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订说明

朱光潜先生的《诗论》，初成于1932年，先在朋友圈内传观。后来他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武汉大学任教时作为教材，并一再修改。朱先生在《自传》里说过：

（1933年秋结束八年的留学生活）回国前，由旧中央研究院历史所我的一位（武昌）高师同班友好徐中舒把我介绍给北京大学文学院长胡适，并且把我的《诗论》初稿交给胡适作为资历的证件。于是胡适就聘我任北大西语系教授。我除在北大西语系讲授西方名著选读和文学批评史之外，还拿《文艺心理学》和《诗论》在北大中文系和由朱自清任主任的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班开过课。1

1943年，《诗论》由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1948年，《诗论》由正中书局出版增订本。1984年，北京三联书店重印时，朱先生在“后记”中说：

在我过去的写作中，自认为用功较多，比较有点独到见解的，还是这本《诗论》。我在这里试图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对中国诗的音律、为什么后来走上律诗的道路，也作了探索分析。2

说是“用功较多”，其实是倾注了毕生的精力。《诗论》写出初稿后，朱先生在之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一直都在打磨，反复审视，精益求精。

在为安徽教育出版社编《朱光潜全集》期间，我发现了《诗论》的两种讲义，都是大十六开本。一本封面题“诗论　七月五日装成　近代文　附”，正文书名为“诗学通论”，每页的边侧都印有“北京大学讲义　文七四　G出版组印　李校（或赵校、宋校）”的字样。这本讲义正文共七章，约十万字。封面只署有“七月五日装成”，未署年份。另一本封面题“诗论　廿五年五月廿一日装成”，正文书名为“诗论课程纲要”，上部为“美学通论”，内容分为十三章，约十万字，下部为“诗学通论”，共十五章，另有附录《西方诗学略史》和《中国诗学略史》。遗憾的是后一本讲义的“诗学通论”部分只有目录，没有正文。不过，它的出现可以为考订前一本讲义的年份提供依据，前一本很可能是朱先生回国的第二年即1934&nbsp；年印行的。从目录看，后一本讲义的内容太厚重了，章节翻了一倍还多，没有一两年工夫是赶不出来的。

将《诗论》讲义与《诗论》初版本、增订本和重版本比对，不仅可以看到朱先生的阅读面是如何拓展、诗学理论是如何提升、文字是如何修润的，还能看到他善于倾听各种意见，热心参与诗学论争，在学术交流和碰撞的大潮中，广纳博收，取精用宏，因而显得特别珍贵。有关《诗论》版本的演进和朱先生对“诗学”研究的毕生追求，我在本书最后的“校订后记”中有详细说明，此处不赘。

在整理讲义的过程中，我的校订工作仅限于下列七项：

一、尽量搜求多种印本及文稿进行校勘。凡原文有明显错字处，径行改正；需要加以说明的则在〔〕中予以订正。如第一章“诗的起源——歌谣（上）”（第19页）：“踢踢脚背，跳过南山。南山扳倒，水龙甩甩。新官上任，旧官请出。木读汤罐，弗知烂脱落里一只小拇脚指头。”《诗论》的其他版本也如此。可“木读汤罐”显然有误；对照顾颉刚的《吴歌甲集》和朱自清的《中国歌谣》，改为“木读〔渎〕汤罐”，说的是苏州木渎石家饭店名满江南的美味鲃肺汤。

再如第二章“诗与谐隐”（第47页）：“宋以后文字游戏的风气日盛，诗人常爱用人名地名药名等等作双关语……”朱先生《诗论》的其他版本“宋以后文字……”均为“唐以后文字……”，于是改为“宋〔唐〕以后文字……”。

又如第三章“诗的实质与形式（对话）”（第80页）：“好在这种人在我们的时代中已逐渐消灭了”，“消灭”二字太绝对，在其他版本中均为“减少”，于是改为“……已逐渐消灭〔减少〕了”。

二、用字力求统一。如“狠”和“很”这两个字在当时是通用的，讲义中有时用“狠”，有时用“很”，校订时统一为“很”；“其他”和“其它”混用，统一为“其他”。

三、脱漏的字在[]中添加。如第二章“诗与谐隐”（第29页）：“豁达者虽超世而却不忘怀于淑世，他对于人世，悲悯多于愤嫉；滑稽者则只知玩世，他对于人世，理智的了解多于情感的激动。这种别可以说是悲剧的诙谐和喜剧的诙谐的分别……”，“这种别”太突，明显漏了一个“分”字，添加后为“这种[分]别”。

再如第三章“诗的实质与形式（对话）”（第77页）：“如果依的学说……”，据前后文明显漏一“你”字，添加后为“如果依[你]的学说……”。

四、多余的字加＜＞示意应删除。如第五章“中国诗的节奏与声韵的分析”（第120页）：“……所以平仄相间也有很难说是高低相间”，句中的“有”当删，改为“……所以平仄相间也＜有＞很难说是高低相间”。

再如同章（第145页）：“如果最着重的一个音时而开口，＜时而齐开口，＞时而合口，没有一点规律……”

五、文中提到的书籍和文章标注书名号。如第一章“诗的起源——歌谣（上）”（第2—3页）：“……至于从前人所认为周秦以前的书，如古文尚书，礼记，尚书大传，列子，吴越春秋等‘即古逸诗所自来的书’……”加上书名号后为：“……至于从前人所认为周秦以前的书，如古文《尚书》，《礼记》，《尚书大传》，《列子》，《吴越春秋》等‘即古逸诗所自来的书’……

六、该分行、分段的代为断开。如第二章“诗与谐隐”（第46—47页）：

别后常相思，顿书千丈阙，题碑无罢时。（《华山畿》，“题碑”指“啼悲”）春蚕不应老，昼夜常怀丝。何惜微躯尽，缠绵自有时。（《蚕丝歌》，“丝”“思”双关）

断开后为：

别后常相思，顿书千丈阙，题碑无罢时。（《华山畿》，“题碑”指“啼悲”）

春蚕不应老，昼夜常怀丝。何惜微躯尽，缠绵自有时。（《蚕丝歌》，“丝”“思”双关）

七、外国作家、作品的译名与现今不统一的，第一次出现时在（）中注明今译名。如第三章“诗的实质与形式（对话）”（第54页）：“……在模仿英国的爱理阿特（现通译艾略特）或是法国的什么人。”

再如第五章“中国诗的节奏与声韵的分析”（第117页）：“例如嚣俄（现通译雨果）的诗句……”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文中本有以（）表注释说明的内容，排版上以略小字出之，而以上全部校改内容都采正文字号，以为区别。

另外，此讲义所附“近代文”与正文关联不大，仅存目。

商金林

2016年10月18日于北京大学畅春园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