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

从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末，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超越了自从人类发明农业以来，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所出现的变化。如果从学术的角度看，“工业革命”是个没有意义的词，因为“革命”一词指的是回到原先的某种状态，尽管恢复后的“原先状态”已经变成了一种全新的状态。但这里的“革命”显然不是这个意思。上述巨变的基础是机器。机器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包括煤和石油），生产出了从廉价衣服到罐装食品的各种产品，其中最重要的是生产出了其他机器。这种巨变极大地改变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工业革命可以使人们乘坐轮船以更快的速度跨越海洋，可以使人们乘坐火车进行长途旅行；工业革命可以使人们在家里和工作的地方用上高效、廉价的照明工具，这极大地增加了人们的有效时间，特别是对那些生活在高纬度地区的人来说；工业革命还为生活在欧美地区成百上千万的人带去了高质量服装、各种家居用品和娱乐活动，在此之前这些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

然而，工业革命也使人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许多思想家非常痛恨这场革命，并质疑它的价值。例如，工业革命使成百上千万人在工厂里进行着重复、严苛的劳动，使他们居住在拥挤、肮脏的城市住宅中。在人口稠密的村镇或山谷，工厂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环境。在维多利亚时代，大量英国人死于由空气污染所引发的肺病——具体来说，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死于恶劣的空气。1866年，政府巡视员发现考尔德河污染严重，甚至河水都能当墨水用。与此同时，工业的化学副产品也污染了布拉德福德运河，当地的男孩经常点燃河水，火沿着河岸燃烧，火苗足有6英尺高。

随着工业革命的扩展，美国、欧洲大陆的江河湖海遭到了同样严重的污染，随后是日本。这场革命也导致了更有破坏性的战争。因为工业发达国家可以凭借自身优势欺凌、占领、剥削那些相对落后的国家。发达国家可以在一眨眼的时间里，破坏那些业已存在了数个世纪的古老文化。的确，在人类历史中，这是一个最能体现“创造性毁灭”的时期。尽管那些领导工业革命的国家成了20世纪历史的主角——尤其是美国和德国（法国和俄国也紧随其后）——但这场变革却最先发生在湿润的不列颠群岛。

在英国，与任何一场政治革命相比，对煤、化学品、矿石和电的利用要缓慢得多。英国的工业革命大约持续了一个世纪，也就是从18世纪中叶一直持续到1850年前后。这场革命起源于一些相对偏远的地区，如铁桥峡的煤溪谷、煤铁资源一直都很丰富的什罗普郡、康沃尔郡的锡矿区，以及当时还是座小镇的伯明翰附近。工业革命的先驱是商人和具有绅士风度的科学家，而不是那些幻想创造变革的人；他们的陶艺品和金属饰物都是仿古品，他们了解各种手工制品，他们使用的机器都能为他们带来立竿见影的效益。这场革命既没有整体规划，也没有一个组织进行领导。但它带来了巨大的利润，这些利润足以使人们迅速、甚至是不顾一切地进行模仿，展开竞赛。当工业革命扩展到德意志、美国，以及像比利时这样的小国时，一系列的变革获得了加速发展，这些发展紧接着在英国的早期突破之后出现。

工业革命为什么会首先出现在英国？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出现？

尽管英国有大量的煤铁资源，但对于工业化来说，政治因素似乎比地理条件更重要。资本主义的特点是资本密集、以市场为导向、严重破坏、资金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以及买进和卖出——今天的世界仍然如此。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话，工业化或许就不会出现。但资本主义并不是工业化的先决条件，因为苏联和社会主义中国都已经实现了工业化。我们不能在历史中做对比试验，但工业化似乎需要一个市场体系才能出现并得以维持。如果要正常发展，还需要相应的一组特殊环境。

这样的发展环境首先出现在了18世纪的英国，这不是因为英国人特别有天赋（想想中国和希腊的发明家、法国和西班牙的探险家，以及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工匠，我们就能发现这点），而是因为他们也遇到了一些幸运的巧合，通过这些巧合，他们创造出了全新的事物，就像在某一次偶然机会下，将不同化学试剂混合在一起从而引发连锁反应一样。

这些偶然机会出现在了一个看上去相当贫穷的国家。英国没有像西班牙那样的富庶殖民地，也没有像法国那样的庞大军队和华丽宫殿。英国人处决了一位国王，又不得不将他流亡在外的儿子请回来，之后建立起了一个由外国人执政的王朝。在资本主义萌芽初期，英国的海外征服不值一提，除了著名的烟草种植园和几座糖料种植园，其他也没有给国家带来什么利益。英国一直在打仗，始终没有得到一个能专心处理国内事务的和平时期。刚踉踉跄跄地走出灾难性的内战，英国又走进了一个战乱期，这个战乱期从1689年一直持续到1815年。在此期间，英国与它的欧洲竞争对手经常兵戎相见，几乎每两年中就有一年在打仗。尽管人口稀少，但这个国家差不多砍光了所有的树。1696年，一个叫作格雷戈·金的文职人员估算，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总计约550万，其中又有十分之一的人住在伦敦。其中许多人都很有主见且野心勃勃——特别是那些对宗教持不同看法的人——他们迫不及待地移民海外，准备开始一段新生活。

这是一幅凄凉的场景。但在这幅场景的背后，英国正在酝酿着许多重要的变革。第一项变革没有在城市发生，而是发生在或平坦或起伏的农村地区。在那里，地主用缩短租赁期限和增加职业农民的方法提高地里的收成。这种做法对人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不但影响了人口数量，而且影响了他们的居住地点。根据研究，在17世纪之前，如果一个发达国家想要全国所有人都吃得饱饭，那么至少要有五分之四的人参加农业生产。从中国到法国，从新诞生的美国到俄罗斯，不参加农业生产的人——其中包括军人、海员、僧侣、统治者、官员、工匠和商人——从来没有超过人口数量的五分之一。尽管拥有剩余财富，但他们的消费能力尚不足以使资本主义腾飞。

但在英格兰，随着圈占共有土地、修建排水系统、采用新的轮耕制，这个比例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一方面，如果继续采用传统的条田制，亩产量将无法提高；另一方面，如果继续沿用短租的形式，土地使用者也没有投资新技术、修建树篱或排水系统的动力。然而，从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兼并和圈占共有土地改变了英格兰农村的面貌。越来越长的树篱和越来越长的租期保护着面积更大的农田，人们可以在上面种植出更多的农作物。换句话说，传统的所有制和耕作方法被彻底改变，但这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过程。从现在的眼光看，英格兰的农村非常惬意，甚至有些懒散；但对于17世纪和18世纪的乡下人来说，这种新型耕作制度使农村地区变得凄惨和陌生。教会和许多作家也对新制度给穷苦农民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感到不满。我们从莎士比亚的戏剧和约翰·克莱尔愤怒的田园诗歌中都可以体会出旧英国的伤痛。

但新制度带来的结果是，到了1700年，英格兰成为欧洲农业产量最高的地方，其农业产量是周边国家的两倍。一年后，杰思罗·塔尔发明了著名的马拉条播机。之后不久，英国又从佛兰德斯引进了四田轮作制——用苜蓿属植物和萝卜保持土壤的肥力。尽管缺乏科学知识，但农民还是成功地饲养了体型更大的新品种牛羊：在一个世纪内，伦敦史密斯菲尔德市场中羊的平均重量从28磅上升到了80磅。这一变化最先出现在埃塞克斯郡、赫特福德郡、诺福克郡、萨福克郡和莱斯特郡。随后，到了18世纪50年代前后，在热心改革的报刊的宣传下（这些报刊本身也是由速度更快的新式印刷机印制而成的），这一变化又扩展到了英格兰的中部和北部地区。更少的农民可以生产出更多的食物，这就使剩余劳动力可以从事其他工作。很快，在英格兰，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比例从80%下降到了32%~33%，这是一个惊人的变化。其他国家也希望用更少的农民养活本国人口，但都没有英国那么成功。

对于英国来说，这一变化意味着两件事，这两件事对发展资本主义都至关重要。第一，对饥荒的担忧有所缓解。在度过潮湿、阴冷的春天后，人们也会面临饥饿，但储存起来的余粮和引进的新食物可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在担心挨饿的情况下，人们都不想去冒险。但在吃饱肚子后，他们的冒险精神也会逐渐增加。第二，更多的人能够成为店主、工匠、商人等。这样，他们就可以支付货币，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支付农作物。于是新出现的市民成了新的消费者。快速发展的国际贸易为英国带来了香料、印度纺织品、酒、烟草、糖、丝绸和陶艺品，这些前所未闻的东西都成了英国人的消费品。在商船和军舰的支持下，英国在实现工业化的很久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市场经济。

繁荣的市场经济导致人口的增加。到了1700年，在英格兰，人们的平均寿命为37岁，这个数字听上去并不大，但与平均寿命28岁的法国人相比，英国人已经算是长寿了。生育率和存活率的小幅提高使英国人口的数量迅速增长。到了1850年，也就是英国工业革命进入高潮的时候，人口已经增加了3倍。如果没有农业和农村的变革，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同样，如果没有一个适当的政治体制，这一切也不可能发生。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上一个世纪的战争和政治革命打击了独立的王权，于是英国建立起了议会政治。建立代议制的不是“人民”，而是“富裕的人民”，如地主（也包括矿主）、富商、投资贸易的人，以及城市和村镇中的统治阶层。

如此说来，英国看来似乎只是把君主制换成了寡头政治。但宗教战争给英国带来的震动远比这些要多。推翻至高无上的王权带来了真正的司法独立。与此同时，议会成为唯一拥有征税权的地方。英国有许多大地主，但长子继承制使贵族的数量始终不能大幅增加。而且，在经历了内战的创伤之后，国王在册封伯爵、男爵和子爵时变得更加谨慎。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国贵族的数量不但越来越多，而且他们还拥有许多特权，对农民的压榨也更加严重。

在英国，旧有的统治秩序比较薄弱，所以靠出售特权和垄断权谋利的恶习开始逐渐减少。据说，在詹姆斯一世执政时期，普通英国人盖房用的砖是被垄断的，烧砖用的煤也是被垄断的。“英国人衣服上的腰带和纽扣是被垄断的，缝衣服的针也是被垄断的”，他们吃着“垄断的黄油、垄断的无核小葡萄干、垄断的熏青鱼、垄断的鲑鱼和垄断的龙虾”。当法国、德意志和意大利存在数不清的关税和贸易壁垒的时候，这些障碍已经在英国消失了。英国创建了国家银行，用政府的名义发放贷款。因此，对于资本市场来说，国债不但稳定，而且非常安全。伦敦的重要性无法与身为金融中心的阿姆斯特丹相提并论，但它正在向成为金融中心的方向努力。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之后，全国各地又出现了许多地方银行。

我们很难意识到发生在身边的变化具有什么意义。同样，当时的英国人也没有意识到市场的巨大变化具有何种意义。许多人并没有感到国家变得特别自由。狩猎场有许多捕人陷阱，地方上的执政官依旧很严苛，海军强迫人们入伍，宗教上的清规戒律束缚了有理想的年轻人——总而言之，到处都是暴政。但从整体上看，真正意义上的暴政在数量上已经变得越来越少了。法律依靠的是野蛮的惩罚，但许多不富有的人也可以用法律维护自身利益。为了获得更多利益，人们会游说议会改变那些阻碍变革的法律。当发明者和第一代资本家挑战旧秩序的时候，专利法和议会上的争论成了他们成功的基石。

英国有更好的农业，更健全的法律，以及施行更少苛政的政府。现在，与欧洲大陆的大多数国家相比，英国又多了一个重要的不同点，那就是出版更加自由。出版自由始于一些粗制滥造小册子和全是诽谤言论的传单。尽管上述印刷品对在17世纪产生消极影响的宗教展开了攻击，但它们却能发展成为最符合自由市场理念的东西。科学家——他们也称呼自己为“自然哲学家”——在发表自己的言论时不必担心被审查了。报纸上充斥着关于新型农业和新奇物件的消息、王储和大臣们的所作所为，以及各种商品的价格。在英国，人们也可以就贸易政策和财政问题展开公开争论。

重要的是，尽管英国也受制于诸多贸易限制和糟糕的运输条件，但那里已经出现了工业。当时，英国的工业比较简单，尚未出现有一定规模的工厂。在约克郡，很多富人会购买纺纱机和织布机，他们的家庭在村舍中从事纺织业；在英格兰中部地区的那些逐渐发展起来的城镇和乡村中，工匠在家庭作坊中制造钉子、带扣、螺丝和纽扣。在纽卡斯尔附近的传统产煤区，矿主尝试着用机器将矿井深处的积水抽出来。要知道，矿井积水是一个长期困扰采矿业的问题。在制锡业，人们使用水车和皮带轮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但现在，矿主们已经开始试验原始的蒸汽机了。

1679年，法国发明家丹尼斯·帕潘在英国皇家学会展示了他的“蒸汽锅”。8年之后，他又设计出了性能更好的压力锅和蒸汽泵。两名来自德文郡的工程师继承了他的思想，并完善了这项发明。托马斯·萨弗里制造出了看上去有些原始，但却极具独创性的机器，其中就包括早期的蒸汽机。从1708年到1714年，康沃尔郡的矿山开始使用这种蒸汽机。1712年前后，浸礼会牧师、工程师托马斯·纽科门制造出了效率更高的蒸汽机。英国西部各郡的锡矿开始逐渐使用这种蒸汽机。但当沃里克郡和纽卡斯尔的煤矿矿主也开始使用这种蒸汽机后，这种蒸汽机才迅速普及到约克郡、兰开夏郡和斯塔福德郡的矿山中。但这些机器看上去只能做一件事，正如纽科门向公司提到的那样，“这件发明的所有者们燃烧燃料，然后把水抽上来”。蒸汽机可以抽取矿井中的积水，但同时要消耗大量的煤，所以它们只能在煤矿周边使用。

即便到了这个时候，尽管英国有许多别的国家不具备的东西——发明家、大量的原材料，以及吃不完的粮食；此外，某些地区还会有些小的发明创造——但既然意大利、德意志、中国、法国和日本的技术都没有出现井喷式发展，那么也没人想到英国会有层出不穷的发明。

之后出现了一个继承和改进了纽科门的发明的人，他将改进后的蒸汽机从煤矿带进了成千上万家工厂，带进了火车和轮船。跟随这个人的经历，我们能更深入地了解英国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