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女性叙事和民族身份
对于阿特伍德来说，民族想象渗透到了生活的每个角落，它决定了每个个体和民族整体的生活和生存状态。一个人的政治和社会角色是具体而微的，政治“对我来说就是谁做什么，而不只是选举。政治实际上关乎人们怎样组织他们的社会，哪些人被赋予权力，哪些人拥有权力”（Brans 149）。事实上，作家就是一个观察者和见证者，通过他的笔端记录民族和国家的日常现象：“作家既是一个用眼睛的见证者（eye-witness），又是一个自我见证者（I-witness），个体的经历在他眼前发生，而他又把这个个体的经历转换成他人的经历，因此作家是见证一切的载体。”（Second Words 348）阿特伍德认为，在文学上对民族身份的刻画莫过于从生活细节上发掘加拿大的形象、历史与传统。现实生活中的普通女性构成了加拿大人的身份现实，这和加拿大民族性密不可分，因而个体的心理状况就是集体心理状况的折射。马修斯对阿特伍德小说中的政治与社会学关系做出了精彩论断：“在加拿大，个人身份和民族身份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这是因为我们拥有共同的根源和共同的历史定位；同样，我们和土著民族的关系、和大自然的关系，以及我们和小说中移民人口的关系事实上都和加拿大民族性密不可分，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联系常常是通过女性的角色展现出来的。”（Mathews 140）
事实上，阿特伍德早期的作品最能显示出她的民族主义情怀，小说中女性角色的身份危机也往往是对加拿大身份困惑的暗指和象征。曼斯布雷奇注意到了阿特伍德的这种现实主义用意，认为她的作品应当从社会象征意义的角度来进行解读：“如果说在《可以吃的女人》中，许多女性角色缺乏质感的话，那部分上是因为小说家企图把现实意义和象征意义糅合在一起。”（Mansbridge 108）当然，阿特伍德对个人/民族身份的融合并非以一种单调的、重复式的手法加以描述，而是把这种民族身份的焦虑深深地隐藏在了叙事的表层之下，使作品中的民族身份诉求和政治意味不显得直接和生硬，而是浸透了生活的细琐、现实的无奈和心理的复杂。她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对自我的探索往往是隐藏在表象之下的对真理的探索，“对《可以吃的女人》来说，这种自我探索是通过喜剧的形式并通过与噩梦般的表层接触而进行的，而《浮现》则更加深入到女主人公的精神世界，体现在她对地方、精神归宿和对稳定的人际关系的追求之上”（McLay 82）。正如高德福雷所指出的，阿特伍德小说中的个人身份与民族身份追求是重合的叙事，她的小说往往包含了多种形式叙事的“综合统一”（Godfrey 34），但这种综合与统一超越了普通现实世界，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个人与民族叙事的统一。
阿特伍德将女性身份和国家身份相互联系是有其历史和现实根源的。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民族主义的高潮席卷了政治、历史、经济、艺术、文学等各个领域。随着加拿大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加拿大人感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1965年，加拿大正式采用枫叶旗取代英国国旗，1967年加拿大联邦成立百年纪念，同年蒙特利尔世界博览会成功举行。一系列重大事件大大提升了加拿大人的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身份认同。在文学艺术领域，加拿大人开始广泛挖掘加拿大题材，展现加拿大人的精神面貌和文学艺术想象。与此同时，第二波女性主义席卷北美，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1962年横空出世，号召女性走向公众政治，开展女性解放运动。对阿特伍德来说，1969年的女性解放运动“是一场伟大思想的发酵，是写作的繁荣，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违抗禁忌，打破禁忌，毫无顾忌地探索新的思潮和情感”（“If You Can’t Say Something Nice, Don’t Say Angthing at All”20）。可以说，20世纪60年代的思想和政治思潮深刻影响了阿特伍德的创作观，“以前从来不能说的可以随意言说，形式变成流体，体裁也不再被限制在各种框框之内。到处充满了活力，人们急需一种由女性写作的作品……它或多或少影响到了每一个人，影响到了世界观、情感、思维和对未来的判断”（“If You Can’t Say Something Nice, Don’t Say Angthing at All”20）。弗里丹提出了著名的女性主义口号：“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这对阿特伍德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她开始深思写作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例如，在1969年出版的《可以吃的女人》中，她显然回应了女性主义运动，小说女主人公玛丽安的室友恩斯里就是一个激进女性主义者代表，她反对传统婚姻，甚至视父亲为家庭中多余的角色。同样的思想也体现在《人类之前的生活》《使女的故事》《强盗新娘》等小说中，不一而足。
另一方面，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加拿大却受到来自美国的影响。在阿特伍德的回忆中，她的高中时代是在超人、麦当劳、好莱坞的交错影响下度过的。她对这种来自美国的“可口可乐殖民化（Coca-Cola-nization）”表示严重关切（Langer 15），并称之为美国的新帝国主义。正如鲁达伊态所说，加拿大人在“欧洲殖民主义、美国新帝国主义和原住民的奴隶化”的多重重压下生活，因此国民身份和“国家归属对所有加拿大人来说是一个重大问题”（Rudaityte 184）。阿特伍德认为，加拿大之于美国就如同女性之于男人，她们同样处于弱势地位，是文化、社会和政治意义上的受害者，是被他者化的边缘群体。更令人哀叹的是，许多加拿大人已经潜移默化地变成了二手美国人，完全丧失了集体自我，没有了民族性。在《浮现》中，阿特伍德借用无名女主人公寻找父亲遗迹的故事把“故事主角的女性地位和她所生活的加拿大的国家状况相互联系起来”（New 273）。女主角看到魁北克湖边到处是被猎杀的苍鹰尸体，为此感到愤慨，而当她得知杀死苍鹰的是加拿大人时，她不无讽刺地指出：“可是他们还是杀死了它们。不管他们来自哪个国家，他们……仍然是美国人，他们正在变成美国人。”（Surfacing 151）由此可见，女性叙事和国家/民族叙事对阿特伍德来说是平行的关系。个人的即是政治的。阿特伍德通过女性叙事创造了一种特殊形式的国家和民族叙事，并把两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德吉瓦认为，这种写作模式是一种“新生的女性主义”写作，它以“民族神话塑造为中心的诗歌为基础，伴随弗莱的文学批评和60年代早期兴起的民族主义，共同造就了阿特伍德的文学传统，一起生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感受，即一种神秘的文学想象形式，这种文学想象就体现在阿特伍德对男女关系和加拿大民族性质的具体刻画之上”（Djwa 21）。《加拿大文学史》的编纂者W.H.纽也指出，在阿特伍德的作品中，“作品中心角色的女性特质和作者所经历的生活中的加拿大民族困境两者之间有一种特殊的联系。她的作品所描述的激进民族主义就是对20世纪70年代的加拿大生活的特殊写照……是当时的一个重要标志”（New 273）。阿特伍德的这种双重叙事的结合充分体现了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在一次采访中，她强调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认为个人和民族/国家是不能分离的：“社会对作者有责任吗？一旦社会明确了对作为作家的我的责任，那么我就会思考我对它的责任是什么。”（Gibson, Eleven Canadian Novelists 5）。
纵览阿特伍德的小说和诗歌，我们发现，一个反复再现的主题就是女性主角对“我是谁？”这个身份问题的苦苦探索。例如，《浮现》中的无名女主人公来到加拿大北部荒野多次探寻，并在潜入湖底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自己；《可以吃的女人》中的玛丽安面对自己各个不同角色无所适从，丧失了自我；在《人类之前的生活》中，三个女主角都面临着各自的身份危机，并被来无影去无踪的西尼亚所迷惑。在《神谕女士》中，少女主人公的成长则伴随着她对加拿大身份的逐渐认知而展开。正如阿特伍德在《幸存》中所说的那样：
在阿特伍德的作品中，女性叙事和国家/民族身份的平行首先体现在国家和身体的隐喻关系上。她常常把女性的身体作为加拿大土地的隐喻，借用男女的两性关系隐射加拿大作为美国新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地位。作者在《幸存》中指出，加拿大人普遍具有来自殖民地时代的“受害者心理”（Survival 36），这种心态和加拿大的文化地位有着密切关系，因为加拿大作为一个年轻的国度在本质上只是“从英国的文化殖民地转变为美国的文化殖民地”而已（231）。阿特伍德对来自美国的文化霸权主义表示担忧，她认为，加拿大是一个生存在夹缝中的国家：“加拿大不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而是一个被霸权压制的国家。”（140）面对美国急剧膨胀的自我和文化自大狂表现，加拿大被排斥到了他者的边缘，就像被边缘化和他者化的女性角色一样。阿特伍德曾经用非常尖刻的性隐喻讽刺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
在阿特伍德的作品中，作者将女性叙事和国家叙事相结合，创造出一种平行叙事，用两性政治的话语来表述加拿大在（新）殖民主义和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夹层下的文化困境和身份缺失。例如，在诗歌《圆圈游戏》中，阿特伍德把男女之间亲昵也描写为对国土的争夺，“我记得/你告诉我/你小时候/喜欢用手指抚摸地图/……手指或钢笔在河流上划过/不同的颜色/标志隆起的山冈……所以现在你抚摸我/就像一个国家的边界”（The Circle Game 49）。在诗人的描写下，“我被固定住/像一张铺开的地图/……是你心中的大陆”（The Circle Game 49）。很快，这种性爱暗示演化成军事意象，诗人不时地用“堡垒”“枪支”“血腥的爆炸”“战争”等词汇把对身体的争夺比作军事攻防战：“我们在工事外面走过/注意到它们正在坍塌……/先前架在外面的武器/在战争中锃亮/现在已经摆放在屋内/就在那里/在堡垒里面”（The Circle Game 51）。
在《浮现》中，阿特伍德进一步把女性身体和加拿大土地联系起来，加拿大纯洁自然的荒野成为以美国游客为代表的消费主义、工业化和商业化的侵略目标。小说在描写加拿大荒野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的同时，把女性身体描写为男性欲望的消费品。小说中，大卫等一行扛着摄像机在美丽的魁北克湖边拍摄外景采样。在他们的镜头下，加拿大自然风景和女性的身体共同成为帝国主义/男性窥淫癖者的凝视对象。在被美国人残杀的苍鹭尸体旁，大卫认为他们还需要“一个巨乳肥臀的裸女”做陪衬，这样可以为美国教育电视台拍摄绝佳的镜头（99）。然而，当安娜表示难为情时，大卫反问她：“你的身体有什么值得羞耻的，亲爱的？……我们都爱它，而你却为它感到羞耻？你太吝啬了，你应该共享你的财富。”（99）随后，安娜只得顺应两位男性同伴的要求，在摄像机前面摆出各种挑逗性的姿势。女主人公仿佛看到她就像被杀死的苍鹭一样“被切成了两半，两个乳房挂在一棵瘦小的树枝两侧”（100）。与此平行，阿特伍德描写了美国开发商对加拿大土地商业价值的觊觎，加拿大北部荒野对他们来说是没有被开发的处女地，意味着巨大的财富。小说中底特律野生保护协会的一名会员来到这里旅游，提出购买女主人公父亲所居住的一处木房，并称之为“这块可爱的财产”（67）。加拿大土地如同女人的身体一样任由入侵者随意摆布，他们“就像狗一样在篱笆上撒尿……仿佛这片无名的水域和无主的土地吸引着他们留下记号，标出地盘”（110）。显然，在《浮现》中，阿特伍德把加拿大土地和女性身体作为平行的叙事线索进行描写。通过安娜的形象，作者讽刺了那些对唯美国价值是瞻的加拿大人。小说中大卫自我标榜是忠诚的民族主义者，对美国游客恨之入骨。然而反讽的是，他却在无形中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殖民主义傀儡。在湖边，他唱起了自己改编的加拿大国歌《永远的枫叶河狸》：“从往昔不列颠的海边/走来英勇的英雄沃尔夫。/在加拿大美丽的大地上/它（作者注：此处暗指精液）每家每户，遍地都是。”（119）[3]作者利用双关尖刻地对加拿大的殖民心态进行了戏仿和讽刺，因为came除了“走来”，还有“达到性高潮”的意思，而fair则是常用来表示女性的形容词。通过这种色情暗示，阿特伍德把加拿大描写成一个妓院，而英国民族英雄沃尔夫则是光顾妓院的嫖客。在大卫看来，加拿大国旗上的图案不应当是枫叶，而应改为“劈为两半的河狸”（119）。需要指出的是，河狸（beaver）是一种勤恳的动物，在加拿大被视作国家象征，大卫运用劈开两半的河狸一方面表示加拿大的土地被外来入侵者和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所侵占；另一方面却也隐含了作者的双关讽刺，因为在美国俚语中，beaver是表示女性生殖器的俗语词。这种色情暗示无疑把加拿大作为前宗主国英国的殖民地和邻邦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双重受害者身份、地位揭露得淋漓尽致。通过阿特伍德的平行叙事，女性身体成为加拿大土地的隐喻，是男性欲望/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和政治霸权的承载体。
发表于1981年的《肉体伤害》可谓是阿特伍德另一篇典型的身体/国家的联姻叙事。小说女主人公蕾妮是一名加拿大记者，来到加勒比海的圣安度恩岛采访。在这里，她卷入了一场当地的政治风波，并被偷运枪支的美国人保罗及其情妇劳拉利用而被关入监狱。在小说中，阿特伍德精心安排了三条平行的叙事线索，把女性的身体和加拿大身份相互联系起来。第一条叙事线索描写了蕾妮的乳房切除术给她带来的身体和心理的痛楚；第二条线索描写了蕾妮本人和她亲历的暴力、色情和苛刑经历；第三条线索描写了国家政治和帝国主义强权对加勒比海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小说中蕾妮作为一个“甜蜜的加拿大人”的代表，不但没能因为自己的游客身份幸免于当地的政治风波，反而在身体和精神上遭受双重折磨。蕾妮的“甜蜜的加拿大人”形象既反映出主人公的简单和单纯，更反映出在米诺博士眼中加拿大作为一个国家的苍白形象。对他来说：“我们一直觉得，加拿大人真是好，他们简直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那里没有犯罪率，我们到那里去总是感到十分安全。”（186）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蕾妮表面上的单纯却使她像《浮现》中的无名女主人公一样成为男性/帝国主义的牺牲品。小说中蕾妮被切除的乳房象征加拿大作为一个女性形象的国家身份不完整状态，也暗示了来自美国的政治和文化侵蚀。事实上，阿特伍德多次把来自美国的威胁比作肿瘤。例如，在《浮现》中，无名女主人公注意到道路两旁的白桦树正在枯死，因为来自南方的一场病毒就像癌症一样正在传播开来（Surfacing 7），整个美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城市也“如同扩散的肿瘤一样……无法绕开”（Surfacing 123）。显然，蕾妮的乳房肿瘤象征着加拿大的身体，它是美国文化殖民统治的肿瘤载体。加拿大的“身体”因而在《身体伤害》中成为痛楚的身体、不完整的身体、遭受残害的身体。如同加拿大优美的自然风光一样，蕾妮的身体散发出各种各样的诱惑，整个小说充满了色情、性游戏、暴力的情节描写。她的男友捷克、治疗医师丹尼尔等人最终都成为蕾妮的施害者，把她的身体当作男性欲望的发泄工具，因此蕾妮一直把自己的头脑和身体割裂开来，视自己为身体的房客。但蕾妮最终认识到：“头脑和身体不能分离，身体和病痛也不能仅仅被看作是头脑功能的反射，因为这不只是信号，而是疾病。”（83）通过这种对身体的认识，阿特伍德提醒加拿大人把加拿大的精神世界和加拿大土地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构建出完整的自我。
加拿大的自然和土地不仅代表了这个国家的“身体”，更是它的精神所在。在加拿大文学中，小说、诗歌中的自然景观并非仅仅是自然现象，而常常“反映了诗人对外部自然宇宙的态度。也就是说，风景……常常是内在的景观，它是精神状态的指示图”（Fleenor 4）。加拿大土地象征着加拿大人在面对广阔的北方荒野时的精神状态。阿特伍德在《真正的北方》中指出，北方是加拿大人心灵深处的神圣之地：“北方聚集着我们的种种焦虑。面向北方……我们进入了自己的无意识。北方是我们的反思之旅，具有梦幻般的效果。”（“True North”143）在阿特伍德看来，加拿大的自然和荒野不仅仅是地理学现象，而是定义加拿大人性格和身份的重要文化元素，它和女性特质有着重要的相似之处。在某种程度上，女性的身体是加拿大地理空间的隐喻。在短篇小说《因风景而死》中，阿特伍德通过魔幻般的笔触把加拿大北方荒野描写成一个看不见的女性的形象，故事中洛伊面对加拿大七人画派的风景画，在画中找到了若隐若现的露西，但是她的身体和荒野完全融合，彼此不分。此刻的人即景，景亦人：
需要指出的是，加拿大七人画派的风景画主导了加拿大艺术领域的民族主义运动，加拿大北部的荒野被描绘为加拿大民族精神的象征，因而从艺术上开启了一个定义加拿大身份的时代。阿特伍德在《因风景而死》中通过叙事者的声音对七人画派的油画做出了精彩评价，并把荒野和独特的加拿大性格相互联系起来。她认为“这些画并不是风景画，因为画中根本没有风景，没有欧洲意义上的那种整洁、古老的风景，画中背景也没有轻微起伏的小山、弯曲的河流、农舍或山脉，没有金黄色的夜空”（Wilderness Tips 121）。加拿大纯洁的自然和无人居住的荒野成为加拿大区别于英国和美国的一个独特的身份象征。加拿大的大自然和荒野与欧洲整洁的风景以及美国的大西部是截然不同的，这里没有秩序，是死亡之地，更代表了对欧洲审美的挑战，因而对荒野的入侵和开发就象征着对加拿大地理和文化空间的入侵，是对加拿大身份的威胁。
加拿大知识界也往往把加拿大的处境和女性身份相提并论。著名文论家弗莱在《加拿大文学史》的结语中就把加拿大荒野比作“无人占领的处女地”，并一语双关地称之为“无（男）人之地（no-man's-land）”（Frye，“Conclusion to a Literary History of Canada”220）。麦祈也指出，在加拿大文学中，加拿大土地常常被比作一个“自然、纯洁、富有生产能力却十分柔弱的女人，她必须保护自己，以免遭受来自美国的男性化侵略”；另一方面，美国则被视为一个对加拿大“自然资源进行蹂躏，并对她的文化进行殖民侵略的邻居”（Mackey 129）。博兰德尖锐地指出，加拿大国家和民族身份的女性化形象实质上是“加拿大文化的主导形式”，这种“女性化的加拿大人”在加拿大文学和文化的传播中有重要的作用（Berland 522）。加拿大之所以被塑造成一个没有抵抗能力的受害者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她的女性化形象”（Mackey 128）。可见，通过女性/国家的结合，阿特伍德把自我/他者、中心/边缘、文化/自然、男性/女性、征服/被征服、施害/受害等二元对立概念引入到她的民族叙事之中，使文学想象和社会现实相融合，这充分体现了作者对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意义的积极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