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前1世纪中亚民族大迁徙

先秦时代至汉初，大月氏人一直称雄天山南北，乃至蒙古高原。《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141]匈奴称号“头曼”源于吐火罗语“tumane”（万户长）。[142]此外，匈奴还有“翕侯”“沮渠”“阿史那”等官号，分别源于吐火罗语“cojhbo”（州长）、“cambura”（头领）和“asana”（贵人）。乌孙、楼兰、于阗等西域诸国亦流行这些官号。[143]显然，这些官号皆为大月氏王所封，可见大月氏曾经是中亚草原和西域诸国的霸主。头曼单于之子冒顿早年被送到大月氏王庭当质子，后来盗取月氏善马逃回蒙古高原。[144]

公元前2世纪初，匈奴在蒙古草原崛起。在冒顿单于的打击下，大月氏人从敦煌与天山之间草原地带西迁伊犁河、楚河流域，从而引发了中亚民族一系列大迁徙。这场大迁徙导致西域诸国的重新分布。关于这场多米诺骨牌式的民族大迁徙，《汉书·西域传》记载：

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十余万，故强轻匈奴。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前174—前160在位）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过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今中亚锡尔河）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145]

今甘肃祁连山和新疆阿尔金山一带的山脉，汉代统称“南山”。大月氏西迁时一些部落不肯离开原始故乡，归降了匈奴，史称“小月氏”。一部分月氏遗民亡命南山，与羌人逐渐融合，史称“南山羌”。汉武帝之所以在河西走廊至罗布泊一线筑长城，旨在隔绝匈奴与南山羌的联系。所谓“大月氏本行国”，意思是说大月氏本来是游牧人，他们的原始故乡应在汉代南山和敦煌以北的草原地带。前元四年（前176），匈奴冒顿单于给汉文帝写了一封书信。《史记·匈奴列传》转述这封信说：

其明年（前元四年），单于遗汉书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前时皇帝言和亲事，称书意，合欢。汉边吏侵侮右贤王，右贤王不请，听后义卢侯难氏等计，与汉吏相距，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皇帝让书再至，发使以书报，不来，汉使不至，汉以其故不和，邻国不附。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146]

我们认为，匈奴右贤王在西域新开拓的疆土就是大月氏故地，北至阿尔泰山的呼揭，南达罗布泊东北的楼兰，西至天山中部的乌孙。大月氏在西迁途中，首先洗劫了乌孙部落，然后攻占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塞人（希腊人称“斯基泰人”）的游牧之地。乌孙则向东迁徙，投靠蒙古高原的匈奴。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乌孙王昆莫猎骄靡为父报仇，在匈奴军臣单于的帮助下，击败大月氏人，将其从伊犁河流域驱赶到中亚阿姆河流域。此后，乌孙王在伊犁河的塞人故地建立了新的家园。[147]

据法国学者韩百诗（Louis Hambis）考证，乌孙就是希腊史料所载中亚游牧民族——伊塞顿人（Issedones），西与伊犁河流域的斯基泰人为邻。[148]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乌孙的原始故乡在哈密盆地。[149]问题是，哈密位于大月氏王庭——析罗漫山（今巴里坤山）之南，既不与伊犁河塞人为邻，亦不在大月氏西迁途中。况且，哈密盆地的焉不拉克文化与伊犁河学界公认的乌孙土墩墓无任何文化联系，那么乌孙的故乡又在何处呢？

1998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石河子南山墓地又发现乌孙土墩墓。该墓地位于玛纳斯河东岸，其中一座土墩墓出土了三件单耳彩陶杯（图3-1）。[150]新疆彩陶只见于青铜时代至汉初遗址和墓葬，西汉中期（汉武帝时期）以后基本不见彩陶，那么这些随葬彩陶的土墩墓想必建于汉武帝元光四年（前130）乌孙西迁伊犁河以前。

乌孙早期土墩墓的发现相当重要，一方面，这证明乌孙起源于玛纳斯河乌苏市与石河子市之间的草原地带；另一方面，也说明大月氏的故乡在玛纳斯河以东地区。从地理环境看，敦煌以北、玛纳斯河以东最好的牧场在天山东麓巴里坤草原上，新疆最大的军马场——伊吾军马场就在这片大草原，汉代称巴里坤山为“祁连山”。正如马雍指出的，“早在西汉时期，这一带即为匈奴控制西域的主要军事根据地。东汉时期，这里为北匈奴呼衍王常驻之所”[151]。冒顿单于写给汉文帝的一封书信中提到，匈奴入主西域后，“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换言之，那些不肯离开故乡的小月氏人归降了匈奴。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追击匈奴至析罗漫山，尔后攻打巴里坤草原的匈奴和小月氏。《汉书·霍去病传》记载：

而去病出北地，遂深入，合骑侯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连山（今新疆巴里坤山），捕首虏甚多。上曰：“票骑将军涉钧耆，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鱳得，得单于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谓能舍服知成而止矣。捷首虏三万二百，获五王，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师大率减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户。赐校尉从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长。鹰击司马破奴再从票骑将军斩速濮王，捕稽且王右千骑将，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虏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虏千四百人，封破奴为从票侯。校尉高不识从票骑将军捕呼于耆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虏千七百六十八人，封不识为宜冠侯。校尉仆多有功，封为辉渠侯。[152]

居延泽，在内蒙古额济纳旗的东居延海；小月氏，指大月氏西迁后留在故乡的残部。从称号看，汉军俘获的“单于单桓”指驻守天山的匈奴地方官，但是霍去病俘虏或斩首的“酋涂王”“速濮王”“稽且王”“呼于耆王”皆非匈奴官吏，而是游牧于巴里坤与居延之间的小月氏部落酋长，所以霍去病获胜后封为“校尉从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长”。霍去病在巴里坤草原俘获的小月氏人后来迁往张掖，史称“义从胡”。[153]

霍去病捣毁匈奴在西域的统治中心——析罗漫山后，当地仍有众多小月氏人不肯离去，他们在巴里坤草原的活动直迄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后汉书·西域传·蒲类》记载：

蒲类本大国也，前西域属匈奴，而其王得罪单于，单于怒，徙蒲类人六千余口，内之匈奴右部阿恶地，因号曰阿恶国。南去车师后部（今新疆吉木萨尔），马行九十余日，人口贫羸，逃亡山谷闲，故留为国云。[154]

匈奴占领析罗漫山后改名为“蒲类”，这位蒲类王即大月氏西迁后留在当地的小月氏酋长。尽管元狩二年小月氏遗民遭到霍去病残酷打击，但是巴里坤草原仍残存六千余口。车师后部在博格达峰北麓的吉木萨尔，由此马行90余日的山谷当在阿尔泰北麓。苏联考古学家在阿尔泰山北麓的巴泽雷克发现过一座苏贝希文化晚期大墓，正是从巴里坤草原北迁阿尔泰山的小月氏酋长之墓，我们将在第三节详细讨论。

除了巴里坤草原外，吐鲁番盆地亦为月氏人游牧之地。汉宣帝以前，这里一直是月氏人游牧的大草原。汉宣帝地节四年（前66），郑吉才在吐鲁番的交河城开辟屯田。[155]元康二年（前64），郑吉被匈奴围困在车师城（今交河古城）中，汉派常惠“将张掖酒泉骑出车师北千余里，扬威武车师旁，胡骑引去，吉乃得出”[156]。车师两度屯田自此作罢。不过，汉朝一直与匈奴争夺吐鲁番盆地。《汉书·西域传序》记载：“至元帝时（前48—前33），复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157]《汉书·百官公卿表序》亦载：“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有丞、司马各一人，侯五人，秩比六百石。”[158]戊己校尉主要任务是屯田，战时亦出征。敦煌悬泉汉简中有元、成、哀三朝戊己校尉较为系统的编年。[159]

析罗漫山六千余户小月氏被匈奴迁往阿尔泰山，不啻为西域史上一件大事，吐鲁番盆地的小月氏王不可能无动于衷。《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第五》记载：“兹侯稽谷姑，以小月氏右苴王将众降，侯，千九百户。（元封）四年十一月丁末封，三年。太初元年薨，亡后。琅邪。”[160]又载：“瓡讘侯杆者，以小月氏王将军众千骑降，侯，七百六十户。正月乙酉封，二年薨。六月，侯胜嗣，五年，天汉二年（前99）薨，制所幸封，不得嗣。河东。”[161]我们认为，这两位小月氏王降汉，与匈奴右贤王将六千余口小月氏人家从析罗漫山迁往阿尔泰山直接相关。由于巴里坤草原小月氏部落被匈奴王迁往阿尔泰山，惊动了吐鲁番盆地的小月氏王，导致他们归降汉朝。这两个小月氏部落人口相加，总计二千六百六十户。不过，只有两位小月氏王举家迁往琅邪（今山东诸城）和河东（今山西夏县北），两王所统小月氏部众则就近安置，悉数迁入汉武帝元狩二年新设立的酒泉郡。[162]

我们这样说，是有史料根据的。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诏书说：“今诏破羌将军武贤将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将二千人，长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将婼（指婼羌）、月氏兵四千人，亡虏万二千人。赍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击罕羌，入鲜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将军可千二百里。”[163]如果酒泉侯冯奉世麾下的婼羌、月氏兵各占一半，那么汉宣帝神爵元年驻守酒泉的小月氏兵达二千人之多。我们认为，这二千月氏兵就是从吐鲁番迁入酒泉的二千六百六十户小月氏遗民中征募的。

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二千六百六十户小月氏人举家迁往酒泉，导致吐鲁番盆地荒无人烟。罗布泊西岸的姑师人便在这一年北迁吐鲁番盆地。这件事的起因是：敦煌以东西域小国楼兰、姑师与匈奴狼狈为奸，劫杀丝绸之路过往商人和汉朝使者。于是汉武帝派从骠侯赵破奴兴兵讨伐楼兰、姑师，随后在盐水（今孔雀河）一线构筑烽隧线，以确保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而楼兰、姑师小国耳，当空道，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使者争遍言外国灾害，皆有城邑，兵弱易击。于是天子以故遣从骠侯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至匈河水（今蒙古国呼尼河），欲以击胡，胡皆去。其明年（元封三年，前108），击姑师。破奴与轻骑七百余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举兵威以困乌孙、大宛之属。还，封破奴为浞野侯。王恢数使，为楼兰所苦，言天子，天子发兵令恢佐破奴击破之，封恢为浩侯。于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门矣。[164]

当时，楼兰人活动于敦煌与罗布泊东岸之间，而姑师活动于罗布泊西岸与塔里木河下游之间。[165]因此《史记·大宛列传》说“楼兰、姑师小国耳，当空道”。《汉书·西域传》亦载：

初，武帝感张骞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诸国，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楼兰、姑师当道，苦之，攻劫汉使王恢等，又数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汉使。汉使多言其国有城邑，兵弱易击。于是武帝遣从票侯赵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击姑师。王恢数为楼兰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将兵。破奴与轻骑七百人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还，封破奴为浞野侯，恢为浩侯。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

据《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记载，赵破奴在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灭姑师而封侯。[166]赵破奴动用“属国骑及郡兵数万击姑师”，说明姑师人口众多，需要数万兵力。关于姑师人北迁吐鲁番后的命运，《汉书·西域传序》记载：“及破姑师，未尽殄，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时汉独护南道，未能尽并北道也。”[167]可知姑师灭国后投靠了匈奴，右贤王将他们安置在吐鲁番盆地、天山博格达峰南北小月氏故地，更名“车师”。《汉书·西域传序》所谓“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皆为姑师人在小月氏故地所建新王国。

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后，析罗漫山当地居民不再是小月氏人，而是归降匈奴的姑师人。《汉书·西域传序》记载：“至元帝时（前48），复置戊已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是时匈奴东蒲类王兹力支将人众千七百余人降都护，都护分车师后王之西为乌贪訾离地以处之。”[168]又知，姑师人新建的蒲类国有一千七百余人，汉元帝时从析罗漫山迁往乌贪訾离。这个地方似在玛纳斯河乌孙故地，乌孙迁往伊犁河后，这里一直荒无人烟，所以郑吉将蒲类国的姑师人迁往这片草原。

关于这段封尘已久的西域史，海内外学者进行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激烈讨论。如法国学者格鲁塞（René Grousset）的《草原帝国》、林幹的《匈奴通史》、余太山的《塞种史研究》等，不胜枚举。[169]一直以来，学界争论的焦点是：姑师人到底是吐鲁番盆地的土著居民，还是来自罗布泊的新移民？本文的讨论表明，姑师人从罗布泊北迁吐鲁番必为信史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