽大权留下了方便之门。如果我们看一下《雅典政制》中关于这些官职，特别是陪审员的职责、投票办法等，就如同看我国的古代《周礼》中“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所说的各种各样的官员一样，充满了古代的烦琐、复杂、形式主义，似乎不是真正可以实行的制度，而是幻想的产物。

雅典的平等与自由

最早述说雅典民主政治的，应该是修昔底德书中所引用的伯里克利在葬礼上的演说（当然这可能是修昔底德个人的意见，假托伯里克利之口而已，起码许多的内容是他附会出来的）。其中对民主的赞颂，包括：1.政权掌握在全体（应为“多数人”）公民手中，而不是少数人手中；2.每个人在法律上是平等的；3.每个人的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都是自由而公开的。[71]以后的阐述大都围绕着这些内容进行，所以我们在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

我们就从平等开始，论平等就要了解雅典的法律。希腊的法律也和其他民族的法律一样，最初是不成文法，只是口头传达的过去的习惯，这些习惯由氏族贵族掌握，随意解释和应用，造成对平民的伤害，所以经过斗争，出现了成文法，有些地方把法律刻在石头和铜板上，以免贵族们上下其手。亚里士多德还说过，习惯比成文法有更大的权威性。[72]后来城邦出现了立法者，如雅典的梭伦，他的法律内容我们知道，但是他的法是如何立的，是否经过什么机构讨论、通过等我们不清楚。这就如我国的商鞅、吴起变法一样，看来那时也是由个人立法而不需要大众同意的。说雅典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说雅典公民可以参加公民大会，可以担任陪审员，可以靠抽签担任官员，也可以控告任何人，可以参加对别人的审判，也可以对怀疑的人提出进行陶片放逐。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形式上的平等。如果再进一步，我们要说明雅典的法庭组织，才可以了解它是如何平等的。

雅典的法庭从全体公民中抽签产生，约6000人，资格是年满30岁，没有欠国库的债即可。6千人的庞大队伍又分成10个法庭，每个法庭一年大约要开庭175—225天，[73]一般法庭为500人，重大的事项增加为1000人，甚至1500人。所以一个人一年总要出席法庭好多次。参加法庭是一项不小的负担，为此也有津贴。但是每次开庭不过一天，甚至还要短。因为雅典的法庭程序相当简单，和现在的法庭不同。即参加法庭的人既是法官，也是陪审员，没有独立的法官。无论民事、刑事案件，都要有人提出起诉，不存在国家提出起诉的机制。原告和被告当庭辩论，原告还要提出根据法律，应处被告以何种处罚。参加法庭人员在听完双方发言后，即进行表决，获简单多数者取胜。这就像是今天英美法系的陪审员制度。但是陪审员是要根据法律做出裁决的，而雅典的陪审员根本无须考虑法律规定，他们只是按照当庭听到的发言做出判断，也许做出的胜诉判决和法律规定相违背。[74]因为当庭陈述是案子能否取胜的关键，所以出现了代替当事人发言的演说家，著名的演说家有德模斯梯尼、伊索克拉底、第奥尼索斯、吕西亚斯等人。他们的演说稿在历史记录中提到的有500余件，其中保存下来的约150件，而其中110件是关于法庭诉讼的。[75]此外还有关于政治形势等的辩论稿。法庭演说旨在吸引参加者的同情和投票，所以往往说些和案件无关的话，如举出当事人的家世，或是其本人的功绩，或者揭发对方某种丑事等。[76]可以看出，雅典的法庭是过去原始社会民众会议的遗迹，即全体成员出席的大会，对国家大事或是内部纠纷表示意见而已。

雅典的公民似乎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人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其能力、才智、经验各有不同。但持绝对平均主义的雅典平民不注意这点，所以他们要求的是城邦政治中公民完全一样，人人可以为法官，人人可以为官员，一切大家轮流，这只能是小国寡民状态下的一种实验。亚里士多德已经发现了这一问题，他指出平民政体要求绝对的平等，这只是数量平等，应该是比值平等，即按照人的价值的不同而分配政治权利。[77]柏拉图更指出说，“这看来是一种使人乐意的无政府状态的花哨的管理形式。在这种制度下不加区别地把一种平等给于一切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78]政治上、法律上的平等，其前提应该是经济地位的平等。可是谁都承认，雅典人在经济地位上从来没有平等，所以政治上也不能完全平等。重要的官职，如十将军等，不但是选举产生的，而且可以连选连任，所以是这样一些个人控制着雅典的政治决策。

其次我们讨论一下自由。现代西方学者往往从西方的现代民主制出发，来诠释古代希腊的民主，所以他们就说自由在雅典人那里也是意味着言论自由、行动自由、弹劾官员的自由等。实际上希腊人所说的自由，是指公民成年以后，可以独立担负公民的义务和权利。[79]所以自由和平等相联系。亚里士多德说，平民政体的自由观念，一是人人可以轮番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第二就是在私人生活方面，人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这是对照奴隶不能按自己的意志生活而言的，即像一个自由人那样生活。[80]所以雅典的自由是指城邦公民的自由。关于古典的自由已经有过许多讨论。19世纪的库朗热就指出，古代没有个人自由，人身属于国家，财产受国家支配，私人生活也不能摆脱国家的支配；没有教育自由，也没有信仰自由，更没有个人生活自由，一切都受国家的干涉和控制。[81]芬利也认为，公民大会对个人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干涉，没有国家不可以干涉的事情。[82]公元前432—前429年，雅典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凡传授天文学知识和拒绝承认超自然力就是犯罪行为。该法律通过后，雅典就发生了一系列的审判，包括对阿那克萨哥拉、狄亚戈拉斯、苏格拉底、普拉泰哥拉等著名自然科学家及哲学家的审判和惩罚。[83]

现代西方学者从西方民主出发，认为雅典民主即西方民主的源头，所以说雅典民主包括三项内容，即自由、平等和包容。[84]包容大概是最成问题的，因为我们知道，城邦对城邦外部是视同敌国的，公民身份不能扩展，亚里士多德说，“依照惯例，公民就是父母双方都是公民所生的儿子，单是父亲或母亲为公民，则其子不得称为公民”。[85]伯里克利规定父母双方都是公民的后代才得为公民，[86]把雅典城邦变成了独立王国，这和它建立霸权帝国的时间是一致的。我们只知道雅典在克利斯梯尼改革时，曾经有过扩大公民权、吸收外来人为公民的事。[87]至于平等和自由，前面已经略加叙述。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政治上的平等与自由和个人的经济地位是紧密联系的，而雅典也和其他所有的阶级社会一样，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梭伦改革建立的是四个等级的社会，而后克里斯梯尼的改革，没有消除，也不可能消除经济、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据波利比阿说，雅典有6000名公民，其财产资格足以交纳战争税（战争紧急状态下缴纳），而共计有财产6000塔兰特，即每户合1塔兰特，但实际其中1200户的财产在5塔兰特以上，是富人，而余下的4800人财产不足1塔兰特。有钱人的财产可以是15塔兰特。还有更有钱的例子，如说有名的将军尼西亚斯有100塔兰特，另外一人有70塔兰特，有名的客蒙有40塔兰特，还有人开采劳立温银矿，被没收财产时有160塔兰特，另一个开采银矿者据说有600塔兰特，最富有的人帕琐，开一个盾牌工场，年收入1塔兰特，放贷60塔兰特，还有地产值20至70或80塔兰特。[88]而有钱就有权势，所以总有大批穷人按照富人的意志行事，无论是在公民大会上，还是在所谓的法庭上，他们的愿望总是很容易成为现实，得到通过。伯里克利在和客蒙斗争时，就没有客蒙那样的财产，可以供养食客，所以他只能求之于其他办法。[89]

雅典的原始民主

人们从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中的政权掌握在人民手中，推衍出雅典是主权在民的民主国家，是多么美妙的古代国家。从制度上说，当时并没有主权的概念，雅典政治制度是一种原始民主（如果我们用民主这个词的话），这种原始民主的精神，就是人人轮流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所有一切，大到军国大事，小到个人纠纷，都由公民大会决定。另外，还有500人会议和民众法庭的工作，据芬利说，每十年中，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年满3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有一年要参加议事会的工作，而且这一年中的十分之一时间是作为轮值主席团成员参加工作的。现在可以确认的议事会成员有3000余人，而任过两年的人不到3%。[90]参加法庭工作的人也有6000人，他们也是年满30岁以上的人。法庭频繁开庭，有一些人成为既不务农，也不经商，只靠津贴度日、以参加公民大会和法庭为业的人，[91]这和罗马的在“马戏与面包”里讨生活的“无产阶级”是一样的。雅典民主的主要力量应该说就是这样一些人组成的。这个民主的经济基础，就是奴隶制生产，更重要的是雅典建立的城邦霸权。有的西方学者否认雅典霸权对其民主政治的意义，其实《雅典政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来自盟邦的贡物和税款可以养活两万人以上，陪审员6000人，议事会成员500人，弓箭手1600人，骑兵1200人，船坞卫兵500人，城内卫兵50人，城邦内官员700人，城邦外官员700人等。[92]吵吵嚷嚷的公民大会和公民法庭实际上不是雅典政治的决策机构，而我们知道，雅典政治的决策者往往是那些政治家，梭伦、克利斯梯尼、伯里克利，以后还有亚西比德和尼西亚斯、伊索克拉底和德谟斯梯尼等。

雅典城邦是一个原始性很强的城邦，在城邦事务中，宗教起着很大的作用。希腊宗教是一种多神崇拜，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那种宗教，而是城邦宗教。[93]不但城邦有其崇拜的诸神，而且氏族、部落、公社以至家庭，都有自己的崇拜的神，有众多的繁杂的崇拜仪式，还有众多的节日庆典。而德尔菲神谶所在政治、军事决策中的作用，也十分重大。就如殷代的甲骨占卜一样。雅典城邦的原始性，还表现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关于是否可以实行共产共妻的讨论中，虽然现实中不是这样的制度，可是哲学家却认真探讨它的可行性和优缺点。而政治上的民主制度，也就是它原始性的一种表现，所以我们说它是原始民主，或者称直接民主。实际上，城邦内部充满了所谓民主派与寡头派的激烈斗争，各城邦之间，也充满了无休无止的战争，最后终于酿成伯罗奔尼撒大战，城邦制度瓦解。

一般论者往往盛赞雅典民主维持二百余年之稳定，给城邦带来和平、幸福、繁荣，因此创造出人类历史上的许多灿烂文化。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这二百余年的稳定，还是很可质疑的。这一段时间内，雅典的历史充满无休无止的战争和斗争，内战和外战。公元前594年的梭伦改革，颁布了解负令，但是其四个阶级的划分明显是不平等的。这一改革号称中间路线，穷人和富人都不满意，所以扰攘不休，梭伦被迫出走，十年不归，归来后也过上退隐的生活。以后党派斗争激烈，形成海岸、平原、山地三派。公元前560年皮西斯特拉图斯执政，是为僭主政体。但在派别斗争下他几次被逐，又几次返回。在33年的执政期间，只有19年当政，其余时间逃亡在外。公元前527年发生了推翻他的阴谋，处死、放逐了很多人，他死后其子继位。以后就发生了克利斯梯尼和伊萨戈拉斯两派的党争，经过反复，克利斯梯尼于公元前508年掌权，实行民主改革，西方认为公元前508年的改革是雅典民主之始。之后希腊各邦战乱不休，而波斯人也不断进攻。雅典内部则民主派和贵族派斗争继续，民主派地米斯托克利取胜，把贵族派首领阿里斯梯德流放。公元前499年开始了波斯和希腊战争，公元前490年马拉松战役，希腊人取得胜利。公元前480年，温泉关之役和萨拉米海战，希腊人暂时打退了波斯人。在这次危机中，雅典的战神山会议因为分发费用使人民参加海战，而又控制了行政政权，长达17年之久。而对雅典能取胜波斯贡献很大的地米斯托克利，因为党派斗争失败，被用陶片放逐法驱逐，他于是归降波斯，在波斯也不得意，后来自杀。公元前460年，对波斯之战还未终结，伯罗奔尼撒战争又复开始，这是希腊各城邦围绕在雅典和斯巴达两大主帅周边展开的大战，雅典在海战中一般会取胜，而陆军见长的斯巴达则不断蹂躏雅典的阿提卡郊区，烧杀劫掠，造成很大破坏。这时雅典城内进行的是贵族派客蒙和民主派伯里克利的斗争，伯里克利日渐得势，公元前445年成为无可匹敌的权势人物，普鲁塔克说，在四十年当中，伯里克利一直是各政治家中首屈一指的人物，这四十年中，有十五年他每年都被选为将军，“大权在握，不曾间断”，“他权位太高，气焰太盛，与民主政治很不相称”。[94]所以，被称为民主之花盛开的伯里克利时代，也可以说是他的独裁时代。公元前431—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二阶段，雅典发生瘟疫，伯里克利也染病而死（公元前430年），以后雅典在战争中逐渐失利，公元前415—前413年远征西西里失败，损失巨大。公元前411年，发生了贵族派的政变，这一政变没有维持多久就失败了。但雅典在战争中不敌斯巴达已是既成事实。公元前404年，雅典发生30人的僭主政变，他们控制了大权，残杀许多人，“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处死了不下一千五百人”。[95]这一年雅典向斯巴达投降，战争以雅典失败而告终。此后希腊城邦走向衰落，马其顿兴起，雅典发生了亲马其顿和反马其顿两派的斗争，公元前338年的克罗尼亚之役，希腊沦为马其顿的附属，此后的希腊历史就是马其顿的专制统治了。波里比阿就评价雅典犹如一艘没有船长的大船，人民莽撞冲动，分裂争吵，时常陷入危机。[96]

应该承认，建立在奴隶制和对其他城邦的霸权统治之上的雅典城邦，保证了一段时间内许多公民作为有闲阶级过着悠闲的生活，能够研究各种学问，创造了对人类有益的、繁荣、灿烂的文化，包括可以称为科学、哲学、戏剧、诗歌、历史、雕塑、绘画的许多内容。但是其民主的创造却历来意见极不统一，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其实古典作家大都不看好民主制度，[97]甚至被认为是持折中态度的亚里士多德也说，平民政体中“各自放纵于随心所欲的生活，结果正如欧里匹特所谓‘人人都各如其妄想’而实际上成为一个混乱的城邦”。[98]罗马征服了希腊，以后更发展成为罗马帝国，所以罗马人不认同希腊的民主制。罗马作家都对希腊民主予以消极评价。西欧中世纪时，意大利城市产生了一些城邦，它们仿效罗马共和国的形式（实际上实行的是暴君专政），而不赞赏希腊的民主。近代欧洲沿袭了对民主的负面评价传统，大多认为民主政体是多数人对全体的专政统治，甚至美国革命，也主张建立一个代议制基础上的共和政体，而不是民主制。[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