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阿特伍德小说的主题和多元性研究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阿特伍德的小说和诗歌在加拿大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兴趣。学界对阿特伍德作品的研究焦点也逐渐从文本研究转向对作品中的各种文化与社会现象进行深入发掘和阐释，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些研究视角各不相同，为理解阿特伍德的文学和社会思想，深入加拿大社会和文化，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极大丰富了作品阐释的多样性，拓展了研究范围。总的来说，这些著作主要分为性别研究、文学主题及创作过程研究、体裁和叙事研究以及社会文化研究四个方面。下面我们将这些著作按照主题内容归类进行概括性介绍。

阿特伍德作品中最为显著的主题是两性话题，尤其是女性的社会生存状况。作为一个女性作家，阿特伍德对女性的精神世界表示关注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在她几乎所有的小说中，主人公和叙事者都是女性，小说讲述的也都是两性关系，这显示出作者对女性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极大关注。阿特伍德在2006年这样描述她的作品特征：“第一个三部曲（《可以吃的女人》《浮现》和《女预言师》）是关于女人和男人的故事，最后一个三部曲（《使女的故事》《猫眼》和《强盗新娘》）是关于女人和女人的故事，中间的两部小说（《人类之前的生活》和《肉体伤害》）则两者兼具。”（Waltzing Again 219）针对阿特伍德小说的这种主题共性，批评界将焦点集中在女性主义之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加拿大著名学者弗兰克·戴维（Frank Davey）是最早对阿特伍德小说中的女性主义主题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女性主义诗学》（Margaret Atwood：A Feminist Poetics，1984）中，戴维分析了她的几部重要小说，解读了作品中叙事技巧和女性主义视角相结合的诗学特征。他认为，阿特伍德塑造了一种不明确的空间，并利用女性的无言体验来和男性世界中的明确空间和话语相对照。不过，作为男性学者，戴维一方面认为，阿特伍德的小说表现了女性对男性强加于身的生活模式的对抗；另一方面也认为，她作品中的男女二元对立只是一个隐喻的再现方式而非政治关怀。美国学者布松（J.Brooks Bouson）在1993年出版的《野蛮的舞蹈设计：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中的对立策略和叙事模式》（Brutal Choreographies：Oppositional Strategies and Narrative Design in the Novels of Margaret Atwood），书中讨论了女性间的权力政治、两性政治、厌女症、女性疯癫等问题，将女性主义视角和叙事学研究相结合，做出了深入浅出的分析。此外，英国学者托伦（Fiona Tolan）在2007年出版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女性主义和小说》（Margaret Atwood：Feminism and Fiction）中对阿特伍德的11部小说分别进行了研究。这部书以历史为主视角，结合第二波女性主义进程对作品创作的影响，探讨了女性主义理论发展各阶段和阿特伍德小说创作和主题思想的动态关系，并最终通过对《羚羊与秧鸡》的分析阐述了阿特伍德小说中的后女性主义未来。可以说，女性主义视角下的阿特伍德研究占据了半壁江山，成为20世纪90年代前后阿特伍德研究的主导形式。

语言和自我的关系是阿特伍德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阿特伍德在创作的过程中有意识地运用语言和叙事的策略，结合小说角色的自我构建危机凸显作品中的主要矛盾。她笔下的女性角色往往表现出强烈的语言焦虑，这在《使女的故事》和《羚羊与秧鸡》中尤为明显。同样，这种自我和语言的焦虑与女性主义的政治和社会主张紧密相关。这方面的研究有两部重要专著：意大利学者饶依（Eleonora Rao）《身份的策略：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研究》（Strategies for Identity：The Fiction of Margaret Atwood，1993）和比利时学者希尔德（Hilde Staels）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的叙事话语》（Margaret Atwood's Novels：A Study of Narrative Discourse，1995）。饶依结合文学题材、身份问题和女性主体性三个方面探讨了阿特伍德小说中的自我主体危机。她指出，阿特伍德作品中的主体和身份是异质的动态过程，女性在她的作品中被再现为多重角色和主体状况。这部著作着重从语言、性别和现实建构的角度结合女性主义理论对阿特伍德的女性自我构建过程进行了剖析。希尔德也对阿特伍德的叙事策略做出了总结，她借用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关于女性语言的理论，阐释了语言和话语叙事对自我和身份的体现和构建作用。希尔德指出，小说中的文本主体是分裂的，呈现出有意识和无意识两层，阿特伍德的分裂自我使她的作品成为多种声音的文本。

阿特伍德的女性主义叙事不仅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运动潮流和思想，而且通过女性自我的构建主题探索了女性的精神世界。对于阿特伍德作品中自我的分裂，评论界主要从叙事策略和社会解读出发，将自我分裂和作品中的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元素或其他意识形态相联系进行剖析。例如，澳大利亚学者索尼亚·麦凯克（Sonia Mycak）在1996年出版的《寻找分裂的主体：精神分析、现象学及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In Search of the Split Subject：Psychoanalysis, Phenomenology and the Novels of Margaret Atwood）中，对小说中的破碎、分裂和异化的自我作出了精神分析学、人类学和现象学的剖析。麦凯克结合文本细读，分别从族外婚姻交换、母体共生与分离、想象与幻想、客体和进攻性等视角对六部小说进行了分析，但并没有将自我视作“病症”表象，而是提醒我们关注其作品中的文化、精神分析、人类学和现象学内涵。另一部精神分析研究是印度学者拉马·古朴塔（Rama Gupta）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心理分析研究》（Margaret Atwood：A Psychoanalytical Study）。在这部著作中，古朴塔运用人文心理学家凯伦·霍尼（Karen Horney）的第三势力心理学（Third Force Psychology）的相关理论分析了阿特伍德作品中女性角色的人际关系病症，揭示了她们“作为人类的心理弱点”（138）及其“病态”心理（140），并最终分析了她们解决心理危机的过程，阐释了其对阿特伍德艺术人生观的反衬作用。古朴塔的研究可谓独树一帜，准确地说，他的研究视角属于心理学和社会学范畴，给哲学、文学以及其他人文学科视角之外的阿特伍德研究提供了新鲜的视角。

阿特伍德作品的第三个重要主题就是对加拿大国家和民族身份的塑造。她在创作中大量使用加拿大文学元素和意象，这为她获得了加拿大文学代言人的称号。阿特伍德作为加拿大文学的一面旗帜，在20世纪60年代以文学的方式唤醒了加拿大人的自我身份意识并积极主张加拿大文化独立地位的诉求，号召人们不要甘于作为美国的附属而存在。在她的《浮现》《强盗新娘》《神谕女士》《猫眼》《肉体伤害》等小说中，这种民族诉求俯拾皆是。加拿大学者香农·恒艮（Shannon Hengen）对阿特伍德作品中的女性关系、镜像意象、加拿大民族形象三大主题进行了分析。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权力：小说和诗歌中的镜子、映像和形象》（Margaret Atwood's Power：Mirrors, Reflections, and Images in Select Fiction and Poetry，1993）中，她指出，阿特伍德作品中的女性常常通过探索母亲和祖母的生活历史对自我现状进行反思，因此镜子、映像和影像成为她小说中非常重要的意象和符号象征。这部著作虽然以精神分析为出发点，但却主要聚焦于小说中加拿大/美国的二元对立这一文化主题。恒艮指出，阿特伍德女性角色的“病态自恋”（54）和加拿大的女性角色是平行的，而与之对应的则是美国的男性角色。因此，为了获得自我，女性必须挣脱“美国化”和“病态自恋”的枷锁，和加拿大历史上的母亲传统建立联系，这样才能塑造加拿大文化的新形象。

到了20世纪80年代，阿特伍德对民族和国家的关注逐渐转向了更广泛的政治领域。她对政治问题的思索尤其体现在她的反乌托邦小说上，特别是《使女的故事》和《羚羊与秧鸡》这两部小说，而学界对乌托邦和反乌托邦思想的探讨也是阿特伍德研究的一大中心主题，如德国学者贝克（Manuel Benjamin Becker）于2008年出版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中反乌托邦的形式和功能：〈使女的故事〉和〈羚羊与秧鸡〉》（Forms and Functions of Dystopia in Margaret Atwood's Novels：The Handmaid's Tale and Oryx and Crake）。在这部专著中，他讨论了小说中社会的组织方式，并从传播、服装编码、监控、科技四个方面讨论了反乌托邦社会对个人的控制，凸显了梦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尽管这部著作在结构组织和学术质量上尚有欠缺，但它是至今唯一一部对阿特伍德反乌托邦思想进行专项研究的著作。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不少对阿特伍德作品进行综合研究的著作。这些研究对阿特伍德的写作技巧、权力政治、生存主体、民族文学意识、叙事艺术等各方面进行探讨，给阐释阿特伍德提供了一个开阔和较为全面的视角，不过这些著作大体仍然依托于女性主义视角和框架。例如，里格尼（Barbara Hill Rigney）在1987年出版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批评》（Margaret Atwood：A Critical Inquiry）中利用女性主义视角对阿特伍德的艺术和政治思想进行了阐述。同样以女性主义为主导视角展开研究的著作还有英国著名学者豪威尔斯（Coral Ann Howells）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2005）以及维斯可（Gina Wisker）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批评导引》（Margaret Atwood：An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Views of Her Fiction，2012），其中后者对阿特伍德作品批评史做出了概述和总结，并收入了对她最近的小说《洪灾之年》的评论。美国学者斯班克伦（Kathryn Van Spanckeren）和卡斯特罗（Jan Garden Castro）合编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视觉和形式》（Margaret Atwood：Vision and Form，1988）则另辟蹊径，对阿特伍德的视觉艺术、绘画和写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作者本人写作兴趣和范围的扩大，阿特伍德研究逐渐走向多元化，开始出现了生态研究、艺术研究、伦理研究、媒体研究、视觉文学研究、灾难文学研究、通俗文化研究等等。这些研究从新颖、多元的视角阐释了作品的艺术特征、文化思想和政治理念，给阿特伍德研究增添了不少生动、亮丽的色彩。值得一提的是豪威尔斯（Coral Ann Howells）主编的《剑桥指南：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这本书中，除了传统批评视角的介绍之外，编者还收录了一篇关于环境主义思想的论文，论述了阿特伍德作品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二就是布松（J.Brooks Bouson）主编的《批评视角：玛格丽特·阿特伍德》（Critical Insights：Margaret Atwood，2012）。这部文集也收录了包括生态女性主义、环境伦理、创伤写作等主题的论文，显示出当前阿特伍德研究的新动向。

21世纪阿特伍德研究的焦点逐渐向多学科领域和文化视角。在这一方面有三部专著值得关注。首先是美国学者库恩（Cynthia G.Kuhn）于2005年出版的《服饰、文化和身份：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中的自我装扮》（Self-Fashioning in Margaret Atwood's Fiction：Dress, Culture, and Identity）。库恩以文化研究为出发点，通过对阿特伍德小说中服装功能的研究，揭示了服饰在文化和身份识别领域的重要意义，并进一步阐述了服饰和身体、女性自我和叙事艺术之间的相互关系。这部专著尽管也以女性话题为基调，但在研究视野上独辟蹊径，从服饰编码这一大众文化和时装文化领域出发，用新颖的解读诠释了阿特伍德文本世界的丰富性。第二部著作是美国学者谢克尔（Theordore E.Sheckels）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中的政治》（The Political in Margaret Atwood's Fiction，2012）。谢克尔从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入手，以经济学家肯尼思·艾瓦特·博尔丁（Kenneth Ewart Boulding）的权力理论为主线，结合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关于权力的相关论述，对阿特伍德的12本小说进行了分别论述，每一章均从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权力来源和权力反抗等模块对小说中的权力运作进行了新颖独到的诠释。谢克尔指出，他的研究焦点是通过探讨阿特伍德的小说中威胁权力、交换权力和爱的权力平衡关系，由此来阐释小说人物之间所映射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谢克尔声称，该书是完全“描述性的”（7），其目的则是通过对作品世界的描述指出“症结所在”（7）。第三本著作是意大利学者瓦伦蒂娜·阿达米（Valentina Adami）的《文学中的生物伦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警示小说》（Bioethics through Literature：Margaret Atwood's Cautionary Tales，2011）。在这部著作中，阿达米通过解读阿特伍德的三部小说分析了生命权力、女性身体和辅助繁殖技术伦理等生物伦理学主题，并对生态学和基因工程伦理、环境伦理进行了讨论，最后以《洪灾之年》为例，阐释了小说中的后人类关怀。显然，这部著作不同于以往研究的地方在于，阿达米将研究视角投向更为广阔的文化、科技、生物以及文学的交界地带，进一步拓宽了研究视野，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21世纪文学批评的新走向。

和国际阿特伍德研究相比，我国的相关研究虽在数量、规模和范围上都逊于国际学界，但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相比国际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国内研究焦点大多集中在前面所述的传统研究视角和领域内，如女性状态、生存意识、叙事艺术等，近年来则出现了生态主义研究的新趋势。迄今为止，国内阿特伍德研究共出版三本专著，即傅俊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研究》（2003）、潘守文的《民族身份的建构与解构——阿特伍德后殖民文化思想研究》（2007）和袁霞的《生态批评视野中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2010）。傅著是国内最早的专著，共分三部分，分别介绍了作者的生平、创作历程，最后一部分则是论文集的形式，从主题、艺术风格、手法等方面对作品进行了阐述。潘著从后殖民主义角度着手，揭示多元文化语境下族裔身份的解构与建构，分析了加拿大的后殖民性。袁著根据近年来兴起的生态主义文学，从自然与民族身份、自然与女性、自然与后殖民、环境启示录话语等角度阐释了阿特伍德作品中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女性主题，给国内阿特伍德研究带来一股新鲜的空气。不消多说，当前国内的阿特伍德研究在深度和广度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纵观国内外阿特伍德研究历史与现状，不难看到以下几个主要特点：一、从研究主题和内容来看，主要集中在两性政治（如女性身份构建、女性话语和自我、女性和受害者意象）、国家和民族身份意识（如后殖民主义主题、加拿大文学传统和民族意识）、叙事艺术（如戏仿、经典文本颠覆等后现代叙事手段、体裁边界研究、历史和叙事关系）、文学传统和互文性（如童话和神话、哥特小说元素）、生态思想（如女性生态主义、环境意识）、社会形态批判（如反乌托邦）这几大方面。二、从研究方法来看，主要集中在主题分析、女性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后现代主义叙事、后殖民主义等视角。三、尽管现有研究无论从视角和研究内容来看都非常丰富，但是可以看到，女性主义构成了绝对主导视角，对作品的各种解读也多是建立在女性和女性主义思想基础之上（例如，对加拿大民族意识的阐释也往往和女性的受害者地位相联系）。正如托伦所说：“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阿特伍德小说解读和女性主义话语的发展显示了二者之间的共通性和批评视野的重合”（Tolan 2），而阿特伍德也“不得不对女性主义政治表示支持，并在她的作品和女性主义运动之间建立了非常明显的联系”（Tolan 2）。四、近几年来，随着阿特伍德作品内容的扩展，研究视角正逐渐从女性主义转向社会和文化研究，例如对作品的视觉艺术研究、媒体研究、生物伦理研究、后人类主义研究、日常生活和通俗文化研究、社会学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等等。但这些新生研究力量只是初露端倪，方兴未艾，值得引起阿特伍德批评界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