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民族性和精神分裂症
在小说《神谕女士》中，阿特伍德把加拿大双元文化的内在矛盾进一步浓缩为女主角琼的身份困惑。作者展现了琼在家庭、婚姻、社会和事业各方面的精神困境，描写了她的认同危机和对自我定位的困惑。她不断地在自己的各种断裂式角色之间建立关系，寻找自我的平衡和定义，希冀达到“‘自我的和谐’‘自我的肯定’和‘统一自我’，而且这种对自我的定义不仅是个人层面的，也是民族层面的身份定位”（McLay 82）。的确，琼总是以两个或几个不同的声音说话，在维持现实身份的同时还保留着不为人知的想象身份。例如，她身材肥胖臃肿却幻想有朝一日能在芭蕾舞舞台上翩翩起舞；她白日里在餐馆工作，夜间却伏案写作，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哥特小说作家；她视自己的母亲为“母亲恶魔（mother-monster）”，非但不和父母相认，还认露姨妈为自己的“替身母亲”（Martens 47）。这种精神状况就是对加拿大文化状况的暗喻。加拿大的民族身份是分裂的，它不懈地致力于表达自己的身份，却不得不借助两个不同的语言和声音表达自己。具体地说，在阿特伍德的小说中，这种内部的对立冲突被描写为精神分裂症，也就是对自我分裂身份的矛盾认知。关于“精神分裂症”，作者在《苏珊娜·穆迪日记》的后序中总结了美国和加拿大的两种不同的“症状”，她认为：
在《神谕女士》中，少女琼的精神分裂和对民族身份的困惑不无关系：作为英国前殖民地和英联邦成员，加拿大人在情感上认同英国；而作为美国的近邻，加拿大虽然与之有很大的历史和地理共性，却表现出明显的文化排斥。事实上，在小说《猫眼》（1988）中，女主人公伊莱恩精确地表达出加拿大人矛盾、尴尬的心理状况：“由于我们是不列颠人，所以我们永远不会是奴隶。但是我们并不是真正的不列颠人，因为我们还是加拿大人。这可不太好。”（Cat's Eye 80）在《神谕女士》中，作者也描写了这种精神分裂式的民族认同矛盾。女主人公琼一方面有意摆脱自己的英国殖民主义身份形象，而另一方面却处处被误认为美国人，这使她几乎成为一个无根的、游移的个体，成为民族性和文化身份表征的空白。小说通过琼的异国旅游经历刻画了这种窘迫的精神矛盾。初来伦敦的琼发现，自己根本不属于这个文化，英国也根本不是她想象中的样子，她“感到非常失望”（141）。这里的道路拥挤不堪，大街上到处都是“龇着黑牙的矮墩子”（141）。通过这种幻灭式的描写，阿特伍德似乎暗示：加拿大人应当探索拒绝从宗主国英国历史中寻求身份的可能。的确，大英帝国的神话和辉煌的历史文化对琼这个加拿大人来说没有丝毫意义。琼发现，她自小就耳熟能详的关于母国的种种传说在她的亲身体验中如泡影一样一个个破灭了。这里根本不存在她想象中的“城堡与公主”，一切“根本不像我期待的那样拥有历史感”（141）。在湖区旅游时，她特意寄了一张纪念明信片给在加拿大的父亲，并在上面写上“他们应该叫这里是水坑区”这样的文字（143）。借助琼的游历，阿特伍德表达了对英国殖民主义历史的幻灭和拒斥，强烈地传达了加拿大人的不同与差异。例如，从波兰男爵的口中，英国人被描述为“一个心胸狭隘的民族”（145），他们只不过是“一个小卖部店主的国度”（145）。然而，矛盾的是，即便琼时刻感受到自己的不同和差异，但在这片所谓母国的土地上，她依然“感到自己就是个乡巴佬”（142），充满对身份错位的困惑和迷茫。比如，加拿大大厦的工作人员特意告诫她要在衣领上别一个枫叶标志，“以免被错认作是美国人”（142）。当琼第一次遇到她后来同居的波兰男爵时，对方告诉她自己不是英国人，并暗示英国殖民主义势力的残余影响：“如今任何人必须要适应。”（144）他甚至想当然地问琼：“你一定是个美国人了？”（144）对阿特伍德来说，加拿大人的分裂身份意味着身份的缺失。的确，琼的身份总是随着她的婚姻和恋爱不断变化，她的自我总是取决于来自他者的定义。在和琼同居很长时间之后，波兰男爵依然记不清琼的身份：“你们美国人太天真了，你们根本没有历史。”（158）在他看来，是加拿大人还是美国人“都是一回事，缺这样的历史和缺那样的历史是一样的”（158）。通过对美国文化的讽刺和加拿大人身份危机的暗示，阿特伍德提醒人们：应该创造一种新的历史来定义民族身份。
《神谕女士》中的女主人公琼和母亲是加拿大文化精神分裂症的典型例证。实际上，琼和母亲分别扮演了加拿大和美国的象征角色，她们的母女关系就是对美加关系的影射。例如，琼的母亲给女儿取了一个好莱坞电影明星的名字琼·克劳福（Joan Crawford），这折射出受美国流行文化价值影响的加拿大中产阶级的文化审美品位以及大众对美国文化价值的认同。然而，更糟的是，琼的姓氏是德拉克特（Delacourt），这是一个法国贵族姓氏，代表了加拿大的法裔欧洲血缘传统。因此，她的名字是英法文化的混合体，这隐射了加拿大人在身份认同上的困境：加拿大不仅在语言上要面对两个不同文化（英裔和法裔）的自我定义，在现实上也面临着内部的自我分裂。这种精神分裂既来自于外部，又源于内部的分裂。琼的名字让她感到身份的虚无和他者化：
显然，琼的母亲扮演了一个受美国文化价值体系侵害的加拿大受害者的角色，好莱坞的大众文化市场消费观占据了加拿大人的精神空间，她和女儿之间的隔阂也象征着琼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归属和身份认同。的确，在阿特伍德的小说中，家庭往往被描写为冰冷而毫无生气的世界，她笔下的母亲常常冷漠无情，而父亲则大体上“是不存在的”（Martens 47）。这折射出加拿大在文化渊源上的认同危机。在《神谕女士》中，琼的身份是一个变化莫测的、虚构的谜，不断地发生转化。例如，她的身份之一是浪漫小说作家露易瑟·德拉库尔特，但这个名字却来自她的露姨妈，也包含了父亲的姓氏。露姨妈的工作是“专门负责加拿大事务的公关负责人”（85），常常拉着琼穿行在加拿大国家展览会会场之中，这象征琼和加拿大文化的亲密接触。琼和露姨妈感情比和母亲的感情更加亲密。相反，代表好莱坞审美的母亲似乎就是加拿大文化的对立面，她从来“不会拉着我的手，心里总想着要戴上手套”（85）。露姨妈和母亲的对立无疑就是加拿大和美国的文化对立。按照母亲的好莱坞大众消费审美观，女儿应当像美国影星琼·克劳福一样拥有苗条的身材，伶牙俐齿，能歌善舞。然而琼恰恰相反，她沉默寡言，由于太胖在舞台上只配扮演体型臃肿的飞蛾的角色。因此，琼意识到，她的“身体就是有争端的领土”（66），是自我和他者冲突的场所。她的身份是一种奇异的混杂，交织着各种文化价值的冲突，既有代表法国贵族身份的姓氏，又有代表美国文化价值的名字。这种尴尬状态暗示了加拿大文化上的混杂性或居间性。
阿特伍德通过琼的身份危机把加拿大描写为一个内部分裂的多重身份的国家。但是，这些身份总是游移不定，缺乏一个稳定的具有统一核心的自我定义。即便在琼打工的饭店，这里也是殖民与反殖民的战场。尽管店里的加拿大雇员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工作，但那些“精神焕发、双目炯炯有神的外国人”总是能够取得工作上的竞争优势。阿特伍德风趣地把两个厨师的矛盾描写成了加拿大英法后裔和移民者之间的一场直接冲突。琼发现，尽管“加拿大人具有语言和领土主人的优势”，但总是处于受害者的劣势，因而“心中充满怨恨”，恨不得“把另外那个家伙干掉”（95）。的确，加拿大的多种身份呈现出一种流变性和不确定性，是由多种文化、语言、传统所构成的一种居间性的身份。琼对这种身份充满了疑惑：“难道我不是一直过着双重生活吗？在暗影中一直有一个双生之我……这就是她、那个任意妄为的双生之我所想要的虚无之所（never-never land）。但是还不只是双生之我，我不仅是双生，我有三个、多个自我；既然我明白可以拥有不止一个生命，那就有多个生命。”（245）在此，琼的多重身份就是加拿大的多元文化象征。加拿大不仅是由两个奠基民族构成的“两个孤独”的国家[5]，还包括了本土印第安人和因纽特人在内的来自世界各地移民文化所构成的“三种孤独”和“多种孤独”[6]，是典型的文化马赛克（mosaic）社会。小说中最具戏剧化的象征描写就是琼被众多外国男人追求的经历。这些不同肤色、操不同语言的外国人对琼的求爱经历实际上成为加拿大尝试各种身份认同的文化努力。例如，那名不知是意大利人还是希腊人的厨师用一种居高临下的语气告诉琼：“我要求你嫁给我。”（96）当琼表示他们宗教、语言不同而拒绝时，他却摆摆手告诉琼：“你会改变的。”（96）女主人公在此就是加拿大现实社会的隐喻和象征，她成为后殖民时代各种族裔身份和多元文化认同的实验场。在阿特伍德的描写下，这种构建加拿大自我的历史使命更加显得十分迫切，也充满了戏剧性的挑战。作者进一步巧妙地用地理象征表现出在加拿大现实中的这种混杂身份构建的现状。厨师在她的描写下化为“一幅风景，一个蓝天白云、气候温和的地区，这个地方和天气阴冷、寒风瑟瑟的多伦多判若天壤……一个我最终会适应的地方”（98）。通过这样的描写，阿特伍德暗示，加拿大的民族身份并不是简单的身份叠加和重合，或者说不是一种文化身份对另一种文化身份的适应与填充，其本质应该通过更加特殊的方式来定义。
需要指出的是，《神谕女士》出版于1976年，当时正值加拿大民族主义运动高潮，小说自然也体现了民族主义情绪，表现出对加拿大民族身份的担忧。但是，作者对加拿大身份的探讨并没有尝试给出一个明确的解决之道，而是借用女主人公琼的故事揭示加拿大身份的不稳定和不明确的状态，并呼吁加拿大人努力建构自己的形象。作为加拿大的象征，琼的身份随着她和不同人的关系的发展在不断变化，这体现出加拿大人对民族身份的不确定性。例如，在她和波兰男爵同居的时间，她总是以“波兰男爵”称呼对方，仿佛他没有自己的名字。然而，在他们的关系结束时，读者才知道他的第一个名字叫塔德奥。不过，他却喜欢别人叫他的第三个名字保罗，因为这个名字是根据圣保罗取的（150）。她的另一个情人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号叫“皇家豪猪”。阿特伍德的这个情节安排具有鲜明的戏剧效果，有力地凸现了加拿大人对民族身份的彷徨。当琼问他的真名是什么时，他告诉琼这就是真名，是“通过法律手段正式改成了这个名字”（239）。然而，在小说中，“皇家豪猪”却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混杂物。正如他本人所解释的，他曾经想到用海狸这个加拿大的“民族象征”（239）作为自己的名字，但是海狸是一个被任意屠宰的动物的象征，豪猪却能够为所欲为，“它浑身是刺，没人敢找它的麻烦”（239）。另一方面，“皇家豪猪”却毫不掩饰自己的“女王情结”（239），他认为自己“应该取一个能反映这种情结的名字，就像皇家邮政和皇家骑警这样的名字一样”（239）。阿特伍德通过“皇家豪猪”无情地讽刺了将殖民主义思想内化了的那种民族文化主义者的心态。在她的小说中，加拿大人的精神世界是分裂的，在这个变幻不定的自我内部本身就有一种“他者性”。比如，琼的丈夫亚瑟是一名加拿大民族主义分子，但是琼却认为，他们的政治活动“虽然值得尊敬，但没有一点儿意义，因为他们只是不停地开会和空谈”（280）。工厂罢工这样的政治事件看似是严肃的民族主义运动，但是在阿特伍德的描写下，亚瑟的种种努力似乎都是徒劳，因为加拿大的民族身份从本质上讲就不是单一和稳定的：“问题的关键是，绝大多数工人都是葡萄牙人，他们根本不懂我们的阵线。加拿大民族主义对他们来说就是胡话！我们没法给他们解释清楚，我们还在找翻译呢。”（260）阿特伍德借用山姆的评论指出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性，认为：“政治都是无聊的，尤其是加拿大民族主义”，他们“只不过是吸引注意罢了”（260）。
身份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并非等于身份的虚无。小说中琼在不停地尝试构建自己的民族身份。在故事一开始，她就假扮了自己的死亡，从加拿大消失后来到意大利，随后她剪掉自己的红头发，在屋子后面埋掉自己的衣服。但是，她的加拿大服饰却一直随身带着，她最后保留的物件中包括一条粉红色的围巾，上面画着加拿大皇家骑警的图案，这标志着她对自己文化归属的信心。不过，阿特伍德通过琼作为露易瑟·德拉库尔特这个爱情小说的作家的身份暗示，加拿大的民族性构建实际上就是自我的书写，即通过写作、想象和虚构把自己变为现实。加拿大另一位后现代主义作家罗伯特·克罗齐指出：“只有有人讲述我们的故事时，我们才能拥有身份。虚构让我们成为现实。”（Kroetsch, Creation 63）琼的露易瑟·德拉库尔特这一作家身份在小说中是一个秘密的身份，就连她的丈夫亚瑟都一无所知。但是，正是露易瑟·德拉库尔特作为虚构者角色的身份能通过写作实现琼的自我蜕变。随着小说的推进，琼和自己小说中的主角费利西娅发生了身份的重合，她所虚构的费利西娅却在《神谕女士》的末尾最终把幻想和现实融为一体，把琼的不同生命阶段的四个不同的角色和身份集中在了哥特式的迷宫中，最终给她们带来了走出迷宫的希望。这种虚构与现实之间看似荒诞的融合在某种意义上正体现了克罗齐所说的“虚构创造身份”的加拿大宣言。正如芬威柯所指出的，小说中琼“遭受了典型的加拿大的文化危机：她的自传中所提到的电影、故事和诗歌全部是欧洲或美国的……因此琼转向了哥特小说写作，并在其中创造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过去”（Fenwick 53-54）。更重要的是，小说中的琼作为一个作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阿特伍德本人的影子，通过文学创作，阿特伍德参与了加拿大民族身份的积极构建，她小说中的角色因而不仅仅是个体的角色，还是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民族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