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文化[195]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
（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
六年以前，今天在座的诸位中，有些听众可能还记得，这座城市[196]的众多居民，曾经集聚一堂，我十分荣幸，向大家发表了演说。为了纪念本地著名的市民约瑟夫·普雷斯特利[197]，大家济济一堂，表达我们的敬意。再则，如果还有什么欣慰，可以附丽于身后的荣华，我们也许希望，这位鞠躬尽瘁的贤哲，在天之灵终于可以安息了。
然而，天下罕见，与生俱来便有如此恰如其分的常识，如此恰如其分而不失分寸的虚荣，不论在世之日，还是辞世之后，他的声望都能和至高无上的善同日而语；而普雷斯特利的一生，则不容置疑，至少从增进知识，提倡思想自由这两方面来看，他树立的一种价值观念，境界更为高远，在学术进步方面发挥的作用，可谓同时互为因果。
因此我不由得想到，倘若普雷斯特利能够起死回生，今天和我们一起躬逢其盛，他会倍感喜悦，可能超过当年为纪念他的主要发现[198]而举办的百年庆典活动。善良的心灵会为之感动，社会责任的高度意识会感到满足，面对理所应当获得的财富大观，不是一掷千金，花费于俗丽的奢侈和浮华的排场，也不是大而化之，散尽施舍，结果施与也罢，收受也罢，双方都得不到保佑；他却是经过深思熟虑，耗资于一个规划的实施，规划可以援助现在和未来的子孙后代，只要他们都有志于自强不息。
说到这里，我们的思想都会统一认识。不过普雷斯特利沉潜于物理学的那份浓厚兴趣，大家的分享则大有必要；而且要像他那样，只有懂得表面看来和物理学相去遥远的各个探索领域里，科学训练的价值所在；然后大家才能赏识乔西阿·梅森爵士[199]崇高馈赠的价值所在，如果依然健在，他也会表示赏识，这份厚礼梅森赐予了中部地区的居民。
然而，身为19世纪的儿女，在我们大家看来，利用乔西阿·梅森教育基金提供的条件来创办一所学院，其中蕴含的意义，与一百年前可能蕴含的意义，则大不相同。建校之举，看来乃是一个征兆，预示了我们面临的是战斗千钧一发的时刻，或者说，处于接二连三漫长战斗的关头，这场战役是围绕教育而展开的，一直在进行之中，爆发战斗的年代，远远早于普里斯特利的年代，而休战则恐怕还遥遥无期。
上个世纪，参战的斗士，一方阵营为捍卫古代文学的急先锋，另一阵营则为现代文学的鸣锣开道者，但是，大约三十年前[200]，争夺战变得错综复杂了，因为出现了第三方的阵容，围绕在物理学旗帜的周围，摆开了阵势。
我尚不清楚，有哪一位人物具有权威，能够以新军盟主的名义说话。因为必须承认，新军多少可谓散兵游勇，十之八九为非正规军，各自参战的时候，多半算计的是自己的小算盘。但是身为一个全职士兵，需要侍奉的是各级军官，所以见识大长，关于事态目前的局面，永久和平的条件，细说一番个人的印象，可能不会令诸位兴致索然；我在大家面前和盘托出，除此之外，还能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个机会，本人则不得而知。
物理学纳入普通教育范围，此事倡议伊始，言者胆战心惊，交头接耳，从那时到如今，科学教育的提倡者遭遇了两种性质的反对。一方面，商业人士一笑置之，他们自诩为务实的代表；而另一方面，他们遭到古典文学学者的罢黜，因为后者的能耐堪比利未人[201]，把持着文化方舟，也是文科教育的学霸。
务实之辈过去笃信，他们崇拜的偶像——掐指计算——一直是往昔繁荣的源头活水，所以足以保证手工业和制造业的未来福祉。他们所持的见解认为，科学乃思辨的垃圾，理论与实际互不相干；在处理日常事务中，科学思维的习惯是一种妨碍，而非一种助益。
谈到务实之辈时，我用的是过去时态——因为，三十年前，尽管他们咄咄逼人，我还不能肯定，这个纯种的物类已经灭绝。其实，只要舌辩尚未平息，他们便会纷纷遭受地狱之火[202]，如能逃脱这个命运，真是奇迹降临。不过我有言在先，典型的务实之士，出人意料的是，和弥尔顿笔下的众天使却不无相像之处。务实之士的精神创伤，比如受到逻辑武器的打击，可能犹如教堂之门，幽深而宽阔，不过除了流淌几滴灵液[203]，焉知祸福，其他却毫发无损。所以，此类反对科学之辈，姑且离开战场，我就无意浪费口舌，徒然重复列举确证，科学具有哪些实用价值；可是三段论产生不了入口段效应的地方，一个道德寓言，有时却能鞭辟入里，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便来讲段故事，仅供那些反对科学的人士思考。
从前有位少年，无依无靠，只有一身虎虎生气，被抛掷到了为活命而拼命的风口浪尖，置身于制造业人口为主的地方。看来他经历过一番艰苦奋斗，因为到了而立之年，手头可用的现钱，总共不过二十英镑。尽管如此，人到中年，结果发现，原来迫不得已需要自己去应付的实际问题，实际证明他都理解，于是开创起一番事业，发迹之后，令人刮目相看。
最后，垂垂老矣，迎来的是千辛万苦换来的生活环境，“满载荣耀，友朋盈门”[204]，故事里的这位豪杰，不由得让我们想到有那么一些人士，早年立身时也是一穷二白，如何才能伸手扶持他们一把。
于是介然于怀，前思后想，过了很久之后，这位成功的商界务实之士，居然苦思冥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于是便为他们提供手段，让大家获得“健全，完整，实际的科学知识。”接着他奉献出自己的一大部分财富，通过历时五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实行了这个目标。
故事的寓意，我就不必挑明了，因为这所理科学院的建筑结构，坚实而又宽敞，让我们大可放心，故事绝非寓言，针对那些务实的种种异议，这个务实的回答犹如千钧之力。我纵有万语千言，终不过是纸上谈兵。
我们可以理所当然认为，根据那些最有资格判断是非的人士的见解，全面科学教育的推而广之，乃是工业进步的一个绝对基本的条件；今日举行揭幕典礼的学院，今后赐予的恩惠未可估量，而受益的学子，原本是要从事本地的手工业和制造业，才能糊口谋生。
值得探讨的唯一问题是，诸如现行的客观条件，能够为取得永久的成功，尽量提供最佳的机会，因为学院的工作，就要利用这些条件去贯彻落实。
乔西阿·梅森爵士，毫无疑问十分明智，因为充分自由的处置权利，他已经移交给全体董事，最终要求他们履行学院的管理职能，以便能够根据未来情况的变化，调整好基金的用途安排。不过，涉及三个关键问题时，对于行政人员和教师双方，他已经措辞十分明确地约法三章。
凡是关涉学院工作范围之内的事情，禁止任何一方头脑里想到党同伐异；神学则严格罢黜于校园之地；最后，特别予以宣布，“纯粹文科的教学和教育”，本院将不提供任何便利措施。
前两条训喻足智多谋，看来我只需表达本人确信无疑，而现在我所关心的问题，并非就此大做文章。但是这第三条禁令的内容，使得我们要正面对峙反对科学教育的其他人士，他们远未寿终正寝，如同务实之辈那样，而是充满活力，头脑机敏，咄咄逼人。
下述情况并非不可能出现：“文科的教学和教育”排斥于一所学府，如此直言不讳的论调，我们将会听到严厉批判的声音，而一所学府标榜的是提供高水平和高效率的教育。当然，到了那个时候，为文化张目的利未人，就会面对文化四壁，徒然大吹法螺，犹如面朝一座教育的耶利哥。[205]
不是有人反反复复告知我们，学习物理学不足以赋予文化；凡是比较高深的人生问题，物理学都无从触及；更有甚者则曰，不断致力于科学研究，往往会诱发一种狭隘而偏执的信念：科学方法适用于探索各种各样的真理。不是有人屡次三番，理直气壮发表高论，面对提出一个令人头疼的论点的作者，最有力量的回答，莫过于奉送一个雅号：“精通科学的专家而已”。而且，我恐怕还不算悲观，所以用过去时态谈到，有人以如此形式表示反对科学教育；不是疏忽，而是明令禁止，“纯粹文科的教学和教育”，我们岂不是可以预料，有人会如此赐教：这个享有专利的例证表明了科学胸襟狭隘？
乔西阿·梅森爵士采取这样的举措，我并不清楚道理何在；不过如果我清楚的话，我理解的是下述情况，“纯粹文科的教学和教育”之说，他所指的是普通古典文学课程，我们的中学和大学设置的课程，我斗胆略陈自己的各种理由，以示支持他的举措。
因为我非常强烈地信奉两条信念。第一，古典文学教育，不论学科，还是教学内容，对于攻读物理学的学生而言，都缺乏所谓的直接价值，而这两方面耗费的宝贵时间，有人却以为理所当然；第二，谈到获得真正的文化修养这个旨趣，专门科学教育，至少和专门文科教育一样，具有同等的效应。
我几乎不必向诸位指出，这两个见解，特别是后者，与绝大部分受过教育的英国人的见解截然相反，而他们受到的影响，则来自中学和大学阶段的传统教学。根据他们的定见，唯有文科教育才可谓修习文化的门径；而文科教育的含义，不仅等同于文学方面的教学内容，而且是指文学独一无二的特殊形式，即古希腊罗马典籍。他们认定，凡是修习拉丁语和希腊语的人士，即便浮光掠影，也可谓受过教育；而凡是精通其他知识科目的人士，即便寝馈其中，仍属专家之列，赢得几分敬重而已，却不登大雅之堂。接受教育的人的印记，学位，并非为专家而设立。
我国的一代文化传教士[206]著书立说，字里行间渗透了大度包容的精神，对科学思想抱有真正的共鸣，本人对此了然于心，不至于把他和上述见解等同视之；不过传教士尝贻书腓力斯人，论者不妨精选华翰一二，并不符合腓力斯人身份的之士，足以解颐喷饭。有些片言只语，也不妨有所假借。
阿诺德先生赐教各位，文化的意义，在于“认识普天之下历代思想之精华，文章之鸣凤”。文化乃是文学所包含的人生批评。这样的批评认为：“欧洲乃是一个伟大的同盟，为了学术和精神的宗旨，注定要付诸一个共同的行动，致力于一个共同的成果；其中各个成员，为了共同的素养，应该略知古希腊罗马，还有东方典籍，大家需要知己知彼。专门的地方性和临时性优势，则排除于考虑范围之外，这个规划，倘若完全彻底付诸实施，在学术和精神领域里，现代民族将取得长足进展。我们，我们所有的人，作为个人而论，这个纲领贯彻得越是彻底，我们便会取得更大的进步，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207]
我们在此需要探讨两个不同性质的命题。第一，人生批评是文化的精髓；第二，文学包含的内容足以构建这样一种批评。
我认为，第一个命题大家应该完全赞同。因为文化所意味的内容，与学问或技能，肯定大相径庭。文化的言外之意是，胸怀一个理想，习以为常用批判眼光估量事物的价值，以一种理论标准来衡量。完美的文化，应该应用一种完整的人生理论，基础便是关于人生的前景与局限，具有同等程度的清晰认识。
不过凡此种种，我们可以表示同意，但是文学一门足以提供这种认识的假说，我们对此却要强烈地表示异议。凡是古希腊罗马、还有东方古人的思想和文苑，凡是现代文学所要告诉我们的内容，全部学习之后，仍然未可不言而喻表明，我们已经奠定了充分宽阔和深湛的基础，可以从事构成文化的人生批评这项任务。
确实，对于了解物理学范围的人而言，远谈不上道理显而易见。仅举“学术和精神领域”的进步而论，我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承认，民族也罢，个人也罢，如果他们共同的素质在物理学的宝库里无所借鉴，照样有可能取得真正的进展。我应该说，一支兵马，倘若手无精良甲兵，足无虎踞龙盘之地，或许还有望在莱茵河发动一场战役，而物理学在上个世纪里的作为，个人倘若一无所知，则无望进行人生的批评。
生物学家如果遇到一种异常现象，这时他便本能地转向了演化研究，以便澄清异常的原因。格格不入的看法的基本理由，各人可以抱着同等的自信，从历史上去探求。
英国人居然为了教育目的，利用财富兴学办校，而且捐赠资助，所幸的是，现在这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物了。但是，五六百年之前，建立基金机构的举措，其中表明或者隐含的条件，和目前的情形几乎截然相反，后者便是乔西阿·梅森爵士想到的权宜之计。换言之，物理学在当年实际上遭到忽视，而某种文科训练，则群和而从之，视为获得知识的一个手段，而那时的知识实质上属于神学。
为了促进同类的福祉，大家的作为同样受到这样一种强烈而超乎利欲的愿望的激励，彼此之间，出现了这种奇特的矛盾现象，其中的道理不难发现。
那个时代，客观说来，倘若有人渴望的知识，超乎个人观察，或者通过普通谈话所能获得的范围，他起初的必然反应是要学习拉丁语，因为西方世界所有高深的知识，都包含于拉丁语所写的著作之中。结果，拉丁语法，还有逻辑学和修辞学，乃是教育的基本内容，需要通过拉丁语进行研究。关于这个渠道传授而来的知识内容，即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书，由天主教教会说经释义，拾遗补阙，故而大家认为，经书包含的主要见闻，已经包罗万象，而且千真万确。
神学名言之于往昔的思想家，犹如欧几里得的公理和定义之于往昔的几何学家。中世纪哲学家的职司，在于演绎神学家提供的论据，凡有论断，都要符合教会法令。教会所说的一切合乎真理，都要通过逻辑推演，证明其中的来龙去脉和道理所在，证明教会言论必须合乎真理，而赋予哲学家的至高特权，就在于此。这条界限，倘若他们的论证有所不及，或者有所逾越，教会则要履行为母之道，随时制止他们的越轨言论，如有必要，还要借助于世俗的力量。
毋过之，毋不及，神学提供给我们祖先的，便是这样一种简约而完备的人生批评。他们洗耳恭听，世界如何开天辟地，如何天地灭绝；他们学而知之，一切物质存在，只是精神世界的美好面貌上存在着一个微不足道的瑕疵，无论怎么看待，造化乃是魔鬼的用武之地；他们学而知之，地球为肉眼所及的宇宙之中心，人乃天地万物之灵长；他们听到的谆谆教诲是，自然规律并无固定的秩序，而是能够，而且始终由于无数神灵力量的作用而改变，有善有恶，于是秩序好坏，要根据凡夫俗子的行为和祷告感动神灵的情形而定。全部学说的总和与实质，在于产生一个信念：在这个世界，唯一真正值得认识的道理，在于如何确保尘世超凡脱俗，在特定的条件下，成为教会展望的福地。
我们的祖先拳拳服膺这样的生命理论，处理教育问题时照章办事，处理所有其他事务时，同样奉行这个理论。文化意味着神圣品质——当时圣徒风气，天下翕然而从；导致这个结果的是在所难免的神学教育；而通向神学之路，则要假借拉丁语。
研究自然——程度超过常人需要的满足——与人类生活居然有所关联，这个想法与神学出身人士的思想，相去甚远。确实，为了人类的考虑，自然一直遭到诅咒，所以便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干预自然的那些人，很可能与魔鬼有着十分密切的接触。再则，如果有人天生便是科学探索者，听任自己的本能发展，可能他多半要打算恶名远扬，可能要打算遭受一个巫师的命运。
倘若听任西方世界自行其是，处于中国那样关闭自守的状态，那么如此局面会持续多久，无人可以预卜先知。不过，幸好西方不是任其发展。13世纪之前，西班牙摩尔人文明的发展，伟大的十字军运动，已经把酵母引入进来，自斯以降，直至现在，从未停止发酵。起初，通过阿拉伯典籍译本的居间作用，此后通过钻研原作，欧洲西方各国渐渐熟悉了古代哲人和诗人的篇籍华章，一段时期之后，也渐渐熟悉了蔚为大观的古代全部文献。
在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不论学界具有何其高远的学术抱负，或者雄视天下的包容气度，殚精竭虑达数百年之久，追求的是拥有古希腊罗马寿终正寝的文明所遗留下来的丰富遗产。印刷术的发明裨益士林，令人叹止，古典学问遂得以传播和繁荣。拥有这份遗产的人引以为豪，因为他们已经获得人类可以企及的至高无上的文化。
苍天有眼。但丁孤峰耸立，雄踞山巅，一人而已，文艺复兴时期的近代文学方面，没有哪位人物堪与古代之士相提并论；没有什么艺术足以媲美古人的雕塑；除了古希腊已有的创造之外，别无物理学可言。归根结底，具有完美学术自由的楷模已不存在——接受理性时毫无游移，视为追求真理的唯一指南，进退出处的最高仲裁。
新学问必然很快对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僧侣和繁琐哲学家的语言，在那些拜读维吉尔和西塞罗之后言犹在耳的学者听来，并不比无稽之谈高明多少，拉丁语学习于是置于一个新的基础。况且，拉丁语本身，不复为启开知识之门的唯一钥匙。曾经探求古代最高境界思想的学者，结果在罗马文学中，仅仅发现的是辗转而来的折光反射，于是改换门庭，面貌沐浴着古希腊人的明媚光芒。经过一场战斗，大家认识到，学习希腊语乃是所有高等教育的一个基本要素，而目前围绕教授物理学而展开的论战，和当年并非全无相似之处。
当年世人称谓的人文主义者奏凯偃鼓；他们掀起的伟大改革造福人类，未可限量。但是所有改革者的报复女神，才可谓一锤定音；教育的改革者和宗教改革者情形相同，都陷入了谬误而大错特错，尽管十分常见：改革努力的开端，他们曲解为大功告成。
19世纪人文主义者代表人物的立场，站在古典教育一边，视为获得文化的不二法门，其坚定程度，仿佛我们依然处于文艺复兴时代。然则，可以肯定，目前学术上的古今关系，与三个世纪之前形成的关系，已经大相径庭。姑且不谈存在着伟大而又特征鲜明的现代文学，现代绘画，尤其是现代音乐，文明世界的目前态势具有一大特色，使之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差距之大，超过了文艺复兴时期与中世纪。
我们这个历史时期区别性的特征，在于自然知识发挥着突飞猛进、持续增强的作用。我们日常生活的面貌，不仅由于自然知识而形成，千千万万人民的繁荣昌盛，不仅依傍自然知识，而且我们全部的生命理论，很久以来，一直受到我们认识宇宙的笼统概念的影响，这些乃是物理学迫使我们形成的概念。
客观而论，我们一知半解的科学探究成果向我们证明，科学提供的认识，与中世纪毫无保留予以信任和教授的那些见解，二者之间存在的矛盾，可谓天壤之别而令人瞩目。
我们祖辈头脑里，认识世界起源与灭绝的那些想法，已经令人难以置信了。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地球并非物质宇宙的主要天体，世界并非隶属于人类的用途。甚至可以更加肯定的是，自然表达了任何事物无从干预的一个确定秩序，人类的主要职责就在于认识那个秩序，同时相应地治理自身。更有甚者，这种科学的“人生批评”，向我们展现的文字证明，有别于任何其他的佐证。“人生批评”论诉诸的不是权威，也不是任何人可能思维或者表达过的内容，而是诉诸自然。“人生批评”论承认我们有关自然现象的全部解释，或多或少存在着欠缺，而且假借的是符号，同时要求，耽学之士在追求真理的时候，切莫寝馈文字，而要出入事物。“人生批评”论还告诫我们，未有佐证而先下断言，不仅大谬不然，而且可谓罪恶。
当今之世，人文主义者的代表人物，提倡纯粹古典教育，说明他们对此一窍不通。一个人有可能成为比伊拉斯谟更为优秀的学者，而同时关于目前学术界的沸腾局面的主要起因，他的学问并未超过伊拉斯谟。笃学虔诚之士，当然值得充分尊重，他们赐教我们一些训喻，认为在对待中世纪思维方式时，科学的对抗态度令人悲哀，而这些训喻暴露出，他们对于科学探究的初步原理无知无识；一位科学家所言的求真品质，他们也无从理解意味何在；已经确立的科学真理举足轻重，他们也缺乏意识，这简直是咄咄怪事。
“你也如此”[208]，此类论辩不足为训，否则科学教育的倡导者，便可以充分公正地反驳现代人文主义者，他们可能成为博学的专家，但是他们并不拥有如此健全的知识基础，可以进行一种人生批评，而文化的美名受之无愧。再则，倘若我们不是于心不忍，我们不妨激将对方，人文主义者是惹火烧身，所以背上了这个罪名，并非因为他们也充满者古希腊人的精神，而是因为他们缺乏这种精神。
文艺复兴时期，一般称为“文学复兴”的时期，仿佛当时对西欧思想潜移默化的各种影响，在文学领域已经枯竭殆尽。我认为大家往往忘却了，科学复兴是由相同的能动力量所促成的，虽然不太彰明较著，但是同样意义重大。
其实，那个年代研究自然的学生寥若晨星，他们拾取认识自然迷宫的线团，恰恰如同一千年前落入古希腊人的手中。数学的基础，他们奠定得如此扎实，我们的子女学习几何所用的课本，便是为两千年前亚历山大的学校而编写的。现代天文学是喜帕恰斯[209]以及托勒玫[210]工作的延续和发展；现代物理学是德谟克利特以及阿基米德工作的延续和发展；经过了漫长的时期，现代生物学的发展，才超越了亚里士多德，泰奥弗拉斯托斯[211]，还有加伦留传给我们的古代知识。
我们无法认识古希腊人的思想之精华，文章之鸣凤，除非我们首先认识古人关于自然现象的思考。我们无法充分理会他们的人生批评，除非我们理解了那种批评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自然观念的影响。我们虚称自己是古人文化之嗣响，除非我们，如同古希腊人的思想精英那样，服膺一种毫不动摇的信仰：理性的自由发挥，与科学方法一脉相承，是企及真理的唯一方法。
因此我冒昧地认为，我们现代人文主义者的那些侈言，必须予以止息，姑且不说弃置，他们妄言拥有文化的垄断权，继承古人精神，非我莫属。不过我应该表示十分遗憾的是，以上所言，倘若有人居然理解为本人的言外之意，是力求贬低古典教育的价值，这样的情形可能出现，而且有些时候确实存在。人类天生能力的相差程度，可与机遇大小相提并论；文化固然为一端，而一人选择最佳企及文化的途径，与最有利于另一人的途径，可能迥然相异。再则，科学教育尚属创始试验的阶段，而古典教育，根据历代师长的实际经验，已经组织得井然有序。由此看来，学习有充裕的时间，普通生活有了目标，或者有时间从事文学生涯，我认为，一个追求文化的英国青年，较好的方法便是按部就班，走完通常为他规划的成才之路，欠缺之处，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有所弥补。
不过有些人打算以科学作为正业，还有些人则有意从事医学；另外一些人则不得不早年便开始营生；依我之见，对于所有这些人而言，古典教育可谓误人子弟；由于这层缘故，我才欣然看到，“纯粹文科的教学和教育”，不得列入乔西阿·梅森爵士这所学院的全部课程，因为他认识到，倘若列入课程，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引入普通浮光掠影的拉丁语和希腊语。
尽管如此，名副其实的文科教育的重要性，本人丝毫无意加以质疑，或者以为，学术文化脱离了文科教育，照样能够达到完满境界。专门的科学训练，肯定和专门的文科训练一样，将会造就偏才。船只一边载重过量的话，货物的价值便无法补偿；而我也应该表示十分遗憾的是，这所理科学院如果最后培养出来的不过是偏才曲士。
然则，没有必要杞忧发生这样一场灾难。学院提供了英语、法语、德语的课堂教学，所以学生能够接触到现代世界三种最伟大的国别文学。
法语和德语，尤其是德国语言，对于渴望获得任何一门科学充分知识的人而言，可谓绝对不可或缺。但是即便假定，学生习得这两门语言的知识之后，也不过是足以应付纯粹科学方面的用途，每个英国人，就母语方面而言，拥有一个近乎完美的文学表达的工具；况且，在本国文学方面，拥有各类文苑英华的范本。如果一个英国人读完手中的《圣经》，手中的莎士比亚，手中的弥尔顿，还无法从中获得文科的文化，我深信，即便沉浸涵咏荷马和索福克勒斯，维吉尔和贺拉斯，文化也无法传而授之。
因此，由于学院的格局为文理两科的教育，提供了充分的准备，由于艺术教学也有酝酿筹划，在我看来，一种相当完备的文化，已经提供给了所有善于利用的学子。
可是我无法肯定，在这一点上，“务实”之士，元气大伤而性命尚存，是否还会质问，关于文化的所有这些论调，与一所教育机构有何关联，既然教育的目标有人界定为“促进一国制造业和工业的繁荣”。他或许会建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文化，甚至不是一种纯粹科学的学科，而无非是应用科学的知识。
我每每希望，从来无人发明“应用科学”之说。因为此说令人想到，有那么一种具有直接实际用途的科学知识，可以脱离另外一类科学知识而加以研究，后者毫无实用功能，学名谓之“纯科学”。然而推理谬误，莫此为甚。大家所谓的应用科学，其实无非是纯科学应用于特殊类别的问题。纯科学由根据一般原理的演绎推论而构成，由推理和观察而确立，它们构成了纯科学。只有在牢固掌握原理之后，才能够胸有成竹，作出这些推论；只有亲身经历构成了原理基础的观察和推理的活动，才能够彻底掌握原理。
各种技能行业和制作业运用到的全部过程，都可以归诸于物理学或化学这两大范畴。为了改进这些过程，首先必须彻底理解它们；而谁也没有机会切实理解这些过程，除非彻底精通原理，而且养成实事求是的习惯，而只有在物理和化学实验室里，经过持之以恒，指导有方的纯粹科学训练之后，才能养成这样的习惯。因此关于纯科学这门学科的必要性，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疑问，即便学院的工作局限于最狭隘地解释的既定目标。
还有，比较宽泛的文化，谈到这个向往，而非单一科学所产生的文化范围，大家应该还记得，制造过程的改进，仅仅是促成工业繁荣的条件之一。工业是手段，而非目的；人类工作仅仅是为了获得所需之物。具体需要什么，部分取决于他们与生俱来的向往，部分则取决于他们后天养成的向往。
倘若繁荣的工业所产生的财富，大家要用于满足不值一提的欲望，倘若制造过程的日益完善，将会伴随着那些从事这些过程的人品格卑下，那么我就看不出工业和繁荣的益处。
所以千真万确，何谓向往，大家的看法要取决于各自的品格；我们赋予品格一词的那种禀性，教学多少是无所触动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即便单纯的智育，不可能改变言行出处反映出来的品格的实际表现，程度则无法确定，品格给人的动力，无知者当一无所知。一种爱好快乐的品格将获得某种愉悦；但是如果由其选择，他可能宁取那些不会降低自己人格的愉悦。这种选择赐予每一个人，只要他们在文学或艺术的文化上，拥有一种取之不尽的愉悦源泉，这些愉悦不会随年华流逝而枯萎，不会随习俗移易而变得陈腐，也不会在回首往事时，由于自责的痛楚而变得苦涩。
今天落成的学院，如能实现创建者的初衷，那么本地人口各个阶层中，出类拔萃的俊杰，将通过大学教育。从今往后，伯明翰出生的子弟，首先读完初级和各级学校，然后进入这所理科学院读书，如果是可造之才，便能够善于利用提供的各种机会，从中有所获益，而获得的必定不仅仅是课堂教学，同时还有和他们生活境况十分相宜的文化。
在校园范围之内，未来的雇主和未来的工匠，会共同居留一段时光，置身于春风化雨的环境，他们会盖上潜移默化的印记，终其一生。因此，还有几句提醒诸位，不算言不及义：工业的繁荣不仅取决于制造过程的改进，不仅仅取决于个人品格的升华，而且取决于第三个条件，就是资本拥有者和生产操作者，双方都对社会生活的状况有清楚的认识，还有在社会行动的共同原则方面取得共识。他们必须懂得，社会现象诸如其他现象，在相同程度上，都是自然规律的体现；社会安排只有在与社会静态和动态的要求相和谐，才能长治久安；还要懂得，天道常存，自然主宰，自行其是。
不过若要取得这样的认识，就必须把物理学研究采取的探究方法，应用于社会现象的探究。因此，恕我直言，我乐意看到，这所学院提出的卓越教育纲要，应该增加一项内容，即以筹备形式，为社会学方面的教学创造条件。因为我们大家取得了共识，党同伐异不得出现于大学教学；不过国情所系，目前实际管理采取的是普选制，履行义务者，必须发挥政治功能。与政治自由的优点难以割裂开来的那些弊端，如果要加以遏制；各国在无政府主义与专制主义之间，永远游移不定的现象，如果要取而代之以自由，进退有节，稳步迈进；那将是由于大家会逐步学会处理政治问题，如同他们现在处理科学问题那样；在一个问题上，操之过急而不合时宜，同时持有宗派偏颇，当令人引以为耻，在另一个问题上同样如此；我相信社会机器的精美程度，至少和一台詹妮纺织机可以相提并论，如果有人指手画脚之前，尚未花费心血去精通它的运作原理，那么就不太可能有所改进。
结束演讲之际，我确信本人的声音是在座各位的喉舌，谨向这所教育机构德高望重的创建者，为他的功德圆满，表示我们的祝贺，事业造福于人，机构创其滥觞；同时表达一个信念：千秋万代将会把这所学院引为智慧的首要范例，而天赋的虔诚，将引导子孙后代把英明归功于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