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常态”：当前经济形势与未来发展

海闻

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

今天，我就中国经济的几点看法与各位交流一下。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新常态”，所以我主要讲新常态下的宏观经济。

一、如何理解“新常态”？

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新常态”。

一是“新”。“新常态”的“新”是与前30年比较而言的，涵盖了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增长的新速度，第二个维度是产业的新结构，第三个维度是增长的新动力。二是“常态”。“常态”也就意味着这并非短期的现象，可能会持续10年、20年，甚至30年。

过去几年里中国的经济呈下滑态势，GDP增长率连续5年低于8%（见图1），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在前总理朱镕基和温家宝的任期内，中国制定的GDP增长率目标至少是8%。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时任总理朱镕基制定的GDP增长率目标是8%；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后，时任总理温家宝制定的GDP增长率目标也是8%。然而，中国的GDP增长率已经持续5年低于8%了，8%显然已不再是合理的经济增长目标。2015年中国的GDP增长率只有6.9%，这是1991年以来GDP增长率首次低于7%。2016年上半年甚至更低，已跌至6.7%。

二、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

我认为，这一轮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不是简单的宏观经济周期问题，而是一些综合因素的叠加。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经济增速放缓是长期的趋势。首先，长期成本在不断增加，比如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资源成本。劳动力成本的增长非常快（见图2），甚至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劳动力成本上升，造成出口成本上升、国际竞争力下降、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同时，土地成本也飞速增长，尤其是近几年来，资金大量投入到房地产行业，造成大都市土地成本迅速上升，最终导致了经济增长的放缓。这就是我想阐述的长期趋势问题。

但任何国家的经济在经历过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后，迟早都会放缓。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要保持高速增长越来越困难，这是所有国家早晚会遇到的问题，所以无须担心。

第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中国现在走的是市场经济道路，只要由市场来决定生产资源的配置，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就不可避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经历过数次经济周期的波动，不仅有国内周期性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也有来自国际的外部冲击。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新的经济周期性波动，与世界经济日益融合的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美国政府干预较少，经济下滑得比较早、也比较严重，但经济调整得也比较早，目前已逐渐从衰退中恢复起来。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出台了较为强烈的刺激政策，导致本该放缓的经济没有及时放缓，现在需要回过头继续应对产能过剩的问题。可以说，目前经济增速放缓是2008年开始的周期性波动的延续。

第三，中国的产业结构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缺乏经济增长动力，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直接原因是产业结构没有及时调整。

我先来解释一下中国的经济周期。事实上，适应需求的产业结构调整一直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一个周期的驱动力是什么？是农业。1978年改革开放时，中国首先要解决的是温饱问题，最重要的需求是粮食，所以农业的改革和发展拉动了最初的经济增长，农民成为率先富裕起来的群体。第二个周期的驱动力是什么？在人民解决温饱问题后，对自行车、衣服、鞋子等普通轻工业品的需求增大，因此轻工业的发展成为20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到了20世纪90年代，当时的需求是什么？是耐用消费品，以家电为主的制造业迅速发展，成为第三个周期的主要驱动力。20世纪末，随着耐用消费品的逐渐满足，中国的经济增速再次放缓，这不仅是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还因为国内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发生了变化。那么，耐用消费品之后拉动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主要是什么？是汽车和住房等产业。中国没有进行金融改革前，几乎没有私人贷款。人们虽有需求，但也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去购车和购房。21世纪以来，中国进行了金融改革，大家可以贷款购房购车了，经济增长又出现了新的高潮。过去十几年里，汽车和住房等产业的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的新驱动力。

从最早的农业到轻工业，从耐用消费品到汽车和住房，就如接力赛一样，接得好经济发展就比较顺，接得不好经济增速就会放缓。前几个转型基本上源于对物质的需求，从产业能力上讲，交接比较简单，转型也比较容易。

人们的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旧的产业已经基本达到饱和，而新的产业没有及时跟上。人们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的需求是什么？是追求生活质量，是对健康、文化、教育等服务业和高端产品的需求。对于这些新的需求，产业却一时无法满足，原有的低端制造品却出现过剩，于是便出现供需错配的问题。所以，中国的产业结构亟待调整。然而，从以物质生产为主的产业结构到以提高人们生活质量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型比较困难，要求比较高一些。中国经济正是遇到了这个“坎”，因此，经济放缓也是一个正常的或者可预见的情况。

三、中国面临产业结构的问题

从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中可以发现，这次经济放缓与传统的经济周期不同，与1998年或2009年也不同。1998年或2009年时，所有城市、区域和行业的增长均有所下滑。但是，这一次不一样，区域和行业之间的差别很大。就省份的数据而言，中国东北部地区的GDP增速极低，只有6%或3%，某些地区的GDP增速甚至为负值。但是，重庆的GDP增速竟然超过10%，深圳接近9%，广东、江苏等沿海地区的GDP增速也超过8%。可见，区域间的发展十分不平衡。同时，不同行业间的发展也非常不平衡。表1反映的是2013—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情况，GDP在过去三年间整体呈下滑趋势，从7.7%跌至7.4%，再跌至6.9%。具体而言，农业的GDP增速比较稳定地维持在4%左右，制造业的GDP增速继续下滑。然而，服务业2015年的GDP增速实际上高于2014年，从8%升至8.3%，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同时，批发和零售业的GDP增速达到了12%，金融业的GDP增速接近16%。整体而言，服务业目前没有呈现下滑趋势，相反，其增长势头强劲。所以，这不是宏观经济的问题，而且是产业结构的问题。

表1　2013—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四、中国经济会硬着陆吗？

现在，各国都关心一个问题：“中国经济会硬着陆吗？”我在参加一些国际会议或研讨会时，发现很多人很担心中国经济会发生“硬着陆”的情况。樊纲教授作出了一些解释，我的论据跟他有所不同，但我们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中国的经济不会“硬着陆”。与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经济有两个特殊的因素。第一，中国仍然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仍很强劲。第二，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政府仍然有较强的干预能力。

首先，为什么必须认识到中国处于特殊的发展时期呢？在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起飞”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华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在20世纪60年代写过一本名为《经济增长的阶段》（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的书，其理论可以简单概括为：国家有两种基本经济形态，一种是传统经济，另一种是现代经济。两者之间的差异在于：传统经济主要依赖于土地、水等自然资源。传统经济几千年来都没有发生显著改变。但是，自工业革命以来，很多国家，如新加坡、日本或北欧国家，不再依赖自然资源，而是依赖科学技术以及知识取得高度发展。

罗斯托将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型形容为坐飞机，飞机需要先在地面滑行，然后起飞，在高空中翱翔。所以，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存在一个特殊时期，通常称之为经济“起飞期”（见图3），也是一国经济发展最关键最重要的时期。多数发达国家在18、19世纪完成经济起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亚和南美洲各国也纷纷起飞了，从发展中国家转型成为新兴工业国家。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也开始进入这一时期。因此，在谈论中国经济时，不能只是与发达国家或尚未起飞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横向对比，必须看到中国正处于一个特殊时期。

这一时期要持续多久？取决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完成需要多长时间。经济起飞阶段有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工业化。经济起飞前基本以农业为主，制造业的发展标志着起飞的开始。起飞中期以制造业为主导，而到了后期，服务业则变得至关重要，当服务业成为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时，起飞接近尾声。二是城镇化。在经济起飞的初期，多数人口居住在农村，之后人口开始向城镇迁移，出现城镇化进程。在起飞的后期，多数人口将居住在城市。每个经济体都将经历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都用了大约40年的时间，从一个贫穷的经济体转型成为一个工业化经济体。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起飞，刚刚起飞20多年。当然，起飞期的持续时间不是绝对的，也许中国所需的时间更短。但是，就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而言，我们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农业占经济的比重都很低，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超过5%，而根据统计，农业占中国经济的比重已经低于10%，但仍然有47%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至少还有30%的劳动力依旧在农村，大量劳动力需要从农村地区转移至城市地区。

城镇化仍然会是经济继续增长的引擎，城镇化的深入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全面调整会继续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还处在起飞阶段，大概还需要一二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转型。从长期来看，我对中国经济是很有信心的。中国仍然需要大力投资住房和交通等基础设施，因为数亿农村人口在城市化过程中会涌入城市。从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也会产生巨大的消费需求，也将对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推动力。此外，中国有着强有力的政府，中国政府具有对经济进行调控的实力，到目前也没有出现重大失误。虽然中国的经济已经连续下行五六年，但降速还算平稳。所以，我认为，目前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经济放缓只是起飞期出现的波动而已。

五、经济的新结构

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不再匮乏，人们的需求也发生了改变。过去，许多制造业企业只追求低成本、低价格，但产品质量很差。如今，这些低端制造业已经产能过剩，亟待改变。总而言之，随着收入的上涨，居民的消费会越来越多地用于服务和高端产品。

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来看，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大多超过70%。但是中国的这一比重较低，近期超过了50%（见图4、图5）。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相比，中国的产业结构仍然有很大的调整空间。随着经济和收入的增长，服务业也越来越重要。服务业的发展，不仅可以促进消费，同时可以增加所制造商品的附加值。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一代消费者，绝不只是购买商品，他们还关注品牌。中国已经进入了新的消费阶段，消费者的购买力很强。每逢节假日，巴黎、纽约、东京的高档商店里挤满了中国游客，中国游客的海外消费也逐年增长。所以，中国消费者有购买力，但是中国产品的质量和品牌无法满足消费者的购买需求。生活水平到了一定程度以后，人们买商品不仅为了其使用价值，而且也考虑社会价值、心理价值、文化价值等。有些人可能认为这些是虚的，但恰恰这些东西是人们有了一定收入以后所愿意花钱购买的。

资料来源：中央数据库。

六、中国经济将来的动力是什么？

未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究竟是什么？未来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四个方面：第一是转型升级的制造业，第二是城镇化拉动的基础工业，第三是改革发展的服务业，第四是“一带一路”开拓的国际新空间。

首先，通过转型升级，以高科技、高质量产品为主的制造业将继续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目前为什么制造业下滑得如此厉害？主要是源于低端同质产品的产能过剩而优质制造品不足。中国的制造业企业规模小、实力弱，缺乏研发能力。通过供给侧改革和企业的优胜劣汰，中国的制造业又会获得新的发展。

中国的制造业不仅要淘汰过剩的产能，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兼并重组增强企业的实力，提高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制造业企业兼并重组的一部分障碍来自地方保护。为什么地方政府如此看重招商引资，鼓励和保护地方企业发展？传统的解释是，因为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及晋升主要看GDP的增速。我认为另一个动机更为现实，那就是税收收入。将2012年美国地方政府与中国地方政府的税收来源进行对比（见图6）可以看到，美国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为非生产领域，即销售税和财产税。因此，它们不需要在当地建立如此多的制造业企业并对其加以保护。但是，中国地方政府的税收仍然有53%来自生产领域，包括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因此，税收方面急需改革，否则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的问题，也无法建立真正的市场机制来完成制造业企业的兼并重组和转型升级。

其次，通过改革加快的城镇化进程将继续促进基础工业的增长。人们会问，为什么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如此缓慢？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并且出现了“农民工”和“留守家属”问题，这是由于中国特有的两个制度：一个是户籍制度，该制度限制了农村人口到城镇自由工作和生活的权利；另一个是农村土地制度，农民享有土地的使用权，但是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农民可以使用土地，但不可以出售。于是他们会担心，如果自己离开了，谁来照顾家里的土地。这最终就提高了农民进城的机会成本，阻碍了城镇化的正常进程。由于城镇化进程受到制度障碍及劳动力流动渠道不畅，导致许多农村多余劳动力没有被真正地释放出来。中国的城镇化刚完成一半，还有很大的空间。未来一二十年还会有两三亿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将对钢铁、水泥、木材、水电、家用电器等基础工业带来新的需求。

再次，改革发展的服务业将成为未来经济的新增长点。发达的服务业是一个国家高度发展的标志，中国的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占比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电商渠道设施的完善和建设，将会为中国进一步发展消费服务业提供良好的基础。同时，中国也到了产品品牌建设的阶段。一方面，人们不想再购买品质低廉的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中国的教育、医疗、文化等产业仍然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总体而言，中国的学生想上好大学还十分困难，越来越多的中国父母让孩子出国留学。当前经济转型的困难之一在于中国的教育没有跟上，而无论高质量的制造业，还是现代服务业，都需要高科技和高素质人才。另一个问题则在于医疗，中国的好医院很少，中国居民也没有家庭医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供需失衡？这是体制问题，所以中国需要改革，改革滞后使得医疗健康、文化体育、教育等需求日益增长的产业没有得到及时的发展。

下面列举一些数据，大家可以看出这些行业的潜力。全球医疗卫生服务业占GDP的平均比重为10%，美国为17%，日本和英国约为10%，而中国仅为5.5%，这与发达国家10%的水平相比，意味着未来至少还有5%的增长空间。另外，电影、音乐等文化产业在发达国家也很重要，美国的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为20%—30%，日本为20%，欧洲国家为10%—15%，韩国为15%。中国引进了大量的韩国电影和电视剧，而中国的文化产业仅占GDP的3.8%。因此，中国的文化产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最后，作为国家战略，“一带一路”也将为未来经济增长拓展新的国际发展空间。以前，中国主要关注欧美国家，但是，现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欧美市场基本饱和，需要寻找新的发展洼地。与过去相比，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也不复存在，而欧美国家的市场也不如以前有活力。因此，中国政府正在寻求新机会，开始着眼新区域，提出了“一带一路”新发展战略规划。这一战略覆盖26个国家，辐射的国家多于60个，涉及的人口数量几乎占世界总人口的一半，但GDP总量只占世界的四分之一，贸易总量也只占世界贸易总量的四分之一（见图7）。中国会进一步加深与这些地区的合作，这将为中国创造巨大的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