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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冬季结束时，谢尔巴茨基家进行了一次会诊，依此确定吉蒂的健康处在怎样一种状况，需要做些什么才能恢复她衰弱的体力。她生病了，随着春季临近她的身体变得更差。家庭医生给她服用鱼肝油，然后是铁剂，然后又是硝酸银剂，但无论是这种、那种还是第三种都没有见效，他便建议春天到国外去，因此请来一位著名的医生。著名的医生，还不算老，是个十分漂亮的男子，要求检查一下病人。他看上去带着特殊的欣悦，坚持认为，少女的羞怯不过是野蛮的残余，没有什么比一个还算不老的男子触摸年轻而裸体的姑娘更自然的了。他认为这很自然，因为他每天都这样做，对此没有感觉到也没去想任何不好的东西，因此他认为少女的羞怯不仅是野蛮的残余，也是对自己的侮辱。

看来只能服从，因为尽管所有的医生都在同一所学校学习，读的是相同的书，掌握同一门科学，而尽管有些人说这位著名的医生是个糟糕的医生，但在公爵夫人的家中以及她的圈子里，不知何故认定了只有这位著名医生了解某种特别的医术，只有他能挽救吉蒂。对羞愧得张皇失措、惊讶莫名的病人仔细检查并叩诊一番后，著名的医生仔细地洗净双手，站在客厅里跟公爵说话。公爵皱起眉头，咳嗽着，听医生说话。他，一个颇有经历、不愚蠢也不是有病的人，不相信医学，打心底愤恨这出滑稽剧，更何况他大概是唯一完全了解吉蒂病因的人。“正是空吠之犬。”他想，脑子里把狩猎词典里的这一名词用在著名的医生身上，一边听他那些有关女儿病状的废话。医生同时在努力克制着对这位公爵老爷的蔑视表情，努力下降到他的低水平的理解力。他知道，跟老头子没什么可说的，这个家的首要人物——母亲。他决意要在她面前显露一番自己的才华。这时公爵夫人与家庭医生走进了客厅。公爵走开了，尽量不让人看出这一整套滑稽剧让他觉得多么可笑。公爵夫人有些慌张，不知该怎么办。她觉得自己对不起吉蒂。

“好吧，医生，决定我们的命运吧，”公爵夫人说，“把一切都告诉我。”她想说的是：“还有希望吗？”但她嘴唇颤抖起来，让她无法把这个问题说出口。“怎么样，医生？……”

“现在，公爵夫人，我要跟同事商量一下，然后我将荣幸地向您禀报我的意见。”

“那么我们要离开吧？”

“您请便。”

公爵夫人叹了口气，走了出去。

医生们单独留下来时，家庭医生开始怯生生地陈述自己的意见，认为这是结核病程的初始阶段，不过……著名的医生听他说着，在他说到一半时看了看自己的大金表。

“是啊，”他说，“不过……”

家庭医生说到一半便恭敬地停了下来。

“如您所知，我们无法确定结核病程的初始阶段，在肺空洞出现之前什么都不能确定。但我们可以加以怀疑。而且迹象是有的：营养不良、神经兴奋等等。现在的问题是，若是怀疑结核病程，需要做什么以保持营养？”

“但是，您知道，这里总是隐藏着道德上、精神上的原因。”家庭医生含蓄地微笑着让自己插了一句。

“是的，这是不言而喻的。”著名医生回答说，再次看了看表，“请原谅，亚乌茨基桥修好了吗，还是仍要绕道而行？”他问道。“噢！修好了。好的，那样的话我二十分钟就能到了。正如我们说过的，问题在于保持营养和调理神经。两者彼此联系，必须从一体两面着手。”

“但是去国外呢？”家庭医生问道。

“我反对去国外。请予以注意，如果确有我们无法了解的结核病程的话，去国外毫无帮助。必须采用一种办法，既能保持营养又没有害处。”

于是著名的医生表述了他用苏登水的治疗计划，采用这一办法的主要目的，很显然，在于不会有任何害处。

家庭医生认真而恭敬地听完。

“但是出国的益处我认为可以改变习惯，远离能够唤起回忆的环境。况且母亲也希望这样。”他说。

“噢！那好吧，既然这样，就让她们去吧；不过那帮德国庸医是会害人的……应该好好劝劝……好吧，让她们去吧。”

他又看了看表。

“哦！到时候了。”于是朝门口走去。

著名的医生向公爵夫人宣称（感到这是出于体面），他需要再看一看病人。

“怎么！还要检查一次！”母亲惊呼一声。

“哦，不，我只需要一些细节，公爵夫人。”

“那请吧。”

接着，母亲陪同医生走进客厅去吉蒂那里。形容消瘦而面颊绯红，眼里由于所遭受的耻辱闪着异样光芒的吉蒂，站在房间的正中。医生进来时，她一下子涨红了脸，眼睛里充满泪水。她的整个病况和治疗让她觉得是那样愚蠢，甚至可笑的一件事！给她治病在她看来就像拼凑破碎花瓶的残片那样可笑。她的心破碎了。他们拿药丸和粉末为她治疗又有什么用？不过不能让母亲伤心，再说母亲认为是自己的错。

“劳驾坐下吧，公爵小姐。”著名的医生说。

他笑着坐在她对面，摸着她的脉搏，又开始提那些枯燥乏味的问题。她回答了他，突然间恼羞成怒，站了起来。

“请您原谅我，医生，但这种办法，的确不会有任何作用，而同样的问题您已经问我三遍了。”

著名的医生并没有生气。

“病态性暴躁，”吉蒂出去后，他对公爵夫人说，“不过，我结束了……”

于是医生对着公爵夫人，就像对特别聪颖的女人那样，科学地判定了公爵小姐的病况，最后指示说如何喝那毫无必要的水。对是否出国这一问题，医生陷入沉思，仿佛在解决什么棘手的问题。决定终于得以阐述：去吧，但别相信庸医，一切事情都要找他。

医生走后就好像发生了什么愉快的事情。母亲高兴起来，回到女儿身边，吉蒂也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现在，她常常、差不多总是不得不装假。

“是的，我很健康，妈妈。但如果您想去，我们就去吧！”她说，尽量显得对即将到来的旅行感兴趣，开始说起出行的准备。

医生走后多丽就来了。她知道这一天应该做会诊，尽管产后起床不久（她在冬末生了一个女孩），尽管她有许多自己的痛苦和担心，却还是留下吃奶的婴儿和生病的小女孩，前来探问今天决定下来的吉蒂的命运。

“怎么样？”她一进客厅，还没摘下帽子便说，“你们都很高兴，大概是好消息了？”

他们想把医生说的话讲给她听，但结果是，尽管医生有条有理地说了很久，却怎么也转达不了他说了什么。有趣的只有决定去国外这件事。

多丽不由得叹了口气。她最好的朋友，她的妹妹，就要走了。但她的生活并不快乐。跟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解以后的关系令她感到羞辱。安娜所做的弥合原来并不牢固，家庭的和谐在同样的地方再次出现破裂。任何确定的事情倒也没有，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几乎从来不在家，家里也几乎从来没有钱，对不忠的怀疑时常折磨着多丽，而她已将疑虑从自己心中驱逐出去，害怕经历过的那种嫉妒的痛苦。嫉妒的第一次爆发，一旦经历，就已经不会重现了，甚至发现不忠也已经不能像第一次那样，对她产生影响。这种发现如今只会让她失去家庭生活的习惯，她便听任自己受蒙骗，因为这一弱点而鄙视他，更鄙视自己。此外，大家庭的操心事不停地折磨她：一会儿婴儿没有喂好，一会儿奶妈走了，一会儿，就像现在，一个孩子又病了。

“怎么样，你那些孩子？”母亲问道。

“唉，妈妈，您自己的苦恼够多的了。莉莉病了，我担心是猩红热。我这会儿出门询问一下，万一是猩红热的话，老天保佑，我就只能闭门不出了。”

老公爵在医生走后也从自己的书房出来，把自己的脸颊给多丽吻了一下，跟她说了几句，便转向妻子：

“你们怎么决定的，去吗？那么，你们要把我怎么办呢？”

“我想让你留下来，阿列克桑德·安德烈伊奇。”妻子说。

“随便你们吧。”

“妈妈，为什么爸爸不和我们一起去？”吉蒂说，“他高兴，我们也高兴啊。”

老公爵站起身来，用手摸着吉蒂的头发。她扬起脸，勉强微笑着，看了看他。她一直认为他比家里任何人都更了解她，尽管他较少跟她说话。她作为最小的女儿，一直受着父亲的宠爱，在她看来，他对她的爱让他变得敏锐明达。现在，与他满是皱纹的脸上那凝视着她的淡蓝而慈祥的眼睛相遇时，她觉得他看穿了她，明白她心里所有不好的念头。她脸红了，朝他探出身去，等着他的亲吻，但他只是拍了一下她的头发，说：

“这愚蠢的假发髻！让你没法摸到真正的女儿，只是在摩挲一个死老婆子的头发。哦，多琳卡[66]，”他转向大女儿，“你那位大王在做什么？”

“没什么，爸爸，”多丽回答，明白现在说的是她丈夫，“他一直在外面跑，我几乎见不着他。”她不能不带着嘲讽的笑容又添上一句。

“哦，他还没去乡下卖林子？”

“没有，一直准备去呢。”

“原来如此！”公爵说，“那么说我要准备一下吗？悉听遵命了。”他对妻子说，一边坐下。“你的情况是这样的，卡嘉[67]，”他对着小女儿补充说，“你到时候，在一个好日子里头，一觉醒来，就对自己说，好了，我完全健康又快乐，又要跟爸爸一大早去严寒中散步了。啊？”

父亲所言看似十分简单，但这些话让吉蒂既窘迫又慌张，就像被揭穿的罪犯一样。“是的，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了解，他用这些话告诉我，尽管羞耻，也要经受自己的耻辱。”她无法鼓起勇气回答什么。刚要开口却突然大哭起来，从房间里跑了出去。

“瞧你的笑话惹的！”公爵夫人对丈夫斥责道，“你总是……”她开始了一连串责备的话。

公爵好长时间听着公爵夫人的责备，一声不吭，但他的脸色越来越阴沉。

“她多可怜啊，不幸的孩子，那么可怜，你就不觉得只要稍微暗示一下事情的原因，她就会非常难过吗。唉！竟然这样看错了人！”公爵夫人说，凭她语气的变化，多丽和公爵听出她说的是弗隆斯基。“我不明白，怎么没有法律来对付那些卑劣无耻的人。”

“唉，我还不如不听！”公爵闷闷不乐地说，从椅子上站起来，似乎想要出去，但在门口停住了，“法律是有的，老太太，如果你真想让我说这个，我就告诉你，这一切都是谁的错：是你，是你，只怪你一个人。对付这类坏家伙的法律一直有，现在也有！是的，如果不是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我虽说是个老头子，但我会把他，这个公子哥儿弄上决斗场的。好了，现在治疗吧，请这些庸医上门吧。”

公爵似乎有很多话要说，不过公爵夫人一听他那语气，她就像通常遇到重大问题时那样，马上变得顺从并后悔起来。

“Alexandre,Alexandre[68].”她低声说，靠上近前，大哭起来。

她这么一哭，公爵也平静下来。他走到她身边。

“唉，得了！得了！你也难过，这我知道。怎么办？不是什么天大的倒霉事。上帝仁慈……谢谢了……”他说，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回应了他在自己手上感觉到的公爵夫人湿湿的亲吻，随即离开了房间。

吉蒂流着泪刚一离开房间，多丽以她母亲般的居家习性，马上看出有一件女人要做的事情，便准备着手去做。她摘下帽子，也在精神上挽起了袖子，准备采取行动。母亲对父亲发起攻击时她试图制止母亲，只要是女儿的孝敬心所容许的。公爵发作的时候她沉默着；她为母亲感到羞愧，并因为父亲那立刻回转的善心而对他抱有温柔之情；但当父亲走后，她就准备去做一件重要的，也是必须做的事情——到吉蒂那儿去安慰她。

“我早就想跟您说，妈妈，您知道吗，列文上次来这儿的时候，想要向吉蒂求婚？他告诉斯季瓦了。”

“怎么回事？我不明白……”

“那么说，也许吉蒂拒绝了他？……她没告诉您吗？”

“没有，她无论是这个还是另一个，都没有说，她过于自尊了。但我知道，一切都是因为这个……”

“是的，您想象一下，如果她拒绝了列文——如果没有另外一个，她也不会拒绝他，我知道……可是然后，这一个是那样可怕地欺骗了她。”

公爵夫人太害怕想到她是多么对不起女儿，她发起脾气来。

“唉，我算是什么都不懂了！如今全都想靠自己的头脑生活，对母亲什么都不说，然后就是……”

“妈妈，我要去看她。”

“去吧。难道我不许你去吗？”母亲说。

走进吉蒂小小的闺房，那漂亮、粉白透红、摆着一只只vieux saxe[69]玩偶的小房间，正如吉蒂本人两个月以前那样年轻，粉白透红，快快乐乐，多丽还记得去年她们如何一起收拾这个小房间，怀着怎样的愉悦和爱意。当她看见坐在靠近门边的一只矮凳上的吉蒂，两眼一动不动盯着地毯的一角，她的心凉了下来。吉蒂望了姐姐一眼，她脸上那冷冷的、稍显严酷的表情没有变化。

“我这一走就在家里待着了，你也不能来看我。”达丽娅·阿列克桑德洛夫娜说，坐在她旁边，“我想跟你说说话。”

“说什么？”吉蒂吃惊地抬起头来，很快地问道。

“说什么，还不是你的伤心事么。”

“我没有伤心事。”

“得了吧，吉蒂。难道你以为我会不知道吗？我什么都知道。相信我，这多不值得啊……我们都经历过这种事情。”

吉蒂沉默了，她的脸上有了严酷的表情。

“他不值得你因为他而受苦。”达丽娅·阿列克桑德洛夫娜继续说，直接指出问题所在。

“是的，因为他轻视我。”吉蒂声音颤抖着说，“别说了！请别再说了！”

“不过谁跟你说这话了？谁都没有说过这个啊。我敢肯定，他爱上了你，也仍然爱着你，但是……”

“唉，最让我害怕的就是这些安慰了！”吉蒂喊叫道，突然发起脾气来。她在凳子上转过身去，脸也红了，快速动着手指，时而用这只手，时而用另一只手捏着腰带扣环。多丽知道妹妹一到急躁的时候就会有两手交替抓东西的举动；她知道，吉蒂在急躁的时候会忘乎所以，说出许多不必要和不中听的话，多丽希望安慰她；不过已经太迟了。

“你想让我感觉怎么样？怎么样？”吉蒂急急地说，“是不是我爱上了一个不想了解我的人，是不是我要因为爱他而死？这就是我姐姐跟我说的，以为……以为……她在表示同情！我不想要这种怜悯和装假！”

“吉蒂，你这可不公平。”

“你为什么要折磨我？”

“可我，正相反……我看出你伤心……”

可吉蒂正在气头上，不去听她在说什么。

“我没什么可悲伤、可安慰的。我有足够的自尊，永远也不会允许自己去爱一个不爱我的人。”

“是啊，我也不是说……只有一件事——跟我说实话，”达丽娅·阿列克桑德洛夫娜抓住她的手说，“告诉我，列文跟你说了吗？……”

一提到列文，仿佛让吉蒂丧失了最后的自制力；她一下子从凳子上跳了起来，把扣环往地上一丢，两手做着急促的手势，说道：

“为什么又要扯上列文？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折磨我？我说了，再说一遍，我很自尊，而且永远、永远也不会去做你做的那种事情——回到那个人身边，而人家背叛了你，爱上了别的女人。我不明白，不明白这种事！你能这么做，可我不能！”

说完这些话，她看着姐姐，看见多丽沉默了，忧伤地低着头，吉蒂本想走出房间，但她在门边坐下，用手帕遮住脸，低下头去。

沉默持续了两分多钟。多丽在想着自己的事。她一直感受到的那种自身的羞辱，现在又被妹妹提到，在她心中激起尤为痛苦的回响。她没有料到妹妹会如此残忍，便对她生起气来。但突然间，她听到衣服簌簌作响，随之爆发出一阵压抑的啜泣声，谁的一只手从下面搂住了她的脖子。吉蒂跪在她的面前。

“多琳卡，我多么、多么不幸啊！”她歉意地低声说。

她那布满泪痕的可爱脸庞藏进了达丽娅·阿列克桑德洛夫娜的衣裙里。

就好像眼泪是那必不可少的润滑油，没有它，姐妹间关系的机器就无法顺利运转——流过眼泪后，姐妹俩谈起的不再是占据她们内心的事；但是，虽然说着无关的事情，她们却已经理解了对方。吉蒂明白，她一怒之下说出的有关丈夫不忠和屈辱的话深深伤及可怜姐姐的内心，但姐姐原谅了她。多丽这边，则明白了自己想知道的一切；证实了她的猜测是对的，吉蒂的痛苦，那种无法医治的痛苦，正是在于列文提出了求婚，她拒绝了他，但弗隆斯基欺骗了她，她便准备爱列文而恨弗隆斯基。吉蒂一句话也没有说到这个，她说的只是自己的心境。

“我没有任何悲伤，”她说，平静了下来，“但你明不明白，我觉得一切都变得卑劣、讨厌、粗鲁，尤其是我自己。你无法想象我对一切怀有多么龌龊的想法。”

“可你又能有什么卑劣的想法呢？”多丽笑着问道。

“最最卑劣、粗鲁的想法，我都无法跟你说。不是苦闷，不是寂寞，要糟糕得多。就好像我内心所有美好的东西统统藏匿起来，只剩下最卑劣的了。所以，怎么跟你说呢？”她继续说道，看着姐姐眼中困惑的神色，“爸爸刚开始跟我说……我觉得，他想的只是我应该出嫁了。妈妈带我去舞会，我觉得，她只是为了把我尽快嫁出去，把我打发掉才带我去的。我知道这不是真的，可就是无法赶走这些想法。我见不得那些所谓的求婚者。我觉得，他们是在量我的尺码。从前穿着舞会的衣服去什么地方对我来说实在是种乐趣，我欣赏自己；现在我感到羞愧、不自在。唉，你想怎么样呢！医生……哦……”

吉蒂支吾着；她想再往下说，自从她内心发生了这种变化，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让她讨厌得无法忍受，她无法看见他而不联想到那些最粗俗不堪的东西。

“的确，一切在我眼里都是最粗俗、最卑劣的样子，”吉蒂接着说，“这是我的病。也许，这会过去的……”

“可你不要去想……”

“我做不到。只有跟孩子们在一起我觉得好过，只有在你那儿。”

“可惜，你不能去我那儿。”

“不，我要去。我得过猩红热了，我去求妈妈同意。”

吉蒂坚持己见搬到了姐姐那里，的确是猩红热，整个发病期间她一直照顾着孩子。姐妹俩让所有六个孩子平安痊愈，但吉蒂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好转，谢尔巴茨基一家便在大斋期去了国外。

彼得堡的上流交际圈，说到底，只有一个；所有的人都互相认识，甚至互相走访。但这个大圈子里还有自己的分支。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卡列尼娜在三个不同的圈子里都有朋友和密切联系。一个圈子是她丈夫公务上的官方圈子，由他的同事和下属组成，在社交环境中，这些人以最为多样和怪异的方式联系或分裂。安娜现在很难回想起她最初对这些人抱有的那种近乎虔敬的尊重之情，现在，她认识他们所有的人，就像县城里的人全都互相认识一样；她知道谁有哪种习惯和弱点，谁的哪只靴子挤脚；知道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与主要核心的关系；知道谁依附谁，怎样并且凭借什么依附，谁跟谁在什么事情上相投或有分歧；但这个政府性的、与男人利益相关的圈子，虽说莉吉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不断劝说，却无法让她感兴趣，她回避着它。

另一个安娜接近的小圈子，就是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借以谋得自身前程的那个。这个小圈子的中心人物是莉吉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这是一些年老、不漂亮、德行高尚而虔诚的女人和聪明、博学、注重功名的男人组成的小圈子，一位属于这个小圈子的聪明人称其为“彼得堡社会的良心”。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很重视这个小圈子，而安娜，本来就善于同所有人相处，在彼得堡生活的最初阶段就是在这个圈子里为自己找到了朋友。可是现在，她从莫斯科回来，这个小圈子却让她无法忍受了。在她看来，她和他们所有人都在装假，这个社交场让她觉得是那样无聊和不自在，使得她尽可能少去莉吉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那里。

最后，她保持关系的第三个圈子，便是实际上的交际场——是充满舞会、宴会、华丽服饰的交际场，一只手抓住宫廷，以免落到风月场（半上流社会）的境地，那是这个圈子的成员自认为他们鄙视的，但这个圈子的趣味不仅与其近似，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同。她与这个圈子的关系是通过贝特茜·特维尔斯卡娅公爵夫人，她表兄的妻子来维持的。贝特茜有十二万的收入，自从安娜在社交界出现便特别喜爱安娜，照顾她，把她拉进自己的圈子，并嘲笑莉吉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的圈子。

“等我又老又丑的时候，我也会变成那样，”贝特茜说，“但对于你，对这么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来说，去那个养老院还太早。”

安娜最初尽自己所能回避着特维尔斯卡娅的这个交际场，因为它所需要的开销高过她的财力，而她从心里更喜欢第一个圈子；但去了莫斯科后情况反了过来。她避开她那些讲求道德的朋友，出入大社交场。她在那里遇到了弗隆斯基，在这一次次的相遇中体验到激动人心的快乐。尤其是在贝特茜那里她经常遇到弗隆斯基，贝特茜的娘家姓是弗隆斯卡娅，是他的堂姐。只要能够遇见安娜，弗隆斯基什么地方都去，一有可能，他就向她诉说爱意。她从未给他提供任何借口，但每次她遇见他，她的心里就会燃起她在火车车厢第一次见到他的那天有过的那种焕发活力的感觉。她自己感觉得到，一见到他，快乐便在她的眼睛里闪闪发光，让她的双唇展露微笑，而她无法抑制住这种快乐的表情。

起初安娜真心相信，她对他这样放任自己追求她是不满的；但从莫斯科回来后不久，来到一个她以为会遇到他的晚会上，可他却没来，她凭着笼罩心头的忧戚清楚地认识到，她欺骗了自己，而这种追求不但没有让她感到不快，而且成了她生活的全部兴趣。

著名的女歌手[70]第二次演唱时，整个上流社会都来剧院了。弗隆斯基从自己第一排的座位上看见了堂姐，不等中场休息便到她的包厢来。

“您怎么没来吃饭？”她对他说，“我很惊奇恋人们的这种好眼力。”她微笑着补充道，只让他一个人听到，“她没来。不过歌剧之后您来吧。”

弗隆斯基疑问般地看着她。她低了一下头。他以一个微笑感谢了她，在旁边坐下。

“不过我可清清楚楚记得您的嘲笑！”贝特茜公爵夫人继续说，她一直关注这段激情的成功进展，从中寻得一种特殊的乐趣，“这一切都到哪儿去了！您被抓住了，我亲爱的。”

“我正是希望被抓住呢，”弗隆斯基带着他那沉静而和善的笑容回答，“如果我要抱怨，只会抱怨抓得太不牢靠了。如果说实情的话，我都快失去希望了。”

“您还能有什么希望呢？”贝特茜说，为自己的朋友感到生气，“entendons nous…[71]”但她眼里闪着火花，说明她也像他一样，很清楚他能抱有什么希望。

“没有任何希望。”弗隆斯基笑着说，露出自己整齐的牙齿，“对不起。”他又补充道，从她手里拿过望远镜，越过她裸露的肩头环视对面的一排包厢。“恐怕，我会变得很可笑。”

他很清楚，在贝特茜和所有上流人士的眼里，他并没有变得可笑的危险。他很清楚，在这些人的眼里，做少女和泛泛而言自由的女人的不幸恋人，这一角色或许可笑；但扮演一个追求已婚女人的角色，并且不惜一切代价，豁出性命要把她弄到手，与之私通，这一角色里头有某种漂亮而庄严的东西，而且永远也不会显得可笑，因此他带着胡髭下绽出的骄傲而快乐的微笑，放下望远镜，看了看他的堂姐。

“为什么您没来吃饭？”她说，一边欣赏着他。

“应该跟您说说这事儿。我当时忙着，忙什么呢？我让您猜一百次，一千次……您都猜不到。我给一个丈夫与侮辱他妻子的人做调解。是的，没错！”

“哦，您给调解了？”

“差不多吧。”

“真得跟我讲讲这件事，”她说，站了起来，“下次中场休息时过来吧。”

“不行，我要去法兰西剧院。”

“不听尼尔逊了？”贝特茜惊恐地问，尽管她无论如何也分不清尼尔逊跟一般女合唱队员的区别。

“有什么办法呢？我在那儿有约会，都是为了我在调解的那件事。”

“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救。”贝特茜说，记起她听到有人说过类似的话[72]，“好了，那就请坐吧，请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她又坐了下来。

“这事有点儿不太体面，但很有趣，让人特别想讲一讲，”弗隆斯基说，瞧了瞧她那含笑的眼睛，“我不会指名道姓的。”

“但我会猜的，那样就更好了。”

“您听好啦：两个快活的年轻人乘车出行……”

“当然，是你们团里的军官吧？”

“我没说是军官，只是两个早餐后的年轻人……”

“您可以换一种说法：酒后的。”

“也许吧。他们去一位同事那儿吃午饭，心情很是愉快。他们看见，一个可爱的女人坐着出租马车超过了他们，回头望了一眼，至少他们觉得，朝他们点点头，还笑了笑。他们两个，自然也就跟随而去。他们全速疾驰。让人吃惊的是，那美人恰好在他们去的那座房子门前停下。美人跑去楼上。他们只看见短面纱下的红唇和一双漂亮的小脚。”

“您说起这件事的那种劲头，让我觉得您自己就是这两个人中的一个。”

“可刚才您对我说什么了？就这样，两个年轻人进了朋友的家门，那儿在举办告别宴会。在那儿，的确他们喝了酒，也许喝得过多了，告别宴会上总是这样。在吃饭的时候他们就打听，这房子的楼上住着什么人，谁都不知道。只有主人的男仆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上面是不是住着浪荡小姐？回答是，她们很多都住在这儿。饭后两个年轻人去主人的书房写信给这位陌生女子。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信，一份表白，他们亲自送到楼上，以便解释一下信中或有未能完全说清的地方。”

“您为什么给我讲这种丑恶的勾当？嗯？”

“打了门铃。出来一个女仆，他们递上这封信，一再向女仆保证，他们两个爱得简直马上就会死在门边。女仆莫名其妙地传着话。突然出现一位长着香肠一般络腮胡子的绅士，脸红得像龙虾，他宣称除了他的妻子外，没有任何人住在房子里，便把他们两个轰走了。”

“您怎么知道他的络腮胡子，如您所说，像香肠一样？”

“您就听着好了。今天我给他们调解去了。”

“哦，怎么样？”

“这才是最有趣的地方。原来，这对幸福夫妻是九品文官和文官太太。九品文官提出申诉，我就成了调解人，还很不一般呢！我向你保证塔列兰[73]也无法与我相比。”

“难点在哪里呢？”

“您听着啊……我们按规矩道了歉：‘我们十分痛心，我们恳求原谅这一不幸的误会。’香肠腮须的九品文官开始软化，但他也想把自己的心情表达出来，而他一表达，就开始发火，说粗鲁的话，我就得再一次施展我全套的外交才干。‘我同意，他们行为不好，但我请您考虑这是个误会，他们又年轻；再说，两个年轻人刚吃了早饭。您理解的。他们满心懊悔，请求原谅他们的过错。’九品文官又软化了：‘我同意，伯爵，我也打算原谅，但您知道，我的妻子，一个正直的女人，却遭到粗鲁野蛮的追逐，被几个坏小子、恶棍……’您知道，那个坏小子就在那儿，我必须调停他们。我就再次施展出我的外交手段，可整个事情刚要结束，那九品文官再次发起火来，满脸通红，香肠倒竖，我便再次搬弄微妙的外交法术。”

“哎呀，这件事可得跟您说说！”贝特茜笑着对一位走进她包厢的太太说，“简直让我乐不可支。”

“哦，bonne chance[74]。”她补充道，拿着扇子的手上腾出一根手指递给弗隆斯基，动了一下肩膀，放一放向上收紧的外衣束胸，以便向前移动，靠近脚灯时，在煤气灯光和众人的目光下能刚好完全裸露出来。

弗隆斯基前往法兰西剧院，他的确要跟那位从不错过法兰西剧院任何演出的团指挥官见面，为了跟他谈一谈他调解的情况，这已经让他忙活了三天，也快活了三天。他所喜爱的彼得里茨基卷到了这件事情当中。另一个，不久前才加入部队，是个十分可爱的小伙子，一位出色的朋友，年轻的凯德洛夫公爵。而最重要的是，这里牵涉到团的利益。

两人都在弗隆斯基的骑兵连。那位官吏，九品文官万金，找到团指挥官那儿，控告他手下的军官侮辱了他妻子。如万金所说，他那年轻的妻子——他刚结婚半年——跟她妈妈在教堂的时候，突然感到由于某种状况引发了身体不适，无法站立下去，碰到一辆快马出租马车就雇下来赶回家。这时有两个军官在她后面追赶，她受了惊吓，觉得更不舒服了，跑上楼梯回了家。万金本人从机关回来，听见门铃，还有说话的声音，便走了出来，看见两个醉醺醺的军官拿着一封信，他把他们推了出去。要求加以严惩。

“不，随您怎么想，”团指挥官对被邀请到自己那里去的弗隆斯基说，“彼得里茨基越来越不像话了，没有一个星期不闹事的。这个官吏不会罢休，他要继续告下去。”

弗隆斯基看出这件事情的整个不光彩之处，知道决斗是不可能的，应该尽量软化这个九品文官，了结这件事。团指挥官找弗隆斯基来，就是因为知道他这个人高贵而且聪明，重要的是，他这个人重视团的荣誉。他们商量后决定，彼得里茨基和凯德洛夫应该跟弗隆斯基一同去这个九品文官那里道歉。团指挥官和弗隆斯基二人都明白，弗隆斯基的名字和他那侍从武官的头衔应该对软化九品文官大有促进作用。的确，这两种手段在某种程度上有效；不过正如弗隆斯基所说，调解的结果还值得怀疑。

来到法兰西剧院，弗隆斯基便与团指挥官躲进了休息室，把自己的成功或不成功之处说给他。仔细考虑后，团指挥官决定将此事搁置不理，但后来为了寻开心，开始向弗隆斯基询问会面时的种种细节，久久无法抑制住自己的笑声，听着弗隆斯基讲到，平静下来的九品文官如何回想起这事的细节又突然发了火，以及弗隆斯基如何在调解到最后半句话时随机应变，向后一退，把彼得里茨基推到自己前面。

“丑事一桩，不过真能把人笑死。凯德洛夫是没法跟这位先生打架的！他发起火来那么可怕吗？”他笑着又问了一句，“今天的克列尔怎么样？妙不可言！”他说的是新来的法国女演员，“不论你看过多少遍，每天都是新的。只有法国人能做到这一点。”

没等最后一幕结束，贝特茜公爵夫人便离开了剧院。她刚来得及走进自己的更衣室，在自己那张长而苍白的脸上敷了粉，抹好，整理了一下头发，并吩咐在大客厅里备茶，马车便一辆接着一辆来到大莫尔斯卡娅街她那座巨大的房子前面。客人在宽阔的大门口下了车，那肥胖的看门人，早上总是在玻璃门后为了熏陶过路人而读报，这时无声地打开这扇大门，让来客们从自己身边走过。

人们几乎是同时进屋：女主人新整了头发，新敷了脸，从这扇门走进来，客人们从另一扇门进入大客厅，有着暗色的墙壁、松软的地毯和光线明亮的桌台。烛光下，洁白的桌布、银茶炊，以及剔透的细瓷茶具都在熠熠发光。

女主人在茶炊旁边坐下，脱下手套。不引人注意的仆人们帮忙挪动座椅和扶手椅，众人纷纷落座，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同茶炊边的女主人一道，其他人则在客厅的对面，围坐在漂亮的公使夫人身边，她穿一身黑天鹅绒外衣，长着两道浓黑而锋利的眉毛。像往常最开始的几分钟那样，两个中心的交谈游移不定，时而被相互见面、问候和请茶所打断，仿佛寻找着要在什么话题上停下来。

“作为演员她非同一般；看得出来，她是学过考尔巴哈[75]的，”公使夫人那个小圈子里的外交官说，“您注意到她是怎样倒下去的吧……”

“哎呀，拜托了，我们别再谈论尼尔逊了！她已经没什么新东西可谈了。”一位肥胖而红润，没有眉毛也没戴发髻，浅色头发，穿着一件老式丝绸衣服的女人说。这是米雅赫卡娅公爵夫人，她以单纯、待人粗鲁闻名，绰号“enfant terrible[76]”。米雅赫卡娅公爵夫人坐在两个圈子之间，倾听着，时而加入这一个，时而又加入另一个。“今天有三个人对我说到考尔巴哈，说的话一模一样，就像约好了似的。而那句话，我真不明白，为什么那么讨他们喜欢。”

谈话被这一评论打断了，这就又要想出个新话题来。

“给我们讲点儿有趣，但不邪恶的事儿吧，”公使夫人说，她是一位英语称为“small-talk[77]”的那种优雅话题的大师，话是对外交官说的，他也不知道眼下该说些什么。

“人们都说这很困难，因为只有邪恶的才可笑，”他微笑着开口道，“但我来试试吧。给个题目。一切都在于题目。一旦给出了题目，依着它添枝加叶就容易了。我常想，上世纪那些有名的说谈家现在也很难说出什么明智的话，所有明智的话都是那么腻烦……”

“早有人说过了。”公使夫人笑着打断他。

谈话讨人喜爱地开始了，但正是因为太讨人喜爱了，反而又谈不下去了。只得求助于那忠实的、永久不变的手段——恶意中伤了。

“您没发现，图什凯维奇身上有那么点儿Louis XV[78]的味道吗？”他说，用眼睛示意站在桌边的一个浅黄头发的漂亮年轻人。

“哦，是啊！他跟客厅的品味相同，因此他就常来这儿。”

这种谈话维持了下去，因为其中恰恰暗示了不能在这间客厅里说的事情，即图什凯维奇与女主人的关系。

围绕着茶炊和女主人的交谈，也是同样在三个无法回避的话题之间游移了一段时间：最近的社会新闻、剧院，以及责难所接近的人，也在落入最后一个话题时停了下来，那就是恶意中伤。

“您听说没有，玛尔吉谢娃——不是女儿，是母亲——给自己做了一件diable rose[79]的外衣？”

“不可能！不，这可太美妙了！”

“我很吃惊，以她的聪明——因为她并不愚蠢——怎么会看不出她是多么可笑。”

每个人都有话说，责难并嘲笑不幸的玛尔吉谢娃，谈话便欢快地唧唧呱呱下去，就像燃烧正旺的篝火。

贝特茜公爵夫人的丈夫，一个和和气气的胖子，十分热心收藏雕版画，得知他的妻子有客人，便在去俱乐部之前来到客厅。他无声地踩着柔软的地毯，走到米雅赫卡娅公爵夫人面前。

“您是怎么喜欢上尼尔逊的，公爵夫人？”他说。

“哎呀，老兄，怎么能这么偷偷摸摸靠过来啊？您可把我吓坏了。”她回答说，“请别跟我谈歌剧，您丝毫不懂音乐。我最好来俯就您吧，我要跟您谈谈您的珐琅陶器和雕版画。好吧，您最近在旧货集市上买了什么宝贝？”

“想让我拿给您看吗？可您又不懂行。”

“拿来看看吧。我还学过呢，跟那些个，他们怎么称呼来着……银行家……他们那儿有很漂亮的雕版画，他们给我们看过。”

“怎么，您去过舒茨堡家吗？”女主人在茶炊旁边问道。

“去过，ma chère[80]。他们邀请我和丈夫去吃饭，还告诉我说，这一餐的酱汁就花了一千卢布。”米雅赫卡娅公爵夫人大声说，感觉到所有人都在听她的话，“可那酱汁非常糟糕，一种绿色的东西。我们该回请他们嘛，我就做了八十五戈比的酱汁，大家都非常满意。我可做不出一千卢布的酱汁来。”

“她简直独一无二！”公使夫人说。

“她真不得了！”又有人说。

米雅赫卡娅公爵夫人的话产生的效果总是相同的，因她而产生的效果的秘密在于，她说出的话，就像现在这样，尽管并不完全恰当，但说的都是有意义的简单道理。在她所处的社会里，这些话产生了最机智笑话的作用。公爵夫人无法明白，为什么这种话那么起作用，但她知道会起作用，便利用了这一点。

由于米雅赫卡娅公爵夫人说话的时候大家都在听着，围绕公使夫人的谈话便停了下来。

女主人想把大家联结成一个整体，便对公使夫人说：“您真的不想喝茶吗？您到我们这边来吧。”

“不了，我们觉得这边很好。”公使夫人微笑着答道，继续聊起已开始的话题。

谈话非常愉快。他们指责卡列宁家的妻子和丈夫。

“安娜去了一趟莫斯科以后，有了很大变化。她看上去有点儿奇怪。”她的一位朋友说道。

“主要的变化是，她随身带回了阿列克谢·弗隆斯基的影子。”公使夫人说。

“那又如何呢？格林有个寓言：一个没有影子的人，失去了影子的人。这是因为某件事情对他的惩罚。我一直不明白惩罚何在。不过女人若是没有影子肯定是不快活的。”

“是的，但是有影子的女人通常没有好下场。”安娜的朋友说。

“您的舌头要生疮的，”米雅赫卡娅公爵夫人听了这话，突然说道，“卡列尼娜是个非常好的女人。我不喜欢她丈夫，但我很喜爱她。”

“为什么您不喜欢她丈夫？他是那样出色的一个人。”公使夫人说，“我丈夫说，这种治国之才整个欧洲都少见。”

“我丈夫也这么跟我说，但我不信。”米雅赫卡娅公爵夫人说，“如果我们的丈夫没有说过，我们也就能看见真相了，而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在我看来，简直愚蠢。这话我只是悄悄对您说……是不是一切都清楚啦？以前，人家让我寻找他的聪明之处，我就一直找，发现是我自己愚蠢，看不出他的聪明来；可我一说：他愚蠢，但是悄悄说的——一切就都清楚了，是不是？”

“您今天多么恶毒啊！”

“一点儿也不。我没别的办法。我们两个之间总有一个愚蠢。可您知道，谁也不会那么说自己的。”

“没有人满足于自己的财产，任何人都满足于自己的智慧。”外交官说了一句法国诗。

“就是，就是。”米雅赫卡娅公爵夫人连忙转向他，“不过问题是，我不会把安娜交给你们。她那么好，那么可爱。如果所有的人都爱上了她，像影子一样跟着她，她又能怎么办呢？”

“是啊，我也没想指责嘛。”安娜的朋友辩解说。

“就算没有任何人像影子一样跟着我们，这也不能证明我们有权指责。”

于是，恰如其分地把安娜的朋友收拾一番之后，米雅赫卡娅公爵夫人站起身来，跟公使夫人一起加入到桌子那边，那里正在进行着有关普鲁士国王的谈话。

“你们那边说了什么坏话？”贝特茜问。

“说卡列宁夫妇。公爵夫人把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评定了一番。”公使夫人回答，微笑着在桌边坐下。

“可惜，我们没有听到。”女主人说，望着门口处，“啊，您终于来了！”她笑着朝走进来的弗隆斯基说。

弗隆斯基不仅跟在这儿遇见的人全都认识，而且每天都能见到他们，因此他以那种平静的姿态走进来，就像一个人又回到刚刚离开的人们中间似的。

“我从哪儿来？”他回答公使夫人的问题，“没办法，必须承认了。刚看了滑稽歌剧。我觉得已经看了上百次了，但总能带来新的乐趣。太美妙了！我知道，说来令人羞愧，我在看歌剧的时候会睡着的。可是看滑稽歌剧就一直坐到最后，也很开心。今天……”

他提到一个法国女演员的名字，想就她说点儿什么；但公使夫人故作惊恐地打断了他：

“拜托，别讲这种恐怖的事情。”

“好吧，我不讲，况且这些恐怖的事情谁都知道。”

“要是像歌剧那样受到认可，大家也就都去了。”米雅赫卡娅公爵夫人接过话头。

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贝特茜公爵夫人知道，这是卡列尼娜，便看了弗隆斯基一眼。他看看门口，脸上出现一种奇怪的新的表情。他高兴而又专注地，同时又是胆怯地看着来人，慢慢站起身来。客厅里走进了安娜。像往常一样，她把身子挺得特别直，迈着她那快速、坚定而又轻盈的步子，以不同于其他社交界女人的步态，也不改变目视的方向，走完她与女主人之间隔着的那几步，握了握她的手，微微一笑，又带着这微笑去看弗隆斯基。弗隆斯基深深鞠了一躬，为她挪了挪椅子。

她只是以点头作为回答，脸红起来，皱了下眉。但马上，她很快地朝熟人们点头，握了握伸过来的手，转向女主人：

“我去莉吉娅伯爵夫人那儿了，本想早点儿来，可一坐就坐住了。约翰爵士在那儿。很有趣的人。”

“哦，是那位传教士吗？”

“是的，他讲印度的生活非常有趣。”

谈话被她的到来打断，就像被风吹动的灯火，再一次变得摇摆不定。

“约翰爵士！对，约翰爵士。我见过他。他很会说话。弗拉西耶娃完全爱上了他。”

“小弗拉西耶娃要嫁给托波夫，是真的吗？”

“是的，都说这已经完全定下来了。”

“我真为做父母的感到惊讶。据说，这是一桩依凭爱情的婚姻。”

“依凭爱情？您的想法多么古旧过时啊！现在谁还谈论爱情？”公使夫人说。

“有什么办法呢？这种又蠢又旧的做法还没有绝迹呢。”弗隆斯基说。

“抓着这种做法不放的人就更不好过了，我只知道依凭理智的婚姻才幸福。”

“是的，不过依凭理智的婚姻幸福常常像尘土一般飞散，恰恰因为出现了那不被承认的爱情。”弗隆斯基说。

“不过我们所称的依凭理智的婚姻，是指双方都曾疯狂过。这就像猩红热，必须经过这个。”

“那么说，对爱情应该学会人工接种，就像种牛痘那样。”

“我年轻的时候爱上一个执事，”米雅赫卡娅公爵夫人说，“不知道这对我有没有帮助。”

“不，先不说玩笑，我想，为了明白爱情，必须先犯错然后再改正。”贝特茜公爵夫人说。

“即使在结婚以后？”公使夫人开玩笑地说。

“悔改从不嫌迟。”外交官说了句英国谚语。

“就是，”贝特茜接过话头，“必须先犯错然后再改正。您对这个是怎么看的？”她转向安娜，安娜嘴唇上带着稍可察觉的坚定的微笑，默默听着这段谈话。

“我想，”安娜说，摆弄着脱下来的一只手套，“我想……如果说有多少颗脑袋，就有多少智慧。那么有多少颗心，就有多少种爱情。”

弗隆斯基看着安娜，屏息凝神地等着她说下去。她说完这些话，他像脱离险境一般叹了一口气。

安娜突然转过来对他说：

“我收到一封莫斯科的来信。他们写给我说，吉蒂·谢尔巴茨卡娅病得很厉害。”

“真的吗？”弗隆斯基皱着眉头说。

安娜严肃地看着他。

“您不关心吗？”

“相反，很关心。他们到底给您写了什么，可以打听一下吗？”他问。

安娜起身朝贝特茜走去。

“请给我一杯茶。”她说，站在她的椅子后面。

贝特茜为她倒茶的时候，弗隆斯基走到安娜面前。

“他们给您写了什么？”他重复道。

“我常常想，男人们不明白高尚和卑鄙是什么，却总是在谈论它。”安娜说，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我早就想告诉您。”她补充道，走了几步，在放着相片册的角桌旁边坐下。

“我不完全明白您这话的含义。”他说，把茶杯递给她。

她瞥了一眼自己身边的沙发，他立刻坐了下来。

“是的，我想告诉您，”她说，没有看他，“您的行为不好，不好，很不好。”

“难道我不知道我的行为不好？但谁是让我这样做的原因呢？”

“您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她说，严厉地盯着他。

“您知道为什么。”他大胆而高兴地回答，迎着她的目光，没有垂下眼睛。

不是他，而是她窘迫起来。

“这只能证明您没有心。”她说。但她的眼睛在说，她知道他有心，她因此而怕他。

“您刚才所说的，是个错误，而不是爱情。”

“您记住，我禁止您说这个字眼，这个讨厌的字眼。”安娜哆嗦了一下，说道；但她马上感觉到，只凭着禁止这个字眼，她便表示出她承认自己对他有着某种权力，并以此鼓励他说到爱情。“我早就想对您说，”她接着说，坚定地看着他的眼睛，她的整个脸颊燃烧着炽烈的红晕，“今天我特意赶来，知道会遇见您。我来告诉您，这件事必须结束。我从没在任何人面前脸红过，但您让我感到自己在某种事情上有错。”

他看着她，为她脸上那新的、精神上的美所震惊。

“您想要我怎么样呢？”他简单而认真地说。

“我想要您去莫斯科，求得吉蒂的宽恕。”她说，微光在她的眼中闪烁。

“您不想要这样。”他说。

他看得出，她说的话是强迫自己说的，而不是她想要说的。

“如果您爱我，像您说的那样，”她低声说，“就请这样做吧，也好让我平静。”

他的脸发出光彩。

“难道您不知道，您对我来说便是整个生命；而我不知道什么平静，也无法给您。整个的自己，爱情……是的。我不能分开来想您、想我，您和我对我来说是一体。而且我看不到前面有任何平静的可能，无论对自己，还是对您。我看到绝望、不幸的可能……或者我看到幸福的可能，那是什么样的幸福啊！……难道这不可能吗？”他补充道，只有嘴唇微动；但她听见了。

她集聚自己的全部心智，想要说出该说的话；相反只是让自己那满含爱意的目光停在他身上，什么也没有回答。

“就是这个！”他兴奋地想，“当我已经失去希望的时候，当我觉得不会有结果的时候，——可它出现了！她爱我，她承认了这一点。”

“为了我就这样做吧，永远不要对我说这样的话，让我们做好朋友吧。”她说出这些话；但她的眼神说了完全不同的话。

“我们是不会做朋友的，这您自己知道。而我们会不会成为众生之中最幸福或最不幸的，这权力在您。”

她想说些什么，但他打断了她。

“我只求一件事情，请求抱有希望，受折磨的权利，就像现在这样；但如果办不到，就请吩咐我消失掉，我就会消失。您不会再见到我，如果我在场让您难受的话。”

“我不想把你赶到什么地方去。”

“只是什么都不要改变。请让一切都保持原样吧。”他用颤抖的声音说，“您丈夫来了。”

果然，就在这一刻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以他那种沉稳、笨拙的步态走进了客厅。

朝妻子和弗隆斯基扫了一眼，他走到女主人面前，坐下来喝茶，开始用他那不紧不慢，始终让人听得见的声音，用他那惯常的诙谐语调说起话来，像在取笑着什么人。

“您的伦布里埃[81]悉数在场，”他说，环视在座的全体，“还有众女神和缪斯。”

不过贝特茜公爵夫人无法忍受他的这种腔调，她称之为sneering[82]，而且，作为一个聪明的女主人，她立刻将他引到有关普遍兵役制这一严肃的话题上。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立刻就投入谈话之中，并开始严肃地在贝特茜公爵夫人面前为她所攻击的新条令辩护。

弗隆斯基和安娜仍坐在小桌子旁边。

“这就有点儿不体面了。”一位太太小声说，用眼睛瞥了瞥卡列尼娜、弗隆斯基和她的丈夫。

“我跟您说什么来着？”安娜的朋友回答。

但不只是这两位太太，几乎客厅里所有人，甚至米雅赫卡娅公爵夫人和贝特茜自己，都朝脱离了共同圈子的人望了好几次，就好像这样妨碍了他们似的。只有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一个人没有朝那边望过一次，也没有从已开始的谈话中转移兴趣。

注意到在大家身上产生的不快印象，贝特茜公爵夫人把另一个人塞到自己的位子上，去听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说话，自己走到安娜身边。

“我一直对您丈夫清晰而准确的表达感到惊讶，”她说，“他说话的时候，最超验的概念我都能够理解。”

“哦，是啊！”安娜说，闪耀着幸福的微笑，贝特茜说的什么她连一个字都没听明白。她走到大桌子旁边，加入到共同的谈话中。

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坐了半个钟头，走到妻子身边，向她提出一同回家；而她，并没看他，回答说要留下吃晚饭。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鞠了一躬，离开了。

年老、肥胖的鞑靼人，卡列尼娜的马车夫，穿着光亮的皮外套，吃力地拉住左边那匹挨着冻、在门边不停扬起前蹄的灰马。仆人站着，打开了车厢门，看门人站着，扶着外面的大门。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用小巧而敏捷的手从毛皮外套的小钩上解下袖口花边，低着头，欣然听着送她出门的弗隆斯基说的话。

“您什么都没说，那么，就算我什么也不求吧。”他说，“但您知道，我需要的不是友情，对我来说生活中或许有一种幸福，那个字眼，您又那么不喜欢……是的，爱情……”

“爱情……”她慢慢重复着，用的是内心的声音，突然，在她解下花边的同时，又补充道，“我不喜欢这个字眼，是因为它对我来说意味着太多的东西，远远超过您能够理解的。”她望了望他的脸，“再见！”

她伸过手去，随后迈着快速而富有弹性的步子从看门人旁边走过，隐身在了马车里。

她的目光，还有手的接触，让他燃烧起来。他吻了吻自己手掌上她触碰过的地方，乘车回家，同时幸福地意识到，今晚他要比过去两个月更为接近于达成自己的目的。

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在他妻子跟弗隆斯基坐在单独的一张桌子边，兴致勃勃就某事交谈这件事情上，并没有发现任何特殊和不体面的地方；但他注意到，客厅里的其他人觉得有些特殊和不体面，因此这就让他也觉得不体面了。他决定，需要把这个告诉给妻子。

回到家里，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去了自己的书房，正像他平常做这件事那样，坐在扶手椅上，在塞着裁纸刀的地方展开那本有关罗马教廷的书。读到一点钟，正像他平常做的那样，只是偶尔，他会揉一揉高高的前额，抖动一下头，好像驱赶着什么。到了惯常的时间他站起来，准备更衣就寝。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还没有回来。他把书夹在腋下来到楼上；不过今天晚上，没有了平常那些有关公务的思考和设想，他的思绪被妻子以及某种不快的、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占满了。他违背了自己的习惯，没有躺在床上，而是在背后交叉着双手，开始在几个房间里来回走动。他无法躺下，觉得他必须预先仔细考虑一下新近发生的情况。

当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独自决定需要跟妻子谈一谈的时候，他觉得这非常容易、简单；当他开始仔细考虑新近发生的情况时，这件事让他一下子觉得非常复杂和困难。

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并不嫉妒。嫉妒，以他的观念，是侮辱了妻子，对妻子应该抱有信任。为什么要抱有信任，也就是充分相信他年轻的妻子会永远爱他，他并没有问过自己；但他没有体会过不信任，因为他抱有信任并对自己说，应该有信任。而现在，虽然他的观念认为嫉妒是一种可耻的感情，应该抱有信任，这一观念未被破坏。但他觉得，自己正面对着某种毫无逻辑而不合情理的事情，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面对着生活，面对着他妻子爱上除了他之外的某个人的可能性，正是这个让他觉得非常不合情理也无法理解，因为这就是生活本身。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自己一辈子都是在公务领域度过，与生活的映像保有干系。每一次，当他碰撞到生活本身的时候，他就躲开它。现在他体会到一种感觉，就像一个人安静地走在鸿沟上的一座桥，突然间看见这座桥已被拆掉，前面是无底的深渊。这深渊——就是生活本身，桥——就是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过的那种假造的生活。他第一次遇到自己的妻子有可能爱上别人的问题，他对此惊恐不已。

他，没有脱衣服，迈着他那平稳的步子来回走着，踏着由一盏灯照明的餐室里发出响声的镶木地板，踩在幽暗客厅的地毯上，只有里面挂在沙发上方的大大的、不久前制作的他的肖像画反射着光线，又穿过她的起居室，里面燃着两支蜡烛，照在她双亲和女友们的肖像画和她书桌上那些漂亮的、早就为他亲密熟悉的小饰物上。穿过她的房间，他走到卧室的门边再折返回来。

每漫步一个来回，而且大多是走在明亮餐室的镶木地板上时，他会停下来，对自己说：“是的，这必须解决并加以终止，要表示出自己对这件事的观点和自己的决定。”然后他就往回走。“可要表示什么？是怎样的决定呢？”他在客厅里对自己说，并没有找到答案。“可归根结底，”他在转身回书房之前问自己，“发生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她跟他谈了很久。那又怎么样？女人在社交场合跟谁说说话还稀罕吗？再说，嫉妒——意味着既贬低自己也贬低了她。”他对自己说，一边走进她的起居室；但是这一推论先前对他是那样具有分量，现在却无足轻重，毫无意义了。他从卧室的门边再次转回厅里；可当他一进入幽暗的客厅，就有某个声音对他说，事情并非如此，如果别人都注意到了，那就说明有了点什么。这样，他在餐室里再次对自己说：“对，这必须要解决并加以终止，并表示出自己的观点……”然后在客厅里转身之前再一次问自己：怎么解决？接着又问自己，发生了什么呢？于是他回答：什么也没有，然后又想起嫉妒是贬低妻子的感情，但在客厅里他再次确信，真的发生了什么。他的思绪正如身体一样，画了一个完整的圆圈，没有碰上任何新的东西。他注意到这一点，揉了揉额头，在她的起居室坐下来。

在这儿，望着她的书桌，上面摆着孔雀石信笺夹和一封刚开始写的便函，他的想法突然变了。他开始想到她，想她所想、所感觉的是什么。他头一次真切地想象她的个人生活，她的想法、她的愿望，而一想到她可能也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他就觉得可怕，让他连忙赶走了这个念头。这就是那道窥探一眼都让他觉得可怕的深渊。在思想和感情上置身于他人的境地，这是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所不熟悉的精神活动。他认为这种精神活动是有害而危险的幻想。

“而最可怕的是，”他想到，“现在恰恰是我的事情临近结尾（他想的是他眼下实施的一项计划），我正需要安安静静、投入全部的精力的时候，却摊上这种无谓的焦虑。可是该怎么办呢？我可不是那种承受着不安与焦虑，却没有力量去正视它们的人。”

“我要深思熟虑，作出决定，再把它丢到一边。”他出声地说。

“至于她的感受，她内心发生了、有可能发生什么，这不是我的事，这是她良心上的事，归宗教来管。”他对自己说，意识到已经找出发生的情况所属的那个律令条款，感到一阵轻松。

“那么，”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对自己说，“她的感受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她良心的问题，那是与我毫无干系的。我的职责已明确界定。作为一家之主，我是有义务来领导她的人，因此多多少少是负有责任的人：我要指出我所看到的危险，预先警告甚至动用权力。我必须向她表示出来。”

于是在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的脑子里清晰地罗列出他现在要跟妻子说的一切。思考着他要说的话，他为自己如此不易察觉地、必须把时间和心力消耗在家庭方面感到遗憾；但是，尽管如此，在他的头脑里就像写报告一样，明确而清晰地构成了他所面临的谈话的形式和顺序。“我要说出并表示清楚如下几点：首先，解释公众舆论和体面的含义；其次，从宗教上解释婚姻的意义；第三，如果有必要，指出可能为儿子造成不幸；第四，指出她自己的不幸。”于是，手指相互叠在一起，掌心朝下，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使劲儿一拉，让指关节咔咔作响。

这手势，这个坏习惯——双手相合扳响手指——总会让他平静下来，归于清晰准确，那是他眼下十分需要的。门口传来马车驶近的声音。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停在客厅正中。

一阵女人的脚步声登上楼梯。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准备好要说那番话，站起身来，按压着交叉的手指，期望哪里还会咔咔响。一个关节咔地响了一声。

凭着楼梯上轻轻的脚步声，他就感觉到她正在接近，而且，即便他满意自己的言辞，他却对眼前要做的解释感到可怕……

安娜走来，低头摆弄着头巾上的流苏。她的脸上闪着明亮的光，但这闪光并不是快乐的——它就像黑夜里失火而发出的可怕的闪光。见到丈夫，安娜抬起头，仿佛醒了过来，微微一笑。

“你没上床？真是稀奇！”她说，摘掉头巾，并没有停下，继续朝更衣间走去。“该睡觉了，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她从门后说。

“安娜，我要跟你谈谈。”

“跟我？”她惊讶地说，走出门来，望着他。

“是的。”

“这是怎么了？谈什么啊？”她问道，坐了下来，“嗯，那我们就谈谈吧，如果那么有必要。不过最好还是睡觉。”

安娜顺嘴说着话，自己听上去也为这说谎的本事感到惊讶。她的话多么简单、自然，多么像她不过是想睡觉啊！她觉得自己穿了件戳不透谎言的盔甲，好像有种看不见的力量在帮着她，支持着她。

“安娜，我得预先提醒你。”他说。

“预先提醒？”她说，“什么事？”

她看上去那样简单、那样愉快，一个不像丈夫那样了解她的人，无论是在声音，还是在话语的意思里都无法发现什么不自然的地方。但他了解她，知道每次他晚上床五分钟她都会发现，要问问是何原因，知道她会把自己任何快乐、喜悦和悲伤立刻告诉他——对他来说，现在看到她不想去留意他的心情，不想说一句有关自己的话，这就大有寓意了。他看到，她那原先一直向他开启的心灵深处，现在对他关闭了。除此之外，凭她的语调，他看到她并不为此感到难为情，就像直接对他说：是的，关闭了，就应该这样，以后也是这样。现在他体会到类似一个人回到家里，发现自己的房子锁起来的感觉。“不过，也许还能找到钥匙。”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想。

“我要预先提醒你的是，”他用低沉的声音说，“出于疏忽和轻率，你可能给社交界留下了口实来议论你。你今天跟弗隆斯基伯爵（他坚定而平稳，一字一顿地说出这个名字）过于热烈的谈话已经让人注意到了。”

他边说边看着她那双笑盈盈的、现在因为无法看穿而让他感到可怕的眼睛，他说着，又感到自己的话毫无效力，空洞无聊。

“你总是这样。”她说，好像完全不明白他的意思，而且故意只明白他话里最后的意思。“我烦闷你不高兴，我开心你也不高兴。我没有感到烦闷，这让你生气了？”

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颤抖了一下，弯起两只手，想要弄出响声来。

“哎呀，拜托，别弄那响声，我可不喜欢。”她说。

“安娜，这是你吗？”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低声说，尽力控制着自己，停下手上的动作。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带着真挚而滑稽的惊讶说，“你想要我怎么样呢？”

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沉默下来，用手揉了揉额头和眼睛。他看到，他并没有做到他想要做的，也就是预先提醒妻子不要在社交界的注视下犯错误，却不由得担心起关乎她良心的问题来，跟他假想出的某一堵墙做斗争。

“我打算说的就是，”他冷淡而平静地继续说，“我请求你听我说完。我承认，正如你所知道的，嫉妒是侮辱和有伤尊严的情绪，绝不能容许自己被这种情绪所左右；不过某些众所周知的礼节章法，违反了就难免受到惩罚。今天不是我注意到，而是通过留给公众的印象来看，所有人都注意到，你的表现和举止不完全像人们期望的那样。”

“我一点儿也听不明白。”安娜说，耸了耸肩膀。“他无所谓，”她想，“但是，大家都注意到，这就让他不安了。”

“你病了，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她补充道，站起来想走出门去；但他移动向前，似乎想要阻止她。

他的脸色难看而又阴沉，安娜从未见过他这样。她停下来，把头向后一仰，歪斜着，开始用敏捷的手摘下发针。

“好吧，我听着呢，还有什么，”她平静而嘲弄般地说，“甚至很有兴趣听，因为我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她说着，对自己说话时这种出乎自然的、平静而妥帖的语气，对自己挑选出来使用的词句感到惊讶。

“我无权深入你感情的细枝末节，我也一向认为这毫无益处，甚至有害。”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开口道，“挖掘自己的灵魂，我们常常挖掘出本该不被觉察地留在那儿的东西。你的感情——是你良心上的事情；但我应该面对着你，面对自己，面对上帝向你指出你的责任。我们的生活是相互联系的，不是由哪些人，而是由上帝联系起来的。能扯断这一联系的只有犯罪，而这一类犯罪会招致沉重的惩罚。”

“我一点儿也不明白。哎呀，我的上帝，我实在太想睡觉了！”她说，快速地用手拨弄着头发，寻找剩下的发针。

“安娜，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这样说话。”他温和地说，“有可能是我错了，但你要相信，我说的那些话，既是为自己，也是为你说的。我是你的丈夫，我爱你。”

一瞬间她的脸沉了下来，眼光中那嘲讽的火花也熄灭了；但“爱”这个字眼再次惹恼了她。她想：“他爱吗？难道他会爱？如果他没听说过有爱这回事，他就永远不会使用这个字眼。他不知道什么是爱。”

“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说真的，我不明白，”她说，“确定一下，你发现了什么……”

“容我把话说完吧。我爱你。但我不是在谈论自己；这里主要的人——是我们的儿子和你自己。非常有可能，我再说一遍，你觉得我的话白费力气，不合时宜；有可能，这些话都是我的误解引发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请你原谅我。但如果你自己觉得有哪怕丝毫的根据，我就请求你考虑考虑，如果你心里有话说，就跟我说出来……”

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自己都没有注意到，他说的完全不是准备好的那些话。

“我没什么可说的。而且……”她突然很快地说，勉强忍住笑容，“真的，真该睡觉了。”

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朝卧室走去。

她走进卧室的时候，他已经躺下了。他的嘴唇紧紧抿着，眼睛也不去看她。安娜躺在自己床上，每分钟都等待着他再次跟她说话。她怕他开口说话，又希望他说。但是他沉默着。她一动不动等了很久，已经把他忘掉了。她想着另外那个，她看得见他，感觉到她的心随着这一念头而充满了激动和犯罪一般的喜悦。突然她听见一阵均匀而平稳的鼻鼾声。一开始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似乎受了自己鼻鼾的惊吓，停顿了一下，不过等待了两次呼吸后，鼻鼾便以新的、平稳的节奏响了起来。

“晚了，晚了，真的晚了。”她微笑着小声说。久久地、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睁着眼睛，那里头的闪光，她仿佛觉得，她自己都能在黑暗中看见。

从这天晚上起，对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以及对他的妻子而言，新的生活开始了。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安娜，还像平常那样，前往社交场所，尤其经常去贝特茜公爵夫人那里，处处都与弗隆斯基会面。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看到这一点，但毫无办法。他多次尝试引导她作出解释，她都用某种愉快的困惑筑成的难以穿透的墙来对抗他。外表上依然如故，但他们内在的关系完全变了。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在国家事务上是那样一位强人，这时却感到无能为力。他像一头公牛一样，顺从地低下头，等待着斧头背落下，他感觉到它已被举在头上。每次他开始想这件事的时候，他都觉得应该再尝试一次，觉得还有希望以善良、温存和劝说挽救她，迫使她回心转意，因而每天他都打算和她谈一谈。但每次他开始跟她说话，他就感觉到，控制了她的那邪恶和欺骗的幽灵也控制了他，他跟她说的完全不是他想说的话和想用的腔调。他跟她说话时，不由自主地用他所习惯的那种嘲笑会说他这些话的人的腔调。而用这种腔调是不能说出他要跟她说的那些话的。

那个对弗隆斯基来说在过去几乎整整一年中成了他生活里独一无二的愿望，替代了他从前所有的愿望；那个对安娜来说不可能的、可怕的并因此更加迷人的幸福梦想——这一愿望得以圆满。一脸苍白，上颌打着颤，他站在她的上方恳求她镇静下来，自己也不知是何缘故，如何是好。

“安娜！安娜！”他用颤抖的声音说，“安娜，看在上帝的份上！……”

但他说得声音越响，她那曾是高傲、快乐，现在却满含羞耻的头就垂得越低，她身子蜷曲，从她坐着的沙发跌落到地板上，靠近他的脚边，如果不是他扶住她，她就倒在地毯上了。

“哦，我的上帝！饶恕我吧！”她哽咽着说，把他的手按在自己胸口上。

她觉得自己是那样负有罪愆和过错，以致她只剩下自我羞辱并请求宽恕；但在眼下的生活中，除了他，她再没有任何人了，因此她便向他乞求宽恕。她，望着他，从肉体上感到了自己的屈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则感觉到一个凶手看见被自己夺去生命的尸身时会有的那种感觉，这个被他夺取了生命的尸身，就是他们的爱情，他们爱情的第一个阶段。回想起所付出的这可怕的羞耻的代价，实在感到恐怖和可憎。面对自己精神上的赤裸而引发的羞耻压迫着她，也传染给了他。但是，尽管凶手面对被杀者的尸身备感可怖，却仍要将它切成碎块，把尸身藏匿起来，要享用凶手以谋杀获得的东西。

带着凶残，如同带着激情一般，那凶手扑向尸身，拖拽、切割着它；他就是这样将亲吻覆满她的脸和肩膀。她握着他的手，一动不动。是的，这些亲吻便是用那羞耻买来的。是的，这就是将要永远属于我的那只手——我的同谋犯的手。她抬起这只手，吻着它。他跪了下来，想看她的脸；但她把脸藏起来，什么也没有说。最后，仿佛极力控制着自己，她站了起来，将他推开。她的脸依然是那样美丽，却愈发显得可怜。

“一切都结束了，”她说，“我已一无所有，除了你。记住这个吧。”

“我无法不记得这个，这就是我的生命。为了这一分钟的幸福……”

“怎样的幸福啊！”她厌恶而恐惧地说，那恐惧不由得感染了他，“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说了，不要再说一个字。”

她很快站起身来，从他身边挣脱出去。

“不要再说一个字。”她重复着，脸上带着令他奇怪的冷冰冰的绝望表情离开他。她觉得，此时此刻，她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在踏入新的生活之前那种羞耻、快乐和恐惧的感觉，也不想说起这些，不想用不确切的言语让这种感觉变得庸俗。但是过后，无论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她都不仅没有找到能够表达这些感觉的全部复杂性的话，也没能寻得任何思路，从而让她能够暗自思忖她心中所发生的一切。

她对自己说：“不，我现在不能去想这件事；以后吧，等我平静下来再说。”但思考的平静一直未能到来；每次念及她所做的事情，她以后会如何，她该怎么办，她就感到恐惧当头，于是她就赶走这些念头。

“以后，以后，”她说，“等我平静下来再说。”

可是在梦里，当她不再有权控制自己的思绪，她的处境便丑恶不堪地赤裸裸呈现在她面前。有个梦境几乎每个晚上都来造访她。她梦见，两个人都是她的丈夫，两个人都对她热情爱抚。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哭起来，吻着她的双手，说道：现在多好啊！而阿列克谢·弗隆斯基也在那儿，也是她的丈夫。她惊讶的是，原先她曾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她笑着对他们解释说，这样就简单多了，他们两个人现在都既满意又幸福。但这一梦境就像噩梦一样压迫着她，她便在惊骇中醒了过来。

还是从莫斯科回来后最初那段时间，当列文每次想起被拒绝的羞辱而哆嗦、脸红的时候，他便对自己说：“当我物理课得了一分，二年级留级的时候，也是这样脸红、哆嗦，认为一切都完了；当我把姐姐交给我的事情搞糟了以后，也是这样认为自己完了。可那又怎么样呢？——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回想起这些，为这件事会让我那么难而感到奇怪。眼下的痛苦也会这样的。时间一过，我就会漠然面对了。”

但三个月过去了，他并没有漠然面对这件事情，他就像最初那几天一样，想起这个就会感到痛苦。他无法安下心来，因为他那样久久地梦想着家庭生活，那样觉得自己对此已经成熟，却依然没有结婚；而且，比任何时候都离婚姻更远了。他怀着痛楚感觉到，就像他周围的人感觉到的一样，到了他这个年龄仍一个人过日子不好。他记得在去莫斯科之前，他有一次对自己的牧牛人尼古拉——一个他喜欢与之说说话的天真农民说：“喂，尼古拉！我想结婚了。”而尼古拉呢，就像谈论某件不可能有任何疑问的事情那样，连忙回答：“早就到时候了，康斯坦丁·德密特里奇。”可婚姻现在已经离他比任何时候更远了。那位置被占据了，而且，当他现在想象着把自己认识的某位姑娘放在这位置上，他就觉得那完全是不可能的。此外，对被拒绝、对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的回忆，以羞辱来折磨他。无论他多少次对自己说他没有任何过错，但这一回忆，与其他这类羞辱的回忆一样，让他哆嗦和脸红。他在过去也像所有的人一样，有过他所承认的恶劣行为，为此该受到良心的折磨；但恶劣行为的回忆远不像这些微不足道但可耻的回忆那样折磨他。这些伤口永远不会愈合。而与这些回忆一样，现在又有了被拒绝和那种可怜的状态，那天晚上他在别人面前一定是那副样子。但时间和工作自有效力，沉重的回忆日益被乡下生活那些对他而言不甚显著却颇具意味的事件所遮蔽。每过一个星期他就更少想起吉蒂。他焦急地期待着她已经出嫁或者近日就要出嫁的消息，希望这样的消息就像拔牙一样，彻底将他治愈。

与此同时春天来了，可爱、友善，不必久待，也没有春天的种种欺骗，这是一个罕有的春天，令草木、动物和人同样欢喜。这可爱的春天更加激励了列文，让他定下信念摒弃过去的一切，以便牢固而独立地安排自己的单身生活。尽管他带着种种计划返归乡下，许多都尚未实施，但最主要的，生活的纯洁这一点他是遵守的。他没再经历过通常在失败后折磨他的那种羞耻感，他也能够勇敢地直视人们的眼睛了。还是在二月，他收到了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写来的信，说他哥哥尼古拉的健康状况变得更差，但又说他不想治疗，因为这封信列文去了莫斯科他哥哥那里，设法说服他去咨询一下医生，然后去国外的温泉地。他是那样成功地说服哥哥并借钱给他出行，又没有激惹他生气，这一点让他对自己很满意。除了春季里需要特别留意的农务，除了读书以外，列文在冬天就开始撰写有关农业的论述，其要点是，农业中的劳动者的性质也应该作为绝对因素来考虑，如同气候和土壤一样，继而认为，农业科学的所有原理不应根据土壤和气候的单一因素，而应根据土壤、气候以及已知并一成不变的劳动者性质等因素来推断。因此，尽管离群独处，或者正因为离群独处，他的生活极其充实，只是偶尔他感受到未被满足的愿望，想要把他头脑里游移不定的想法说给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以外的什么人，尽管跟她，他也常常谈论物理、农业理论，尤其是哲学；哲学是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喜欢的话题。

春天迟迟未现真容。大斋期的后几个星期是晴朗而寒冷的天气。白天在阳光下解冻，晚上却达到零下七度[83]；冻雪层是那样坚硬，车辆在没有路的地方也能走。复活节时还有雪。随后突然之间，复活节第二天，刮起一阵暖风，团团乌云压了过来，狂暴而温暖的雨倾泻了三天三夜。星期四，风停息了，一片厚厚的灰色雾气压过来，仿佛在掩盖着大自然中呈现的种种变化的秘密。浓雾中大水涌动，浮冰噼啪碎裂并移动着，浑浊的水流泛着泡沫快速流动，到了复活节后第七天，从傍晚起，大雾碎开，乌云化作朵朵白云四散而去，天色放晴，真正的春天展现出来。次日清晨，初升的太阳很快吞噬了覆在水面上的薄冰，温暖的空气因充溢了大地复苏的蒸汽而颤动。经年的草和幼草钻出的针叶泛着绿意，马林果、醋栗以及黏糊糊的制酒白桦树鼓出嫩芽[84]，点缀着金色花朵的柳枝上，一只刚搬到户外的蜜蜂嗡嗡地飞来飞去。看不见的云雀在丝绒般的绿地和覆着冰的残茬上婉转鸣叫，田凫在灌满褐色积水的洼地和沼泽上空哀哭，高空飞过发出春天的咯咯鸣叫的白鹤和大雁。脱过毛但有些地方没有长齐的牲口在牧场上嘶吼。弯腿的小羊羔们在掉了毛、咩咩叫着的母亲身边玩耍着。腿脚飞快的孩子们在变干的、有光脚板印痕的小路上跑过，水塘边唧唧呱呱的是洗着粗布衣裳的婆娘们快活的话音，院子里咔嚓咔嚓传来农民们收拾犁和耙子的斧头声。真正的春天到来了。

列文穿上大靴子，第一次没穿皮大衣，而是穿了一件呢子短外套，走去照看农务，迈过一条条阳光下闪耀着刺目光芒的溪水，时而踩着薄冰，时而走进粘脚的泥泞中。

春天是计划和设想的时节。刚一走进院子，列文，就像春天里的一棵树，还不知道包含在多浆芽体中的新生枝桠朝向何方、如何伸展那样，自己也不太知道在他所喜爱的农事上，现在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但他感觉到，他内心充满各种计划和最美好的设想。首先他去看牲口。母牛被放到围栏里，换的新毛光滑发亮，在阳光下晒暖和了，哞哞叫着要去田野里。欣赏了这些他熟悉到最细微之处的母牛，列文吩咐赶它们到田野里，把牛犊放进围栏。牧人快活地跑起来准备去田野。管牲口的婆娘们提起裙子，赤裸着还是白白的、未被晒黑的脚，啪嗒啪嗒踏着泥泞，拿着棍子追赶哞哞叫着、让春天的喜悦冲昏了头的小牛，将它们赶进院子。

欣赏了今年好得出奇的仔畜——早生的几只牛犊已经长得如农民的母牛一般大小，帕瓦的女儿刚三个月，个头已经有一岁那样大了——列文吩咐给它们把食槽搬到外头，隔着栅子喂它们干草。可实际情况是，因为冬天没能使用小围场，秋天为此专门做的那些栅子坏了，他叫人去找木匠，木匠按照摊派现在本该做脱粒机了。可实际情况是，木匠正在修理钉耙，那些钉耙本该在谢肉节[85]前就修好的。这让列文非常恼火。恼火的是农事上没完没了的马虎大意，他以全部精力与之斗争了那么多年，可还是一再出现。他了解到，那些栅子因为冬季没用上，就给搬到耕马的马厩里，在那儿弄坏了，因为做得不结实，是给小牛犊用的。另外，由此又弄清楚的是，耙子和所有耕地用的农具，冬天就吩咐过要检查修理，为此还特意雇了三个木匠，结果根本没有修理，可都到了该耙地的时候，那些耙子还在修理。列文派人去叫管家，但他马上又亲自去找他。管家就像这一天的万事万物那样光彩焕发，他穿着羊羔皮镶边的皮袄，从谷仓里走出来，手里折着一根稻草。

“为什么木匠没做脱粒机？”

“是的，我昨天想要禀报来着：耙子需要修理，因为该耕地了。”

“可冬天干什么了？”

“可您要木匠做什么呢？”

“小牛圈的栅子在哪儿？”

“我已经吩咐搬到该放的地方了。您还能怎么吩咐这些人呢！”管家摆着手说。

“不是这些人，而是您这个管家！”列文说，发起火来，“我雇您来是干什么的！”他喊了一声。但他想到这样也无济于事，话说了一半便停住了，只是叹了口气。“那么，可以播种吗？”他沉默了一会儿，问道。

“图尔金诺后边那块地明天或者后天就可以了。”

“苜蓿草呢？”

“派瓦西里和米什卡去了，正在播种呢。只是不知道能不能穿过去，泥泞得很。”

“有多少俄亩？”

“六俄亩。”

“为什么不都播上！”列文叫嚷道。

苜蓿草只播了六俄亩，而不是二十俄亩，这就更让人恼火了。播种苜蓿，按照理论和他的个人经验，只有尽早，甚至趁着有雪的时候播种才会有好收成。但列文从来没能做到这一点。

“没人啊。您还能怎么吩咐这些人干活呢？三个人没来。还有谢苗。”

“那您就把干草的事搁一搁。”

“我已经搁下了。”

“人都在哪儿呢？”

“五个在煮果子[86]（意思是在做堆肥），四个在翻燕麦，省得发霉，康斯坦丁·德密特里奇。”

列文非常清楚“省得发霉”的意思是做种子的英国燕麦已经糟蹋了，他们还是没有按他吩咐的去做。

“可我在大斋期那会儿就说了，要安通风筒！”他叫嚷道。

“别担心，一切都会按时完成的。”

列文气得摆了摆手，去谷仓看看燕麦，接着回到马厩。燕麦并没有坏掉。但雇工们用铁锹翻动着，本来可以直接把它们倒进下面的谷仓，责令过他们这样做，又从这儿拨出两个雇工去种苜蓿后，列文这才平息了对管家的气恼。天气如此之好，实在是不能生气。

“伊格纳特！”他朝马车夫喊了一声，他正挽着袖子在井边冲洗马车，“给我上马鞍……”

“您要哪一匹？”

“嗯，就科尔皮克吧。”

“好的，老爷。”

一边上着马鞍，列文又把在眼前转来转去的管家唤过来，以便与他和解，开始跟他谈起面临的春季工作和农事计划。

运送粪肥要早早开始，要赶在割头茬草之前全部完成。用犁耕远处那块地的时候不能中断，从而让它一直是休耕地。割草不按对分收成的方式，而采用雇工。

管家专注地听着，显然做了努力来赞同主人的建议；但仍然带着列文非常熟悉，也总是令他气愤的那种不抱希望而沮丧的模样，这副模样在说：这一切都不错，但还要看上帝的旨意。

没有什么比这种腔调更让列文痛心了。但这是所有管家所共有的，无论他雇佣过多少个。所有人对待他的建议都是这种态度，因此他现在已经不生气了，只是痛心，感到更加激起自己与这种自发的势力作斗争，他只能称其为“看上帝的旨意”，这种势力一直在跟他对抗。

“要是我们来得及的话，康斯坦丁·德密特里奇。”管家说。

“为什么会来不及呢？”

“必须再雇十五个干活的人。可都不来。今天有人来了，一个夏天要七十个卢布。”

列文沉默了。这种力量又在对抗。他知道，无论怎样努力，他们也雇不到超过四十个人，按照现在的价钱只能雇到三十七八个；已经雇了四十个，不会再多了。但他仍然不能不斗争。

“如果他们不来，就请打发人去苏雷，去切菲罗夫卡。总得去找啊。”

“打发人我会打发的，”瓦西里·费奥多洛维奇沮丧地说，“可马匹都虚弱了。”

“那就买吧。我也知道，”他笑着补充道，“您总是这里少一点儿，那边差一点儿；今年我可不让您按自己的意思办了，一切都我自己管。”

“可是您就算这样，看来也睡得少。我们自然高兴有主人在旁边看着……”

“他们是在桦树谷那边种苜蓿吧？我过去看看。”说罢，他便骑上马车夫牵来的浅黄色小马科尔皮克。

“小溪您过不去的，康斯坦丁·德密特里奇。”马车夫喊了一句。

“那就走树林吧。”

这匹久不使役的善良小马迈着轻捷的蹄步，在水洼地上打着响鼻，摆动着缰绳，列文就这样经过院里的泥泞，出了大门走上田野。

如果说列文在牲口圈和谷仓里感到愉快，那么他在田野里就更愉快了。他颇有节奏地随着善良小马的蹄步摇晃着，穿过树林，踏上随处残留的、带有化开的足迹的、散碎而形神渐失的雪，嗅吸着雪和空气散发出的清新味道，为自己每棵树的树皮那复生的青苔和鼓出的嫩芽而高兴。当他走出树林，面前的巨大空间展开一片平坦的、嫩苗铺就的丝绒地毯，并无一片秃斑和渗水，只有凹地上留着斑斑点点融化的残雪。无论看见农民的马和马驹践踏他的苗地（他吩咐一个遇见的农民把它们赶开），还是农民伊帕特那嘲弄而愚蠢的回答——他遇到这人时问：“怎么样，伊帕特，快要播种了吧？”“得先耕地啊，康斯坦丁·德密特里奇。”伊帕特回答——都没有让他生气。他越往远走，就觉得越愉快，脑子里的农事计划一个胜过一个：所有田地都沿南北线种上柳树，这样树下就不会积雪太久；田地切分出六块厩肥田，三块备用地种植牧草，在远处尽头田地建牲口圈，挖一个池塘，为积肥方便，建造可移动的牲口栏。到那时就是三百俄亩的小麦、一百俄亩的土豆和一百五十俄亩苜蓿，没有一俄亩贫瘠的土地。

怀着这种种梦想，他小心翼翼策马沿着地界转弯，省得踩踏自己的绿苗，前去那些播种苜蓿的雇工那边。运种子的大车没在地界边上，而是在耕地里，冬小麦被车轮碾起来，被马匹践踏。两个雇工坐在地边，大概是合吸着一袋烟。泥土装在大车上，里头混合了种子，也没有弄碎，而是被压实或者冻成了硬块。见到主人，雇工瓦西里走到大车边，米什卡则开始播种。这可不太好，但列文很少跟雇工发脾气。瓦西里走过来时，列文吩咐他把马牵到地头。

“不要紧，老爷，会长好的。”瓦西里回答。

“请不要争辩了，”列文说，“吩咐什么你就做什么吧。”

“是了，老爷。”瓦西里说，拉住了马头。“说到这播种啊，康斯坦丁·德密特里奇，”他讨好地说，“真是头等的。只是太难走了！每只鞋你得拖着一普特泥巴。”

“为什么你们不把土过筛？”列文说。

“我们要捏碎的。”瓦西里回答，抓起一把种子，拿在掌心里揉搓着。

瓦西里没什么错，给他装的就是没过筛的土，但还是一样令人恼火。

他已不止一次尝试他所熟悉的办法来平息自己的恼怒，让一切看似恶劣的事情再度变成好事，列文现在又要使用这一办法了。他看米什卡迈动步子，挪动着粘在两只脚上巨大的泥块，下了马，从瓦西里那儿接过播种篮子，便去播种。

“你播到哪儿了？”

瓦西里用脚指指标记，列文便尽他所能，撒下掺了种子的泥土。行走困难，就像走在沼泽里，列文走完一垄就冒汗了，他停下来，交回篮子。

“哦，老爷，夏天可别因为这一垄地骂我啊。”瓦西里说。

“为什么呢？”列文愉快地说，感觉自己使用的方法发生了效力。

“到了夏天您再看看吧，康斯坦丁·德密特里奇，不一样的。您瞧一瞧，我去年春天播的种，就像栽种的一样！因为我呀，就像给亲爹一样卖力气。我自己不喜欢不好好做事，也不许别人那样。对主人好，我们也好。只要一瞧那边，”瓦西里指着田野说，“心里头真是高兴。”

“是个好春天，瓦西里。”

“是啊，这样的春天，老人们都不记得有过。我回了趟老家，我们老头子也种了三奥斯明尼克[87]的小麦。还说呢，跟黑麦都没法区别。”

“你们早就播种小麦了？”

“还是您前年教我们种的呢；您还送了我两俄斗种子。卖掉了四分之一，其余都播下去了。”

“哦，留心着点儿，要把泥块捏碎，”列文说，走到马匹那边，“看着点儿米什卡。要是长得好，一俄亩给你五十戈比。”

“十分感谢您。就算这样，您让我们已经很满足了。”

列文上马，朝去年种苜蓿的那块田里走去，还有那块已经犁过、准备种春小麦的地。

残茬上出苗的苜蓿很是奇妙。新苗全都活了，从去年的小麦残秆中挺实地泛着绿色。马匹陷到球节处，每每从半化冻的土地拔出腿来，便发出噗嗤噗嗤的响声，犁过的地里全然无法通行：只有结着冰壳的地方承受得住，在化冻的犁沟，已经没过马腿的球节处。翻耕很是出色，两天后就可以耙松播种了。一切都那么美好，一切都令人愉快。列文返回时走过小溪，希望水已经退了。果然，他涉水而过，惊起两只鸭子。“应该也有丘鹬了。”他想，在朝家那边转弯时恰好遇到守林人，证实了他有关丘鹬的推测。

列文策马小跑回家，以便赶快吃上饭，傍晚前准备好猎枪。

怀着最为愉悦的心境走近家门，列文听见房子大门口那边响起一阵铃声。

“这是从铁路那边来的，”他想，“正好是莫斯科的火车到站的时候……谁来了呢？莫不是尼古拉哥哥？他毕竟说过：有可能我会去温泉地，也有可能去你那里。”最初的一刻，想到尼古拉哥哥的到来会打乱他幸福的春日心境，他便觉得可怕和不快。但他为这种感觉而羞愧，马上就像敞开了心灵怀抱一般，以感激的兴奋之情期待并满心希望来人就是哥哥。他策马转过一棵槐树，看见一辆三套出租雪橇自火车站那边驶近，还有一位穿毛皮大衣的绅士。这人不是哥哥。“哦，但愿是个讨人喜欢的人，也好说说话。”他想。

“啊！”列文高兴地喊起来，两手向上一举，“真是一位令人高兴的客人！哎呀，真高兴见到你！”他喊道，认出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

“必须打听一下，她是否出嫁了，或者什么时候出嫁。”他想。

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春日里，他觉得回想起她却全然没有觉得痛苦。

“怎么，没想到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着，走出雪橇，鼻梁、面颊和眉毛上都粘着泥巴，但焕发着愉快和健康的神采。“来这儿看看你，是其一；”他说，拥抱并亲吻了他，“打丘鹬，是其二；卖掉叶尔古绍沃那边的林子，是其三。”

“好极了！这春天怎么样？你就这样坐雪橇来的？”

“坐马车就更糟，康斯坦丁·德密特里奇。”熟识的驿站车夫说。

“哦，我非常、非常高兴见到你。”列文真诚地露出孩童般快乐的微笑说。

列文带着客人去待客的房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东西也搬了进去：行李袋、套子里的枪、装雪茄的包囊，然后，留他独自盥洗更衣，自己暂且去了账房说说耕地和苜蓿的事。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总是很操心家庭的荣誉，在前厅遇见他，询问了一个个有关餐饭的问题。

“您想怎么做都行，只是得快一点儿。”说罢，他便去找管家。

他回来的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已经梳洗完毕，粲然微笑着走出自己的房门，他们一起上楼。

“嗯，很高兴终于到你这儿来了！现在我才明白，你在这儿实施的神秘之事由何组成。不过说真的，我羡慕你。多好的房子，这一切多美呀！多亮堂，多快乐！”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忘了并非总是春季，总是现在这样的朗朗晴日，“你的奶妈简直好极了！最好再有一个穿着围裙的漂亮女仆；不过以你的僧侣生活和严谨风格来说，这样已经很好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讲了很多趣闻，尤其让列文感兴趣的消息是，他的哥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打算在今年夏天到乡下他这里来。

有关吉蒂和整个谢尔巴茨基家的事情，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连一个字都没提；他只是转达了妻子的问候。列文感激他如此谨小慎微，很高兴他来做客。像往常那样，在他离群索居的时间里累积了大量的想法和情绪，无法与他周围的人分享，现在他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倾吐着春季里诗意的欢乐，农事上的种种挫折与计划，以及对所读书籍的思考和评论，特别是自己著述的想法，尽管他自己并未发觉，其根基在于批评以往所有关于农业的著作。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平素就为人亲善，凡事稍加暗示便可领会，而这次来访也尤为可亲，列文在他身上又发现一种新的、令他十分受用的恭敬且近似温情的特质。

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和厨子极尽努力，晚餐做得特别好，其唯一的结果是，两位饥肠辘辘的朋友一坐下来吃开胃小菜，便饱餐了面包加黄油，干熏禽肉和盐渍蘑菇，不仅如此，列文还吩咐直接上汤，等不得厨子特意要让客人惊讶一番的馅饼了。不过，尽管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吃惯了别样的晚餐，仍然觉得这一切非常出色；草酒、面包、黄油，尤其是干熏禽肉和蘑菇，还有荨麻汤、白酱汁鸡和克里米亚白葡萄酒——一切都很出色而美妙。

“好极了，好极了。”他说，吃过热菜以后抽上一支粗粗的纸烟，“我到你这儿就像从一艘喧闹颠簸的船上来到平静的海岸。那么你说，劳动者本身的因素应该予以研究，并且主导农事操作方法的选择。我是个外行，但在我看来，理论及其运用会对劳动者产生影响。”

“是的，不过等一下，我说的不是政治经济学，我说的是农业科学。它应该作为一种自然科学，观察现象，以经济学、人种学的观点观察劳动者……”

这时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端着果子酱走了进来。

“哦，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她说，吻着自己那滚圆手指的指尖，“您的干熏禽肉太好了，草酒太好了！……怎么，还不到时候吗，柯斯佳？”他补充道。

列文看了看窗外落入光秃秃林梢后面的太阳。

“到时候了，到时候了。”他说，“库兹马，套上马车！”然后朝楼下跑去。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来到楼下，自己小心地从亮漆匣上取下帆布套子，打开匣子，开始装配他那杆昂贵的新式猎枪。库兹马嗅出会有一大笔伏特加酒钱，便不离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左右，为他穿上袜子和靴子，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也情愿让他去做。

“柯斯佳，你吩咐一下，如果商人利亚比宁来的话——我嘱咐他今天来这儿——就接待一下，让他等一等。”

“你要把林子卖给利亚比宁吗？”

“是的。你认识他？”

“当然认识。我跟他还打过‘确然而无疑’的交道。”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笑了。“确然而无疑”是这个商人最喜欢说的话。

“不错，他说起话来滑稽极了。它知道主人要去哪儿呢！”他补充道，用手拍了拍拉斯卡，它狺狺叫着，绕着列文打转，又是舔他的手，又是舔他的靴子和猎枪。

他们出来的时候，轻型马车已经停在台阶前。

“我吩咐他们套了车，倒是不远，要不我们走着过去？”

“不，最好坐车去，”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一边走向轻型马车。他坐上去，用虎皮毯子裹好自己的双腿，点燃一支雪茄。“你怎么不吸烟呢！雪茄不仅仅是种乐趣，而是乐趣的冠冕和标志。这才叫生活！多好啊！我就希望这样生活！”

“可谁又妨碍你呢？”列文微笑着说。

“不，你是个幸运的人。所有你喜欢的，你这儿都有。你喜欢马——有，狗——有，打猎——有，农事——也有。”

“也许是因为，我为我所拥有的而高兴，不为我所没有的而忧伤。”列文说，想起了吉蒂。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明白他的意思，望了他一眼，但什么也没说。

列文感激奥勃隆斯基一以贯之的圆熟得体，注意到列文害怕谈起谢尔巴茨基一家，便一句话都没有说到他们；但眼下列文已很想打听如此折磨着他的事情，可他不敢开口。

“那么，你的情况如何？”列文说，想到他这边只想着自己的事情不太好。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眼睛快活地闪着光。

“你自然会认为，有了一份吃食，就不能再去爱白面包卷——按你说，这是犯罪行为；可我认为没有爱情就算不上生活。”他说，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列文的问题，“有什么办法呢，我生就如此。实在说，这样对别人也没有多大害处，可自己却有那么多的乐趣……”

“这么说，又有什么新事儿了？”列文问。

“有啊，兄弟！你瞧，有一种奥西安式的女人[88]，你在梦里见到的那种女人……这些女人在现实里也有……这些女人也真可怕。女人哪，你明白吧，是这样一种事物，不管你怎么研究，都完全是新的。”

“那就最好不要研究。”

“不。有个数学家说过，快乐不在于发现真理，而在于寻求真理。”

列文默默地听着，尽管做了种种努力，他都无法体味自己朋友的心思，无法明白朋友的感情和研究那种女人的乐趣。

猎丘鹬的地方在离溪流不远的小白杨树林里。到了林子边，列文下车带着奥勃隆斯基来到长满青苔的泥泞空地一角，那里已经化了雪。他自己返回另一边一棵双生的白桦树旁，把猎枪倚靠在下部干燥的树杈上，脱掉外衣，重新系紧腰带，试了试胳膊动作的灵活性。

一直紧跟着他们的老狗，灰白杂色的拉斯卡，小心地蹲在他的对面，竖起耳朵。太阳落入大林子后面；霞光之中，散布在白杨中的桦树清晰展露出它们悬垂的枝条，上面满是鼓胀的、即将绽开的幼芽。

从仍有积雪的密林中，隐约还可听见蜿蜒细小的溪水在潺潺流动。小小的鸟儿叽喳鸣叫，偶尔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上。

在全然静寂的间歇中，可以听见经年的树叶由于大地融化和青草的生长而发出的沙沙声。

“真了不得！都听得到，看得见青草在生长！”列文对自己说，发现嫩草旁边有一片板岩色的湿杨树叶移动着。他站在那儿，听着，低头看看长满青苔的湿土地，看看竖耳倾听的拉斯卡，又望一望面前山脚下伸展开来的那片光秃秃的林冠之海，还有披上一道道白云的暗淡下来的天空。一只鹞鹰缓缓扇动着翅膀，高高飞过远处的森林上空；又有一只也朝着相同的方向飞去，不见了。小鸟们在密林中叫得愈发响亮而忙碌。不远处的猫头鹰呜呜叫着，拉斯卡身子一抖，小心地迈了几步，侧着脑袋谛听起来。溪流那边听得见布谷鸟的叫声。它先是像平常那样咕咕两声，而后就嘶嘎嘎、急切切、乱糟糟叫了起来。

“真了不得！布谷鸟都叫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从树丛后面走出来。

“是啊，我听见了。”列文回答，不情愿地用自己听着都不舒服的声音打破了森林的寂静，“现在就快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身影又隐入树丛后面，列文只看见火柴的亮光，随后代之以烟卷那红色的炭火和一阵蓝色烟雾。

“咔嚓嚓！”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扳开了枪栓。

“那是什么在叫？”奥勃隆斯基问，列文转而注意到一阵悠长的啼声，仿佛小马驹嬉戏时尖细的嘶鸣。

“哦，这你不知道？是公兔子。别说话！听着，飞过来了！”列文几乎是喊了一声，拨动了扳机。

只听见远处一声细细的啸鸣，完全按照猎人熟悉的平常节奏，两秒之后，是第二声、第三声，而第三声啸鸣之后已经能听见那嘶哑的嚯嚯声。

列文把目光投向右边、左边，而在他面前那浑蓝色的天空里，在白杨树冠融成一片的嫩枝上方出现了一只飞鸟。它直直朝他飞过来：很近的嚯嚯声，好像均匀地撕开一块绷紧的布，恰在耳边响了起来；已经看得见鸟的长喙和脖子了，而就在列文瞄准的那一瞬间，从奥勃隆斯基站着的那片灌木丛里亮出一道红色闪电；那只鸟，像一支箭那样，落了一下，又再次向上飙飞。又是一道闪电，听见一声枪击；那只鸟扑扇着翅膀，好像竭力要留在空中，接着便不动了，悬停了一刹那便扑啦啦落在泥泞的土地上。

“难道没打中？”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喊了一声，由于烟雾他没能看清。

“在那儿！”列文说，指着拉斯卡，那狗立起一只耳朵，高高摇动着它毛茸茸的尾巴尖，慢慢迈着步子，仿佛要延长这一快感，仿佛在微笑着，把打死的鸟带给主人。“哦，我很高兴，你得手了。”列文说，同时已经感受到了妒意，因为不是他打到了这只丘鹬。

“右枪管糟糕的误差。”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回答，装好枪弹，“嘘……飞来了。”

的确，只听得一阵尖细的、一声紧随一声的啸鸣。两只丘鹬，嬉戏着彼此追逐，只是啸鸣着，并不发出嚯嚯声，一直飞到两个猎人的头顶上。传出四声枪响，接着，就像燕子一样，两只丘鹬来了个急转弯，从视野中消失了。

……

这次猎丘鹬很是可观。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又打下两只，列文也打了两只，其中一只没有找到。天渐渐黑了。明亮、银色的金星低垂西天，已在白桦树的后面焕发出它那温柔的光芒，而在高高的东方，阴暗的阿克图若斯[89]已经闪烁着它的红色之火。列文在自己的头顶捕捉到大熊星座，旋即又弄丢了。丘鹬已经不飞了：但列文决定再等一会儿，等待他能看见的低于桦树枝杈的金星升得高过那里，大熊星座的所有星星都变得明亮。金星已经高过枝杈，大熊的马车和车辕在暗蓝色的天空中全然清晰可见，但他仍在等待着。

“还不到时候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林子里已然沉寂，没有一只鸟飞动。

“我们再待一会儿。”列文说。

“听你的。”

他们现在相互隔了十五步远站着。

“斯季瓦！”突然间列文出乎意料地说，“你怎么不告诉我，你的妻妹出嫁没有或者什么时候出嫁？”

列文感到自己是那样坚定与平静，不管什么样的回答，他觉得都不会让他激动不安。但他怎么也没有料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所做的回答。

“她没想过，而且现在也不想出嫁，她病得很重，医生们让她去了国外。都担心她活不长了。”

“你说什么！”列文喊道，“病得很重？她出了什么事？她怎么……”

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拉斯卡竖着耳朵，向上望着天空，又责备地望着他们。

“可算找到谈话的机会了。”它想，“飞过来了……在那儿呢，正是。他们会错过的……”拉斯卡想。

也就在这一瞬间两人突然听到一阵尖细的啸鸣，就像鞭打在他们的耳朵上一般，两人猛地抓起他们的猎枪，随即划过两道闪电，在同一瞬间传出两声枪响。高高飞着的丘鹬瞬间折起翅膀，落入林子里，压弯了纤弱的嫩枝。

“好极了！共同的！”列文喊了一声，与拉斯卡一道跑进林子里找丘鹬。“唉，是因为什么感到不快呢？”他回想着，“哦，是吉蒂病了……怎么办呢，真让人难过。”他想。

“啊，你找着了！真聪明。”他说，从拉斯卡的口中取下暖乎乎的鸟，把它放进几乎装满了的猎物袋里。“找着了，斯季瓦！”他喊道。

回家途中，列文详细询问了关于吉蒂生病的细节以及谢尔巴茨基家的计划，虽然他羞于承认自己打听到的事情让他觉得愉快。觉得愉快是因为仍然有希望，而更让他愉快的是，痛苦折磨着她，而正是她，曾把他弄得那样痛苦。可是当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开始谈论吉蒂生病的原因，又提到弗隆斯基的名字时，列文打断了他：

“我没有任何权利知道家事细节，说实话，也没有任何兴趣。”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稍可察觉地笑了笑，捕捉到列文脸上那种转瞬间的、让他那样熟悉的变化，片刻之前列文有多么快乐，现在这张脸就有多么阴郁。

“你跟利亚比宁已经完全谈妥林子的事了？”列文问道。

“是的，谈妥了。价钱很可观，三万八千。预先付八千，余下分六年付清。这事儿我忙活很久了。再没有人给得更多了。”

“这就是说，你白白把林子送人了。”列文阴郁地说。

“可为什么说是白送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带着温厚的笑容说，知道眼下什么事情都会让列文不舒服。

“因为每俄亩林子至少值五百卢布。”列文回答。

“唉，这些乡下当家人让我说什么好！”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开玩笑地说，“听听你们这鄙视我们城里弟兄的口气！……至于做事情，我们总是做得更好些。实话说，我一切都计算过了，”他说，“林子卖得很合算，我还恐怕对方放弃了呢。毕竟不是生材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指望用生材这个词让列文觉得自己的怀疑不公正，“更适合做烧柴。而且每俄亩出不了三十沙绳，可他给我每俄亩两百卢布。”

列文轻蔑地笑了。“我知道，”他想，“这种作风不是他一个人的，所有城市居民都是如此。十年里也就来乡下一两次，捡了两三句农村用语，不管合适不合适就用起来，坚信自己已然什么都懂。生材，出三十沙绳。他嘴上说着，可自己什么都不懂。”

“我不打算教你怎么在你那个机关里写公文，”他说，“而且如果我需要，还会求教于你。可你却那么肯定，以为你了解林子的全部学问。这门学问很难。你数过树了？”

“树该怎么数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笑着说，一心想让朋友摆脱他那糟糕的心境，“尽数沙粒与众星之光，纵有大智大慧……[90]”

“是啊，利亚比宁大概算是大智大慧了。没有哪个商人不数一数就买下的，如果不是人家白白送给他，像你这样。我知道你的林子。每年我都去那儿打猎，你的林子每俄亩值五百卢布的现钱，可他却给你两百卢布的分期付款。所以说，你白送了他三万。”

“唉，别痴心妄想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怜惜地说，“为什么谁都没有出价呢？”

“因为他跟买主们都串通了，他给了补偿金。我跟他们都打过交道，了解他们。他们算不得商人，都是投机贩子。他可不做让他收益百分之十、百分之十五的交易，反而他在等着，拿二十戈比买下一个卢布的东西。”

“唉，算了吧！你心情不佳。”

“一点儿也不。”列文阴郁地说，这时他们已经到了家门口。

台阶旁边停着一辆紧箍着铁皮和牛皮的架子车，上面用宽轭索套紧一匹肥壮的马，架子车上是筋肉紧实、腰带紧束、为利亚比宁充当车夫的管家。利亚比宁本人在屋子里，在前厅迎见了两位朋友。利亚比宁是个又高又瘦的中年人，蓄着小胡子，剃光的下巴向前突出，浑浊的两眼往外鼓起。他穿着长摆蓝色外套，后背下部有一排扣子，一双高高的、脚踝处打褶、小腿上直直的靴子，外面套着一双大套鞋。他用手帕囫囵个儿擦了把脸，拢了一下原本就很贴身的外套，微笑着迎接进来的人，把手伸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仿佛想抓住什么东西。

“您已经来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递给他一只手，“好极了。”

“不敢违抗阁下的指令，虽然道路特别恶劣。我简直是一路徒步走来的，但还是按时到达了。康斯坦丁·德密特里奇，我向您问好。”他转向列文，想抓住他的手。但列文皱着眉头，假装没注意到那双手，取出丘鹬。“两位去打猎消遣了？这是什么鸟呢？”利亚比宁补充道，轻蔑地瞥了一眼那几只丘鹬，“大概，能有点儿味道吧。”他不以为然地摇摇头，看来很是怀疑为这点儿东西费事值不值得。

“想去书房吗？”列文阴郁地皱着眉头，用法语跟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去书房吧，你们可以在那儿商谈。”

“完全可以，去哪儿都行，阁下。”利亚比宁带着轻蔑的自尊说道，似乎希望让人觉得，对别人来说，如何且与何人打交道或许颇为烦难，但对他来说从来都没有任何烦难之事。

走进书房时，利亚比宁习惯地环顾四周，似乎在寻找圣像，但是，找到之后，却没有为自己划十字。他扫了一眼橱柜和书架，以对待丘鹬的怀疑态度，轻蔑地微笑着，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无论如何也不认为值得为这点儿东西费事。

“那么，钱带来了吗？”奥勃隆斯基问道，“请坐。”

“我们不吝惜钱。我是来见见面，谈一谈的。”

“还有什么要谈的？您坐下吧。”

“可以啊。”利亚比宁说，坐了下来，用自己最难受的姿势以肘部撑着椅背，“一定得让让价，公爵。太不好了。钱都确定备齐了，一个戈比也不差。从不会因为钱耽误事情。”

列文正要把猎枪放进橱柜，走出门去，但当他听见商人的话，停住了脚步。

“您是白白拿走了林子，”他说，“他来我这儿已经晚了，要不我会定个价钱的。”

利亚比宁站起身，默默微笑着从下往上看看列文。

“康斯坦丁·德密特里奇是很小气的。”他笑着说，转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确定是买不成他的东西。我买过小麦，给了好价钱。”

“为什么我该白白送给您？我又不是在地上捡的，也不是偷来的。”

“瞧您说的，如今这时节偷窃无疑是不可能的。如今这时节一切确定要靠公开诉讼，现今一切都是高尚的，而不能去偷窃。我们凭名誉说话。林子要得太贵了，合不上这个价。请求哪怕再让一点儿。”

“你们到底谈妥了没有？如果谈妥了，就没什么可讨价还价的了。但是如果没谈妥的话，”列文说，“我买这片林子。”

笑容突然从利亚比宁的脸上消失了，凶恶、贪婪和僵硬的表情定在上面。他很快用瘦骨嶙峋的手指解开外套，露出散着衣襟的衬衫、背心的铜纽扣和一条表链，很快掏出一个鼓鼓的旧钱包。

“请收下吧，林子是我的。”他开口道，很快在胸前划了个十字，伸出手来，“拿着这些钱，林子是我的了。利亚比宁就是这么做买卖的，从不计较小钱。”他补充道，皱着眉头挥了挥钱包。

“如果我处在你的位置，就不着急。”列文说。

“算了吧，”奥勃隆斯基惊讶地说，“毕竟我已经答应了。”

列文走出房间，“砰”的一声关上门。利亚比宁朝门那边看了一眼，微笑着摇摇头。

“都是因为年轻，确定不过是孩子气而已。我买下来，请相信我的名誉，也就是，单单为了荣耀，是利亚比宁，而不是别人从奥勃隆斯基手里买下了树林。还要上帝赏赐才能合上账。相信上帝吧。劳您写个契据……”

一个钟头后，商人仔细拢好自己的长袍，扣上外套的锁钩，口袋里揣着契约，坐上他那紧箍了外皮的架子车回家。

“唉，这些老爷啊！”他对管家说，“都是一样的东西。”

“正是如此。”管家回答，把缰绳递给他，扣紧了皮围裙，“要恭喜这笔买卖吧，米哈伊尔·伊格纳季奇？”

“噢，噢……”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鼓鼓的口袋里装着商人预先三个月付给他的钞票，走上楼去。林子的事结束了，钱已经在口袋里，猎丘鹬也很可观，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处在最为愉悦的心境中，因而特别想要驱散占据了列文的恶劣情绪，他想在晚餐时惬意地结束这一天，正如它开始时那样。

的确，列文心情不佳，尽管他希望温存而殷勤地对待这位讨人喜爱的客人，但却无法抑制自己。吉蒂没有结婚这一消息带来的醉意渐渐在他身上扩散开来。

吉蒂没有结婚，病倒了，因为爱上一个轻视她的人而生病。这种屈辱似乎落到了他的头上。弗隆斯基轻视她，而她又轻视了他——列文。如此说来，弗隆斯基就有权轻视列文，因而是他的敌人。但这一切列文并没有想到。他模糊地感觉到这里头有种侮辱他的东西，他现在不是为了惹他不快的事情生气，而是对眼前的一切挑剔找茬。林子卖得愚蠢，奥勃隆斯基落入的骗局是在自己家里完成的，这激怒了他。

“那么，完事了？”在楼上遇见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时，他说，“想吃饭吗？”

“好啊，我不拒绝。我在乡下这么有食欲，真神了！你怎么没留利亚比宁吃饭？”

“啊，见他的鬼去吧！”

“不过你怎么那样对待他！”奥勃隆斯基说，“你连手都不给他握一下。为什么不跟他握手呢？”

“因为，我不给仆役握手，仆役也强他百倍。”

“你啊，可真是个反动分子！不是说阶层融合吗？”奥勃隆斯基说。

“谁喜欢融合——请便，可我觉得讨厌。”

“你啊，依我看，无疑是个反动分子。”

“对，我从来没想过我是谁。我——康斯坦丁·列文，仅此而已。”

“是个心情很不好的康斯坦丁·列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笑着说。

“是的，我心情不好，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对不起，因为你这桩愚蠢的买卖……”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善地皱起眉头，就像一个无辜被欺侮和败兴的人那样。

“唉，算了吧！”他说，“什么时候不是这样，有人要是卖了什么东西，卖完以后马上就有人跟他说‘这东西值更多钱呢’。可卖的时候，谁都不买……不，我看，你是对这个倒霉的利亚比宁心存芥蒂。”

“也许是吧。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又要说我是反动分子，或者别的什么可怕的字眼了；不过眼见贵族阶层在各方面出现的这种贫困化，我还是感到既懊恼又难过，这个阶层是我所归属的，而且，不管什么阶层融合，我非常高兴我这种归属。而贫困化不是因为奢侈——这倒没什么；过老爷般的日子——这本来就是贵族阶层的事情，只有贵族才会。现今我们周围的农民都在置买田地——这我不觉得难过。老爷什么也不干，农民们工作，淘汰无所事事的人。就应该这样。我很为农民高兴。但我感到难过的是，看到这种贫困化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是无知。这边一位波兰租户以一半的价钱，从一位住在尼斯的贵妇手里买下一块绝佳的田产。那边以每俄亩一卢布的价钱，把价值十卢布的土地租给商人。你又毫无缘由地白给了这个骗子三万。”

“那怎么办？每棵树都数一数吗？”

“必须数。你是没数，但利亚比宁数过了。利亚比宁的孩子们有了过活和受教育的资财，而你的呢，恐怕是没有了！”

“哦，对不起，但这种数法有点儿小气啊。我们有我们的职业，他们有他们的，而他们需要赚钱。哦，再说，交易已经做下，也就结束了。嫩黄蛋送上来了，这是我最喜欢的煎蛋了。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又给我们这奇妙的草酒……”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桌边坐下，开始跟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开玩笑，让她相信这种午餐和晚餐他很久都没有吃过了。

“您好歹还会称赞一番，”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可康斯坦丁·德密特里奇呢，不管给他上什么，哪怕是硬面包皮，他也是吃完就走。”

无论列文怎样竭力克制自己，他还是阴郁而沉默。他需要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提一个问题，但他无法拿定主意，既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也没有机会，不知如何以及何时做这件事。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下楼去了自己房间，脱掉衣服，又洗了洗脸，穿上有皱褶的夜用衬衣躺下了；而列文却待在他的房间里磨蹭着，谈论各种琐事，就是拿不出勇气问他想问的事情。

“肥皂这东西做得多让人惊奇啊。”他说，看了看一块香皂，打开它，那是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为客人准备的。但是奥勃隆斯基没有用。“你看，这简直是件艺术品。”

“是啊，现在什么都是方方面面趋于完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湿乎乎怡然自得地打着哈欠，“比如剧院，还有各种娱乐……啊——啊——啊！”他打了个哈欠，“电光无处不在……啊——啊！”

“是啊，电光，”列文说，“是的。哦，可弗隆斯基现在在哪儿？”他突然问道，放下肥皂。

“弗隆斯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停止哈欠，“他在彼得堡。你走以后他很快就离开了，此后就一次也没去过莫斯科。你知道吗，柯斯佳，我跟你说实话吧。”他继续说道，胳膊肘撑着桌子，把他漂亮红润的脸托在手上，脸上如同星辰一般，闪耀着油光光、善良而睡意惺忪的眼睛，“也怪你自己。你被对手吓坏了。而我，当时就跟你说过——我不知道，哪一方更有机会。可你为什么不拼一拼呢？我那时候就跟你说过……”他打着哈欠，只动了动下巴，没有张口。

“他知不知道我求过婚？”列文看着他，心想，“是的，他有着某种狡猾的、交际上的圆熟手腕。”他感到自己脸红了，便默默地直视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眼睛。

“如果她那一方当时有过什么的话，也是为外表所吸引，”奥勃隆斯基接着说，“你知道，这种纯粹的贵族气派和未来在社交界的地位不是对她，而是对母亲起了作用。”

列文皱起眉头。那种他已然经历过的被拒绝的侮辱，却仿佛是新的、刚刚遭受的创伤灼烧着他的心。他在家里，而家中的四壁会有帮助。

“等一等，等一等，”他开口道，打断了奥勃隆斯基，“你说，贵族气派。那就让我问问你，弗隆斯基或者随便什么人的贵族气派，这种可以轻视我的贵族气派，是由什么构成的？你认为弗隆斯基是个贵族，但我不认为。这个人，其父亲靠奸诈伎俩白手起家；母亲呢，上帝知道跟谁没发生过关系……不，对不起，但我认为我自己以及与我类似的人才是贵族，这些人的家族从前能够指出正直的三四代人，处于最高的教育水平（至于天赋和智力——那是另一回事），而且从不在任何人面前卑躬屈膝，从来没对任何人有所需求，就像我父亲、我祖父那样生活。我也认识很多这样的人。我数林子里的树，好像让你觉得低劣，而你送给利亚比宁三万；但是你收租子及其他我不知道的什么，但我不收。所以我看重祖传和劳动换来的东西……我们是贵族，而不是那些人，靠这世界上权势人物的施舍生存，用二十个戈比就能收买。”

“你在说谁呢？我同意你的看法。”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真诚而愉快地说，尽管他觉得，列文也把他归入用二十个戈比就能收买的那些人里。他真心喜欢列文这样活跃。“你说谁呢？虽然你说的有关弗隆斯基的话很多都不对，但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要直接跟你说，如果我处在你的位置，就跟我一道回莫斯科……”

“不，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不过我怎么都一样。我告诉你吧——我求了婚，被拒绝了，卡捷琳娜·阿列克桑德洛夫娜现在对我来说只是沉重的、可耻的回忆。”

“为什么？真是胡诌！”

“不过我们不要说了。原谅我，如果我对你无礼的话。”列文说。现在，一切都说了出来，他又是早晨时的那副样子了。“你不生我的气吧，斯季瓦？请不要生气。”他说，微笑着，握起他的手。

“没有，一点儿都没有，没有理由嘛。我很高兴我们彼此说明白了。知道吗，早晨猎丘鹬一般也很不错。去不去？这样我也睡不着，不如打完丘鹬直接去车站。”

“那好极了。”

尽管弗隆斯基整个内在生活充溢着他的激情，他的外在生活并无变化，而且不可抑制地沿着旧有的、早已习惯的上流社会和团内关系与利益的轨道行进。团的利益在弗隆斯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他爱团，更因为他在团里深受喜爱。团里的人不仅喜爱弗隆斯基，还十分尊重他，为他而骄傲。骄傲之处是，这个人，非常富有，拥有很好的教育和能力，又有朝向种种成就和功名与虚荣的通达之路，却藐视这一切，全部的生活利益中他最关心的是团和同事们的利益。弗隆斯基意识到同事们对自己的这种看法，此外，他喜爱这种生活，觉得自己有责任维持人们对自己已然固定的看法。

自然而然，他没有对任何同事说起自己的爱情，没有在最纵情的狂饮中说漏（不过，他从来没有喝醉到丧失自控的地步），也堵住了头脑简单、试图向他暗示他这种关系的那些同事的嘴巴。但是，尽管他的恋爱全城皆知——人们或多或少猜中了他与卡列尼娜的关系——大多数年轻人羡慕他的，恰恰是他恋爱中最困难的一点——卡列宁所居高位，以及因为这一关系在社交界引发的关注。

大多数嫉妒安娜的年轻女人，早已厌倦了她被称作正派女人，很高兴她们推测到了，只等着公众舆论确然无疑地出现转变，以便将自己全部蔑视的重压倾倒在她身上。她们已经备好泥巴石块，时机一到，就朝她扔过去。大多数老年人和地位较高的人士对这场筹备之中的社会丑闻感到不满。

弗隆斯基的母亲，得知他的恋爱关系后，起初很高兴——因为，照她的理解，没有任何事情能像上流社会的恋爱关系那样，能为一位杰出的年轻人增添最后的修饰；也因为，她是那样喜欢卡列尼娜，那样多地谈了她自己的儿子，以弗隆斯卡娅伯爵夫人的观念，安娜仍然与所有美丽又正派的女人一样。但是最近她得知，她的儿子拒绝了一个对他的事业很重要的职位，仅仅为了留在团里，以便能够见到卡列尼娜；她得知，一些上层人物为此对他不满，她也就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让她不喜欢的还有，就她对这层关系得知的全部情况来说，这并不是她会赞成的那种堂皇优雅的上层社会恋爱关系，而是维特[91]式的、无所顾忌的激情，正像人家对她说的那样，会将他拖入蠢事。她自从他突然离开莫斯科后就没有见过他，通过长子要求他来见她。

当哥哥的也对小弟感到不满。他不去弄清那是怎样一种爱情，伟大还是渺小，充满激情还是毫无激情，堕落的还是不堕落的（他自己，已经有了孩子，又养着一个舞女，因而宽容待之）；但他知道，这种爱情不为那些本该喜欢的人所喜欢，因此不赞成弟弟的行为。

除了军职和社交，弗隆斯基还有一件事情——骑马，对此他是个全心投入的爱好者。

今年已经定好举办一场军官障碍赛马会。弗隆斯基报名参加，买了一匹纯种的英国母马，而且尽管在恋爱着，他仍满腔热情，虽说稍有克制地专心于即将开始的赛马会……

两种激情互不干扰。相反，他需要独立于爱情的职业和爱好，让他借以振作精神，从过于令他激动的感受中得到休息。

在美丽村[92]的赛马会那天，弗隆斯基早于平日来到团公共食堂大厅吃牛排。他没有很严格约束自己，因为他的体重刚好是合乎规定的四普特半；不过也不应该变胖，故此他避免吃面食和甜品。他坐在那里，解开扣子的常礼服下面是件白色的背心，双肘撑在桌子上，等着订好的牛排，他望着放在碟子里的一本法国小说，他望着书，只是为了不去跟进进出出的军官们谈话，想自己的事。

他想的是安娜曾答应今天在比赛之后见面。但他已经三天没有见她，而且，由于她丈夫从国外回来，他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见面，也不知道如何去打听。他最后一次跟她见面是在贝特茜堂姐的乡下别墅里，卡列宁家的别墅他则尽量少去。现在他想去那里，仔细思考着该怎么做的问题。

“当然，我就说，是贝特茜派我来问她去不去看赛马。当然了，我这就去。”他暗自做了决定，从书上抬起头来。而且，清晰地想象自己见到她的那份快乐，脸上焕发出光彩。

“派人去我家，让他们尽快备好三驾马车。”他对为他用热银盘端上牛排的仆人说，然后把盘子挪到近前，吃了起来。

相邻的台球室传来撞球和说笑声。大门口出现了两名军官：一个是小年轻，长着瘦弱、清秀的脸，最近刚从贵族子弟军官学校加入到他们团里；另一个是胖乎乎的老军官，手上戴着一只镯子，长了一双肥嘟嘟的小眼睛。

弗隆斯基看了他们一眼，皱了皱眉头，就像没注意到他们似的，斜着眼睛看书，开始边吃边读。

“怎么？加固体力好去工作吗？”胖乎乎的军官说道，在他旁边坐下。

“你看见了。”弗隆斯基皱着眉头回答，擦了擦嘴，并不去看他。

“你就不怕发胖？”这人又说，为那个年轻军官移了一把椅子。

“什么？”弗隆斯基生气地说，做了个嫌恶的表情，露出他那排整齐的牙齿。

“你就不怕发胖？”

“跑堂的，来杯雪利酒！”弗隆斯基说，没做回答，把那本书挪到另一边，接着读下去。

胖乎乎的军官拿起酒单，转向年轻军官。

“你自己挑我们喝什么酒吧。”他说，递过酒单，看着他。

“莱茵葡萄酒就好。”年轻军官说，怯生生地斜着眼瞥了瞥弗隆斯基，竭力用手指去捋刚刚长出的短髭。见弗隆斯基没有转身，年轻的军官站了起来。

“我们去台球室吧。”他说。

胖乎乎的军官顺从地站起来，他们朝门口走去。

这时，高大而端庄的骑兵大尉亚施文走进房间，轻蔑地朝两位军官点点头，然后走向弗隆斯基。

“啊！他在这儿！”他喊了一声，自己一只大手结结实实拍在弗隆斯基的肩章上。弗隆斯基生气地回头看了一眼，脸上立刻焕发出他那特有的安然而坚定的宽厚表情。

“真聪明，阿廖沙，”骑兵大尉用洪亮的男中音说，“现在是该吃一点儿，喝上一小杯。”

“可也不想吃。”

“真是难舍难分。”亚施文补充说，讥讽地看着这时走出房间的那两个军官。他在弗隆斯基身边坐下，将紧身马裤里那双以椅子的高度来说过长的大腿和小腿弯成尖角。“昨天你怎么没去克拉斯宁斯基剧院？努梅洛娃还很不错呢。你去哪儿了？”

“我在特维尔斯基家坐久了。”弗隆斯基回答。

“哦！”亚施文应道。

亚施文，赌徒，纵酒者，这人不但不讲任何章法，倒是很有些不道德的章法——亚施文是弗隆斯基在团里最好的朋友。弗隆斯基喜欢他，既因为他那异乎寻常的体力，这一点主要表现在诸如能海量狂饮，不睡觉也还是那样。又因为他那巨大的精神力量，在与上级长官和同事们的关系上，引得人们对他的畏惧和尊重。也在赌博上，他一赌就是好几万，不管喝下多少酒，始终是那样灵敏而果断，被认为是英国俱乐部的一流赌徒。弗隆斯基尊重和喜欢他，尤其是因为他觉得亚施文喜爱他不是因为他的名分和财富，而是因为他这个人。所有的人当中弗隆斯基只愿意跟他谈论自己的爱情。他觉得，只有亚施文一个人，尽管他看似鄙视一切感情——只他一个，在弗隆斯基看来，能够理解现在充满自己整个生命的那种强烈激情。除此之外，他确信亚施文想必不会从流言蜚语和丑闻中寻找乐趣，能正当理解这种感情，也就是了解并相信这场恋爱不是玩笑，不是消遣，而是某种更严肃更重要的事情。

弗隆斯基没有跟他谈过自己的爱情，但明白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会正当理解，也很高兴在他眼中看出这一点。

“哦，是啊！”他说，指的是弗隆斯基在特维尔斯基家这件事，一边闪烁着他那双黑眼睛，捋着左侧的胡子，开始照他的坏习惯把它往嘴里捻。

“嗯，可昨天你干什么了？赢了吗？”弗隆斯基问道。

“八千。不过有三千不好的，恐怕不会给。”

“哦，这样你就能在我身上输掉了。”弗隆斯基笑着说。（亚施文在弗隆斯基身上押了大赌注。）

“我绝对不会输的。”

“只是马霍金有点儿危险。”

话题便转到今天这场赛马会的预期上，现在弗隆斯基只能想着这件事。

“走吧，我吃完了。”弗隆斯基说，便站起身，朝门口走去。亚施文也站了起来，伸展开他的巨腿和长背。

“我吃饭还早，但必须喝点儿。我马上就来。喂，上酒！”他用自己那因喊口令而出名的、震得玻璃发颤的低沉嗓音喊了一声。“不，不用了。”马上他又喊道，“你回家，那我也跟你一起去。”

他同弗隆斯基一起走了。

弗隆斯基住在一幢宽敞整洁、隔成两部分的芬兰式木屋里。彼得里茨基在营地也跟他住在一起。弗隆斯基和亚施文走进木屋的时候，彼得里茨基正在睡觉。

“起床吧，别再睡了。”亚施文说，走到隔墙后面，推了推鼻子埋入枕头、头发乱蓬蓬的彼得里茨基的肩膀。

彼得里茨基猛地一起身跪在床上，四下看了看。

“你哥哥来过，”他对弗隆斯基说，“把我给吵醒了，真该死，说他还会再来。”他又拉过毯子，一头扑倒在枕头上。“放开，亚施文。”他说，对拉拽他毯子的亚施文生气了。“放开！”他转过身，睁开眼睛，“你最好说说要喝点什么；嘴里头那讨厌的滋味简直……”

“伏特加是最好的。”亚施文用低沉的声音说，“捷列先科！给老爷拿伏特加和黄瓜来。”他喊道，看来很爱听自己的声音。

“伏特加吗，你觉得？啊？”彼得里茨基问，皱着脸，揉了揉眼睛，“那你喝吗？一起吧，喝个痛快！弗隆斯基，你喝吗？”彼得里茨基说，起了床，胳膊下面用虎皮毯子裹住。

他走向隔墙门口，举起两手，用法语唱了起来：“从前有个国王在图——勒——国[93]。弗隆斯基，你喝吗？”

“滚开。”弗隆斯基说，穿上仆人递过来的礼服。

“这是去哪儿？”亚施文问他，“三驾马车来了。”看见驶来的马车，他又补充道。

“去马厩，我还得找布梁斯基谈谈马的事情。”弗隆斯基说。

弗隆斯基的确答应过要去布梁斯基那里，离彼得霍夫十俄里远，把买马匹的钱带去；他希望也来得及去那儿一趟。不过同事们马上就明白他不光是去那儿。

彼得里茨基继续唱着，眨了眨眼睛，一努嘴唇，仿佛在说，我们知道这是怎样一个布梁斯基。

“留心别迟到！”亚施文只说了一句，随后，为了换个话题又说，“我那匹褐身黑鬃马怎么样，还好使唤吧？”他问道，望着窗外，说起他卖出的那匹辕马。

“等一下！”彼得里茨基朝已经出门的弗隆斯基喊了一声，“你哥哥留了一封信和一张便函给你。等一等，在哪儿呢？”

弗隆斯基停下了。

“噢，它们在哪儿呢？”

“它们在哪儿？这是个问题！”彼得里茨基郑重其事地说，把食指抵着鼻尖向上一滑。

“快点儿说啊，这样很蠢！”弗隆斯基笑着说。

“我也没生过壁炉，就在这儿的什么地方。”

“唉，别胡扯了！信到底在哪儿？”

“说真的，的确忘了。要不就是我在梦里见过？等等，等等！生什么气啊！要是你像我昨天那样，每人喝了四小瓶，你也会忘了你在哪儿躺着。等一下，我这就能想起来！”

彼得里茨基走到隔墙后面，躺倒在自己的床上。

“等等！我这么躺着，他就这么站着。对——对——对——对……就在这儿呢！”彼得里茨基从床垫下面掏出信来，他把它藏在那儿了。

弗隆斯基接过他哥哥的信和便函。这正是他所预料的——母亲的信带着责备，因为他没有去她那儿，而哥哥的便函上说必须谈谈。弗隆斯基知道这一切都是关于那件事的。“跟他们有何干系！”弗隆斯基想，把信件一揉，将它们塞进自己礼服的纽扣之间，以便在路上仔细读一读。在木屋的门厅他遇见两个军官：一个是他们团的，另一个是其他团的。

弗隆斯基的住处一直是所有军官常来的地方。

“去哪儿？”

“有必要去一趟彼得霍夫。”

“马从皇村过来了吗？”

“过来了，但我还没看到。”

“听说马霍金那匹‘角斗士’瘸了。”

“胡说！不过你们怎么能在这烂泥里赛马呢？”另一个说。

“我的救星来了！”彼得里茨基见到来人，喊了一声，一名勤务兵用托盘端着伏特加和黄瓜站在他面前，“是亚施文嘱咐喝酒，能提提神。”

“唉，您昨天把我们害苦了，”其中一个说，“一整夜都不让人睡觉。”

“不，我们结束得多好啊！”彼得里茨基述说起来，“沃尔科夫爬上了屋顶，说他觉得忧伤。我就说：来音乐，葬礼进行曲！他就这样伴着葬礼进行曲在屋顶睡着了。”

“那么，要喝吗？”他说，举起酒杯，皱着眉头。

“喝吧，一定要喝伏特加，然后喝点儿塞尔兹矿泉水，多加柠檬，”亚施文说，他站在彼得里茨基旁边，就像一位迫使孩子服药的母亲，“然后再来上一点儿香槟——那么一小瓶吧。”

“这才明智。等一下，弗隆斯基，我们喝一杯。”

“不了，再见，先生们，今天我不喝酒。”

“怎么，你会增加体重吗？好吧，我们单独喝。拿塞尔兹矿泉水和柠檬来。”

“弗隆斯基！”有人喊了一声，此时他已经进了门厅。

“什么？”

“你最好剪剪头发，否则头发很沉，尤其在秃顶那儿。”

弗隆斯基的确过早开始了谢顶。他愉快地笑了起来，露出自己整齐的牙齿，拉拉帽子遮住秃顶，出门坐进马车里。

“去马厩！”他说，掏出信函来，想要读一读，但随后改变了主意，省得在看马匹之前分了心。“过后再读吧……”

临时的马厩——一个木板棚子，就搭建在赛马场的边上，他的马应该昨天就送到那儿了。他还没见到它。最近这几天他没有亲自骑马训练过，只是委托给了驯马师，因而现在全然不知他的马来的时候以及现在是何种状态。刚一走下马车，他的饲马员（马夫），被称作“马童”的，从老远就认出了他的马车，把驯马师叫了出来。瘦削的英国人穿着高筒皮靴和短上衣，只在下颏上留了一绺胡须，迈着骑师那种笨拙的步子，撇着两肘摇晃着身子迎上前来。

“弗鲁—弗鲁怎么样？”弗隆斯基用英语问道。

“All right,Sir[94],——很好，先生。”英国人用喉咙里什么地方发出的声音说，“您最好别进去。”他又补充道，抬了抬帽子，“我给戴上了笼嘴，马有点儿躁。最好别进去，这样会惊着马。”

“不行，我得进去，我想看一眼。”

“那我们去吧。”还是那样没张嘴巴，英国人皱着眉头说道，而后，摆动着两肘，迈着他那晃晃悠悠的步子走在前面。

他们走进板棚前面的小院子。值班的，穿着整洁上装，打扮漂亮、英姿勃勃的马童，手里拿着一把扫帚，迎接进来的人，走在他们身后。板棚里按围栏站立着五匹马，弗隆斯基知道，他的主要对手，马霍金那匹栗色的两俄尺五俄寸的“角斗士”今天应该送到，站在这里。相比自己的马，弗隆斯基更想看到他未曾见过的角斗士；但弗隆斯基知道，按照骑马爱好者的礼仪规矩，不仅不可以看见它，就连探问到它都是不体面的。正当他在过道上走着，马童打开了左侧第二个围栏的门，弗隆斯基便看见那栗色的高头大马和白色的蹄子。他知道，这就是角斗士，但他怀着一个人扭过头不看别人展开信件的那种心情，转身朝弗鲁—弗鲁的围栏走去。

“这儿的马是马——克……马克……我总是说不出来这个名字。”英国人回过头来说，用他那指甲肮脏的大拇指指着角斗士的围栏。

“马霍金吗？是的，这是我一位过硬的对手。”弗隆斯基说。

“要是您来骑它，”英国人说，“我就在您身上下注。”

“弗鲁—弗鲁焦躁些，那一匹更强壮。”弗隆斯基说，听见夸赞他的骑术便微笑起来。

“障碍赛上一切取决于骑马和‘普拉克’。”英国人说。

普拉克（pluck），即精力与勇气，弗隆斯基不仅觉得自己已经足够，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坚信世界上任何人都不会比他拥有更多这种“普拉克”。

“可您确实认为，没必要再做练习了？”

“没必要，”英国人说，“请不要大声说话。马会激动。”他补充说，朝锁住的围栏点了点头，他们站在它的前面，听得见马蹄在干草上踏动的声响。

他打开门，弗隆斯基走进由一个小窗射入微弱光线的围栏。围栏里，一匹暗栗色的马戴着笼嘴站在那儿，用蹄子翻弄着新鲜的干草。环视着昏暗中的围栏，弗隆斯基不禁再次以概括性的眼光打量自己爱马的整个体态。弗鲁—弗鲁是匹中等体高的马，论体态并非无可挑剔。它全身骨骼细小；虽然它的胸骨很是前凸，胸部却很窄。臀部有点儿下垂，两条前腿，尤其是后腿上，有着明显的内翻。后腿和前腿上的肌肉都不特别粗大；但马的肚带处却异常宽阔，由于它的保持和瘦而健壮的腹部，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从前面看，它膝盖以下的腿骨并不比手指粗，但从侧面看却非常宽。它的身体，除了肋骨以外，整个好像从侧面挤压并向纵深延展开去。但它身上处于最高水准的是它那令人忘记所有缺陷的品质，这品质便是血统，按照英国人的说法，能够说明一切。肌肉清晰地从延展于纤薄、活动、平滑如缎子的皮肤内的脉管网络下面凸显出来，似乎如骨骼一般坚硬。它那长着外凸、闪亮、快活的眼睛的干瘦的头，在鼻子那里扩展成一对豁然大张的鼻孔，里面是充血的内膜。在整个外形，特别是在它的头部有一种确然的精力充沛，同时又温顺的神态。它是那样一类动物，似乎它们不说话仅仅是因为嘴部的构造无法容许而已。

至少弗隆斯基觉得，它明白他现在看着它的时候，心里感觉到的一切。

弗隆斯基一走近它，它便深深吸了一口气，斜着它鼓凸的眼睛，以至于眼白都充了血，从对面望向进来的人，摇摆着笼嘴，有弹性地轮番踏着双蹄。

“喏，您看见了，它激动起来了。”英国人说。

“哦，亲爱的！哦！”弗隆斯基说，靠到马的近前劝慰着它。

可是他靠得越近，它就越激动。他刚一接近它的头，它就突然安静下来，它的肌肉在薄而柔顺的毛皮下面颤抖着。弗隆斯基摸了摸它结实的脖子，理好尖尖颈背上一绺倒向另一侧的鬣毛，把脸凑近它那拉伸开的、薄如蝙蝠翅翼的鼻孔。它从紧张的鼻孔响亮地吸入又喷出气来，打了个哆嗦，伏下一只尖尖的耳朵，将坚实的黑唇伸向弗隆斯基，仿佛想要抓住他的袖子。但想起了笼嘴，它甩了甩，又重新倒换着它纤细的双腿。

“安静，亲爱的，安静！”他说，又用手摸着它的臀部，高兴地意识到马匹处于最好的状态，便走出了围栏。

马匹的兴奋感染了弗隆斯基；他觉得血液涌入心脏，他也像那匹马一样，想要活动、啃咬；感到既害怕又快活。

“好吧，我就指望您了。”他对英国人说，“六点半到场。”

“全无问题，”英国人说，“可您要去哪儿啊，阁下？”他问，意外地用了my-Lord[95]这一称呼，几乎是他从来没有用过的。

弗隆斯基惊讶地抬起头看了一眼，他知道怎样去看，不看眼睛，而是看着英国人的额头，惊异他竟如此大胆提问。不过当他明白，英国人这样提问，是没有把他看作主人，而是看作骑手，便回答：

“我要去布梁斯基那里，一个钟头后回家。”

“今天都问过我多少次这个问题了！”他对自己说，脸红起来，这在他是很少见的。英国人仔细看着他。就好像他知道弗隆斯基要去哪里一样，又补充道：

“骑乘之前首先要保持冷静，”他说，“不要情绪不佳，也不要为任何事情心烦。”

“好的[96]。”弗隆斯基微笑着回答，然后跳上马车，吩咐去彼得霍夫。

他刚刚坐车走出几步，从早晨便预示着一场大雨的乌云聚拢过来，暴雨倾泻如注。

“糟糕！”弗隆斯基想，升起车篷，“本来就泥泞，现在要完全变成沼泽了。”独自一人坐在封闭的车厢中，他拿出母亲的信和哥哥的便函读了一遍。

是的，说的全是同一件事。每个人，他的母亲，他的哥哥，每个人都以为必须干预他的恋爱。这种干预激起他的愤恨——这是一种他少有体验的感觉。“关他们什么事呢？为什么每个人都认为有义务关照我？他们为什么缠着我不放？是因为，他们发现，这是他们所无法理解的那种事情。如果这是一种寻常而庸俗的上流社交关系，他们也就不会烦扰我了。他们感到这件事有所不同，不是游戏，这个女人对我来说比生命还要宝贵。这正是无法理解的，因此他们感到恼火。不管我们的命运怎样，将来如何，既然由我们一手造成，我们就不会抱怨。”他说，用我们这个词将自己与安娜联系起来，“不，他们想要教我们如何生活。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幸福；他们不知道，如果没有这份爱情，对我们来说就谈不上幸福还是不幸福——而是没有了生活。”他想。

他对所有人的干涉生气，正因为他从心里觉得他们——所有这些人，都是对的。他认为，将他与安娜联系在一起的爱情不是一时的迷恋，像上流社会的关系那样，说过去就过去了，除却愉快或者不愉快的回忆之外，不会在彼此的生活中留下其他痕迹。他感受到自己和她的处境的全部痛楚，以及全部的难处——在他们置身的上流社会，以众所瞩目的显眼地位而隐藏他们的爱情，说谎和欺骗；当维系起他们的激情那样强烈，让他们两人除了自己的爱情之外忘却其他一切的时候，又去说谎、欺骗、耍滑并一直想着其他人。

他真切地回忆起时常重复发生的必须说谎和欺骗的情形，一切是那样违背他的本性；尤为真切地记起他不止一次注意到她为必须欺骗和说谎而感到羞耻。他也经历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是随着与安娜有了关系后有时在自己身上发现的。这是对某种东西的厌恶感：是对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对自己，还是对整个上流社会呢——他可不太知道。但他总是把这种奇怪的感觉从自己心里赶走。现在，他抖擞精神，按自己的思路继续下去。

“是的，她之前并不幸福，但高傲而平静；可现在她不可能平静又有尊严，尽管她并没表现出这一点。是的，这件事必须结束。”他暗自下了决心。

在他的头脑中第一次出现一个清晰的念头，必须终止这种谎言，越快越好。“她跟我要抛弃一切，去什么地方隐藏起来，只拥有自己的爱情。”他对自己说。

大雨没有持续多久，当弗隆斯基驾着辕马一路小跑，牵拉松脱了缰绳在泥泞中疾奔的两匹辕外副马到达时，太阳重又露了出来。别墅的屋顶，主街两侧花园中的老椴树都湿漉漉地闪着光，雨水欣快地滴下树枝，在屋顶上流淌。他已不再去想这场大雨会如何毁坏赛马场，现在他很高兴，多亏这场雨，想必会赶上她在家，又是一个人，因为他知道，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不久前自温泉返回，并没有从彼得堡来这里。

心里希望碰见她独自在家，弗隆斯基像往常那样，为了少让人注意到自己，马车没有驶过小桥便下了车，徒步前行。他没有从街上走向门廊，而是进了院子。

“老爷来了吗？”他问园丁。

“没有，太太在家。您还是走门廊吧；那边有人，会把门打开的。”园丁回答。

“不，我从花园穿过去。”

确认了她独自一人，希望给她一个出其不意，因为他没有许诺今天要来，她大概不会想到他在赛马之前会来。他走过去，握住军刀，小心翼翼沿着花草围成的沙石小径一步步走向正对着花园的露台。弗隆斯基此时已然忘记一路上想着的自己处境的艰难困苦。他想的只有一样，现在就要见到她了，不只是想象中，而是活生生的、整个的、实际存在的她。他已经踏上倾斜的露台台阶，整只脚着地以免弄出声响，这时才突然想到他总是忘记的事情，那是他与她的关系中最令人痛苦的一面——她的儿子，以及那怀疑的、在弗隆斯基看来是敌意的目光。

这男孩比其他所有人更为频繁地妨碍他们之间的关系。只要他在，无论弗隆斯基还是安娜，不仅不容自己说任何他们不能当着所有人说起的话，而且甚至不容自己以暗示说男孩听不懂的话。对此他们并没有商量过，但这自然而然就确定下来了。他们会觉得欺骗这个孩子对自己本身是一种侮辱。当着他的面他们像熟人那样交谈。但是，尽管如此谨慎，弗隆斯基还是常常看见那孩子投向他的专注而疑惑的眼神，以及这男孩对待自己的那种奇怪的羞怯，动摇不定，一会儿亲近，一会儿冷淡而又腼腆。好像这孩子觉得，这个男人跟他的母亲之间有一种重要的关系，其中的含义他无法弄明白。

的确，男孩感觉到，他无法明白这种关系，努力却还是无法弄清自己该对这个人抱有什么感情。以一个孩子对感情表露上的敏感，他清楚地看见，父亲、家庭教师、保姆……所有人不仅不喜欢，还带着厌恶和惧怕看待弗隆斯基，虽然什么也没有说过他，而母亲则像对最好的朋友那样看待他。

“这是什么意思？他是什么人？应该怎么爱他呢？如果我不明白，就是我的错，要么我笨，要么就是个坏男孩。”孩子心想；因此便有了他那审视的、疑问般的、多多少少不友好的表情，以及羞怯、动摇不定，这些是那样让弗隆斯基拘束。这孩子在场总是一贯地在弗隆斯基心里引起那种奇怪而无缘无故的厌恶之感，这是最近他才体会到的。孩子在场在弗隆斯基和安娜心里引起的感觉，类似航海者从罗盘上看出他快速行驶的方向远离了正当航线，但停止行驶又是他力所不及，每一分钟都让他更加偏离应有的方向，而让自己承认偏差——这就等于承认灭亡。

这个用自己天真的目光看待生活的孩子便是罗盘，向他们展示着他们多大程度上偏离了原本知道，却又不愿知道的一切。

这一次谢廖沙没在家，她独自一人坐在露台上，等待出去溜达赶上下雨的儿子回家。她派了一个家仆和女仆去找他，自己坐下等着。她穿了件绣花宽边的白色衣裳，坐在露台角落的花丛后面，没有听见他来。垂着乌黑鬈发的头，她的前额贴着立在栏杆上的冰凉的喷壶，用那漂亮的双手，戴着让他那样熟悉的戒指，扶着喷壶。她整个的身形，头、颈、双手的美，每一次都似某种意外，深深打动弗隆斯基。他停了一下，倾慕地望着她。他刚想迈步接近她，她便感觉到了他的接近，推开喷壶，将她那发热的脸转向他。

“怎么了？您不舒服吗？”他朝她走去，用法语说道。他想跑到她身边；但是，想到可能有旁人，回头看了看露台的门，脸也红了，就像他每次感到应该担心并回头四顾时都会脸红那样。

“不，我很好。”她说，站起身来紧握着他伸出的手，“我没想到……你会来。”

“我的上帝！多么冰凉的手啊！”他说。

“你吓着我了，”她说，“我一个人在等谢廖沙，他出去溜达了，他们会从这边回来。”

但是，尽管她极力保持冷静，她的嘴唇颤抖着。

“请原谅我到这儿来，但如果不见到您，我这一天就无法度过。”他继续用法语说，他总是这样说，避免俄语中对他们来说过于冷淡的“您”和危险的“你”。

“有什么要原谅呢？我很高兴！”

“但您不舒服，或者有伤心事。”他继续说，没有放开她的手，向她俯下身去，“您在想什么？”

“只想着一件事。”她微笑着说。

她说的是实情。无论什么时候去问她，她在想什么，她都会明白无误地回答：只想着一件事，自己的幸福和自己的不幸。现在，当他找见她时，她想的恰恰就是：为什么对别人来说，比如贝特茜（她知道她与图什凯维奇保持着隐蔽于社交界的关系），一切是那样容易，而对她却如此痛苦呢？出于种种考虑，如今念及此事尤其让她痛苦。她问他赛马的事。他回答了她，见她焦虑不安，便想要让她分心，开始用最为平常的语气跟她讲起筹备赛马的细枝末节。

“说还是不说？”她想，看着他平静而温存的双眼，“他是那么快乐，那样一心忙于自己的赛马，一定不会恰当地理解这件事，不会理解这一事件对我们的全部意义。”

“但您还没有说，我进来的时候您在想什么。”他中断了自己的叙述，说道，“请告诉我吧！”

她没有回答，微微低下头，皱着眉头询问般地用长睫毛下那双闪亮的眼睛望着他。她的手，正摆弄着一片摘下的叶子，颤抖起来。他看在眼里，脸上露出那种恭顺，那种很是取悦她的、奴隶一般的忠诚。

“我看得出发生了什么事情。既然知道您有着我不能分担的痛苦，难道我还会有片刻的安宁？告诉我吧，看在上帝的份上！”他恳求般重复道。

“是的，如果他不明白这事的全部意义，我就不会原谅他。最好不要说，何必要试验呢？”她想，仍然望着他，感到她拿着叶子的手愈发抖动起来。

“看在上帝的份上！”他说，拉起她的手。

“要说吗？”

“是啊，是啊，是啊……”

“我怀孕了。”她轻声而缓慢地说。

叶子在她的手里颤抖得更厉害了，但她并没有把眼睛从他身上移开，要看看他如何接受这件事。他脸色苍白，想说些什么，但停住了，放开了她的手，低下头去。“是的，他明白这一事件的全部意义。”她想，感激地握起他的手。

但她错了，以为他也像她，一个女人那样明白这个消息的意义。听到这个消息，他以十倍的力量感觉到这种占据了他的、奇怪的、对某个人的极端厌恶感的猝然爆发；但与此同时他也明白，他所希望的那场危机，现在到来了，不能再对那位丈夫隐瞒了，不管怎样必须尽快挣脱这种不自然的状态。但是，除此之外，她的激动不安从身体上传达给他。他用温柔、顺从的目光望着她，吻了吻她的手，站起身来，默默在露台上来回走着。

“是的，”他坚定地说，走到她身边，“无论是我，还是您都没有把我们的关系看作儿戏，现在我们的命运已定。必须结束。”他说，环顾四周，“我们生活其中的那种谎言。”

“结束？怎么结束啊，阿列克谢？”她轻声说。

她现在平静了下来，脸上也闪现出柔和的微笑。

“离开丈夫，让我们的生活结合在一起。”

“已经结合在一起了。”她的回答几乎听不见。

“是的，但要完全，完全结合。”

“可怎么做呢，阿列克谢，教给我，怎么做？”她说，忧郁地讥嘲着自己毫无出路的处境，“这种处境难道会有什么出路吗？难道我不是自己丈夫的妻子吗？”

“任何处境都是有出路的。需要作出决定。”他说，“总比你现在所生活的处境要好。我看得出你为这一切而受苦，有社交界，有儿子，又有丈夫。”

“唉，只是没有为丈夫，”她坦然地笑了笑说，“我不知道，我也没去想他。没有他。”

“你说的不是真心话。我了解你。你也为他痛苦。”

“可他也不知道。”她说，突然间一抹明亮的红晕出现在她脸上；她的两颊、额头、脖子都涨红了，羞耻的眼泪涌上双眼。“算了，我们不要再说他了。”

弗隆斯基已经几次尝试引导她讨论自己的处境，虽然不像现在那么坚决，但每次都会遇到那种表面而轻率的结论，如同她现在回应他的挑战那样。好像这里面有某种她不能或者不愿意弄清楚的东西，就好像，一旦她开始说起这件事，真正的安娜，便躲到了她内心的什么地方，出现了另一个奇怪的、让他感到陌生的女人，这个他不爱，并且害怕的女人开始反击他。但今天他决定把一切都说出来。

“他知道与否，”弗隆斯基以他一贯坚定而平静的声音说，“他知道与否，都跟我们无关。我们不能……您不能就这样下去，尤其是现在。”

“该怎么办呢，依您的意思？”她还是那样略带嘲讽地问。她，曾是那样担心，生怕他轻看了她怀孕这件事，现在又感到懊恼，因为他从这件事推断出必须采取某种措施。

“向他说明一切，然后离开他。”

“很好；假如我这样做的话，”她说，“您知道，这会有什么结果？我可以事先都讲给您。”恶意的光芒在片刻前还是温柔的双眼中燃烧。“‘啊，您爱上了别人，与他发生了犯罪的关系？（她，模仿着丈夫的样子，完全像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那样，着重强调犯罪这个词。）我预先提醒过您这在宗教上、民事和家庭关系中的后果。您不听我的。现在，我不能辱没我的名誉……’”她还想说“‘和儿子的名誉’”，但她不能拿儿子开玩笑……“‘辱没我的名誉，’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她补充道，“总而言之他会摆出他那副治国的做派，既清晰又准确地告诉我，他不能放过我，而是要采用取决于他的各种措施来制止丑闻。他也会平静、认真地做他说的事情。就会是这样的。这不是一个人，而是机器，生气的时候还是凶恶的机器。”她补充说，就此回想起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和他的身体和说话方式的种种细节，以及他的性格，只要能在他身上找到不好的东西就全都归罪于他，丝毫不为她对他所犯下的那可怕的罪过而原谅他。

“但是，安娜，”弗隆斯基用具有说服力的、柔和的声音说，想让她平静下来，“还是必须告诉他，然后再依着他采取的措施而动。”

“怎么，逃走吗？”

“为什么不能逃走呢？我看不到有什么必要继续下去。这也不是为自己——我看得出您在受苦。”

“是啊，逃走，这样我就做了您的情妇？”她恶狠狠地说。

“安娜！”他既责备又温和地说。

“是啊，”她继续说，“做你的情妇，毁灭一切……”

她又想要说，还有儿子，但她无法吐出这个字眼。

弗隆斯基无法理解，她有着那样强大而正直的品格，怎么又能忍受这种欺骗的处境，不愿意从中摆脱出去；但他并没有意识到，其主要原因就是儿子这个她无法说出口的字眼。当她想到她的儿子和他将来对抛弃他父亲的母亲的态度，她便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害怕，让她无法思考，而是像一个女人那样，只是竭力用虚假的推断和话语安慰自己，以为一切还是老样子，就可以忘掉儿子将来会怎样这个可怕的问题。

“我请你，我恳求你，”突然间她用完全不同的、真诚而温柔的语调说，抓起他的手，“永远不要跟我说起这件事情！”

“但是，安娜……”

“永远不要。就由着我吧。自己处境的所有的卑污、所有的恐怖之处我是知道的；但这不像你想的那样容易解决。所以就由着我吧，听我说。永远不要跟我说起这件事。你答应我吗？……不，不，答应吧！……”

“我一切都答应，但是我不能安下心来，尤其是在你说过之后。你不能安心的时候，我也就不能安心……”

“我？”她重复道，“是的，我有时会痛苦；但这会过去的，如果你永远不再跟我说起这件事。当你跟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只有那时才让我痛苦。”

“我不明白。”他说。

“我知道，”她打断他，“以你正直的品格去撒谎是多么艰难，我也怜惜你。我常常想，你怎么能为了我而毁了自己的生活。”

“我刚才也这样想，”他说，“你怎么能为了我牺牲掉一切呢？你不幸福，这让我无法原谅自己。”

“我不幸福吗？”她说，靠近他，带着心醉神迷一般的爱的微笑望着他，“我——就像一个饥饿的人得到了吃的。也许他觉得冷，他的衣裳是破的，也觉得可耻，但他并非不幸福。我不幸福吗？不，这就是我的幸福……”

她听见归家的儿子说话的声音，便很快朝露台扫了一眼，遽然站起身来。她的目光燃起了他所熟悉的火焰，她动作敏捷地抬起她那漂亮、裹着一只只戒指的双手，捧起他的头，看了他好一会儿。接着，把自己的脸凑过去，张开微笑着的双唇，很快吻了吻他的嘴和两只眼睛便推开他。她想要走，但他拦住了她。

“什么时候？”他小声说道，痴迷地望着她。

“今天，一点钟。”她低声说，重重地叹了口气，便迈着她轻盈而快捷的脚步朝儿子走去。

谢廖沙在大花园里遇上下雨，便和保姆在凉亭里坐了一会儿。

“好吧，再见，”她对弗隆斯基说，“现在马上就要去赛马会了。贝特茜答应来接我。”

弗隆斯基看了看他的表，急匆匆走了。

弗隆斯基在卡列宁家的露台上看表的时候，他是那样惶然不安，只想着自己的心事，看了表盘上的指针，却没能弄清是几点钟。他上了大路，小心地踏着泥泞朝他的马车走去。内心充满对安娜的感情，以至于没去想现在是几点钟，他还有没有时间去布梁斯基那里。就像常有的那样，他脑子里只剩下表面的记忆力，指示着什么事情之后应该做什么。他走近坐在车架子上、在浓密椴树已然偏斜的阴影中打盹儿的马车夫，欣赏着像色彩绚烂的柱子一般盘旋在汗湿的马匹上方的蝇虫；随后，叫醒车夫，跳上马车，吩咐前往布梁斯基家。车走出七俄里，他才缓过神来，看了看表，明白时间已是五点半钟，他已经耽误了。

这一天有好几场赛马：骑兵赛马，然后是军官两俄里赛马，四俄里赛马，以及他所参加的赛马。自己的赛马他还来得及，但要是去布梁斯基家，他就只能刚好赶上，那时候宫廷里的人都已到场。这样就不好了。可是他已经答应布梁斯基要去他那儿，便决定继续前行，指示车夫不必吝惜三套马车。

到达布梁斯基家，在那里待了五分钟便向回飞奔。这一路疾行让他平静下来。与安娜关系中的全部重压，他们谈话后留下的全部的不确定，全都从他的头脑里逃逸出去；现在他欣悦而又激动地想着赛马会，想着他仍然赶得上，而对今夜约会的快乐抱有的期待间或像一道亮光在脑海闪过。

愈发接近赛马会的气氛，超越一辆辆从别墅和从彼得堡前往赛马会的轻便马车，即将到来的赛马会的感觉就愈发包围住他。

他的住所里谁都没在：所有人都去赛马会了，他的仆人在门口候着。在他穿衣服的时候，仆人告诉他第二场赛马已经开始，许多先生找过他，马厩那边的马童也跑过来两次。

不急不忙穿好衣服（他从不急急忙忙，不失去自我控制），弗隆斯基吩咐驾车去板棚。从板棚那里他已经能看见围绕着赛马场的轻便马车、行人和士兵的海洋，还有人群沸腾的凉亭。看来第二场赛马正在进行，因为他走进板棚的时候，听到了铃声。来到马厩，遇见马霍金的那匹白蹄子栗色的角斗士，披着橙色蓝边的马衣，两只镶了蓝色边饰的耳朵显得巨大，被牵着去赛马场。

“寇尔德在哪儿？”他问饲马员。

“马厩里，在备鞍子。”

在打开的围栏里，弗鲁—弗鲁已经上了鞍子。他们正要把它牵出去。

“我没有来迟吧？”

“很好！很好！一切正常，一切正常，”英国人说，“您不必着急。”

弗隆斯基再次看了看浑身抖动着的马匹那优美、可爱的身形，勉强离开这难得的场面，走出板棚。他在最利于不引起任何人注意的时刻来到凉亭那边。两俄里的赛马就要结束了，所有的眼睛都专注于前面的近卫重骑兵军官和其后的近卫骠骑兵军官，他们在以最后的力气策马冲向终点杆。人们从赛场的中间和外面朝终点杆挤去。一群近卫重骑兵队的士兵和军官高声欢呼着，表达对己方军官和同事即将获胜的喜悦。弗隆斯基几乎是在赛马结束的铃声响起之时悄悄走到人群中间，那位高大的、溅了一身泥浆的近卫重骑兵最先到达，伏在鞍子上，开始松开他那灰色的，因汗水而色泽变暗且沉重喘息着的牡马的缰绳。

牡马使劲儿蹬着蹄子，收住自己庞大身躯的快速运动，而那位近卫重骑兵军官，好似从沉沉睡梦中惊醒的人，四下环顾，勉强地笑了笑。一群自己人和旁人包围住他。

弗隆斯基有意避开那一群出类拔萃的上流人士，他们在凉亭前持重而自如地走动、交谈着。他看出卡列尼娜、贝特茜，以及他哥哥的妻子都在那边，故意没有靠上前去，以免分心。但是遇见的熟人不停地叫住他，告诉他前几场赛马的细节，还问他为什么迟到了。

就在赛马者们被召到凉亭领取奖品，大家都去注意那里的时候，弗隆斯基的哥哥阿列克桑德，一位戴着饰边肩章的上校，身材不高，跟阿列克谢一样结实，但更漂亮也更红润，鼻子通红，还有一张醉了酒的、开朗的面孔，朝他走过来。

“你收到我的便函了吗？”他说，“永远都找不到你。”

阿列克桑德·弗隆斯基尽管过着放荡的，尤其是让他出了名的醉酒的生活，却完全是宫廷里的人物。

现在，跟弟弟在谈一件对他来说相当不愉快的事情，他知道很多人的眼睛都在看着他们，便做出一副笑脸，好像他在跟弟弟说着什么无关紧要的笑话。

“我收到了，我真不明白你在操什么心。”阿列克谢说。

“我操心的是，刚才我了解到你不在，而且星期一有人在彼得霍夫见到你了。”

“有些事情，只有与其直接相关的人可以讨论，而你那么操心的事情——是那种……”

“是的，可那就不从事公职，不……”

“我求你不要干涉，仅此而已。”

阿列克谢·弗隆斯基愁眉不展的面孔变得苍白，他那突出的下颌抽搐着，这在他是很少有的。他，一个心地十分善良的人，很少生气，但当他生起气来，下巴颤抖的时候，那么，正如阿列克桑德·弗隆斯基所知，他就很危险了。阿列克桑德·弗隆斯基快活地笑了。

“我只是想转交妈妈的信。答复她吧，出发前不要不高兴。Bonne chance[97]。”他补充道，微笑着离开了他。

但之后又一个友好的问候拦住了弗隆斯基。

“不想与朋友相认啊！你好，mon cher[98]！”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在这里，在彼得堡这一片华光之中，他也不逊于在莫斯科那样，闪耀着他的红润脸色和梳理得亮闪闪的腮须，“我是昨天到的，非常高兴能亲眼见你获得胜利。我们什么时候见面？”

“明天来军官会社吧。”弗隆斯基说，抱歉地握了握他的大衣袖子，便去了赛马场中间，参加大型障碍赛马的马匹已经牵到那里。

满身汗水、赛后精疲力竭的马匹被饲马员牵了回去，新来参加当前比赛的马一匹跟着一匹出现了，精神抖擞，大多是英国马，戴着风帽，腹部勒紧，恰似一只只奇怪的大鸟。从右边牵来了瘦而强健的美女弗鲁—弗鲁，就好像在弹簧上一样，踏着它那相当长的、富于弹性的骹骨。不远处，垂着一双大耳朵的角斗士被解下了马衣。这牡马高大、优美，十分标致的身材和绝佳的臀部，以及紧挨着蹄子上方的极短的骹骨，不由得吸引了弗隆斯基的注意。他想朝自己的马那边走，却又被一个熟人拦住。

“啊，卡列宁在那儿！”他与之交谈过的这位熟人说，“在找他妻子呢，可她在亭子里。您没见到她吗？”

“没有，我没见到。”弗隆斯基回答，甚至没往别人指给他的那个卡列尼娜所在的凉亭看上一眼，便朝自己的马走去。

弗隆斯基还没来得及看看马鞍，本来应该就此作出吩咐的，骑手们就被召唤到凉亭抽取号码和出发点了。十七名军官一脸庄重、严肃，不少人面色苍白，来到凉亭抽号码。弗隆斯基拿到第七号。只听见一声：“上马！”

感觉到他与其他骑手一起成了全部目光所指向的中心，弗隆斯基处于紧张的状态，这种状态下通常他都会动作缓慢而平静，朝着自己的马走去。寇尔德为赛马盛事穿上了自己的节日服装：扣紧纽扣的黑色常礼服，紧绷绷贴着他两颊的衣领，以及黑色的圆礼帽和长靴子。他一如既往地平静而自傲，站在马前亲手牵住它的两根缰绳。弗鲁—弗鲁仍在颤抖着，就像得了热病一般。它那火力十足的眼睛乜斜着走上前来的弗隆斯基。弗隆斯基将一根手指插入肚带下面。马斜视得更厉害了，龇了龇牙，伏下一只耳朵。英国人皱起嘴唇，想要露出微笑，笑那些检查他备的鞍子的人。

“请上马吧，就不会太心急了。”

弗隆斯基最后环视了一眼自己的对手们。他知道，奔跑的时候他就看不见他们了。两个已经跑向前面应该出发的地点。加里钦，一个最危险的对手，也是弗隆斯基的朋友，正绕着不让他骑乘的枣红牡马转圈子。穿细腿马裤的小个子近卫骠骑兵飞奔而去，像只猫那样弯着身子坐在马的臀部，一心想仿效英国人。库佐夫列夫公爵面色苍白，坐在他那匹来自格拉鲍夫斯基养马场的纯种牝马上，一个英国人牵着它的缰绳。弗隆斯基和他的所有同事都了解库佐夫列夫和他所特有的“脆弱”神经与极大的虚荣心。他们知道他什么都害怕，害怕骑战马；但现在，正是因为这很可怕，因为有人折断了脖子，因为每个障碍旁边都有医生，有一辆上面缝着十字的军医院的大车和一位女护士，他才决定参赛。他们的目光相遇了，弗隆斯基亲切、赞许地朝他眨眨眼睛。只有一个人他没有看见，他的主要竞争对手、骑角斗士的马霍金。

“别着急，”寇尔德对弗隆斯基说，“只要记住一点，在障碍前不要阻止也不要催促，由着它想怎样就怎样。”

“好的，好的。”弗隆斯基说着，接过缰绳。

“如果可能的话，您就领跑；但是如果您落在后面也不要失望，直到最后一分钟。”

马还没来得及动一下，弗隆斯基便以灵活而有力的动作踏上了带锯齿的钢马镫，轻松而坚定地让自己结实的身体坐在吱吱作响的皮革马鞍上。他右脚踏着马镫，以习惯的手势在指间理好双股缰绳，寇尔德便松了手。就好像弄不清应该先迈哪一只脚，弗鲁—弗鲁用长长的脖子牵动缰绳，动了起来，就像踩在弹簧上一样，摇晃着坐在自己柔韧脊背上的骑手。寇尔德加快步子，跟在他身后。兴奋不安的马一会儿从这边，一会儿从另一边拉着缰绳，想要欺骗骑手，弗隆斯基徒劳地用声音和手竭力让它平静下来。

他们已经接近了筑起堤坝的河边，朝向他们开赛的地点行进。很多骑手赶在前面，很多落在了后头，这时弗隆斯基突然听见身后泥泞路上马匹疾驰的声音，马霍金骑着他那匹白蹄、垂耳的角斗士赶上了他。马霍金笑了笑，露出大长牙，但弗隆斯基愤怒地看了他一眼。弗隆斯基根本就不喜欢他，现在又认为他是最危险的对手，让人气恼的是，他骑着马从旁边飞驰而过，惊扰了自己的马。弗鲁—弗鲁抬起左腿就要疾跑，跳跃了两下，对拉紧的缰绳很生气，换成颠簸的快步，上下抛掷着骑手。寇尔德也皱起眉头，几乎是跟着弗隆斯基慢跑。

参加赛马的军官一共十七人。赛马要在凉亭前面长度四俄里的椭圆形大跑场上举行。在这个跑场上设置了九道障碍：一条河，一道又大又密实，正好设在凉亭前面的两俄尺高的栅栏，一条旱沟，一条水沟，一个斜坡，一道爱尔兰土堤（这是最难跨越的障碍之一），是用土堆起来的，上面插满干树枝，在它后面不为马所见的地方，还有一条沟，因此马必须跳过两道障碍，否则就会摔得很重；接着又是两条水沟，一条旱沟——比赛终点在亭子对面。不过比赛不是从跑场开始，而是在它侧面一百沙绳外的地方，在这段距离上设置了第一个障碍——一条筑起堤坝的三俄尺宽的小河，骑手们自行决定是跨越还是涉水而过。

骑手们已经排列三次，但每次都有某个人的马越位出来，他们必须重新站好。行家发令员谢斯特林上校已经开始发脾气了，直到最后，第四次喊了一声：“开跑！”骑手们便出动了。

所有目光，所有望远镜，还在他们排列的时候就转向这群五颜六色的骑手们。

“出发了！在跑呢！”期待的静默之后，这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

人群和单个的行人开始从一处跑到另一处，以便看得更清楚。在最初的一刻聚成一团的骑手便拉开了距离，看得见他们三三两两、一个接着一个靠近小河。在观众看来，好像他们全都在一起疾驰；但对骑手来说，几秒之差都对他们意义重大。

兴奋不安且过于神经质的弗鲁—弗鲁错过了最初的时机，几匹马在它之前冲了出去，但是，还未跑到小河那里时，弗隆斯基尽全力控制着牵紧缰绳的马，轻易超过了三个，在他前方只剩下马霍金那栗色的角斗士，就在弗隆斯基的前面均匀而轻松地摆动着臀部，还有跑在所有人前面的美丽的狄安娜，载着不死不活的库佐夫列夫。

在最初的一刻弗隆斯基无论自己还是马都没有控制住。到达第一个障碍——那条河之前，他都没能引导马的动作。

角斗士和狄安娜几乎在同一时刻到达河边，嗖嗖飞越去，到达对岸；弗鲁—弗鲁也随着它们，不觉间飞也似的一跃而起，但就在弗隆斯基觉得自己腾空的一瞬，他突然看见，几乎就在他的马蹄下面，库佐夫列夫跟他的狄安娜在河的对岸挣扎（库佐夫列夫在跳跃后放开了缰绳，马带着他一起来了个倒栽葱）。这些详情还是弗隆斯基后来得知的，可现在他只看到他的脚下，弗鲁—弗鲁就要落脚的地方，可能正好踩到狄安娜的脚或者头部。但弗鲁—弗鲁就像一只落下的猫，跳跃时腿和背部一使劲儿，避开了那匹马，继续飞奔。

“哦，我亲爱的！”弗隆斯基心想。

过河以后弗隆斯基完全掌控了马，开始约制它，打算在马霍金后面越过大栅栏，继而在下面没有障碍的二百沙绳的距离上试图超过他。

大栅栏就立在皇家的亭子前面。皇帝、整个宫廷，还有一大群人——全都看着他们——看着他和超过他一个马身距离的马霍金，此时他们接近了鬼（如此称呼密实的栅栏）。弗隆斯基感觉到四面八方投向他的目光，但他一无所见，只看见自己马的耳朵和脖子、迎面奔向他的地面，以及角斗士的臀部和在他前面快速敲击着节拍、总是拉开同样距离的白蹄子。角斗士腾空而起，什么也没有碰到，短尾巴一甩，便从弗隆斯基的眼前消失了。

“好啊！”有人说了一声。

就在这一瞬间，在弗隆斯基眼前，就在他的正前方，闪现出栅栏板来。那马并无转换动作便在他身下腾空而起，栏板消失了，只听见他身后什么东西敲击了一声。被前面的角斗士惹急了，马在栅栏前跳得过早，一只后蹄子敲在上面。不过它的步伐并没有改变，而弗隆斯基，脸上溅了一块泥巴，意识到他与角斗士之间又隔着相同的距离了。他再次看见他面前那马的臀部、短尾巴，又看见那几只并不远去、快速运动的白蹄子。

就在同一瞬间，在弗隆斯基想到现在必须超过马霍金时，弗鲁—弗鲁就已明白他想的是什么，不需任何鼓励便大大加快了速度，开始从最为有利的一边，也就是绳索的一边接近马霍金。马霍金不让开绳索这边。弗隆斯基刚想要可以绕到外侧，弗鲁—弗鲁就已经改变步伐，就这样绕开了。弗鲁—弗鲁因流汗已变得发暗的肩部与角斗士的臀部平齐了。它们并排跑了几步。但就在他们接近的障碍前面，弗隆斯基为了不走大圈子，开始操控缰绳，就在斜坡上快速超过了马霍金。他匆匆看了一眼马霍金那溅了泥巴的脸，甚至觉得后者微笑了一下。弗隆斯基超过了马霍金，但马上就感到他紧跟着自己，不断听到背后角斗士那平稳的蹄声和不连贯的，依然精力充沛的鼻息声。

接下来的两个障碍——沟和栅栏，被轻松越过了。但弗隆斯基听见角斗士的鼻息和蹄声更近了。他一催马，高兴地发觉它轻松地加快了步伐，角斗士的蹄声听上去又隔着先前那样的距离。

弗隆斯基在领跑了——这正是他要做的，也是寇尔德向他建议的，现在他对胜利充满信心。他的激动和兴奋以及对弗鲁—弗鲁的温存愈发强烈。他很想回头看看，却又不敢这样做，便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不去催马，让它身上存蓄力量，等同于他所感觉到的角斗士所剩下的体力。还剩下一个，也是最困难的障碍；如果他赶在所有人前面越过它，他就会第一个到达。他朝爱尔兰土堤驰骋而去。他跟弗鲁—弗鲁从远处就看见了这道土堤，而他们两个，他和马，也在同时有了瞬间的迟疑。他在马的耳朵上看出犹豫不决，扬起了鞭子，但立即感到这种犹豫是没有根据的，马知道要做什么。它加快速度，像他设想的那样有节奏地一跃而起，蹬离地面，任由惯性的力量将它远远带到沟的对面；依着原有的节奏，按照同一种步伐，弗鲁—弗鲁毫不费力地继续奔驰。

“好啊，弗隆斯基！”他听到一伙人在向他呼喊——他知道，这是团里的同事和朋友们——他们就站在这道障碍旁边；他不会听不出亚施文的声音，但没有看见他。

“哦，我亲爱的！”他想着弗鲁—弗鲁，留心听着身后发生的事情，“它跳过来了！”听见后面角斗士的蹄声，他想道。还剩下最后一道两俄尺宽的小水沟，弗隆斯基没去看它，一心想着遥遥领先到达，便开始划着圈操控缰绳，让马头随着奔跑的节拍起起落落。他感觉到马在用着最后的存蓄力量；不仅它的脖子和肩头是湿的，就连肩隆、头部、尖耳朵上都流出滴滴汗水，它的呼吸也又急又短。但他知道，这份存蓄应付剩下的两百沙绳尚有富余。只是因为他感觉到自己更加贴近地面，以及凭着特别柔韧的动作，弗隆斯基意识到他的马是怎样大大加快了速度。它仿佛浑然不觉地飞过小水沟。它飞了过去，就像一只鸟；但就在这个时候，弗隆斯基惊恐地感觉到没能跟上马的动作，他，连自己都不明白怎么回事，在身子落坐到马鞍上时，做了一个可恶的、不可饶恕的动作。突然间他的姿势发生了变化，继而他意识到发生了某种可怕的事情。还没有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栗色牡马的白蹄子就已在近前一闪，马霍金从旁边急速奔驰过去。弗隆斯基一只脚触到地面，他的马也朝这只脚倾斜下来。他刚刚来得及抽出脚，马就侧身倒了下去，发出重重的呼哧声，接着，它用那细细的、满是汗水的脖子做着徒劳的努力，想要站起来，在他脚边的地上战栗着，像一只被射伤的鸟。弗隆斯基一个笨拙的动作折断了它的脊梁。但这是他过后很久才明白的。现在他只看见马霍金快速远去，而他，身子摇晃着，独自一人站在泥泞而静止的土地上，在他面前，躺着重重喘息的弗鲁—弗鲁，把头偏向他，那美丽的眸子看着他。弗隆斯基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用缰绳拉着马。它再次像一条鱼似的，浑身扭动着，弄得马鞍翼侧沙沙作响，腾出两只前腿，但无力抬起臀部，立刻摇晃起来，再次侧着倒下去。弗隆斯基的脸让冲动之情扭曲得不成样子，他面色苍白，下颚颤抖着，用鞋跟踢着它的肚子，又去拉缰绳。但它没有动，把鼻子往土里插着，只是用它那会说话的眼神看着主人。

“哎呀！”弗隆斯基含混地呻吟一声，抱住脑袋，“哎呀！我做了什么！”他喊道，“赛马也输了！都是自己的错，可耻的、不可饶恕的错误！这可怜的、心爱的马也毁了！哎呀！我做了什么啊！”

一群人，有医生和护理人员，还有团里的军官都朝他这边跑来。让他懊恼的是，他感觉到自己毫发无损。马折断了脊梁，只得决定射杀它了。弗隆斯基无法回答问题，无法跟任何人说话。他转过身来，也没去捡起从头上掉下来的制帽，便离开了赛马场，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里。他感到自己很不幸。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最为痛苦的不幸，那种无法挽回的、错在自己的不幸。

亚施文拿着制帽追上他，陪着他回到家，半个钟头后弗隆斯基恢复过来。但这次赛马的回忆长久地留在了心里，成为他一生最为沉重而痛苦的回忆。

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和他妻子表面上的关系和以前一样。唯一不同的是，他比以前更忙了。与往年一样，他在开春时去了国外温泉地调养自己因逐年繁重的冬季操劳而失调的健康，也和往常一样，七月份一回来，马上便以有所增强的精力着手自己的日常工作。像往常一样，他的妻子搬到别墅去住，而他则留在彼得堡。

自从特维尔斯卡娅公爵夫人的晚会后那次谈话以来，他从未跟安娜说起过自己的怀疑与嫉妒，他通常模仿某个人的那种腔调用在他与妻子目前的关系上再合适不过了。他对妻子更冷淡了些，好像只是因为第一次夜间谈话而对她抱有稍许不满，因为她回避了他。他对待她的态度有一丝气恼，但仅此而已。“你都不想对我解释一下，”他似乎在心里对她说，“这就对你更没好处。现在你得求我，但我是不会解释的。这就对你更没好处。”他在心里说，就像一个徒劳地想去扑灭大火的人，恼火自己白费了一番力气，便说：“活该！就这么烧个干净吧！”

他，这个在公务上聪明而细致的人，不理解以这种态度对待妻子是完全丧失理智的。他不理解这一点，因为理解自己的真正处境对他来说过于可怕了，他把自己心中那个装着对家庭，也就是对妻子和儿子感情的抽屉关闭起来，上锁并加了封条。他，这位细心周到的父亲，自从这一年冬季结束时就对儿子特别冷淡，对他抱着如同对待妻子那样取笑的态度。“啊！年轻人！”他这样对儿子说话。

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认为，也说过，任何一年他都未曾有过今年这样繁多的公务；但他没有意识到，是他为自己设想出今年这些事务的，这是不去打开那个抽屉的一种手段，那里面存放着对妻子和家庭感情以及对他们的思量，而它们在那里存放的时间越长就变得越可怕。如果有某个人有权问起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对妻子的行为有何想法，温顺、平和的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就什么都不会回答，会对问起这件事的人十分生气。正因如此，当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被问及妻子的健康时，他脸上的表情就会显得有些高傲和严肃。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完全不愿去想妻子的行为和感情，实际上他也完全没有想过这些。

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的常住别墅在彼得霍夫，莉吉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夏天通常也住在那里，与安娜相邻并常来常往。今年莉吉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拒绝住在彼得霍夫，一次也没去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那里，并向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暗示安娜与贝特茜和弗隆斯基的接近造成了不便。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严厉制止了她，表示他的妻子无可怀疑，此后便开始回避莉吉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他不想看到，也没有看到交际场上已经有很多人对他的妻子侧目而视，不想明白，也没能明白为什么他的妻子特别坚持搬到贝特茜住的皇村，弗隆斯基那个团的营地离那儿不远。他不容许自己想这件事，便没有去想；但与此同时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从未对自己表示过这一点，对此不仅没有任何证据，也没有任何怀疑，却毫无疑问地知道，他是一个被欺骗的丈夫，并因此感到深深的不幸。

在他与妻子八年的幸福生活中，多少次看着别的不忠的妻子和被欺骗的丈夫，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对自己说：“怎么能弄到这种地步？怎么不摆脱这种不成体统的局面呢？”而现在，倒霉事就落在他头上，他不仅没想怎么去摆脱这种局面，而且全然不想知道，不想知道恰恰是因为这太可怕、太不自然了。

从国外回来后，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去过两次别墅。一次吃了饭，另一次整晚陪着客人，但一次都没有过夜，正如他往年所习惯的那样。

赛马会那天是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十分忙碌的一天；但是，自从早上还在为自己做一天的日程安排时，他就决定早中饭之后便去别墅看妻子，再从那儿去赛马会，整个宫廷都会去那儿，他也应该到场。他去妻子那里是因为，他为自己决定每个星期去看望她一次，以保全体面。此外，这一天他必须按照定下来的规矩，十五日之前把用作花销的钱交给妻子。

他以惯有的对自己思绪的掌控力，想着有关妻子的这些事，不容自己的思绪继续扩展到涉及她的事情上。

这天上午，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十分繁忙。头一天莉吉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给他捎来一本现在在彼得堡、游历过中国的著名旅行家写的小册子，还附了一封信，请求他接见旅行家本人，这个从各方面来说都十分有趣，也非常有用的人。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没来得及在晚上读完小册子，早上才把它读完。随后请愿者们出现了，开始了各种报告、接待、任命、清退、颁发赏金、养老金和薪金、来往文书……这种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所称的日常事务，耗费了那么多的时间。然后还有私事，医生和事务主管前来拜访。事务主管没占用太多时间。他只是把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需要的钱交给他，简短汇报了一下情况，情况不太好，因为今年外出频繁，结果花费较多，有了亏空。但医生是彼得堡的一位著名的医生，与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关系友好，占去很多时间。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没料到他今天会来，对他的到访很是惊讶，更有甚者，医生很仔细地询问了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的健康情况，听了他的胸部，叩诊并探查了他的肝脏。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有所不知，他的朋友莉吉娅·伊万诺夫娜注意到，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今年健康不佳，请医生前来看望病人。“为了我做这件事吧。”莉吉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对医生说。

“我是为了俄罗斯做这件事，伯爵夫人。”医生回答。

“一个极其宝贵的人！”莉吉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说。

医生很是为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不满。他发现肝脏明显增大，营养不足，温泉疗养也毫无作用。他嘱咐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多做体力运动，尽可能减少精神压力，而最重要的是，不要有任何忧伤，这对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来说，恰如不去呼吸一样，是不可能的事情。他走了，给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留下一种不愉快的意识，那就是他的身体有些不太对头，但改善这一状况是不可能的。

从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那里出来，医生在台阶上遇见他的老熟人斯柳金，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的事务主管。他们是大学同学，虽然很少见面，却相互尊重，也是很好的朋友，因此，医生对任何人也不会像对斯柳金那样，说出自己对病人的坦率意见。

“我很高兴您去看他，”斯柳金说，“他身体不好，而我觉得……那么，怎么样？”

“是这样。”医生说，越过斯柳金的头顶向自己的车夫招手，要他把车赶过来。“是这样，”医生说，用他白皙的双手抓住羊羔皮手套的一根指头，将它拉直，“要是不把弦拉紧，您试试把它扯断——非常困难；但要是尽最大可能拉紧，把一根手指的重量加在拉紧的弦上，它就断了。而他本着自己对待工作的勤恳和忠于职守——已经拉紧到最大限度；可还有外来的压力，还很沉重。”医生说完话，颇具意味地扬了扬眉毛。“您去赛马会吗？”他补充道，一边下台阶，向赶过来的马车走去，“是的，是的，当然了，需要很多时间。”医生如此这般地回答斯柳金说的他没听清楚的话。

在占去了这么多时间的医生之后，来了那位著名的旅行家，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利用刚读过的小册子和自己先前在这方面的知识，让旅行家大为惊讶于他对这方面的深刻理解和广博而开明的眼光。

与旅行家同时通报的还有正在彼得堡的外省首席贵族的到访，有必要跟他谈一谈。这人离开后，还要同事务主管一道办完日常事务，还必须就一件要紧事去拜会一位显要人物。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在五点钟吃饭的时间才赶回来，与事务主管吃过饭，邀请他一起去别墅，再去看赛马。

尽管并未向自己承认，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现在总是寻求第三者在场的时机与妻子见面。

安娜站在楼上的镜子前面，在安奴什卡的帮助下把最后一个花结缝在衣服上，这时便听见门口那边一阵车轮碾过碎石的声音。

“贝特茜不会这么早。”她想着，向窗外望去，看见了马车和从里面探出来的黑色礼帽，和那样熟悉的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那对耳朵。“真不是时候，难道要过夜？”她想。由此可能引发的一切让她感到那么恐怖和可怕，让她没有片刻的犹豫，便一脸快活、容光焕发地出去迎接他，同时感觉到自己内心存在着那已相熟的谎言与欺骗的精灵，立刻便依从了这精灵，开始说起话来，自己也不知道会说什么。

“哦，真是太好了！”她说，把手伸给丈夫，并微笑着向家人一般的斯柳金打招呼，“我想，你今晚住在这儿吧？”这是欺骗精灵提示给她的第一句话，“现在我们一起走吧。只可惜我答应了贝特茜。她会来接我的。”

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听见贝特茜的名字便皱了皱眉头。

“哦，我不会去拆那拆不散的，”他以他一贯的戏谑口吻说，“我跟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一道去。医生嘱咐我要走路。我一路走过去，就权当我是在温泉地吧。”

“没必要着急，”安娜说，“想喝茶吗？”她打了铃。

“端茶来，告诉谢廖沙，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来了。哦，你的身体怎么样？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您没来过我这儿；您看看，我的阳台多好啊。”她时而对着这个，时而又对着另一个说。

她说话十分随便自然，但说得过多，也过快。她自己也感觉到了这一点，更何况在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朝她投来的好奇的目光中，她注意到，他似乎在观察她。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立刻去了露台。

她在丈夫旁边坐下。

“你脸色不大好。”她说。

“是的，”他说，“今天医生来看我，占用了我一个钟头。我觉得是我的某个朋友叫他来的，我的健康这么珍贵……”

“哦，可他说了什么？”

她询问了他的健康和公务，劝说他休息一下，搬到她这里来。

所有这些话她都说得很高兴，很快，眼里闪着异样的光芒；但是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现在不去把她的这种语调归为某种含义，他只听到她说的话，只赋予它们具有的那直接的意思。他也简单地回答了她，尽管带着戏谑的口吻。在整个交谈中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但过后回忆起这短暂的一幕，安娜从来都无法不带有难以忍受的羞耻之痛。

谢廖沙进来了，由家庭女教师领着。若是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容自己观察一下，他就会注意到谢廖沙看看父亲，然后又看看母亲时，那种胆怯、迷惘的眼神。但他什么也不想看，什么也没看见。

“啊，年轻人！他长大了。真的，完全长成个男人了。你好，年轻人。”

他把手伸给惊慌失措的谢廖沙。

谢廖沙，先前对父亲就很胆怯，如今，自从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开始把他称作年轻人，自从他脑子里有了弗隆斯基是朋友还是敌人这个不解之谜以后，便回避着父亲。他像寻求保护似的望了母亲一眼。他只有跟母亲在一起时很好。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在与家庭女教师说话时，抓住儿子的肩膀，让谢廖沙那样难为情，安娜都看出他就要哭了。

安娜，在儿子走进来的那一刻便脸红起来，察觉到谢廖沙难为情，连忙起身，从儿子肩上抬起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的手，又吻了吻儿子，带他去了露台，马上又返身回来。

“不过已经到时候了。”她说，看了看自己的表，“贝特茜怎么还不来！……”

“是的。”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说，站起来，两手交叠，弄出噼啪声，“我也是来给你送钱的，因为夜莺不能靠寓言充饥，”他说，“你是需要的，我想。”

“不，不需要……是啊，需要的。”她说，没去看他，脸都红到头发根了，“你呢，我想，赛马会以后你会回这儿吧。”

“哦，是的！”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说，“瞧啊，彼得霍夫的荣耀，特维尔斯卡娅公爵夫人来了。”他补充道，看着窗外驶近的英国式的、全套皮马具的轻便马车，小小的车厢摆得特别高，“多么时髦的气派！太美了！那么，我们也走吧。”

特维尔斯卡娅公爵夫人没下马车，只是她那位穿半高腰皮靴、戴披肩和黑帽子的听差在门口跳下车来。

“我走了，再见！”安娜说，吻了吻儿子，走近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把手伸给他，“你来了，真是太好了。”

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吻了她的手。

“好吧，再见。你再回来喝茶，好极了！”她说，喜气洋洋地走出门去。但是，只要不再看得见他，她便感觉到手上被他的嘴唇触碰过的地方，厌恶地打了个哆嗦。

当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出现在赛马会上，安娜已经与贝特茜并排坐在聚集了整个上流社会的亭子里。她从远处就看见了丈夫。两个人，丈夫和情人，是她生活的两个中心，不靠外在感觉的帮助，她就能感觉到他们在附近。她从远处就感觉到丈夫的接近，不由自主地注视着他在那人群的潮浪中移动。她看见他走近亭子，时而谦恭地回应着谄媚的鞠躬，时而友善、漫不经心地向同辈问好，时而费心地等待着权力世界投来目光，摘下他那顶压着他耳朵尖的大圆礼帽。她了解这一整套做派，所有这一切都让她厌恶。“只是贪图权势，只是渴望成功——他心里就只有这些，”她想，“高深的思考、对文化的热爱、宗教，这一切——只不过是工具，以此达到目的。”

凭着他投向女士亭子的目光（他直直地看着她，但没能从薄纱、纱网、丝带、头发和伞的海洋中认出妻子来），她明白他在找她，但她故意装作没看见。

“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贝特茜公爵夫人喊道，“您大概没看见您妻子吧；她在这儿！”

他露出他那冷冷的微笑。

“这里如此辉光闪耀，真让人目不暇接。”他说着，走向亭子。朝妻子微微笑了笑，一位丈夫遇到他刚刚见过的妻子时就是这样微笑的，又同公爵夫人和其他熟人打招呼，给予每个人应有的礼遇，也就是同女士们说句笑话，同男人们互致问候。下面，靠近亭子站着那位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所尊敬的、以其聪颖和教养而闻名的侍从武官长。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同他说起话来。

两场赛马之间有一段间隔，因此什么都没有妨碍他们交谈。侍从武官长谴责赛马会。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表示反对，为赛马会辩护。安娜听见他尖细的、平平的声音，没有错过一个字，而他说的每个字都让她觉得虚假，刺得她耳朵生疼。

当四俄里障碍赛马开始时，她俯身向前，目不转睛地看着走到马前、骑上去的弗隆斯基，同时又听见丈夫那可憎的、无休无止的声音。为弗隆斯基担惊受怕让她深感折磨，更折磨她的是丈夫那带着熟悉声调的尖细的、她觉得无休无止的声音。

“我是一个坏女人，一个堕落的女人，”她想，“但我不喜欢撒谎，我无法忍受谎言，而他（丈夫）的食粮——就是谎言。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看得见；他到底感觉到了什么，如果他能如此平静地说话？他来杀了我，杀了弗隆斯基，我还会尊重他。但不是的，他需要的只是谎言和体面。”安娜对自己说，并没有去想她到底要丈夫怎样，她想要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他。她也不明白，今天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特别多言多语，让她那样恼火，只不过是他内心焦虑和不安的表现。就像弄伤了自己的小孩子，蹦跳着，让自己的肌肉活动起来，以便消除疼痛那样，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有必要做脑力活动来消除有关妻子的思绪，当她在场，弗隆斯基在场，当一直不断重复他的名字时，这些思绪便要求他去注意。就像小孩子自然而然要蹦跳一样，他也自然而然要把话说得轻松而明智。他说：

“军人和骑兵赛马的危险是赛马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说英国能在军事史上标示出最为辉煌的骑兵业绩，那是因为它历史性地于自身发展了动物和人类的这种力量。体育运动，在我看来，具有重大的意义，而通常，我们只看到最为表面的。”

“不是表面的，”特维尔斯卡娅公爵夫人说，“听说，一个军官折断了两根肋骨。”

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用他那只露出牙齿，但再无任何其他表示的笑容回应了一下。

“我们就假设，公爵夫人，这不是表面的吧，”他说，“而是内在的。但问题并不在此，”他再次转向那位与之认真交谈的将军，“不要忘了，是选择了这项事业的军人在赛马，也应该承认，每种职业都有着它的反面。这完全属于军人的职责。不成体统的拳击或者西班牙斗牛运动是野蛮的标志。但是，一项专门化的运动是发展的标志。”

“不，我下次再也不来了，真是让我过于紧张了，”贝特茜公爵夫人说，“是不是，安娜？”

“是让人紧张，但又舍不得离开，”另一位女士说，“如果我是罗马人，我不会错过任何一场马戏。”

安娜什么也没说，一直没放下望远镜，看着一个地方。

这时一位高个子将军从亭子里走过。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中断了谈话，匆忙但庄严地站起身，对这位经过的军人深深鞠了一躬。

“您不赛马？”军人跟他开了句玩笑。

“我的赛马更难啊。”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恭敬地回答。

尽管这回答没有什么意义，军人仍做出一副听见聪明人说了句聪明话的样子，并完全理解了la pointe de la sauce[99]。

“有两个方面，”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坐下来，继续说，“表演者和观众；喜爱看这类热闹场面对观众来说是低等文化最为可信的标志，这我同意，但是……”

“公爵夫人，打个赌吧！”下方传来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声音，他在跟贝特茜说话，“您赌谁会赢？”

“我跟安娜赌库佐夫列夫公爵赢。”贝特茜回答。

“我赌弗隆斯基赢。赌一副手套。”

“行！”

“多漂亮啊，是不是？”

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在他周围的人说话时沉默着，但马上又开始说起来。

“我同意，但勇敢的比赛……”他刚要继续下去。

就在此时骑手们开跑了，所有交谈都停下来。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不再说话，大家全都站起来，向河那边望去。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对赛马不感兴趣，因此没去瞧骑手们，而是用疲惫的目光漫不经心地扫视着观众。他的目光停在安娜身上。

她脸色苍白而严肃。她，很显然，除了一个人以外，什么东西、什么人也没看见。她的手抽搐地攥着扇子，屏着呼吸。他看了她一眼便急忙转过身，去扫视别人的面孔。

“不过这位太太和其他人也是非常紧张不安，这也是很自然的。”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对自己说道。他想不去看她，但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吸引到她身上。他又一次打量这张脸，竭力不去读它上面那样清晰写着的东西，又违反自己的意志，带着恐惧读了那上面他不想知道的东西。

第一个跌倒在河上的库佐夫列夫让所有人紧张起来，但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从安娜苍白、得意洋洋的脸上清楚地看出，那个她一直看着的人，没有摔倒。当马霍金和弗隆斯基跳过大栅栏，后面的军官随即一头栽了下来，摔得昏死过去，整个观众群中掠过一阵惊恐的沙沙声，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看见，安娜甚至没注意到这件事，好不容易才弄明白她周围的人在说什么。但他愈发频繁、愈发执拗地凝视着她。安娜，全神贯注于赛马的弗隆斯基，感觉到自己丈夫那冷冷的目光从侧面牢牢盯着她。

她回头望了一下，询问般地看看他，微微皱起眉头，又转回过脸去。

“唉，我无所谓。”好像她对他这样说，然后就再也没去看他一眼。

赛马不太顺利，十七个人中一半以上跌倒并受了伤。赛马快结束时，大家都十分紧张不安，由于皇帝不满意，就更加剧了这种情绪。

人们都高声表示不赞同，人们都在重复着某个人说过的话：“就差杂耍斗狮子了。”人们也都感觉到一种恐怖，所以，当弗隆斯基跌下来，安娜大叫一声的时候，其中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但之后安娜的脸上发生了变化，那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不体面了。她完全失魂落魄。她开始胡乱动起来，就像一只被捉住的鸟：一会儿想站起来去什么地方，一会儿又朝贝特茜转过身去。

“我们走吧，我们走吧。”她说。

但贝特茜没听见，她朝下面弯着身子，与走到面前的将军说话。

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走到安娜面前，礼貌地向她伸出手臂。

“我们走吧，如果您愿意。”他用法语说。但安娜正侧耳听着将军在说什么，没注意到她的丈夫。

“他也把腿摔断了，据说，”将军说，“这太不像话了。”

安娜，没去回应丈夫，举起望远镜看弗隆斯基摔下来的地方；但离得这么远，那里又聚集了那么多人，因此什么也无法弄清。她放下望远镜，正想要走，就在这时一位军官疾驰而来，向皇帝呈报了什么。安娜探身向前，听着。

“斯季瓦！斯季瓦！”她朝哥哥喊道。

但哥哥没有听见。她又想往外走。

“我再一次把手臂伸给您，如果您想走的话。”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说，碰了碰她的手臂。

她厌恶地躲开，没去看他的脸，回答说：

“不，不，不要管我，我要留在这儿。”

她现在看到，一个军官从弗隆斯基摔倒的地方穿过跑场朝亭子跑了过来。贝特茜朝他挥舞着手帕。

军官带来消息，骑手没有受伤，但马折断了脊梁骨。

听到这个，安娜很快坐了下来，用扇子遮住脸。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看见她哭了起来，不仅没能抑制住眼泪，也抑制不住让她胸脯起伏的呜咽。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用自己的身子挡住她，给她时间恢复常态。

“我第三次把自己的手臂伸给您。”过了一会儿他说，转向她。安娜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贝特茜公爵夫人过来帮她。

“不，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是我把安娜带来，我也答应送她回去。”贝特茜干预道。

“请原谅我，公爵夫人，”他说，礼貌地微笑着，但坚定地望着她的眼睛，“不过我看出，安娜身体不太舒服，我希望她跟我一起走。”

安娜惊慌地四处望了望，顺从地站起来，把手放在丈夫的手臂上。

“我派人去他那儿，打听一下再差人通告。”贝特茜低声对她说。

从亭子里出来，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还像往常那样，与遇见的人说话，安娜也必得像往常那样，回答并说着话；但她全然不由自主，就像做梦一样挽着丈夫的手臂走着。

“他摔坏了没有？是真的吗？他还会来吗？今天我能不能见到他？”她想。

她默默坐上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的马车，默默地离开那一群马车。尽管一切他都看在眼里，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仍没有让自己去考虑他妻子目前的处境。他只看到了外在的迹象。他看到她表现得不体面，并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这告诉她。但他觉得很难不说到别的，而只说这件事。他张开嘴，要告诉她，她的表现是多么不体面，但不由得说起全然不同的事情。

“不过，我们大家多么嗜好这种残酷的场面啊。”他说，“我注意到……”

“什么？我不明白。”安娜轻蔑地说。

他自觉受辱，立刻开始说他想说的话。

“我必须告诉您。”他开口道。

“哦，这是要说说清楚了。”她想，感到害怕起来。

“我必须告诉您，您今天表现得很不体面。”他用法语对她说。

“我哪里表现得不体面？”她大声说，迅速朝他转过头来，直视着他的眼睛，但已经完全没了先前那种隐隐的快乐，而是带着坚定的神色，她竭力以此掩盖正在经受的恐惧。

“您别忘了。”他对她说，指着马车夫背后那扇打开的窗子。

他欠了欠身，拉起窗子。

“您发现哪里不体面了？”她重复道。

“在一位骑手摔倒时，您没能隐藏起来的那种绝望。”

他等待着她的辩驳，但她沉默了，眼睛望着前面。

“我已请求过您在社交场合把持自己，让那些恶毒的舌头说不出任何话来攻击您。以前，我谈起过内心的态度；现在我不谈这些，现在我谈的是外在的态度。您没能体面地把持自己，我希望这种情况不要再次发生。”

她没有听到他一半的话，她经受着对他的恐惧，想着弗隆斯基是不是真的没有受伤。他们说的是他吗？说他没事，而马折断了脊梁骨？她只是在他说完话的时候假作嘲弄地微微一笑，什么也没有回答，因为没有听见他说什么。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开始无拘无束地说着，但当他清楚地明白了自己说的是什么，她所经受的那种恐怖便传染给了他。他看见这微笑，一种怪异的迷惑攫住了他。

“她在笑我的怀疑。是的，她现在就要说她上次对我说的那些话了：说我的怀疑毫无根据，说这很可笑。”

现在，当他面临揭穿一切的时刻，他比什么都希望的是，她，就像以前那样，嘲笑般地回答他说，他的怀疑是可笑的，并没有根据。他所知道的事情是如此可怕，以至于现在他准备什么都相信。但她脸上的表情既惊恐又阴沉，现在甚至连欺骗都做不到了。

“也许我弄错了，”他说，“要是那样的话，请原谅我。”

“不，您没有弄错，”她缓缓地说，绝望地看了看他冷冷的面孔，“您没有弄错。我的确绝望，也不能不绝望。我听您说话时心里想的是他。我爱他，我是他的情人，我忍受不了，我害怕，我恨您……随便您把我怎么样吧。”

随即，她往车厢的角落一倒，便号啕大哭，用两手捂着脸。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动也没动，也没有改变直视的目光。但他的整个面孔突然间有了死人那种庄重的僵硬神态，这表情一路到达别墅之前都没有改变。快到家时，他带着同样的表情朝她转过头来。

“那好！不过我要求遵守外表上的体面，直到……”他的声音颤抖着，“直到我采取保全我荣誉的措施，并将其通知给您的时候。”

他先下了车，再扶她下来。当着仆人们的面，他默默握了一下她的手，坐上马车去了彼得堡。

他走后，来了一个贝特茜公爵夫人的听差，给安娜送来一份便函：

“我派了人去阿列克谢那里询问他的身体情况，他给我写信说，他安然无恙，但很绝望。”

“那么他会来的！”安娜想，“我那么做太好了，把一切都跟他说了。”

她看了看表。还剩下三个钟头，回忆起上一次见面的详细情形，让她的血液燃烧起来。

“天啊，多么明亮啊！这很可怕，但我喜欢看见他的脸，喜欢这梦幻之光……丈夫！唉，是啊……哦，感谢上帝，跟他一切都已结束了。”

像人们聚集的任何地方一样，在谢尔巴茨基一家去的那个德国小温泉地，也完成了平常那种近似社会结晶的变化，为其成员确定了固定不变的位置。正如水的粒子遇冷会固定不变地获得某种雪花结晶的外形，每个来到温泉地的新面孔也是一样，立刻便被安排在他应有的位置上。

弗尔斯特—谢尔巴茨基—匝姆特—格玛琳—翁德—托赫特尔[100]，按他们占用的寓所，按他们的名分，以及按他们遇见的熟人，立刻就结晶在了自己那明确且已预先定下的位置上。

温泉地今年有个真正的德国弗尔斯金[101]，这样一来社会的结晶化便完成得更加果决。公爵夫人一心希望把自己的女儿引荐给这位德国公爵夫人，第二天便完成了这一礼仪。吉蒂深深地、优雅地行了个屈膝礼，穿着她从巴黎定制的很简单的，也就是很华美的夏季衣裙。德国公爵夫人说道：“我希望，玫瑰花朵会很快回到这漂亮的脸蛋上。”于是谢尔巴茨基一家固定的生活道路便立刻牢牢地确定下来，已无法从中脱离出去。谢尔巴茨基家还结识了一位英国贵妇人一家，一位德国伯爵夫人，以及她在上一次战争中受伤的儿子，一位瑞典学者，还有M.Canut[102]和他的姊妹。但谢尔巴茨基一家的主要社交无意间由一位莫斯科的太太玛丽亚·叶甫根尼耶夫娜·勒季谢娃和女儿——吉蒂不喜欢她，因为她跟她一样，是因为恋爱而得病的——以及一位莫斯科的上校所组成，这人吉蒂自从童年就见过，认得他穿制服戴肩章的样子，在这里，他那双小眼睛和敞开的、系着花领带的脖子，真是异常可笑，也很无聊，因为无法摆脱掉他。当一切都如此固定地安排下来之后，吉蒂便觉得非常无聊，更何况公爵去了卡尔斯巴德，只留下她跟母亲。她对认识的那些人毫无兴趣，觉得从他们那儿已经得不到任何新东西了。眼下在温泉地，她主要且由衷的兴趣是观察和揣测那些她不认识的人。本着自己的性格特质，吉蒂总是设想着人们身上最美好的东西，尤其是对那些她不认识的人。而现在，猜测着谁是谁，他们之间是何种关系，他们是怎样的人，吉蒂想象出最惊人、最美好的性格并在自己的观察中找到证据。

这些人中尤为令她注意的是一位俄罗斯姑娘，她是同一位生病的、被所有人称作施塔尔夫人的俄罗斯太太来温泉地的。施塔尔夫人属于上层社会，但她病得那样重，都无法行走，只在罕有的好天气里才坐着小推车出现在温泉边。按公爵夫人的解释，与其说是疾病，不如说是骄傲，施塔尔夫人没去结识任何俄罗斯人。俄罗斯姑娘照顾着施塔尔夫人，此外，吉蒂发现，她跟所有重病患者都处得很好，温泉地有很多这样的人，她以最真诚的态度照顾他们。这位俄罗斯姑娘，据吉蒂观察，并不是施塔尔夫人的亲戚，同时也不是雇来的助手。施塔尔夫人称她瓦莲卡，其他人称她“M-lle[103]瓦莲卡”。不用说，吉蒂对观察这位姑娘与施塔尔夫人以及其他陌生人的关系很感兴趣，吉蒂，像常有的那样，体会到对这个小姐瓦莲卡的一种无法解释的好感，从相遇的目光中感觉出瓦莲卡也喜欢她。

这位小姐瓦莲卡倒不是过了青春初期，但就好像是没有青春的人：可以说她十九岁，也可以说她三十岁。如果详察她的容貌特征，她，不看那病态的面色，还是很漂亮的，不能说丑。如果不是过于干瘦，还有与中等身高不成比例的头，她本可以称得上身形姣好，不过她大概不会对男人有吸引力。她就像一朵美丽的花，尽管花瓣齐全，但已过花期，没有了香气。此外，她不会对男人有吸引力还因为，她缺少那种在吉蒂身上过多的东西——压抑着的生命之火，以及对自身魅力的意识。

她总是好像在忙着什么事情，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因此，看起来，她不会对任何无关的事情感兴趣。她以这种与自己截然相反的情形尤其吸引吉蒂。吉蒂感到，在她身上，在她的生活方式中，能找到自己如今苦苦寻觅的榜样：生活的意义，生活的尊严——超越令吉蒂憎恶的世俗社会姑娘对男人的关系，那种关系现在让她联想到可耻的、等待买主的商品陈列。吉蒂越是观察自己这位不相识的朋友，就越相信这姑娘正是自己想象中的那个完美的人，也就越期望结识她。

两个姑娘每天都会遇见几次，每次相遇吉蒂的眼睛都在说：“您是谁？您是什么人？难道您真的就是那个可爱的人，如同我把您想象成的那样？可是看在上帝的份上，您可别以为，”她又用眼神补充道，“我会容许自己纠缠着结识您。我只是欣赏您，喜爱您。”

“我也爱您，您非常、非常可爱。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更喜爱您的。”未相识的姑娘用眼神说。的确，吉蒂看到她一直都在忙碌：要么把一家俄罗斯人的孩子从温泉送走；要么为一个女病人拿来毛毯，为她裹上；要么去尽力让一个烦躁的病人开心；要么为某个人选购配咖啡的饼干。

谢尔巴茨基一家到达后不久，上午时段在温泉地又出现了两个人物，引得大家不甚友好地注意起他们。他们是：一个很高又有些驼背的男人，有一双大手，穿了件短得不合身的旧大衣，长着黑色、天真同时又可怕的眼睛，以及一个有点儿麻斑、和颜悦色的女人，穿着很是糟糕，毫无品味。认出他们是俄罗斯人，吉蒂便开始在想象中编造有关他们的美丽而动人的恋爱故事。不过公爵夫人从Kurliste[104]上得知，这是尼古拉·列文和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向吉蒂解释，这个列文是多么不道德的人，于是吉蒂对这两个人的所有幻想便消失了。与其说是因为母亲对她说的话，不如说是因为他是康斯坦丁的哥哥，让吉蒂突然觉得这两个人极其讨厌。这个列文现在以他抽动脑袋的习惯在她心里激起无法遏制的厌恶之感。

她觉得，他那双可怕的大眼睛不依不饶地盯着她，表现出仇恨和嘲笑的情绪，她便极力避免见到他。

这是一个阴雨天，雨下了整个上午，病人们带着雨伞挤在回廊里。

吉蒂跟母亲和莫斯科的上校一起散步，上校快活地炫耀着他从法兰克福买的欧洲式样的常礼服成衣。他们走在回廊的一边，尽量避开在另一边散步的列文。瓦莲卡穿着她的深色衣服，戴了一顶拉下帽檐的黑帽子，与一位盲眼法国女人在整条回廊上走着，每次她遇见吉蒂，她们都会互递友善的目光。

“妈妈，我能和她说话吗？”吉蒂说，望着自己未相识的朋友，注意到她正朝泉边走去，他们可以在那里相遇。

“哦，要是你很想这样，我预先打听一下她的情况，亲自见见她，”母亲回答，“你发现她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应该就是个陪护吧。如果你愿意，我就去结识一下施塔尔夫人。我认识她的belle-seur[105]。”公爵夫人补充道，骄傲地昂起头。

吉蒂知道公爵夫人很生气，因为施塔尔夫人似乎避免与她相识。吉蒂没有坚持。

“真神奇，她多可爱啊！”她说，看着瓦莲卡，这时她在把杯子递给法国女人。“您看，一切是多么朴实，可爱。”

“你的种种engouements[106]让我觉得滑稽可笑，”公爵夫人说，“不，最好还是往回走吧。”她补充道，看见列文与他的女士和德国医生朝他们走过来，列文气愤地跟医生高声说着什么。

他们转身要往回走的时候，突然间听到的已经不是大声的交谈，而是叫嚷。列文停住脚步，叫嚷着，医生也发火了。人群聚集在他们周围。公爵夫人和吉蒂匆忙离开，但上校加入了人群，好打听一下是怎么回事。

几分钟后上校追上了她们。

“那边怎么了？”公爵夫人问。

“既可耻又丢丑！”上校答道，“唯独害怕的，就是在国外遇上俄罗斯人。这个高个子先生辱骂医生，对他说了好多放肆无礼的话，说人家没有给他好好治病，还挥起手杖来。真是丢丑！”

“哦，太不愉快了！”公爵夫人说，“那么，结果怎样？”

“所幸，这时候那个……戴蘑菇帽的女人上前调停。她大概是俄罗斯人。”上校说。

“小姐瓦莲卡？”吉蒂兴奋地问。

“是的，是的。她最先站了出来，她拉起那位先生的胳膊，把他带走了。”

“您瞧，妈妈，”吉蒂对母亲说，“您还奇怪我钦佩她呢。”

第二天，在温泉边观察着自己未相识的朋友，吉蒂发现，小姐瓦莲卡与列文和他的女人已经有了她与自己其他的protégés[107]之间的那种关系。她朝他们走过去，交谈起来，替那个不会说任何外国话的女人当翻译。

吉蒂愈发央求母亲允许她结识瓦莲卡。于是，不管公爵夫人多么不快，好像这是迈出了希望结识自以为有什么可骄傲的施塔尔夫人的第一步，她还是对瓦莲卡查询了一番，打听了她的详细情况，作出的结论是，这种结识没什么不好，尽管好处也不多，她自己先去找瓦莲卡，跟她认识了。

选了个女儿去泉水边，而瓦莲卡停在面包师对面的时机，公爵夫人向她走去。

“请允许我与您认识吧，”她说，露出她那端庄的笑容，“我的女儿爱上了您，”她说，“您可能不认识我。我……”

“要说‘彼此彼此’真是不够啊，公爵夫人。”瓦莲卡连忙答道。

“您昨天对我们那个可怜的同胞做了多么大的善事啊！”公爵夫人说。

瓦莲卡脸红了。

“我不记得了，我，好像，什么也没做啊。”她说。

“怎么没有，您让那个列文避免了一场麻烦事。”

“哦，sa compagne[108]叫我，我便尽量让他平静下来：他病得很重，又对医生不满。我习惯照料这样的病人。”

“是的，我听说您与您的姑妈，好像是吧，施塔尔夫人住在芒通。我认识她的弟媳。”

“不，她不是我的姑妈。我叫她妈妈，但我不是她的亲属，我是被她抚养的。”瓦莲卡又红了脸，回答道。

这些话说得如此简单，她的脸上那真实而开朗的表情又是如此可爱，公爵夫人这下明白了，为什么她的吉蒂爱上了这个瓦莲卡。

“哦，这个列文怎么样了？”公爵夫人问道。

“他要走了。”瓦莲卡回答。

这时，见她母亲结识了她那未曾相识的朋友，吉蒂满脸喜色，从泉边走了过来。

“哦，来吧，吉蒂，你很希望结识小姐……”

“瓦莲卡，”瓦莲卡微笑着提示道，“大家都这么叫我。”

吉蒂高兴地涨红了脸，默默而久久地握着自己朋友的手，那手没有回应她的紧握，而是一动不动地放在她的手里。但小姐瓦莲卡的脸闪耀着平静、快乐，尽管有些忧郁的微笑，露出大而美丽的牙齿。

“我自己也早就想这样了。”她说。

“可您总是那么忙……”

“哦，正相反，我一点儿也不忙。”瓦莲卡回答，可这会儿她就得离开自己的新朋友，因为两个俄罗斯小女孩——一位病人的女儿，跑到了她身边。

“瓦莲卡，妈妈在叫呢！”她们喊道。

瓦莲卡便跟着她们走了。

公爵夫人打听到的有关瓦莲卡的过去，她跟施塔尔夫人的关系以及施塔尔夫人本人的细节如下。

施塔尔夫人，据一些人说，她折磨她的丈夫；而另一些人说，他以不道德的行为折磨她，她本是个一直患病、易于兴奋的女人。当她生第一个孩子时，已经与丈夫离了婚，这孩子生下来就死了，施塔尔夫人的亲戚们知道她生性敏感，担心这一消息让她承受不了，便用也是那天晚上，也是在彼得堡那幢房子里出生的一个宫廷厨师的女儿顶替了。这就是瓦莲卡。施塔尔夫人后来才知道瓦莲卡不是她的女儿，但她还是继续养育她，再说这件事之后很快瓦莲卡的亲人就一个也不剩了。

施塔尔夫人已经在国外南方某地住了十多年，从未离开过床榻。有人说施塔尔夫人为自己赢得了德行高尚、虔信宗教的女性那样的社会地位；另一些人说，她内心里就是那种虔信宗教的人，活着只是为了对她自己那样的邻人行善事。没人知道她信什么教——是天主教，新教还是东正教；但有一件事毫无疑问——她与所有教会和教派的最上层人物保持友好关系。

瓦莲卡与她一直住在国外，认识施塔尔夫人的人都认识并且喜爱小姐瓦莲卡，大家也都这样称呼她。

得知了这些详情，公爵夫人没有发现自己女儿与瓦莲卡接近有任何应受指摘的地方，再说瓦莲卡又有最好的风度和教养：她的法语和英语都说得很好，最主要的——她传达了施塔尔夫人的惋惜之情，说她由于生病而失去了与公爵夫人相识的乐趣。

结识了瓦莲卡，吉蒂愈发被自己的朋友迷住了，每天都会在她身上发现新的优点。

公爵夫人听见瓦莲卡唱得很好，便请她晚上来她们那里唱歌。

“吉蒂弹琴，我们有一台钢琴，不算太好，实话说，但您会带给我们很大的乐趣。”公爵夫人说，露出她那假作的微笑，这笑容现在让吉蒂觉得特别不快，因为她注意到瓦莲卡不想唱歌。不过，瓦莲卡晚上还是来了，还带了乐谱。公爵夫人请来玛丽亚·叶甫根尼耶夫娜和女儿以及上校。

瓦莲卡完全不在意这里有她不认识的人，马上就走到钢琴前面。她不会为自己伴奏，但照着乐谱唱得很出色。吉蒂琴弹得很好，为她伴奏。

“您有非凡的天赋。”在瓦莲卡出色地唱完一首歌后，公爵夫人对她说道。

玛丽亚·叶甫根尼耶夫娜和女儿也感谢并夸赞了她。

“您看，”上校望着窗外说，“多少人聚过来听您唱歌了。”的确，窗子下面聚集了相当大的一群人。

“我很高兴这为你们带来乐趣。”瓦莲卡简单地回答。

吉蒂自豪地看着自己的朋友。既倾慕她的技艺，也钦慕她的声音、她的脸，但最钦慕的是她的风度，因为，很显然，瓦莲卡一点儿也没有想到自己唱得如何，对赞美也漠然处之；她就好像只是在问，还要唱下去吗，是不是已经够了？

“如果是我的话，”吉蒂想，“我得多么为此自豪啊！望着窗下的人群，我得多高兴啊！可她全无所谓。促使她的只是一种愿望，就是不拒绝妈妈并让她高兴。她内心里有什么呢？是什么给了她力量藐视一切，超然独立，平和自在？我多想知道这个，多想跟她学啊。”吉蒂望着那张平静的脸，想到。公爵夫人请瓦莲卡再唱一曲，瓦莲卡便又唱了一首，也是一样的流畅、清晰、优美，直立在钢琴旁边，用她瘦削黝黑的手在上面打着拍子。

乐谱上随后是一首意大利歌曲。吉蒂弹完她非常喜爱的前奏，便望着瓦莲卡。

“我们跳过这首。”瓦莲卡说，脸红了。

吉蒂那惊慌而疑问的目光停在瓦莲卡的脸上。

“好吧，唱别的。”她连忙说，翻着谱页，立刻明白这首歌与某件事情有关。

“不，”瓦莲卡回答，把手放在乐谱上，笑了笑，“不必了，就唱这首吧。”随即她便像先前那样，平静、冷淡而优美地唱了这首歌。

她唱完，大家再次向她致谢，然后就去喝茶了。吉蒂和瓦莲卡去了房子旁边的小花园。

“这首歌引起了您的什么回忆，对吧？”吉蒂说，“您不必说，”她急忙补充说，“您只要说，对不对？”

“不，为什么？我这就说。”瓦莲卡简单地说，不等回答，就继续说道，“是的，是因为回忆，一度还是痛苦的回忆。我爱过一个人，我给他唱过这首歌。”

吉蒂睁大眼睛，沉默着，感动地看着瓦莲卡。

“我爱他，他也爱我；但他的母亲不愿意，他同别人结了婚。他现在住得离我们不远，我能看见他。您没想到我也有罗曼史吧？”她说，在她那美丽的脸庞上微微闪亮起那片火花，吉蒂觉得，也曾从内里照彻过她的整个身心。

“怎么没想到？如果我是个男人，认识了您以后，我就不能爱上任何人了。我只是不明白，他怎么能为了讨好母亲而忘记您，让您变得不幸；他没有心。”

“哦，不，他是一个好人，我也并非不幸；相反，我非常幸福。那么，我们今天不再唱了吧？”她补充道，朝房子走去。

“您多么好，您多么好啊！”吉蒂叫起来，拦住她，吻了一下，“我要是能有一点点像您多好！”

“为什么您要像什么人呢？您原本就很好。”瓦莲卡露出她那温柔而疲倦的微笑说。

“不，我一点儿也不好。哦，请告诉我……等一等，我们坐一会儿吧。”吉蒂说，又让她挨着自己坐在长椅上。“请告诉我，难道不觉得受了侮辱吗，一想到有个人不珍惜您的爱情，想到他不愿意？……”

“不，他没有不珍惜；我相信他是爱我的，但他是个顺从的儿子……”

“是的，但如果他并非按母亲的意思，仅仅是他自己呢？……”吉蒂说，感觉到她暴露了自己的秘密，而且羞愧得脸色绯红发热，已经揭了自己的底。

“那样的话就是他做得不对，我也不会怜惜他。”瓦莲卡回答，显然明白说的已经不是她，而是吉蒂的事。

“但是侮辱呢？”吉蒂说，“侮辱无法忘记，无法忘记。”她说，回想起在最后一次舞会上，当音乐停止时自己投出的目光。

“哪里有什么侮辱？您没有做错什么事吧？”

“比做错事更糟糕——可耻。”

瓦莲卡摇摇头，把自己的手放在吉蒂的手上。

“但哪里可耻呢？”她说，“毕竟您不能跟一个漠视您的人说您爱他吧？”

“当然不能，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但他知道。不，不，有眼神，有举止。我活上一百岁也不会忘记。”

“那又怎么样呢？我不明白。问题是，您现在还爱他，还是不爱？”瓦莲卡直言不讳地说。

“我恨他。我不能原谅自己。”

“那是为什么呢？”

“可耻，羞辱。”

“唉，要是大家都像您那么敏感，”瓦莲卡说，“没有哪个女孩没经历过这些。而这一切都那么不重要。”

“可什么重要呢？”吉蒂问道，好奇又惊讶地盯着她的脸。

“唉，有很多重要的。”瓦莲卡微笑着说。

“是什么呢？”

“唉，有很多更重要的。”瓦莲卡回答，不知该说些什么。不过这时从窗户里传来公爵夫人的声音：

“吉蒂，天凉了！要么拿件披肩，要么进房间来。”

“是啊，该走了！”瓦莲卡说着，站了起来，“我还要去madame Berthe[109]那儿一趟；她叫我了。”

吉蒂拉着她的手，用热情、好奇而恳求的目光向她询问：“那最重要的东西，让人如此平静的东西是什么，是什么呢？您知道，请告诉我吧！”但瓦莲卡甚至不明白吉蒂的目光在询问什么。她只知道她现在还必须去madame Berthe那儿一趟，然后在十二点钟妈妈喝茶前赶回家。她走进房间，收起乐谱，跟大家告辞，准备走了。

“请允许我送您吧。”上校说。

“是啊，现在这么晚了，一个人走怎么行呢？”公爵夫人附和道，“我至少得派上帕拉沙。”

吉蒂看出，瓦莲卡听到人家说她需要别人送，勉强忍住笑。

“不必了，我总是一个人走，也从来什么事都没有。”她说，拿起帽子。她再次亲吻了吉蒂，还是没说什么是重要的，便迈着轻快的步子，腋下夹着乐谱，隐入半明半暗的夏夜中，随身带走了自己的秘密：什么是重要的，什么给了她令人倾慕的沉静与尊严。

吉蒂结识了施塔尔夫人，而这次结识连同与瓦莲卡的友谊，不仅对她产生强烈的影响，也安慰了处于痛苦中的她。让她寻得这一安慰的是，由于这次结识，一个全新的世界为她展开，那是一个与她的过去毫无共同之处的、崇高而美好的世界，从它的高处可以平静地看待这个过去。展开在她面前的，除了直到如今吉蒂所投入的本能的生活，还存在着一种精神生活。这种生活是由宗教开创的，不过这宗教与吉蒂从小就知道的宗教，与可以遇见熟人的寡妇院里日祷和通宵夜祷之中，以及同神父学习背诵斯拉夫经文中所表现的宗教并无共同之处；这是与一系列美妙的思想和感情相联系的高尚而神秘的宗教，不仅可以因为被这样吩咐而去相信它，而且可以去爱它。

吉蒂并非通过语言了解的这一切。施塔尔夫人跟吉蒂说话，就像跟一个可爱的孩子，你欣赏这个孩子，犹如回忆起自己的青春时代，她只有一次提到，在人类的所有痛苦中只有爱和信念能够给予慰藉，对基督给我们的怜悯来说，没有任何痛苦是微不足道的，然后就立刻把话题转到别处了。但是吉蒂在她的每个动作、每句话、每一个吉蒂所称的超凡的眼神，尤其是她通过瓦莲卡得知的施塔尔夫人一生的整个经历中，从这一切里了解了那个“重要的东西”，这是她迄今为止并不知道的。

但不论施塔尔夫人的性情多么崇高，她的整个经历多么感人，她的言语多么高尚而温柔，吉蒂都不由自主地察觉到她身上那些令人困惑不安的特征。吉蒂注意到，当问及她的家人，施塔尔夫人轻蔑地笑了笑，这是与基督教徒的仁慈相违背的。还注意到，当遇见天主教神父在施塔尔夫人那里时，她竭力让自己的脸处在灯罩的阴影下，不同寻常地微笑着。无论这两点发现多么微不足道，还是让吉蒂感到困惑，而且对施塔尔夫人有了怀疑。可是瓦莲卡呢，孤孤单单，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带着忧伤的失望，无所希求，也无所懊悔，正是吉蒂容得自己想往的那种完美之人。从瓦莲卡身上她明白，只有忘掉自己并去爱别人，你才能够变得平静、幸福和完美。吉蒂就是要成为这样的人。现在既然明白了什么是最重要的，吉蒂并不满足于仅仅赞叹一番，而是立刻全心投入到展现在她面前的新生活中去。按照瓦莲卡讲述的施塔尔夫人以及所提到的其他人的所为，吉蒂已经为自己拟定了未来生活的幸福计划。她就像瓦莲卡对她多次谈到的施塔尔夫人的侄女Aline[110]，无论住在什么地方，都去寻找不幸者，尽可能帮助他们，散发福音书，为病人、罪犯和濒死者们读福音书。为罪犯们读福音书的念头，就像Aline做的那样，特别吸引吉蒂。但是所有这些都是隐秘的梦想，吉蒂既没有对母亲，也没有对瓦莲卡表露过。

不过，在等待机会大规模实现自己的计划时，眼下，吉蒂在温泉地，在有如此多的患者和不幸的人的地方，很容易便找到了施行自己新规则的机会，模仿着瓦莲卡的样子。

起初公爵夫人只注意到，吉蒂受到自己对施塔尔夫人，特别是瓦莲卡的那种她所谓的engouement的强烈影响。她看到，吉蒂不仅模仿瓦莲卡的作为，还不由自主地模仿她走路、说话和眨眼的样子。但后来公爵夫人发现，在女儿身上，除却这种痴迷之外，还发生着某种重大的精神上的转变。

公爵夫人看见，吉蒂晚上要读施塔尔夫人送给她的法语福音书，她以前从未这样做过；她还回避社交界的熟人，与瓦莲卡所庇护的病人们，尤其是与患病的写生画家彼得洛夫那个贫穷的家庭来往。吉蒂，很显然，为她在这个家里行使护士之责而自豪。所有这一切都很好，公爵夫人没什么可反对的，再说彼得洛夫的妻子是一个相当正派的女人，而且德国公爵夫人注意到吉蒂的作为，也夸赞她，称她是安慰者天使。所有这一切本来会非常好，如果不做得过分的话。而公爵夫人看到女儿走了极端，并且她告诉了她。

“Il ne faut jamais rien outrer。[111]”她对她说。

但女儿什么也没有回答；她只是在心里想，基督教的事情不该说什么过分。教义吩咐说，当一边的脸被打，就把另一边伸过去；有人剥去长外衣，就把衬衫也交出去，追随这一教义怎么会过分？但公爵夫人不喜欢这种过分，更不喜欢的是，她感觉到吉蒂不愿意向她完全敞开自己的内心。的确，吉蒂对母亲隐瞒了自己新的见解和感觉。她隐瞒起这些，并非她不尊重、不爱自己的母亲，只是因为这是她的母亲。她宁可向任何人公开，就是不能告诉母亲。

“安娜·帕甫洛夫娜好像很久都没来我们这儿了，”有一次公爵夫人说起彼得洛夫，“我叫过她。可她似乎有些不满。”

“没有，我没发现，妈妈。”吉蒂红着脸说。

“你好久都没去他们那儿了吧？”

“明天我们要去山上散步。”吉蒂回答。

“哦，那你们就去吧。”公爵夫人回答，望着女儿一脸尴尬之色，想要猜出她尴尬的原因。

就在这一天瓦莲卡来吃饭，通报说安娜·帕甫洛夫娜改变了主意，明天不去山上了。公爵夫人注意到吉蒂的脸又红了。

“吉蒂，你没跟彼得洛夫家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吧？”当只剩下她们二人时，公爵夫人说，“为什么她不再打发孩子来，自己也不来我们这儿了？”

吉蒂回答说，他们之间没发生任何事情，她也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安娜·帕甫洛夫娜似乎对她不满。吉蒂回答的完全是真话。她不知道安娜·帕甫洛夫娜对自己改变态度的原因，但她猜到了。她所猜到的那种事情既不能告诉母亲，也没有对自己说起过。这是那种你知道，但甚至都不能对自己说起的事情；弄错的话就太可怕、太羞耻了。

她一遍又一遍在回忆中检视着她与这一家人的所有往来。她回想起她们会面时，安娜·帕甫洛夫娜那和善的圆脸上表露出的天真的喜悦；她也想起她们有关病人的秘谈，合谋诱使他放下禁止他做的工作，带他去散步；想起最小的男孩的依恋，称她是“我的吉蒂”，没有她就不肯上床睡觉。这一切多好啊！接着她又回想起彼得洛夫那瘦而又瘦的身形和他的长脖子，穿着他那件褐色的长上衣；想起他稀疏卷曲的头发，起初让吉蒂害怕的蓝眼睛，以及有她在场时，他要显得精力充沛而活跃的那种痛苦的努力。她回想起一开始时自己极力克服面对他所经受的那种厌恶，就像面对所有肺痨患者那样，以及努力去想该跟他说什么。她回想起他看着她时那畏葸的、感动的眼神，还有此时经受的，先是怜悯和困窘，随即又意识到自己德行高尚的奇怪感觉。这一切多好啊！但这一切都是一开始时的事。可现在，前几天，一切都突然变坏了。安娜·帕甫洛夫娜假意接待吉蒂，不停地观察着她和丈夫。

莫非在她接近时他这种令人感动的快乐成了安娜·帕甫洛夫娜冷淡下来的原因？

“是的，”她回想着，“安娜·帕甫洛夫娜有点儿不自然，完全不像原本那样善良，两天之前她懊丧地说：‘看吧，一直都在等您，没有您就不喝咖啡，哪怕身体虚弱得厉害。’”

“是的，或许我递给他毯子的时候，她觉得不舒服。本来很简单的一件事，可他那么难为情地接过去，感谢了那么久，让我也感到难为情了。还有我的那幅肖像，他画得那么好。最主要的——是那眼神，窘迫而又温柔的眼神！是的，是的，就是那样！”吉蒂惊恐地对自己重复道，“不，不可能，不应该啊！他是那么可怜！”随后她又对自己说。

这种怀疑毒害了她的新生活的魅力。

在温泉疗程结束之前，谢尔巴茨基公爵，自卡尔斯巴德又去过巴登和基辛根看望俄罗斯的熟人，如他所说，去积攒俄罗斯气息，这才回到家人身边。

公爵和公爵夫人对国外生活的看法完全相反。公爵夫人发现一切都很美好，尽管自己在俄罗斯社会的地位稳固，却竭力在国外要像一位欧洲太太，可她又不是——因为她是一位俄罗斯太太——因此她就假装，这就让她有些别扭。公爵呢，正好相反，他发现国外的一切都讨厌，深为欧洲式的生活所苦，抱定自己的种种俄罗斯习惯，故意在国外让自己显得比实际上更不像一个欧洲人。

公爵回来时变瘦了，两腮的皮肉下垂，但心情处于最为愉悦的状态。这愉悦的心情在他看到完全康复的吉蒂时就愈发增强了。闻知吉蒂与施塔尔夫人和瓦莲卡结下友谊，公爵夫人又转达了她对吉蒂身上发生的某种变化的观察，公爵便感到不安，激起他心中惯常的、对所有能从他身边诱走女儿的东西的嫉妒之情，以及生怕女儿脱离他的影响，走入某种他无法触及的领地的恐惧。不过这些令人不快的消息淹没在他内心一直拥有的亲善和愉快的海洋里，又特别地被卡尔斯巴德的温泉强化了。

在抵达的第二天，公爵穿着他的长大衣，带着他那俄罗斯式的皱纹和鼓胀的、让浆硬的衣领撑起的脸颊，以最为愉悦的心情与女儿去了温泉。

晨光十分美好；整洁而有趣的房子连带着小花园，看得见一个个红脸、红胳膊、喝足了啤酒、愉快地干着活的德国女仆，灿烂的阳光愉悦人心；但他们越接近温泉，遇见的病人就越多，在设施完备的德国生活的日常环境中，他们的样子也就越显得凄惨可怜。吉蒂已不再惊异这种对立。灿烂的阳光、绿色草木愉快的光泽、音乐的声响，对她来说，都是这些熟悉的面孔和她所关照的病情恶化与好转等诸多变化的自然背景；但在公爵看来，六月早晨的辉光，奏着时髦而欢快的华尔兹的乐队声响，特别是那些健壮女仆的样貌，搭配上这些由欧洲各地聚集而来的恹恹而动的病人，似乎有些不堪入目，丑陋反常。

尽管有心爱的女儿挽着手与他同行，让他感受到自豪之情，仿佛回到了青春时代，但他现在仿佛为自己有力的步伐，为自己满是肥肉的四肢感到不便和害羞。他体会到几乎是在众人面前没穿衣服的感觉。

“介绍一下，介绍给我你那些新朋友。”他对女儿说，用胳膊肘夹了夹她的手，“我甚至连你这个可恶的索登都爱上了，因为它治好了你。只是太悲伤，你们这儿太悲伤了。这是谁？”

吉蒂把他们遇到的认识和不认识的那些人的名字说给他。在花园的入口处他们遇见了盲眼的m-me Berthe[112]和女向导，公爵很高兴这位法国老妇人在听到吉蒂声音时那种感动的表情。她即刻以法国人过分的客气与他说起话来，称赞他有这样一个出色的女儿，眼看着把吉蒂吹捧上了天，称她是宝贝、珍珠和安慰者天使。

“哦，那她成了第二号天使了，”公爵微笑着说，“她称M-lle瓦莲卡是第一号天使。”

“噢！M-lle瓦莲卡——她是个真正的天使，allez[113]。”伯尔特太太接过话头。

在回廊上他们遇到瓦莲卡本人。她匆忙迎着他们走过来，拿着一只优雅的红色小提包。

“瞧，我爸爸来了！”吉蒂对她说。

瓦莲卡像她做一切事情那样，做了个简单而自然的、介乎鞠躬与屈膝礼之间的动作，即刻与公爵说起话来，像她同所有人谈话那样，简单而毫无拘束。

“当然，我知道您，太知道了。”公爵微笑着对她说，这让吉蒂高兴地看出父亲喜欢她的朋友。“您这么急急忙忙去哪儿啊？”

“Mamam在这儿呢，”她说，转向吉蒂，“她一整夜都没睡，医生劝她出来走走。我把手工活拿给她。”

“这就是头号天使！”瓦莲卡走后，公爵说。

吉蒂看出他想嘲笑一下瓦莲卡，但他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做，因为瓦莲卡很让他喜欢。

“这样我们就见到你所有的朋友了，”他补充说，“还有施塔尔夫人，如果她会屈尊认出我的话。”

“你真的认识她吗，爸爸？”吉蒂害怕地问，注意到提及施塔尔夫人时公爵眼里燃起讥嘲的火花。

“我认识她的丈夫，也有点认识她，那还是她加入虔敬派之前。[114]”“什么是虔敬派，爸爸？”吉蒂问道，已经感到惊讶，施塔尔夫人的身上那些她如此看重的东西竟然还有名称。

“我自己也不太知道。我只知道，她为一切感谢上帝，为一切不幸，也为她死了丈夫而感谢上帝。是啊，到头来实在可笑，因为他们过得很糟糕。”

“那是谁啊？多可怜的一张脸！”他问，注意到长条凳上坐着的个子不高的病人，穿着褐色上衣和白色长裤，在他那没肉的腿骨上折出奇怪的褶子。

这位先生抬了抬戴在卷曲而稀疏的头发上的草帽，露出高高的、让帽子压得病态发红的额头。

“这是彼得洛夫，写生画家。”吉蒂回答，脸红了，“这是他妻子。”她又补充道，指着安娜·帕甫洛夫娜，而她就像是故意似的，就在他们走近的时候，去追沿着小路跑开的孩子了。

“他多可怜，他的脸多讨人喜欢啊！”公爵说，“你为什么不过去？他是不是想跟你说话？”

“好吧，那我们就过去。”吉蒂说，决断地转过身去，“您今天身体如何？”她问彼得洛夫。

彼得洛夫拄着拐杖站起来，胆怯地看了看公爵。

“这是我女儿，”公爵说，“让我们认识认识吧。”

写生画家鞠了一躬，微笑着，露出异常闪亮的洁白牙齿。

“我们昨天等您来呢，公爵小姐。”他对吉蒂说。

他说这话时蹒跚了一下，接着，又重复了这个动作，试图证明他是故意这样的。

“我本想来的，但瓦莲卡说，安娜·帕甫洛夫娜让她捎话说你们不去了。”

“我们怎么不去了？”彼得洛夫说，他脸一红，立刻咳嗽起来，眼睛在找他的妻子。“阿涅塔，阿涅塔！”他大声说，在他又细又白的脖子上，像绳子似的绷起粗粗的青筋。

安娜·帕甫洛夫娜走了过来。

“你怎么让人捎话给公爵小姐，说我们不去了！”他嗓音沙哑，怒气冲冲地低声对她说。

“您好，公爵小姐！”安娜·帕甫洛夫娜装出一副笑容，全然不像她先前的态度，“很高兴认识您，”她又对公爵说，“早就等候着您了，公爵。”

“你怎么让人捎话给公爵小姐，说我们不去了？”写生画家更加生气地哑着嗓子又低声说了一遍，显然因为嗓子不管用，让他不能如愿表达他的话而更加恼火。

“哦，我的上帝！我以为我们不去了呢。”妻子懊丧地回答。

“怎么会呢，何时……”他咳嗽了一声，挥了挥手。

公爵抬了抬帽子，同女儿走开了。

“唉，哎呀！”他叹了口气，“唉，这些不幸的人！”

“是啊，爸爸，”吉蒂回答，“要知道，他们有三个孩子，没有任何佣人，几乎没有任何财产。他能从学院拿到点儿什么。”她起劲儿地说道，强按下安娜·帕甫洛夫娜对她态度的奇怪转变在她心里引发的波动。

“施塔尔夫人来了。”吉蒂说，指着小推车，里头用枕垫围着，裹了某种天蓝色和灰色的物件，在阳伞下面躺着个什么东西。

这便是施塔尔夫人。她身后站着忧郁而健壮的德国工作人员，推着她。一位淡黄头发的瑞典伯爵站在旁边，吉蒂知道他的名字。几个病人在推车旁磨蹭着，望着这位太太，就像望着什么稀罕的东西。

公爵走到她面前。吉蒂立刻在他眼里看见那令她不安的讥嘲的火花。他走到施塔尔夫人面前，用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说的那种出色的法语，极其彬彬有礼地说起话来。

“我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我，但我应该提一提自己，以便感谢您对我女儿的好意。”他对她说道，摘下帽子，没再把它戴上。

“阿列克桑德·谢尔巴茨基公爵。”施塔尔夫人说，朝他抬起那双超凡的眼睛，吉蒂注意到那表情中的不快，“我很高兴。我非常喜爱您的女儿。”

“您的身体还是不好？”

“是的，我已经习惯了。”施塔尔夫人说，接着介绍公爵与瑞典伯爵认识。

“您的变化不大，”公爵对她说，“我已经有十年或十一年不曾荣幸地见到您了。”

“是的，上帝给人十字架，也给人背负它的力量。我常常奇怪，拖着这条命到底是为什么呢……从那边！”她恼火地对瓦莲卡说，瓦莲卡没有那样去用毯子裹她的腿。

“大概，是为了做善事吧。”公爵说，眼中露出笑意。

“这不由我们评断。”施塔尔夫人说，察觉到公爵脸上表情中的细微之处。“那么，您会把那本书捎给我吗，亲爱的伯爵？非常感谢您。”她对年轻的瑞典人说。

“啊！”公爵叫了一声，瞥见站在附近的莫斯科的上校，便朝施塔尔夫人鞠了一躬，带着女儿连同与他们会合的莫斯科的上校一道离开了。

“这就是我们的贵族，公爵！”莫斯科的上校说道，有意作出一副嘲讽的样子，为施塔尔夫人不曾与他结识而心怀不满。

“她向来如此。”公爵回答。

“您是在她生病前，公爵，就是说，在她卧床之前就认识她了？”

“是的。我看着她躺倒的。”公爵说。

“据说，她已经十年没站起来了。”

“不站起来是因为她腿太短，她的身材非常丑……”

“爸爸，这不可能！”吉蒂叫道。

“毒舌之人会这么说，我的朋友。可你的瓦莲卡就受罪了，”他补充道，“唉，这些生病的太太！”

“哦，不，爸爸！”吉蒂急着反驳道，“瓦莲卡崇敬她。再说她做了多少善事啊！你去问问谁都行！她跟艾琳·施塔尔是人人都知道的。”

“也许吧，”他说，用胳膊肘夹了夹她的手，“但如果那么做了，你去问谁，谁都不知道就更好了。”

吉蒂并非因为她无话可说而沉默下来，只是她对父亲也不愿意敞开自己的隐秘想法。然而，奇怪的是，尽管她已准备好不去屈从父亲的见解，不让他进入自己的圣地，她仍然感到，施塔尔夫人的神圣形象，一个月以来她一直藏在心中，现在无可挽回地消失了，就像由丢弃的衣服组成的人形，当你明白躺在那儿的只是件衣服时，人形也就消失了。留下的只有一个短腿的女人，由于身材丑才躺在那儿，又去折磨唯命是从的瓦莲卡，只因为瓦莲卡没有那样去用毯子裹她的腿。无论怎样努力想象，都无法召回从前的那个施塔尔夫人了。

公爵把他愉悦的心情传染给了自己的家里人和熟人们，甚至谢尔巴茨基一家居留处的德国房东。

公爵与吉蒂从温泉返回，并邀请了上校、玛丽亚·叶甫根尼耶夫娜和瓦莲卡来自己家里喝咖啡，公爵吩咐把桌子和椅子搬到花园的板栗树下，在那里开便餐。房东和仆人们也在他愉快情绪的影响下活跃起来，他们了解他的慷慨，半个钟头后，住在楼上的生病的汉堡医生便羡慕地望着窗外，聚集在板栗树下健康快活的这伙俄罗斯人了。在树叶阴影那震颤的圆圈中，在铺着白桌布、摆好了几只咖啡壶、面包、黄油、干酪和野味冷盘的桌子旁边，坐着公爵夫人，头戴系着浅紫色丝带的头饰，把杯子和涂料面包片递给大家。在桌子的另一端坐着公爵，尽情吃着，大声而快活地说着话。公爵在自己周围摊开他买到的东西——雕花匣子、木雕玩具、各种裁纸刀具，他在每处温泉都买上一堆，把它们分赠给大家，包括女仆利斯亨，还有房东，他还用他那种滑稽而糟糕的德语跟房东开玩笑，让他相信不是温泉治好了吉蒂，而是他出色的菜肴，尤其是黑李子汤。公爵夫人嘲笑她丈夫的俄罗斯习惯，但她自从来温泉后从未如此活跃而愉快。上校一如既往，对公爵的笑话报以微笑；但说到欧洲，他自认做过认真的研究，支持公爵夫人的立场。好心肠的玛丽亚·叶甫根尼耶夫娜对公爵说的任何好笑的话都笑得前仰后合，而瓦莲卡，吉蒂还从未见过她这样，公爵的笑话惹得她发出微弱但富有感染力的笑声，因而变得松弛下来。

这一切都让吉蒂感到愉快，可她不能不忧心忡忡。她无法解决那个难题，那是父亲无意间以其对她的朋友、对她深深爱上的生活抱有的愉快态度向她提出的，这一难题又加上了她与彼得洛夫一家的关系变化，这种变化今天是那样明显而令人不快地表现了出来。大家都很愉快，但吉蒂无法愉快起来，而这就更让她苦恼了。她体会到近乎童年时体会到的那种感觉，她受罚被锁在自己的房间，听着姐姐们快活的笑声。

“哦，你买这一大堆做什么用啊？”公爵夫人微笑着说，递给丈夫一杯咖啡。

“一出去散步，哦，走到货摊那儿，人家就请你买了：‘埃尔劳赫特，埃克斯采林茨，杜尔赫劳赫特，’[115]瞧，人家一说‘杜尔赫劳赫特’，我就忍不住了：十个塔勒[116]就没了。”

“这不过是出于无聊。”公爵夫人说。

“当然了，是出于无聊。那种无聊啊，妈呀，你都不知该怎么排遣。”

“怎么会无聊呢，公爵？德国现在有那么多有意思的东西。”玛丽亚·叶甫根尼耶夫娜说。

“可是有意思的事情我全都知道：黑李子汤我知道，豌豆香肠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

“不，随您怎么样，公爵，他们的设施很有意思，”上校说。

“可那又有什么意思？他们一个个像铜钱似的洋洋得意：把所有人都战胜了。喏，可我有什么好得意的？我谁也没有战胜，只是自己脱靴子，还要自己把它们放到门外。早晨起床，立刻穿好衣服，去客厅喝那让人讨厌的茶。在家就是另一回事了！不急不忙睡醒觉，对随便什么事发发火，牢骚几句，好好清醒过来，把什么都考虑好了，不必匆匆忙忙。”

“而时间——就是金钱，您把这个忘了。”上校说。

“什么时间！有的时间，一整月只用半个卢布就给出去了；可有的时间，无论多少钱都买不到半个钟头。对吧，卡坚卡？你怎么了，这么闷闷不乐的？”

“我没怎么。”

“您要去哪儿？再坐一会儿吧。”他对瓦莲卡说。

“我得回家了。”瓦莲卡说着站起身，又放声笑了起来。

恢复常态后，她道了别，去房里拿她的帽子。吉蒂跟在她身后。甚至瓦莲卡现在也让她觉得有所不同。她不是变坏了，但她变了样，不再是她原来想象的样子了。

“唉，我好久都没有这么笑了！”瓦莲卡说，收起伞和她的小包，“他多可爱啊，您的爸爸！”

吉蒂沉默了。

“我们什么时候见面？”瓦莲卡问。

“妈妈想去彼得洛夫家。您不去那儿吗？”吉蒂说，试探着瓦莲卡。

“我去，”瓦莲卡回答，“他们准备走了，所以我答应帮他们收拾收拾。”

“好吧，那我也去。”

“不，您去干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吉蒂说道，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为了不让瓦莲卡走，一把抓住她的伞，“不，请等一下，为什么呢？”

“是这样，您的爸爸回来了；还有，有您在他们会不好意思的。”

“不，您得告诉我，为什么您不愿意我经常去彼得洛夫家？您不愿意吧？为什么呢？”

“我可没说过这话。”瓦莲卡平静地说。

“不，请您告诉我吧！”

“一切都说吗？”瓦莲卡问。

“一切，一切！”吉蒂急着说。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只不过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是写生画家的名字）先前想早点儿走，现在又不想离开了。”瓦莲卡微笑着说。

“说呀！说呀！”吉蒂催促着，愁眉苦脸地看着瓦莲卡。

“嗯，不知为什么，安娜·帕甫洛夫娜说，他不想走是因为您在这儿。当然，这么说不合适，但就因为这个，因为您而发生了争吵。您也知道，这些病人动不动就发脾气。”

吉蒂愈发皱起了眉头，只有瓦莲卡一个人在说话，尽量让她平静下来，安慰她，看得出她就要爆发了，只是不知道会是什么——是眼泪还是言语。

“所以，您最好别去……您明白的，也不要见怪……”

“都是我活该，是我活该！”吉蒂很快地说，从瓦莲卡手里抓过伞来，避开自己朋友的目光。

瓦莲卡看着自己的朋友像小孩子那样生气，直想笑，但害怕会得罪她。

“怎么活该呢？我不明白。”她说。

“说活该是因为，这一切都是装假，因为这一切都是凭空想出来的，而不是出于真心。别人的事与我何干？到头来我却成了吵架的原因，说我做了谁都没有请我做的事情。因为一切都是装假！装假！装假！……”

“但为了什么目的装假呢？”瓦莲卡轻声说。

“唉，多愚蠢，多讨厌！我完全不需要……一切都是装假！”她说，把伞撑开又合上。

“但为了什么目的呢？”

“为了在人前，在自己，在上帝面前显得更好些，欺骗所有的人。不，我现在绝不听任摆布了！就算我坏，但至少不是说谎的人，不是骗子！”

“可谁是骗子啊？”瓦莲卡责备地说，“您这么说，就好像……”

但吉蒂只顾着自己发脾气。没让她说完。

“我不是说您，完全不是说您。您很完美。是的，是的，我知道您尽善尽美；可是我坏，这该怎么办呢？如果不是我坏，也就没有这种事了。所以就随我怎样吧，但我不会去装假。安娜·帕甫洛夫娜与我何干？让他们想怎么过就怎么过吧，我也过我想过的日子。我变不成别的样子……这一切都不对，不对！……”

“是什么不对啊？”瓦莲卡困惑地说。

“一切都不对。我不可能不依自己的心去生活，而您是依照规则生活。我喜欢您，很简单；可您，大概，喜欢我只是为了挽救我，教导我！”

“您不公平。”瓦莲卡说。

“我丝毫也没有说别人，我说的是我自己。”

“吉蒂！”传来母亲的声音，“到这儿来，给爸爸看看你的珊瑚项链。”

吉蒂不去与自己的朋友和解，神态高傲地从桌上拿了装在盒子里的珊瑚项链，去母亲那儿了。

“你怎么了？脸怎么那么红？”母亲和父亲对她同声说道。

“没什么，”她回答说，“我马上就来。”说完又跑了回去。

“她还在这儿！”她想道。“我该对她说什么呢？我的上帝！我是怎么搞的，我说了什么啊！为什么我要让她不好受呢？我应该怎么办？我该对她说什么呢？”吉蒂想着，停在了门口。

瓦莲卡戴着帽子，手里拿着伞坐在桌边，查看着吉蒂弄坏的弹簧。她抬起头来。

“瓦莲卡，请原谅我，原谅我吧！”吉蒂低声说，走到她面前，“我不记得我说了什么。我……”

“我真的没想让您难过。”瓦莲卡说，微笑着。

和解达成了。但父亲的到来对吉蒂来说，她生活的那个世界彻底变了样。她不背弃所知晓的一切，但她明白，她欺骗了自己，以为可以成为她所想的那样。她仿佛清醒了；感受到不装假，不自吹自擂，而要稳稳站在她想登上的那个高度困难重重。此外，她感到了生活其中的这痛苦、病患和垂死者的世界的全部重荷。而为了去爱这些，她在自己身上使出的努力让她多么痛苦，想要尽快去新鲜的空气中，回到俄罗斯，回到叶尔古绍沃，她从来信中得知，她姐姐已经带着孩子去那儿了。

但她对瓦莲卡的爱并未减弱。告别时，吉蒂求她来俄罗斯看他们。

“您结婚的时候我会去的。”瓦莲卡说。

“我永远不会结婚。”

“哦，那我永远也不会去的。”

“那好吧，就为了这个我也要结婚的。可要当心，记住您的承诺！”吉蒂说。

医生的预言得到证实。吉蒂回家，回到俄罗斯时，已经痊愈。她不再像先前那样，无忧无虑，快快乐乐，但她平静下来，那段莫斯科的伤心事已经变成了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