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生活史悄然兴起，成为社会史研究繁荣的标志之一，近年来生活史的研究更加强调使用“日常生活”的概念，追求更高的研究境界。不可否认，生活史，特别是日常生活史，在欧美有着更长的学术史，在此拟将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做一较为全面的介绍。首先探讨欧美日常生活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接着介绍海外学者对中国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最后介绍中国大陆对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探索。
一、欧美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说到对于日常生活史研究曾产生深刻影响的书，首先必须提到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1937年出版的《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1]该书探讨社会结构和个人结构长期变化的问题，关注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变化，提出了有关社会进程和发展的长期社会变化的理论，是有关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开拓性著作。
一般认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常生活史研究在德国兴起。1989年美国学者杰弗·埃利介绍西德社会史发展的新方向，他认为过去10年西德史学领域中最重要的新发展当属日常生活史研究的起步。阿尔夫·吕德克（Alf Lüdtke）是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他强调“日常生活史意味着用一种不同的方法提出有关社会进程与结构的重大问题；日常生活史并非忽视政治问题，而是更彻底地提出公开的与私下的、人身的与政治的问题”。[2]2002年阿尔斯·吕特克为日常生活史下的定义是“‘日常生活史’这一概念指的是一种观点，而不是一种独特的研究对象”，常见的说法是“小人物的历史”与“下层历史”，而他则认为：对于日常生活性的强调应被理解为对于批评的批评，日常生活史是一种以行为为导向的视角，日常生活史已经成为大量研究项目与描述作品的一种维度，发现“横亘”在社会与统治背景下的日常生活性。[3]
德国学者所著的日常生活史，颇具特色。汉斯维尔纳·格茨（Hans-Werner Oeortz）著《欧洲中世纪生活》中文版序中指出：从20世纪60年代起，对社会史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完善了制度史，从而引发了一个根本性的革新，80年代以后这种革新表现得更为明显：从这时起，历史成为一个多层面的研究领域。“人的日常生活史，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开辟的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日常生活史相当于这样一类历史科学，它对所有社会阶层人的生活，包括他们的‘私人领域’都感兴趣，不仅是想要了解谁、什么对历史起了作用，而且还想知道历史是如何对人施加影响的，以及他是如何接受它的。”[4]该书的主要叙述结构，是探讨机制、生活空间、生活于其中的人和他们之间的关系。里夏德·范迪尔门（Richard van Dülmen）所著三卷本《欧洲近代生活》（1989年德文初版，2003年、2004年、2005年中文版），从文化的角度概述16—18世纪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三卷分别是《家与人》《村庄与城市》《宗教、巫术、启蒙运动》。
法国具有悠久的探讨生活史的传统，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年鉴学派，他们重视借鉴社会科学，重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风范，显示出研究生活史的特色与魅力。战后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的几部著作为日常生活史领域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菲力浦·阿利埃斯（Philippe Aries）的《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初版于1962年，1973年再版，增加了菲利浦·阿利埃斯所写序言，阿利埃斯说他探讨了两大论题，一是认为中世纪人们缺乏儿童观念，第二个论题则展示儿童与家庭在工业化社会所占据的新地位。[5]该书正式建立在对于今昔儿童和家庭生活的深入观察之上，通过考察四个世纪的绘画和日记，以及游戏、礼仪、学校及其课程的演变来追溯儿童的历史，也被视为西方家庭史的第一本著作。菲利浦·阿利埃斯也是法国死亡观念史研究的开拓者，他著有《从中世纪到今天的西方死亡史漫谈》《人在死亡面前》《人在死亡面前的画面》（巴黎：瑟伊出版社1975、1977、1983年）等书。
死亡研究属于法国日常生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达尼埃尔·亚历山大比东（Danièle Alexandre-Bidon）著《中世纪有关死亡的生活（13—16世纪）》，论述了设想死亡、大转变、葬礼、在基督教领地上、死亡职业、丧事中的艺术家和工匠、生活在墓地里、冥间的日常生活等问题。[6]
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一书，系法国著名史学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所著，作者利用宗教裁判所法官到法国南部牧民小山村蒙塔尤审问异端村民的记录，以现代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阐释该山村居民日常生活、个人隐私以及种种矛盾、冲突等，再现了六百多年前该村落居民的生活、思想、习俗的全貌和14世纪法国的特点。[7]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著三卷本《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诞生于1979年，其中第一卷《日常生活的结构》，分别描述15—18世纪世界范围内的人口、粮食、食品与饮料、居住与衣着、能源与冶金、技术革命、货币、城市。该书探讨西欧资本主义兴起，首先从日常生活的结构开始，将之作为“物质文明”或“物质生活”。[8]
引人注目的是，菲利浦·阿利埃斯与另一位法国著名史学家乔治·杜比（Georges Duby）主编的五卷本《私人生活史》于1985年出版，被誉为“革命性的成果”，是现今一部权威的人类私人生活史。乔治·杜比在《私人生活史》序中指出：“私人生活领域，这是一个免除干扰的，自省的、隐逸的领地。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扔掉他在公共空间冒险时必备的武器和防范工具，可以放松，可以随意，可以身着‘宽松的便服’，脱去在外面确保安全的那层招摇的硬壳。这个地方很随意，不拘礼节。这也是个秘密场所。人们拥有的最为珍贵的东西，被置放在最贴身的私人生活领地，只属于自己，与他人毫无关系，禁止泄露、炫耀，因为这与荣耀所要求的在公众场合的所谓面子格格不入。”[9]显然，“私人生活”的意义是一种相对于趋向民众的“公共生活”阐发的。该书第Ⅰ卷《古代人的私生活——从古罗马到拜占庭》，第Ⅱ卷《肖像——中世纪》，第Ⅲ卷《激情——文艺复兴》，第Ⅳ卷《演员与舞台——从大革命烽火到世界大战》，第Ⅴ卷《现代社会中的身份之谜》。
法国学者罗贝尔·福西耶（Robert Fossier）对于欧洲中世纪的研究成就卓著，这里再介绍他的两种著作。《这些中世纪的人：中世纪的日常生活》一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从裸体的人、生命的各个阶段、自然、动物探讨了人和世界，第二部分从人和他人、认知、灵魂讨论了人类自身。结合生态探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该书的最大特色。[10]《中世纪劳动史》一书也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劳动”论述了劳动的含义、劳动的类型、劳动手段；第二部分“劳动者”研究的是人，伐木者与农民，矿工与水手，作坊、手工场里的人与市场里的人，军人与文人。作者从“劳动”一词入手，到“体力劳动”，再到“服务”，逐步展开论述，涉及劳动工具、劳动规章制度、法律条款等一系列与劳动相关的因素。从中世纪初的以游手好闲为“神圣”，到后来的以懒惰为耻，剖析了劳动演变的历史。[11]
法国的日常生活史出版繁盛，阿谢特出版社出版了这一主题的大型丛书。中国学者许钧教授主编“日常生活译丛”，计划从中选择30种翻译，分别由山东画报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山东画报出版社于2005年推出12种，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07、2008年推出9种，列入书单的还有9种。许钧在译丛总序《写在前面的话》中谈到策划出版该译丛的初衷：
在意大利，日常生活史往往以微观史学出现，如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的名著《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1976），借助大量的教会审判材料，讲述16世纪意大利北部小镇蒙特瑞阿勒的一个小人物的生平，讨论了社会下层的世界观。[12]
此外，1979年问世的瑞典学者奥维·洛夫格伦（Orvar Lofgren）、乔森那·弗雷克曼（Lund University）《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一书，以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为观察对象，透过丰富鲜活的民俗材料，描述了1880年至1910年间瑞典中产阶级的生活图景。作者在《绪论》中揭示出当时欧洲对于日常生活史的重视：“不管它们叫心态史、文明进程研究、文化社会学，还是历史人类学，这些研究方法都旨在关注日常生活史中的文化、思想，用历史的方法挑战今天习以为常的观念。”[13]美国华盛顿大学日本研究和历史学教授苏珊·B.韩利（Susan B.Hanley）著有《近世日本的日常生活——暗藏的物质文化宝藏》一书，该书内容分8章，即“德川时代日本人的身体健康水平”“住房和家装”“资源有效型文化”“健康的生活方式”“城市卫生与身体健康”“人口模式与幸福生活”“平稳过渡——从德川时代到明治时代”“从比较的视角看身体健康”，探讨了日本德川幕府时代人们的生活，其生活水准，衡量日本的经济、民生水平的标准等问题。作者通过对房屋建筑、室内装修、餐饮、服饰乃至洗澡，即当时日本人的健康状况和物质文化的考察，来评价他们的生活水平。[14]
总之，近来国际社会史研究重视日常生活史，“许多研究描绘了日常生活的构成和变迁，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到与动物的关系，从食物习俗到娱乐、节庆和宴饮方式”。[15]
二、海外学者对中国日常生活史的研究
欧美学者也对中国日常生活史进行了断代史研究。较早的有法国学者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59年出版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该书是法国出版的有关各个国家日常生活丛书的一种，1962年美国纽约出版了英文版。作者探讨了南宋末年（1227—1279）都城杭州地区下层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包括城市，社会，衣、食、住，生命周期，四时节令与天地万象，消闲时光等问题，开创性地构建了一个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框架。[16]英国学者鲁惟一（Michael Loewe）是西方最早从考古材料特别是汉简入手研究汉代社会和文化的学者。1968年他在伦敦出版了英文著作《早期中华帝国汉的日常生活》。该书分15章论述了历史和地理情境、帝王与政府、官员、社会身份与职业、政府权力、军队、艺术与写作实践、文学与知识分子、宗教与神秘力量、首都长安、城市生活、交易与交流、乡村人民与工作、工匠、工作与技术，涵盖汉朝生活重要的方面，侧重于帝制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美国学者查尔斯·本（Charles Benn）于2002年出版了英文著作《中国的黄金时代：唐朝的日常生活》，这是作者为夏威夷大学课程“古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编写的，属于教材。该书分19章论述了唐朝简史、社会阶级、城市与生活、房屋和庭院、服饰与卫生、食物与宴会、休闲娱乐、交通运输、犯罪与刑法、医学与健康、生命循环、死亡与来世。
此外还有一些专门性的研究。美国学者太史文（Stephen F.Teiser）1988年出版的《幽灵的节日——中国中世纪的信仰与生活》，探讨了鬼节前史、中国中世纪鬼节史片断、神话背景、作为巫的目连、鬼节的宇宙观、佛教与家庭等问题，说明中国社会生活形式与印度佛教传统之间的互动，揭示了鬼节的象征、仪式和神话遍播中古华夏大地的过程。[17]法国学者童丕1995年出版的《敦煌的借贷——中国中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社会》一书，探讨古代社会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性的借贷问题，主要论述粮食借贷、织物借贷以及借贷条件的演变。[18]美国学者韩森（V.Hansen）1990年出版了《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一书，着眼于民众与生活。[19]韩森的另一著作《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中古契约研究）》1995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内容分为官府勉强承认私契、官府承认契约、官府征收契税时期、蒙古统治时期及其以后的契约、买地券、阴间的法司、阴阳两界的法司等部分，抓住中国古代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与契约”这一中心主题，揭示了官府、百姓、鬼神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这三者相互协商、角力中共存的社会过程，展现了中古时代社会变革的某些侧面。[20]
从日常生活考察中国的妇女与性别史，是美国20世纪末生活史研究的重要特色。1993年伊沛霞（Patricia Ebrey）出版英文版《内闱——宋代的婚姻与妇女生活》，广泛考察婚姻塑造妇女生活的方式。[21]翌年，香港旅美学者高彦颐的著作《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出版，综合理想化理念、生活实践、女性视角，从生活实践考察明末清初的妇女。[22]1997年戴维斯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曼素恩（Mann Susan）《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论述了18世纪及其前后（1683—1839）江南地区妇女的人生历程、写作、娱乐、工作、宗教活动。[23]
日常生活中的科技、医疗与身体等视角，也可以进入社会性别研究。美国学者费侠莉（Charlotte Furth）1997年出版的《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从医学妇科入手探讨女性生活，在日常生活中把握医学。[24]同年，美国学者白馥兰（Francesa Bray）出版《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一书，“导言”的副标题为“日常生活的结构：科技、妇女和文化史”，将科技、妇女和文化史在日常生活中打通的决心显而易见。[25]作者认为破解传统社会的日常物品这些有关过去时代的象征符号，关键是身体性的，“身体的感受将把我们带回到它们所属于的那个世界——构成普通民众生活的劳作、制造和消费的日常生活世界”。[26]
从文化消费、艺术社会史的视角，关注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也是欧美学界的特色之一。美国学者高居翰（James Cahill）1994年出版的《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一书，主要论述了画家的生计、画家画室、画家之手，详于对画家生计的探讨。[27]英国学者柯律格（Craig Clunas）2004年的著作《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探讨书画的礼物性质与社会交往，究，为讨论文人的生存方式与艺术品的社会意义、生活意义，提供了一个研究范式。[28]旅美中国学者、波士顿大学教授白谦慎，以经历了明清易代之痛的遗民傅山为例，探讨了日常生活中的书法。[29]
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也发生了“文化”转向，“历史学家并不满足于停留于在结构层次上看普通人的历史：他们希望能够理解普通人生活的文化意义”。[30]城市社会文化备受关注，将城市与日常生活史联系起来，如叶文心（Wen-hsin Yeh）《时钟与院落：上海中国银行的权威结构分析》，葛以嘉（Joshua Goldstein）《从茶园到剧场：作为社会文本的20世纪早期中国戏园》等论文。[31]
两位旅美中国大陆学者研究近现代中国日常生活史的专著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佐治亚理工大学历史系教授卢汉超《霓虹灯外：二十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32]论述了近代上海的社会状况。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8年），[33]内容主要分为三部分：从闲茶、娱乐、群体讨论茶馆与社会，从经营、公会、堂倌论述茶馆与经济，从讲茶、混乱、秩序探讨茶馆与政治。目的在于揭示国家是怎样逐步深入和干涉人们的日常生活的。
进入21世纪，台湾以“中研院”明清史学者为主，将“日常生活”作为重点研究对象。2001年1月正式开始执行王汎森与李孝悌主持的三年期“中研院”主题研究计划“明清的社会与生活”。该计划陆续举办“中国的城市生活——十四至二十世纪”“中国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过眼繁华——明清江南的生活与文化”三次国际研讨会。作为主题计划“明清的社会与生活”的成果之一，2005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推出李孝悌主编的《中国的城市生活》，收录13篇文章，分别从历史、艺术史、文学史的角度，对明清及民国初年的衣、食、住、行、娱乐、商旅、节庆、欲望、品位、文物、街道、建筑等物质文化进行了广泛的、实证性的研究，使读者对16世纪初叶之后因商品经济勃兴而造成的社会风气及物质生活的改变有了更丰富、更细微的了解。《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0期也推出“明清社会与生活”专号。2006年1月，李孝悌主持新的三年期“中研院”主题计划“明清城市文化与生活”，内容包括明清江南城市中的“时尚、豪宅、情色、节庆、寺院、感官之娱、城市文学”以及城市居民的“认同政治”与“工作习惯”变迁九个子计划。同年十月，举办“由帝制晚期到近代初期——江南的城市生活”国际研讨会。2007年12月举办了“进入中国城市：社会史与文化史的视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述两项计划一定程度上受到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的启发。[34]新世纪台湾的日常生活史研究，与物质文化研究的关联较为密切，邱澎生主张发挥二者的“辩证”效果，即“一方面讨论各项对象及其相关社会现象的物质文化演变内容，借以增进对日常生活结构演变与意义建构的理解；另一方面则同时努力‘发挥同理心’并带着批判性的现实关怀去探究日常生活的古今之变，进而凸显物质世界变动背后所黏着贴附的‘新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秩序’”。[35]上述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胡晓真、王鸿泰编《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台湾允晨文化出版社2011年）。该书以生活为主题，包含天子至庶民、生活与规范、生活与知识、生活与文化四个子题，代表四个不同层次或面向的生活史探索。
台湾学者主编的两本以“生活与文化”为主题的论文集，展示了作为史学研究新方向的生活史成果，反映出其生活史研究受到文化史影响的研究旨趣。蒲慕州主编《生活与文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收录15篇有代表性的论文，邱仲麟主编《中国史新论：生活与文化分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3年）收录台湾学者7篇论文、大陆学者2篇论文。台湾学者“重视生活情景背后的文化心态，设法从这一问题在时间中的发展看出文化性格的常与变，并且设法与该社会的整体结构取得联系”。[36]
台湾的明清日常生活史研究，在城市生活史、消费文化、旅游活动等方面表现突出。代表性的研究专著，以巫仁恕对于江南消费社会的探讨引人注目。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研院”·联经2007年）提出明代江南消费社会说，还就研究消费文化的方法、女性的消费文化进行了探讨。[37]巫仁恕的新作《优游坊厢：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13年），以明代中叶至清中叶江南城市居民的休闲消费活动作为研究核心，尝试将“空间”的观念带入到消费研究的领域，并且由城市空间出发，探讨明清城市内休闲消费活动如何改变了空间结构，进而分析现象背后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与权力纠结。明代生活史的成果较为集中，[38]文化生活、民间生活也是台湾生活史研究中使用的概念。[39]
三、中国大陆对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探索
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生活史研究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瞿宣颖（字兑之）从风俗的角度关心民众生活，1928年在燕京大学历史学系开设“历代风俗制度”一课，讲述“平民生活状况”，内容包括职业、衣食住、社会组织、思想习惯等。[40]同年他刊行了《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这部史料集，“序例”中批评旧史学“忽视人民日用之常”。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一书（商务印书馆1928年）则依时代系统论述了女子婚姻、家庭、社会诸方面的生活，倡导改善妇女地位。郭沫若、傅安华、全汉升、吴晗分别探讨先秦社会生活、唐代社会生活、宋代夜生活、明代仕宦生活，[41]他们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如傅安华将阶级分析与日常生活结合起来，论述唐代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男子与妇女的生活。[42]吕思勉40年代出版的先秦、秦汉、两晋南北朝的断代史中，专章论述人民生计、人民生活等。
50至70年代的中国大陆，主要讨论社会形态发展史。个别史家论述了生活史，如以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相结合研究秦汉史的著名学者陈直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谢国祯70年代根据两汉典籍石刻画像探讨汉代社会的生活面貌。[43]韩国磐分析了唐代农民家庭的收入与支出并判断了生活状况。[44]吴晗在五六十年代发表了一些有关古人日常生活方面的普及性短文。[45]
随着1976年“文革”结束以及1978年年底以后的思想解放，史学界开始反思50年代以来特别是“文革”时期的历史研究。首先是重新思考阶级问题，1985年5月，《历史研究》杂志社和南开大学历史系、天津师大历史系、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举办“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生产生活状况比较研究讨论会”，将“生活状况”纳入研究视野。田居俭为会议论文集所作序言提出，要从以往的中国通史研究格局中解脱出来，从流行半个世纪的经济、政治、文化三足鼎立的史著框架中解脱出来，应从事各式各样的专史和专题研究，比如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可以撰写一部尽收衣食住行、冠婚丧祭、饮射朝聘等风俗礼仪于笔端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也可以分别撰写中国古代衣冠、饮食、房舍、舟车、婚姻、家庭、丧葬、祭祀、朝聘、庆典等若干专题史。“因为生活方式是构成社会具体而重要的因素，它的演变，综合地体现着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的变化；研究生活方式，有助于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46]在肯定马克思主义史学“抽象”层次的宏观社会形态史研究成绩的基础上，倡导开展“具体”层次的生活方式的研究。
人们对以往的研究模式也进行了全面反思。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史研究社会发展的一般构成，即社会经济形态，根据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性质，带有强烈的宏观社会史和通史的特点。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47]生产方式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即生产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发展史反映的是经济的社会形态。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给人们留下了尚需解释的余地：一是人的生活可以是包括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广义的社会生活，也有与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并列的狭义的“社会生活”；二是与生产方式并存的应该还有生活方式，它由于社会生活有广义、狭义之分而同样可分别为广义的生活方式和狭义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制约着生活方式。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并没有对具体“社会生活”和生活方式的系统论述。虽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晚年概括出“两种生产”理论，认为历史中的决定因素是“直接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生产包括“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与“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48]不过恩格斯并未建构起“人类自身的生产”的理论模式，倒是后来的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等“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发展出“日常生活”概念。[49]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所建构的宏观社会历史的模式，是一种“骨架”的社会史，它还需要补充作为“血肉”的狭义的社会生活、生活方式的内容。[50]
从事哲学研究的王玉波重提历史学家吕思勉对社会生活的重视，呼吁人们开展生活方式演变史的研究，认为由于中国社会史研究曾一度被社会发展史代替，首先要为社会史正名。[51]冯尔康著文倡导“有血有肉”的社会史研究，[52]1986年10月由南开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杂志社、天津人民出版社发起，举行了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把研究的视角指向人民大众的生活，以期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53]彭卫论述了开展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方法。[54]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并进行社会生活史理论探讨。[55]我从生活史的角度论述了衣着、饮食、居住，娱乐生活、死亡、生活方式与民族关系等问题。[56]黄正建则指出社会史研究要考虑日常生活的社会性，并将它和社会整体结构的变化联系起来。[57]
一批社会生活史著作先后问世。断代性的有宋德金《金代的社会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冯尔康与常建华的《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等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担的国家社科项目《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断代史丛书，共有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十卷，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六卷，即宋镇豪的《夏商社会生活史》（1994年）、朱大渭等的《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1998年）、李斌城等的《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1998年）、朱瑞熙等的《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1998年）、史卫民的《元代社会生活史》（1996年）、陈宝良的《明代社会生活史》（2004年）。以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为例，全书共设八章，即：一、环境、居宅、邑聚；二、人口；三、婚姻；四、交通；五、饮食；六、服饰；七、医疗保健；八、宗教信仰。《绪论》指出，总体框架的脉络关系表现为四大系列：首章为夏商社会氛围总观，第二至四章属夏商社会构成运作范畴，第五至六章是夏商物质生活形态和生活方式表象，第七至八章为夏商社会精神生活面面观，内聚积极和消极的社会调节功能。对近现代的社会生活史也有所探讨。[58]专题性的有《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出版40种。还有对僧尼、士人社会生活的研究等。[59]对江南的社会生活探讨较多。[60]
中国社会生活史往往被视为社会史的基本内容。冯尔康认为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社会结构与日常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它以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等级、阶级、社区、人口的社会构成，以及上述成分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及其变动，构成社会结构的人群的日常生活行为及其观念为研究范畴，揭示其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它是历史学的一门专门史，并将其研究置于整体史范围之内，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以便促进历史学全面系统地说明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它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有交叉的研究内容，具有多学科研究的性质与方法”，并指出群体生活联结了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通领全部研究内容。[61]这个社会史概念大致上是社会结构加社会生活，而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是“构成社会结构的人群的日常生活行为及其观念”。
王玉波探讨了生活方式的范畴、内涵及研究它的价值所在，指出作为社会史研究对象的生活方式，是一个综合性的科学范畴，既包括浅层次需要的含有较多本能性、感性、经验性、自发性的日常生活活动方式如衣食住行等，也包括如尊重与自由、发展、自我价值实现等人内在深层次的需要。人为满足这些需要而在社会生活、职业活动、政治生活、文化生活领域进行高层次的活动。正是这些深层次的需要和高层次的生活活动，更能体现人的本质、人的理性和社会性、文化性。作为社会史研究对象的不是日常用语的那种生活方式，而是属于综合性的科学范畴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主体有着个人、群体、（全）社会三个层次。“归根结底，是否把生活方式作为社会史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关系到社会史应否以社会主体的人为中心的问题。……如果认为社会史应以社会主体的人为中心，那么，理所当然地要把历史上的人即我们的前人是怎样活着的人，也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62]
另一哲学学者衣俊卿则认为日常消费、交往、观念活动构成日常生活世界，属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的人类发达形态社会结构的“潜基础结构”，对日常生活的研究有助于形成关于人类社会的总体图样，并为日常生活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定义：“日常生活是以个人的家庭、天然共同体等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的总称，它是一个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基本存在方式，凭借传统、习惯、经验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文化因素而加以维系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63]
近来，学者并不满意上述社会生活史研究现状，寻求有所突破。[64]黄正建认为：“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并没有形成规模或形成学派，甚至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虽然我们也有关于衣食住行的研究，但它们都是孤立的、个别的、零散的。学者们分别从政治、经济、民族、宗教、文化、风俗、文物、科技、历史地理等各种角度来研究它们，却恰恰很少将它们作为‘日常生活’来研究。这些研究又大多以‘物’为中心，其中没有‘人’的‘生活’痕迹。总之，中国的史学工作者还没有有意识地、自觉地从‘日常生活史’的角度去研究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现象。”[65]刘新成将日常生活史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指出日常生活史的若干研究特色：研究对象微观化，“目光向下”，研究内容包罗万象，重建全面史，“他者”立场。[66]
在我看来，中国社会史研究需要从社会生活向日常生活转变，建立日常生活与历史变动的联系，挖掘日常生活领域的非日常生活因素，把握传统农业文明中的商业文明因素。[67]社会生活史就是以人的生活为核心联结社会各部分的历史。生活史研究的最大价值，应当是建立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学。生活史立足于民众的日常活动，从生活方式上把握民众，民众生活只有在镶嵌于社会组织、物质生活、岁时节日、生命周期、聚落形态中时才能体现出来，并揭示民众生活与政权的关系以及历史变动带来的影响。注意社会分层，了解不同社会群体的生活也必不可少，重要的是把阶级阶层、等级身份通过对日常生活的研究体现出来，这是生活史的特色，从而有别于探讨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为主的社会史。从上述立场出发，生活史在推进历史研究方面，有助于我们对社会生活新的理解。[68]针对新文化史在国内的传播，我强调日常生活史应当成为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础，历史人类学应从日常生活史出发，中国的日常生活史应融入国际学术前沿。[69]
中国社会史学会年会组织了以“政治变动与日常生活”为主题的研讨会，注意到大历史与小历史、宏观与微观的结合。[70]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近期将日常生活史作为重点研究，从2011年起连续三年举行了“中国日常生活史的多样性”“日常生活史视野下的生命与健康”“中国史上的日常生活与地方社会”“中国史上的日常生活与民生问题”“中国史上的日常生活与物质文化”这些推动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学术研讨会。[71]
近年来，国内许多学科都出现了一些日常生活色彩较浓的著作。历史学界如刘琴丽著《唐代举子科考生活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探讨了唐代举子的经济生活、科考旅寓、家庭关系、精神生活以及社会交往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宋立中著《闲雅与浮华：明清江南日常生活与消费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72]探讨婚姻礼俗与社会变迁、消费文化与消费服务、休闲生活与雅俗冲突。文学研究的著作也值得注意，如彭梅芳著《中唐文人日常生活与创作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尝试从中唐文人日常生活的角度，考察处于现实生活中的文人的生活心态、审美情趣以及在这些心态和情趣影响下的文学创作特点。该书引入文化哲学中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结合中唐思想文化转型、文人贴近世俗生活并开始有意识地将琐碎的日常生活纳入文学表现领域的背景，揭示文人在“文化精英”身份掩盖下的、作为普通人的一面，探究文人日常生活、日常观念和文学观念、文学创作演进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文人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物质生活、琴棋书画等日常文化生活、日常工作及交往等日常生活基本层面中抽取部分与文学联系较为紧密的方面进行阐述，力求以点带面、以小见大地探讨文人日常生活的定型、打破与重建给文学创作带来的影响。再如程继红《带湖与瓢泉——辛弃疾在信州日常生活研究》（齐鲁书社2007年）通过对个体作家日常生活的解读，借以追寻作家创作的心态、了解作品的“今典”、修复与重建作家的全面史。回归生活、视点下移、寻觅细节被认为是这部著作最重要的特点，而这正是日常生活史方法最主要的几点内容。[73]周榆华《晚明文人以文治生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探讨文人如何撰写各种文体的文章以谋生的问题，将著文落实到日常生活层面理解，使得人们对于士人的谋生方式有了更深入的认识。[74]法学界则有徐忠明《＜老乞大＞与＜朴通事＞：蒙元时期庶民的日常法律生活》（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探讨了商业运作与契约实践，日常生活与契约秩序，社会秩序与犯罪控制等问题。尤陈俊《法律知识的文字传播——明清日用类书与社会日常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关注日用类书涉及的民间诉讼问题，认为以传授词状撰写之道为主要内容的讼学知识在明清民间的流传颇为广泛，当时的普通百姓若想获得诉讼文书范本亦非难事，晚明时期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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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日常生活史在欧美等地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研究领域，也可以视为社会史或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作为方法论产生了重要的学术意义。美国学者伊格尔斯（George G.Iggers）认为：“随着对于把历史作为是一种统一的、从一个社会—历史中心出发的进程这种观点的批判，历史研究和历史编纂学所赖以为基础的有关科学概念就受到了疑问。应该有另一种科学登场，它可以重建经验的质量方面的科学，以之代替把它的调查对象作为是客体并以抽象的理论在进行工作的那种科学。一种这样的科学就要求放弃‘把自己的方法与逻辑强加之于研究对象’的理论。替代这一点的是它应该试图去重建‘生活的非正式逻辑’。”[75]基于这种转变而出现的日常生活史，具有自己的哲学基础，类似于“生活世界”的概念。针对人们大多把“生活世界”理解为直接存在于我们周围或者我们直接生活在其中的客观的日常生活世界，户晓辉认为这不仅隐含着对胡塞尔“生活世界”概念的误解，更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这一概念给当代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研究可能带来的重要革新。他在胡塞尔的意义上把“生活世界”理解为非现成的、非物的、纯粹主[直]观的意义世界，认为民俗学真正唯一的研究对象正是这一生活世界。[76]
私人生活史与大历史的进程密切相关，可以上升至总体史。美国学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指出：“对于‘总体史’——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日常生活史——的追求。……把目光转向各种社会史主题似乎是很自然的，因为在这些主题的研究中，国家的概念用途不大。……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也许更不容易衡量，但是它们也是全球史的重要内容，这要归功于年鉴学派的影响，同样也归功于诺伯特·埃利亚斯和米歇尔·福柯的影响。……早在大众消费市场——更不必说全球传播媒介了——形成前，那些惯常认为地方气息很浓的私人生活史，都有着重要的世界史维度。”[77]日常生活史不仅解释微观世界，也与宏观世界联系在一起。
欧美日常生活史学家尖锐批评社会科学史学“见物不见人”的特点，特别强调个人的作用。“日常生活史学家把历史沿革视为具体的个人或人群的行动结果，他们关注的重点不是整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而是每个人，每个群体的价值观以及这些人们公开或掩盖，实施或抑制其愿望的方式，最终说明社会压力与刺激怎样转化为人们的意图、需求焦虑与渴望，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同时是怎样接受和利用这个世界的。”[78]他们还认为家庭成员、邻里乡亲、同事伙伴等“个人”，对于人的行为具有更为巨大和直接的影响，因此人际交往远比“结构”更能说明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历史上，只有个体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相互影响才是唯一的真实。日常生活史学家认为自己建构的社会模型比社会史学家所建构的更加均衡而丰满，日常生活史代表着“新主观主义”。[79]
我国学术界正流行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就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而言，融合、借鉴新文化史恰逢其时，由此可以产生直接进入学术前沿的学术潮流。如今的日常生活史，已与物质文化、社会性别、科技、医疗、身体、艺术诸史相融合，研究采用多种视角，成为跨学科的学问。面对海外日常生活史研究产生的一批优秀学术成果，晚起的中国日常生活史应当将中外日常生活史的比较研究作为自觉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