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个性之潮与艺术氛围
晚明小品走出“文以载道”传统，自由地抒发着个性，这种鲜明的艺术品格深受当时思想领域个性之潮和文人生活情趣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在《续说郛》提要中谈到明代说部类作品的发展时说：
从这段话，我们不难看出，《四库》馆臣对晚明士风与文风和晚明小品的蔑视态度。不过，它还是道出了某些历史事实。它指出明代自隆庆、万历以后，社会风气与文人思想发生了明显变化。士人的生活、人格与文学创作，受到禅宗思想和李贽、陈继儒等人影响，这里对于“小品日增，卮言叠煽”现象所产生的历史氛围的表述，有助于我们理解晚明小品。
程、朱理学在明初成为官方哲学，永乐年间，胡广等人编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书，又由明成祖朱棣亲自作序，并诏颁天下。以程、朱理学为标准，来统一社会思想，成为其思想准则，这标志着程、朱理学在思想方面的独尊地位。随着商品经济逐步发达，人们对于物质生活需求也逐渐高涨，商品经济的观念形态逐渐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思想领域之中；程、朱理学虽然还是官方哲学，但已经受到抨击，并日渐失去维系人心的精神统治力量，人们长期受到禁锢束缚的思想精神，亦得到一定程度解放。《明史·儒林传》说：“嘉（靖）、隆（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65程、朱理学由独尊逐渐退至次要地位，而王阳明心学则在思想界唱起主角。
晚明文化与王阳明心学关系密切。心学崛起于明中叶，而盛行于明代后期。顾炎武说：“盖自弘治、正德之际，天下之士厌常喜新，风气之变已有其所自来。而文成（王阳明）以绝世之资，倡其新说，鼓动海内。嘉靖以后，从王氏而诋朱子者，始接踵于人间。”又指出：“故王门高弟为泰州（王艮）、龙溪（王畿）二人。泰州之学一传而为颜山农（均），再传而为罗近溪（汝芳）、赵大洲（贞吉）。龙溪之学一传而为何心隐，再传而为李卓吾、陶石篑。”66这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勾勒了王阳明心学与晚明文人思想的承继关系。而事实上，王阳明心学深受晚明文人的喜爱，并对晚明文学起了直接影响。如袁宏道就说：“故仆谓当代可掩前古者，惟阳明一派‘良知’学问而已。”67这种赞扬，正说明王阳明心学与公安派和晚明文学革新思潮的密切关系。
阳明心学是在陈献章等人的心学思潮基础上形成的。它在哲学上，以“心即理”取代朱熹的“性即理”，以反朱学姿态出现于思想界，引发出否定传统绝对权威的思潮。阳明心学倡导人的主体精神，认为心就是性，就是天理，就是天地万物本体。心是精神本体，是宇宙最高本体，心有至高无上的功能。“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矣，而又亲切简易。”68主张“发明本心良知”，用人的存在和精神质量来确立客观万物的意义。其理论核心是注重人的尊严和主体精神价值。又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69这种理论强调人的意识、主观精神的巨大作用，主张内省。由程、朱先验的伦理本体转向心理本体，带有一种反朱学传统精神。这种理论给当时死气沉沉的社会，吹进了清新空气，起了一种振聋发聩的作用。“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词章间，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醒，恍若拨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70此后，王学左派进一步发展了心学。泰州学派开创者王艮以“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为宗旨，在下层民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而罗汝芳、何心隐、李贽，更是发扬了泰州学派的异端思想。何心隐提出“无父无君非弑父弑君”的口号，对封建伦理纲常发起攻击。他认为，“性”与“欲”两者不是对立的，“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佚，性也”71，人们对于声色、滋味、安逸的要求，是出于天性的正当要求。这种观点批判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也是对阳明心学中“去人欲”思想的纠正。罗汝芳的“赤子之心”说，则体现了一种人性思想。《近溪子集》有一段关于“赤子之心”的论述：
“赤子之心”是未经世俗影响的，其“知”与“能”是与生俱来的先天自然状态。这种“赤子之心”，还包含着与生俱来的“爱根”。“赤子出胎，最初啼叫一声，想其叫时，只是爱恋母亲怀抱。”72这种爱根，也就是“仁”。人有“爱根”，也就有了人性，可以“推充这个爱根以来做人”。罗汝芳的哲学思想，还受到禅学影响，具有某种禅味。正如黄宗羲所说：“先生真得祖师禅之精者。”73颜山农提出“率性”说，认为“平时只是率性，所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74。纯任自然，便是道。这些理论都肯定了人的自然欲望和自然本性，成为文学上反禁欲和追求个性自由的理论先导。
其实，不止罗汝芳受到禅学影响，从阳明心学到整个泰州学派都是如此。黄宗羲在《泰州学案·序》中说：
黄宗羲所说泰州学派“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相当准确。总之，到了晚明，心学与禅学混为一体，对于文人们思想、心态，乃至文学艺术创作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明代中叶以后，禅宗之风极盛。禅悦之风对于晚明人的思想和生活，也起了极大影响。晚明时代，许多人受到禅宗影响。正如谢肇淛《五杂组》卷八说：“今之释教殆遍天下，琳宇梵宫盛于黉舍；唪诵咒呗嚣于弦歌，上自王公贵人，下至妇人女子，每谈禅拜佛，无不洒然色喜者。”76在各个阶层的人们中，文人更是普遍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我们可以开列出一串很长的名单来：李贽、汤显祖、三袁兄弟、汤宾尹、陶望龄、董其昌、陈继儒、钟惺、谭元春、王思任等。李贽晚年干脆当了和尚，钟惺临死前写《告佛文》，发愿受五戒，并起法名为“断残”。晚明许多作家对于禅宗理论确是下了一番功夫的，袁中郎就很有代表性，他对禅宗十分有研究，甚至自认为比佛教徒还精通佛理。他曾对张幼于说：“仆自知诗文，一字不通，唯禅宗一事，不敢多让。当今勍敌，唯李宏甫先生一人。其他精炼衲子，久参禅伯，败于中郎之手者，往往而是。”77当时士大夫每天的“清课”是：焚香、煮茗、习静、寻僧、奉佛、参禅、说法、作佛事……而佛书、道书，陶、白、苏文集，李贽《焚》《藏书》……则是文人的“清供”。乐纯《雪庵清史》载：
然而晚明人对于禅宗老庄，大多不是崇拜，不是虔诚信仰，而是精神上的排遣和寄托。朱锡绶（字筱云）有两句话：“谈禅不是好佛，只以空我天怀；谈元（玄）不是羡老，只以贞我内养。”79虽是清人之言，不妨移用来说明晚明人喜受庄禅的实际情况。晚明文人灵活参禅，也使他们可以灵活地处理精神解脱和生活享乐的关系，心身俱适：既享受世俗的物质生活，而又不过于执着；既向往高远的精神境界，而又不脱离俗世的享乐。
儒与禅之间，并非水火不容。自宋元以来，儒学受到禅学许多影响。尤其陆九渊、王阳明一派，更是与禅宗有血肉关系。“狂禅”之风，也源于陆王“心学”。不过，陆王“心学”的理论归宿是正心诚意。而到了李贽等人，则主要发扬了呵祖骂佛的反儒学传统精神，对于传统道德、儒学权威等，持强烈的怀疑和否定态度，蔑视一切世间礼法。他们的风格狂放执着，惊世骇俗，其思想行为，对于传统的伦理纲常与思想文化，具有一种巨大的破坏性，故人们称之为“狂禅”。狂禅代表当然是李卓吾。在他的鼓动下，天下靡然从之。黄宗羲说，耿定向（1524—1596）“因李卓吾鼓倡狂禅，学者靡然从风，故每每以实地为主，苦口匡救”80。四库馆臣说：“竑师耿定向，而友李贽，于贽之习气沾染尤深，二人相率而为狂禅。”81一时之间，形成一种“狂禅”之风。
庄禅之风激起个性自由之潮。士大夫从传统禁锢解脱开来，大胆地追求现世的幸福、人间的乐趣，甚至是情欲。同时，在文学领域里，一种个性自觉的思想潮流悄然而起。由于程、朱理学失去了统治地位，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性成为众矢之的，反对禁欲主义和假道学，成为晚明文学与道德领域的风气。反映到文学上，一个显著的特征，便是尊重、推崇与“理”相对的“情”。袁黄（1533—1606）《情理论》说：“古之圣人治身以治天下，唯用吾情而已。人生于情，理生于人，理原未尝远于情也。”“人生而有情，相与为盱睢也，相与为煦煦洽比也。而极其趣，调其宜，则理出焉。”“是故情深者为圣人，能用情者为贤人，有情而不及情者为庸人。若畸人迂士，往往窃理以自饰，而无情之人也。”82充分地肯定了情的巨大力量，强调情先于理，而且比理重要。此外汤显祖提出“至情”说，冯梦龙提出“情教”说，主张“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83，袁宏道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84等。这些理论，都反映出晚明文化思潮的奇异色彩来。提倡个性也必然反对复古主义，反模拟剽窃，求创新革新，注重个性和创造性，师心自运，重视文学的审美价值，这一切，在晚明小品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放浪不检和玩世不恭的品行，追求现世享乐的人生哲学，可以说是晚明文人的风尚。他们的人格，既有传统的儒雅之风，也受到商品经济发达的观念形态影响。晚明文人的审美意识与市民意识关系密切，不少文人接受了市民阶层的价值观、人生观、审美观。这是高雅文化与世俗文化的一次高度融合。晚明时期，社会腐败黑暗，各种矛盾日趋激化，内忧外患，出现了封建末世的症候。文人对于社会现实的幻灭感，更使庄禅哲学追求自然、适意、清静、淡泊的人生观风靡一时。晚明小品深受庄禅之风影响，艺术上追求空灵、幽静、淡雅、自然、清寂的审美情趣；同时受到晚明社会影响，又出现放纵、世俗、享乐、焦灼、浮躁之风。可以说，晚明小品文比较真实、集中地表现了这个历史时期文人复杂的心态。
自宋元以来，白话小说、戏曲、民歌大量涌现，至晚明而极盛。这些通俗文学样式的内容，大多表现市民生活、市民意识和生活情趣。晚明许多文人，对于通俗文学样式，都十分喜爱，评价很高，我们可以袁宏道为例。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认为，当时的诗文无法传世，“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85，高度赞扬了当时的民间歌谣。而且他也相当重视小说戏曲的地位，他在《觞政》中，开列了一系列经典作家作品：“诗余则柳舍人、辛稼轩，乐府则董解元、王实甫、马东篱、高则诚，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等为逸典。”86他在《听朱先生说水浒传》一诗中，又说：“少年工谐谑，颇溺《滑稽传》。后来读《水浒》，文字益奇变。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87这更是把《水浒》说得比“六经”和《史记》更为美妙。晚明文人所写的小品，可以说，标志着雅俗两种审美观念的合流。明代由于俗文学对于雅文学影响，文学标准发生了变化。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中，提出文学“有以平而传者”“有以俚而传者”“有以俳而传者”88。在《冯琢庵师》中，还提出“宁今宁俗，不肯拾人一字”之说。89晚明许多小品，在语言上就接受了通俗文学影响，走向口语化、通俗化。
晚明文人在文化品格上，受宋人尤其苏、黄的影响很大。在知识结构上，也是如此。苏轼、黄庭坚的艺术修养十分全面，对诸种艺术形式，如诗词文赋书画等，都深有研究。受其影响，晚明文人工书善画者众。如徐渭、邹迪光、李流芳、邢侗、董其昌、陈继儒、李日华等，不计其数。不少作家在书画方面造诣很高，却为其诗名文名所掩。如竟陵派的钟惺，以诗文著称，又精于绘事。恽南田曾评论说：“伯敬先生画宗逸品，绝似冷元人一派。笔致清逸，有云西天游之风。真能脱落町畦，超于象外。长蘅、孟阳微有习气，皆不及也。”又说他的绘画成就“盖得之于诗，从荒寒一境悟入，所以落笔辄有会心”90。这正说明晚明文人艺术修养全面，各种艺术方式互相交融渗透。晚明文人也明确指出这一点，如李陈玉《书李山人画册》说：“古今书法、画苑及文章家，三堂一门，同工异曲。”他认为，历来的艺术家多兼工书、画、文章。因为书、画与文章三者，有内在共同点：
这里所说的“从来画苑名家，半属能文之士”，在晚明确是事实。也许我们还可以补充说，晚明许多能文之士，也是书画名家。正是多种艺术形式的综合，使晚明小品增添了高雅的艺术意味和文化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