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天地

西陲出土日藏《左傳》昭公殘卷兩種

白石將人[237]

本論文第一節内容原載《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7號[238]，今加以改定，翻譯爲中文。第一節探討日本書道博物館所藏《左傳》服虔注殘卷及其歷史背景。第二節为新增部分，指出日本杏雨書屋所藏《左傳》昭公五、六、七年殘卷與俄藏敦煌文件之間的綴合關係。

一、關於日本書道博物館所藏吐魯番出土《左傳》服虔注殘卷

財團法人臺東區立書道博物館位於日本東京都臺東區，收藏有日本油畫家、書法家中村不折（1866—1943）之舊藏品。中村不折生前致力於收藏中國文物，今觀書道博物館之藏品，其酷嗜文物之程度亦可想而知。日本政府將其中不少收藏品指定爲日本“重要文化財”，本文將要討論的吐魯番出土《春秋左氏傳》殘卷即爲其一。筆者不揣淺陋，撰寫此文，以就正於方家。

（一）關於殘卷

1.殘卷的基本信息

關於這一殘卷，《改訂初版臺東區立書道博物館圖録》著録稱：“《春秋左氏傳》殘卷，縱一五·七（cm）×横二五·五（cm），唐朝（七～九世紀）前後。吐魯番三堡出土。”[239]《吐魯番文書總目·日本收藏卷》在“東京書道博物館藏吐魯番文書”部分著録爲：“138六朝寫《春秋左氏傳·昭公七年》殘片。”[240]《中村不折舊藏禹域墨書集成：臺東區立書道博物館所藏》[241]一書所收《經卷文書類目録——中國以及日本附解説》[242]一文稱，此殘卷在書道博物館所藏卷軸《六朝及唐人墨蹟》的卷頭，係吐魯番三堡出土。其《解説》已經推測出本殘卷的小字注是《春秋左傳》服虔注文。該書另收《關於不折舊藏寫經類收藏品》[243]一文，稱此卷係梁素文舊藏。

2.抄寫年代

關於本殘卷的抄寫年代，或説六朝，或説唐代，或説從六朝到唐代，莫衷一是，而各家猜測均無確鑿依據。雖然同一卷軸内存在帶有唐中宗景龍三年（709）紀年的殘經，但如果僅依此紀年即決定殘卷的抄寫年代，也有些過於武斷。中村不折所藏文書中的梁素文舊藏吐魯番文書有可能與此殘卷是同時出土，但其中卻没有帶紀年的殘卷。

梁素文所藏文書與王樹枏所藏文書原本互相關聯，因此要瞭解梁素文舊藏的本殘卷的來歷，考察王樹枏舊藏文書當有意義。歸於中村不折的王樹枏舊藏文書中有一件《佛説菩薩藏經》第一，帶北涼承平十五年（457）的紀年，《經卷文書類目録》言其係吐魯番三堡出土，出土地點跟本文所要討論的殘卷一致。但王樹枏本人的《新疆訪古録》卻稱此《佛説菩薩藏經》殘卷係鄯善土峪溝出土[244]，故而不能斷言出土地點就是吐魯番三堡。總之，僅據疑爲同時出土的文書，無法確定抄寫年代。

因此，只能另闢蹊徑，從字體方面看能否推論抄寫年代。本殘卷的字體，似乎不在隋唐以後。藤枝晃編著《吐魯番出土佛典之研究——高昌殘影釋録》所載“一〇四，《金光明經》”的字體[245]，與此殘卷字體十分相似。按照藤枝晃的分類，此《金光明經》屬於“AA北朝前期樣式抄本”。

《西域考古圖譜》下卷佛典（4）、（5）刊有西涼建初七年（411）七月廿一日紀年的《妙法蓮華經》卷一殘卷[246]，據説發現於庫車。雖然有抄寫形式的差異，但此《妙法蓮華經》殘卷與本殘卷的字體與風格很類似。“是”“以”字的字體亦與本殘卷同。此殘卷帶西涼年號，因此，雖然此殘卷出土於庫車，亦無妨推測此殘卷是在西涼的影響下抄寫而成。高昌有時服從西涼，有時服從北涼[247]，而西涼本來是從北涼分離出來所建立的國家，北涼統治階級最後遷移到高昌，因而西涼的殘經與書道博物館所藏《左傳》殘卷類似，不足爲奇[248]。

另，本資料中“是”“器”等字的字體是漢魏石刻中常見的。例如，下部作“之”字的“是”字見於東漢《白石神君碑》，内部作“工”字的“器”字見於曹魏《受禪表碑》。

總體來看，《左傳》殘卷抄寫年代相當早，可以估計爲從西涼存在的時期到高昌大涼政權的時期，就是5世紀前半。

關於本殘卷的尺寸，雖然《書道博物館圖録》稱“縱一五·七（cm）×横二五·五（cm）”，然而本殘卷上部及左右均已殘缺，原來的紙高、界高都不得而知。

我們據殘缺部分的原本經文字數計算，可知此殘卷一行字數在17至18字之間。吴其昱曾言：“規範的（佛教）經典……一張紙大概有二十九行，一行有十七字。儒家經典一行字數固定爲十四字，有黑色的鉛界線，上下有餘白，没有標點，往往用雌黄塗掉錯字。非規範文書，用墨點與小點斷句，或者主要用朱點與記號分篇章。”[249]今此殘卷一行17—18字，且用朱點分篇章，若如吴説，則此屬於非規範的儒家經典抄本，一行字數反與佛經抄本的規範相合。

3.録文

先前，《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7號刊登拙文之後，方韜先生《吐魯番殘卷左傳服虔注研究》一文曾加以引用[250]，並詳加分析，對服虔注與杜預注之差異有深入研究。雖然其文已附録文，便於中國學者引用，但本文對比此殘卷與日藏舊抄本的文字，研究重點與方氏稍異。因此，此處不憚其煩，再做録文。

以下據《書道博物館圖録》第16頁所載照片移録文字，略加整理，凡例如下。

此殘卷的大字部分即《春秋左氏傳·昭公七年》傳文。每行録文下，並録阮刻《十三經注疏》本《左傳》並杜《注》（斜體字），以資對照。本殘卷與阮刻傳文不同，則字體“加粗”。殘卷所缺，姑據阮刻本補字，前後加“〔〕”以示區别。小字注部分，殘卷與阮刻杜注一致的，則標“下畫線”。殘卷録文中的“·”，表示原有的朱點。阿拉伯數字表示行數。

[1]〔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宫？”將焉〕執之。周

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宫？”將焉執之。周

[2]〔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閲”，·所以得天下也。亡，罪人；荒，大；閲，蒐。

言有/亡人，當大蒐於衆也。吾

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閲”，荒，大也；閲，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衆。所以得天下也。吾

[3]〔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附，隱；區，/匿也。曰：“盜所隱器，所爲盜藏/器之人也。

先君文王楚文王。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曰：“盜所隱器，隱盜所得器。

[4]〔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封界所以北至汝也。言行此善/法，故封境益廣，乃至於汝也。若從有司，

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能啓疆北至汝水。若從有司，

[5]〔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臣之臣曰“陪”，/僕之臣曰

“臺”。王事

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言皆將逃。王事

[6]〔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矦曰：·“紂爲

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

[7]〔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言逋逃之歸紂者，若鳥之集/木，魚之入瀾，獸之竄藪也。故夫致

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萃，集也。天下通逃，悉以紂爲淵藪澤，而歸之。故夫致

[8]〔死焉。君王始求諸〕矦，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

死焉。人欲致死討紂。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

[9]〔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盜也。王曰：“取汝臣以往，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爲盜。王曰：“取而臣以往，往，去之。

[10]〔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舍之。“盜有寵”，/王自謂也。···楚子成章華

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自謂，爲葬靈王張本。遂赦之。赦無宇。〇楚子成章華

[11]〔之臺，願以諸矦落之。〕〔□□□〕/成也/〔□□□〕者。大宰薳啓疆曰“臣能得

之臺，願以諸侯落之。宫室始成，祭之爲落。臺，今在華容城内。大宰薳啓彊曰“臣能得

[12]〔魯矦”。薳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

魯侯”。薳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

4.考察

以下將本殘卷與阮元本以及日本宫内廳書陵部所藏《左傳集解》舊抄本進行比較。宫内廳所藏《左傳集解》本係世襲日本朝廷博士的清原家所藏。日本鐮倉時代（1185—1333）移到世襲鐮倉幕府“執權”（相當於宰相）之北條氏的金澤文庫，然後通過江户幕府德川氏轉到宫内廳。爲足本，三十卷全。

a.小字注文

第[3]行：行間小注的“附，隱；區，匿也”與阮元本《左傳正義》引服虔云：“僕，隱也；區，匿也，爲隱亡人之法也”及《經典釋文·左傳音義》引“服云：‘僕，隱也；區，匿也，爲隱匿亡人之法也’”部分一致[251]。（關於“附”和“僕”的差異在下面討論）據此不妨推測本殘卷小注是服虔注，而本殘卷少“爲隱（匿）亡人之法”一句。此句孔疏作“隱亡人”，《釋文》作“隱匿亡人”，多出“匿”字，仍有小異。宫内廳所藏抄本背面寫“服虔曰：‘僕，隱也；區，匿也，爲隱送亡人之法也。’”蓋據《釋文》抄録，其中“隱送”當爲“隱匿”之譌。

本殘卷小注作“附，隱”，與孔疏、《釋文》所引服注作“僕，隱”不同。按《毛詩·大雅·既醉》“景命有僕”，《毛傳》曰“僕，附也”，《鄭箋》釋義爲“附著”。此服注釋傳文“僕區”（或“附區”）爲“隱匿”，與“僕，附”“附著”，義可相通。再考音韻，則：

中古音　　　　上古音[252]

僕入聲沃韻並母一等　　侯部入聲

附去聲遇韻並母三等　　侯部去聲

可謂兩字韻部相當接近。在此可以考慮多種可能性，主要有：一、服注《左傳》正文作“附區”，《注》作“附，隱”，孔疏、《釋文》引服注作“僕”，乃後人據杜注本改字。二、服注《左傳》有異本，或作“附”，或作“僕”。三、服注作“僕”，與杜注同，本殘卷抄寫者因音近而譌。今不知究竟如何，筆者傾向於第一、第二種可能性。總之，本殘卷提供服《注》作“附，隱”的文本，值得重視。由於殘缺，不能看到《傳》文是否亦作“附”，令人十分遺憾。

b.大字傳文

第[1]行“執”：殘卷此字殘損，大部分筆劃已不可見。僅存的左下角，筆劃有點像“親”字左旁下部。今檢宫内廳所藏舊抄本此處“執”字，左下部分的筆劃確實像“親”字左旁下部，是知字形與後世標準不同而已，不必懷疑或非“執”字。

第[3]行“藏”字右上：有很小的“隱”字。從此種寫法來看，可以認爲是在本文写完之后，添加此小“隱”字。如果本文“藏”字是錯字，“藏”字上面應該有某種修改的痕跡，但是這種痕跡並不存在，或許僅表示異本把“藏”字寫作“隱”字？或許表示“隱”之訓爲“藏”。

第[7]—[8]行“故夫致死焉”：殘卷與阮刻本同，而宫内廳藏舊抄本作“故夫人致死焉”，多一“人”字。雖然多一“人”字，可是文義無異，且不見其他版本有“人”字者。暫不深究。

第[9]行“汝”：阮刻本、宫内廳藏舊抄本均作“而”。“而”“汝”都是第二人稱代詞，經常通用。此可作爲《左傳》異文記録。

第[10]行“舍”：宫内廳藏舊抄本作“赦”，與阮刻本同。就文義而言，此作“舍”作“赦”均可通。兩字中古、上古亦同音。此亦可作爲《左傳》異文記録。

小字“盗有寵王自謂也”下有“···”三個朱點，應該表示分段。

第[11]行：“大宰”，本殘卷、阮刻本同，宫内廳藏舊抄本“大”字作“太”。“薳啓疆”的“疆”字，本殘卷作“疆”，阮刻本與宫内廳藏舊抄本均作“彊”。阮元《校勘記》卷二十七曰：“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彊’作‘疆’，是也。下同。”[253]

第[12]行“昔先君”：本殘卷與阮刻本同，獨宫内廳藏舊抄本作“昔我先君”，多一“我”字。

5.小結

此殘卷的小注與杜預《注》之間有較大差距，而孔疏、《釋文》所引服虔《注》則與此殘卷文句相似，可以推測此殘卷爲《左傳》服虔注抄本。儘管孔疏、《釋文》所引“爲隱（匿）亡人之法”一句不見於本殘卷，然不足以懷疑本殘卷非服注本。

《隋書經籍志詳考》列舉服《注》輯本[254]，有《玉函山房輯佚書·續輯》《漢學堂叢書》《漢魏遺書鈔》《利用日本殘存典籍的輯佚資料集成以及續輯》[255]《左傳賈服注攟逸》[256]并《鄭氏佚書》，今一一檢覈，除孔疏、《釋文》所引外，其餘本殘卷小字諸注皆未載。則本殘卷可以提供多條學界未知之服注逸文，彌足珍貴。本殘卷之《傳》文亦有未見其他諸本之異文，亦值得記録備考。

（二）關於《春秋左氏傳》服虔《注》

東漢末期大儒鄭玄對群經作注，卻未注《春秋》經傳。《世説新語·文學篇》云：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説己注《傳》意，玄聽之良久，多與己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我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257]

據此，鄭玄以爲服虔之注《左傳》跟自己多有相似，於是就將自己寫到一半的注給了服虔，然後服虔完成了《左傳注》。《後漢書·儒林傳》介紹服虔的經歷言：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祇，後改爲虔，河南滎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駮何休之所駮漢事六十條。舉孝廉，稍遷，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258]

雖然根據《後漢書》可以知道服虔確有撰《左傳注》，但是現在已經無法知道《世説新語》所載之事是否屬實，亦不能認爲服虔作注之意與鄭玄同。可是清朝考證學者根據《世説新語》所載上述故事，認爲服虔《注》是可以管窺鄭玄的《春秋左傳》解釋的珍貴資料。晉杜預《注》流行以後，服虔《注》早在宋代即已散佚，到目前只有數種輯佚著作。袁鈞《鄭氏佚書》原本爲輯佚鄭玄著作的佚文，關於鄭注《左傳》卻輯佚服虔《注》。

（三）歷史情況

1.其他吐魯番出土《左傳》舊抄本情況

以下討論與此殘卷相關聯的吐魯番文書存在與否，並討論是否存在其他西陲出土的《左傳》服虔《注》殘卷。吐魯番出土文書之中跟《左傳》有關的文書如下，並附《吐魯番文書總目·日本收藏卷》以及《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259]之編號及鄙見。

a.京都龍谷大學大宫圖書館藏：（a）大谷文書：3857《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五年》（杜預《集解》）殘片，據已公佈的照片，小注文字看不清楚，筆者尚不敢確定是否杜預《集解》。（b）4389《春秋左氏傳·成公十六年》（杜預《集解》）殘片，第4行有小注，可以看出“壓”字和“未”字，與杜《注》文字符合，可以認爲是杜《注》。（c）8090《春秋左氏傳·成公十七年》（杜預《集解》）殘片，與對應部分的杜預《注》文字恰好相符。

b.東京静嘉堂文庫藏吐魯番文書211《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五年》（杜預《集解》）殘片，此殘卷的小注亦與杜預《注》恰好相符。

c.德國國家圖書館藏吐魯番文獻Ch1044r+Ch2432r《春秋經傳集解·昭公二十二年》，小注的大部分跟杜預《注》相符，可以算是杜預《注》。

據上可知，能與書道博物館藏本殘卷相關聯的文書不存在，其他殘卷里當亦無服虔《注》。

2.北朝期吐魯番的經學情況

下面通過聯繫南北朝時代中國經學的情況，特别是《左傳》學的情況，來討論吐魯番《左傳》服虔《注》殘卷出現的背景。

a.北朝的經學

晉室南遷之後，中國南北分裂。《隋書·儒林傳》簡潔地説明了南北經學異同，曰：

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260]

就《左傳》學來説，可知江南學者重視杜預《注》，中原學者重視服虔《注》。關於北魏的情況，《魏書·儒林傳》曰：

漢世鄭玄並爲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説。玄《易》、《書》、《詩》、《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閒行焉。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劉義隆世並爲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261]

據此，可知在北魏，《左傳》服虔《注》頗爲流行。雖然在北朝，杜預《注》亦傳承不絶，但似乎僅在南朝一度支配的齊魯之地流行。《北史·儒林傳》亦曰：

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門。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奉禮、張彫、劉晝、鮑長宣、王元則並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衛覬、陳達、潘叔虔，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爲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静，初亦學服氏，後兼更講杜元凱所注。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厝懷。[262]

依此，學習杜預《注》的學者亦首先學習服虔《注》。總的來説，雖然在北朝杜預《注》傳承不絶，可是服虔《注》卻占優勢。

b.吐魯番與北朝的交流

漢代高昌有車師國。西漢設置戊己校尉以來，曹魏、西晉襲用其制。以後吐魯番順次受前涼、前秦、後涼、西涼與北涼的控制。此等王朝皆與中原有交流，故而無妨推測吐魯番繼續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以下略述北朝與吐魯番的交流。《魏書·西域傳·車師》曰：

初，沮渠無諱兄弟之渡流沙也，鳩集遺人，破車師國。真君十一年，車師王車夷落遣使琢進、薛直上書曰：“臣亡父僻處塞外，仰慕天子威德，遣使表獻，不空於歲。天子降念，賜遺甚厚。及臣繼立，亦不闕常貢，天子垂矜，亦不異前世。敢緣至恩，輒陳私艱。臣國自無諱所攻擊，經今八歲，人民饑荒，無以存活。”[263]

公元439年北魏攻擊北涼，北涼崩潰。但隨後北涼王族沮渠無諱轉移到高昌，驅逐車師王，建立高昌大涼政權，保持勢力。據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車師王向北魏提出的上奏文可知，高昌自車師王父親的時代以來便不斷向北魏朝貢。沮渠無諱去世之後，無諱弟安周襲位，安周爲柔然所殺，然後以柔然爲宗主國的闞氏世襲王位，之後500年前後麴嘉襲位。永平元年（508）麴嘉開始向北魏遣使，《魏書·高昌傳》曰：

嘉字靈鳳，金城榆中人。……永平元年，嘉遣兄子私署左衛將軍、田地太守孝亮朝京師，仍求内徙，乞軍迎援。於是遣龍驤將軍孟威發涼州兵三千人迎之，至伊吾，失期而反。於後十餘遣使……。三年，嘉遣使朝貢，世宗又遣孟威使詔勞之。延昌中，以嘉爲持節、平西將軍、瓜州刺史、泰臨縣開國伯，私署王如故。熙平初，遣使朝獻。……神龜元年冬，孝亮復表求援内徙，朝廷不許。[264]

可知麴嘉繼續向北魏遣使。此間，麴嘉反復請求北魏允許他們移住到内地。《魏書》更曰：

正光元年[265]，肅宗遣假員外將軍趙義等使於嘉。嘉朝貢不絶。又遣使奉表，自以邊遐，不習典誥，求借《五經》、諸史，并請國子助教劉變以爲博士，肅宗許之。[266]

正光元年（520），麴嘉請求北魏給予“五經”、史書，並請求北魏派出國子助教劉燮作爲高昌博士[267]，北魏許可。可以看出麴嘉有引入中原文化的堅韌意志。“五經”裏肯定包括《春秋左氏傳》，隨着經文，注釋亦肯定傳到高昌。其注釋當不是僅在北魏東方一度流行的杜預《注》，而當是在北魏佔優勢的服虔《注》，雖然現在無法找到足以窺見劉燮學問的史料。

關於麴嘉之後的情況，《北史·高昌傳》曰：

子堅立。於後關中賊亂，使命遂絶。普泰初，堅遣使朝貢，除平西將軍、瓜州刺史，泰臨縣伯，王如故。又加衛將軍。至永熙中，特除儀同三司，進爲郡公。後遂隔絶。至大統十四年，詔以其世子玄嘉爲王。恭帝二年，又以其田地公茂嗣位。武成元年，其王遣使獻方物。保定初，又遣使來貢。[268]

雖然一時國交斷絶，不過武成元年（559）、保定（561—565）初，高昌向北魏以及北周遣使朝貢。總之，雖然雙方關係一度斷絶，但是高昌跟北朝有密切關係不容懷疑。關於高昌國與中原王朝的交流，辻正博《麴氏高昌國與中國王朝》有詳細論述，可參看[269]。

c.吐魯番與北朝系經學以及南朝系經學的關係

高昌導入在北朝盛行的《春秋左氏傳》服虔《注》的可能性很大。雖然如此，高昌的經學亦跟南朝系經學有關係。關於吐魯番出土經學文獻與南朝系經學的關係，朱玉麒《吐魯番新出〈論語〉古注與〈孝經義〉寫本研究》已經指出，吐魯番洋海1號墓葬出土的（97TSYM1）帶477年紀年的文書，埋葬年代亦離此時不遠。此文書裏有表面爲《論語》古注，背面爲《孝經義》的卷子（97TSYM1：12）。《孝經義》與南朝義疏無疑有關。朱玉麒推斷表面的《論語》古注是鄭《注》，鄭《注》亦作爲學官立於南朝，所以不妨認爲此文書與南朝文風有關。同時發現的文書表明475年從劉宋來到高昌的使節團的存在，朱玉麒亦認爲此文書跟此使節團的來訪有關[270]。

許建平《敦煌經籍敘録》網羅來自敦煌藏經洞的儒家文獻加以考察[271]，此書提及的《左傳》注皆是杜預《集解》。可見杜預《注》在南朝佔優勢，在北朝的傳承亦未斷絶。上面僅涉及高昌與北朝的交流，事實上，吐魯番與南朝自然亦有交流。跟北魏對立的沮渠氏本來跟南朝有交流，梁大同年間（535—546），麴嘉子堅[272]還對南朝梁遣使（《梁書·諸夷傳》）。可知吐魯番跟南朝亦有密切關係。加之，唐以後南朝系經學席捲全國，因而作爲西域出土的《左傳》注，杜預《集解》佔大部分理所當然，服虔《注》則僅有此殘卷。不過，從高昌與北朝的密切交流與520年向北魏請求“五經”以及博士二事，可以推測吐魯番的經學原本與北朝的經學亦有聯繫。

（四）結語

可以認爲本殘卷是北朝時期抄寫的《春秋左氏傳》殘卷，其注釋是《左傳》服虔《注》的新出逸文，其《左傳》傳文亦有值得注意的異文。本殘卷是現在所知唯一的吐魯番出土服虔《注》。考慮到高昌維持着與北朝的外交關係，在學問上亦受到北朝的影響，所以在吐魯番出土北朝流行的《左傳》服虔《注》殘卷，實不足爲怪。

二、關於杏雨書屋所藏杜預注《春秋左氏傳》昭公六年、七年殘卷（羽田16）

杜預注《春秋左氏傳》昭公六年、七年殘卷，收載於《敦煌秘笈》[273]第一册156—159頁。《敦煌秘笈》此殘卷的解題言：“大小27.5cm×144.3cm，無界線，行26字，全5紙。印有木齋真賞、李盛鐸印、敦煌石室祕笈、李滂。”同書所加號碼是羽田16。

今仔細看此殘卷，可知亦含《左傳》昭公五年的末尾部分。全卷共有99行，用大字寫經文、傳文，用小字寫杜預注，又擡頭書寫經文、傳文開頭的“經”“傳”字。“棄”作“弃”，乍看似避“世”字，但觀“洩”作“泄”，且直書“治”“民”字，可知不避唐諱。從字體風格、書寫形式來看，似是吐蕃時期以前的8世紀寫卷。此殘卷的末尾可與《俄藏敦煌文獻》Дх.04512以及Дх.01712連接，惟脱落中間的兩行。

許建平《俄藏敦煌文獻儒家經典類寫本的定名與綴合——以第11—17册未定名殘片爲重點》[274]指出Дх.04512與Дх.01957以及Дх.01712的綴合關係。殘缺上部的Дх.04512在先，Дх.01712在其後。Дх.01712的後半亦殘缺下部。《俄藏敦煌文獻》裏的Дх.01957是空號。現在Дх.01712與Дх.01957拼起來似爲一塊。孟列夫《俄藏敦煌漢文寫卷敘録》[275]亦著録Дх.01712，但没有提到Дх.01957。

張涌泉編《敦煌經部合集》[276]著録Дх.04512與Дх.01712云：“寫卷‘世’、‘民’、‘治’諸字均不諱，然字體惡劣，硬筆所書，應非唐前期寫本，《孟目》定爲九至十一世紀寫卷，蓋可信從。”《敦煌經部合集》所舉關於Дх.04512與Дх.01712的特點與羽田16完全一致[277]。

本論文希望進一步指出羽田16與Дх.04512以及Дх.01712之間的綴合關係。爲了更清楚的展示綴合關係，以下試照録兩者所連接部分的文字。〔〕内是資料的缺失部分，今以阮元本《左傳》補。“/”表示改行，數字表示從羽田16冒頭來起算的行數。到第99行以前是羽田16的文字，從第102行以後是Дх.04512的文字。雖然第100行與第101行均完全殘缺，可是可知此三個殘卷本出於一個卷子。今不知此兩行殘缺部分的下落。

98　智不以/借人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夫子謂孟僖/子，從公如楚。雖吾子、亦有猜焉。”言季孫亦將/疑我不忠。〕

99　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言晉罪君/之至楚。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以上是羽田16）

100　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候晉間隙，可/復伐杞取之。吾與子桃，魯國卞/縣東南。

101　有桃/虚。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

（此兩行缺失。以下是Дх.04512）

102辭以無山，與之萊、柞。萊、柞，/二山。乃遷于桃。謝息/遷也。晉人爲杞取成。不書，非/公命。〕楚子

103〔享公于新臺，章華/臺也。使長鬣者相，鬣，鬚也，欲/光夸魯侯。好〕以大屈。宴〔好之賜〕也。/大屈，弓名。既而

104〔悔之。薳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

總結

本文第一節指出書道博物館所藏吐魯番出土寫本是北朝時期抄寫的《春秋左氏傳》殘卷，其注釋是《左傳》服虔《注》的新出逸文，亦探討其歷史背景。第二節指出杏雨書屋所藏敦煌文獻羽田16與俄藏文獻Дх.04512以及Дх.01712之間的綴合關係，雖然綴合之後缺失中間兩行，但一部分東歸日本，另一部分西藏俄國，兩者能夠綴合，亦是一大幸事。本文檢討此兩件《左傳》昭公年間的出土殘卷，期以在向中國學界介紹日藏西域出土文獻方面，略盡綿薄之力。

Two Dunhuang Manuscripts of

Chunqiu Zuoshizhuan Preserved in Japan

Abstract：This paper aims to clarify the following two points：（1）A Turfan document，“The segment of Chunqiu Zuoshizhuan，”now preserved in the Syodo Hakubutsukan（The Calligraphy Museum）in Japan is more precisely a fragment of article of the 7th year of Zhaogong in Fu Qian's annotation of Chunqiu Zuoshizhuan. This manuscript, an unique manuscript of Fu Qian's annotation of Chunqiu Zuoshizhuan in D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is an important clue to reconstruct the lost part of Fu-Qian's annotation.Comparing it with Chunqiu Zuoshizhuan originally preserved in Kanazawa Bunko and now in Kunaicho Shoryobu（The Library of Japanese Imperial Household Agency），the author reache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a）judging from the handwriting, the Turfan document could be written in early 5th century.（b）given that Turfan had a tight politic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northern China in the period of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where Fu Qian's annotation was widespread, the document was brought from Northern area.（2）Haneda 16，a Dunhuang manuscript preserved in Kyou Shooku is Du Yu's annotation of Chunqiu Zuoshizhuan.Judging from the handwriting and terminology,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Haneda 16 andДх.04512+01712，the latter two fragments are now in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are originally a single scroll, although there are two missing lines between the former and the la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