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股市的记忆

2019年元旦节。

这个节日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和往日一样，霞一日既往地上下班，我也百无聊赖地对着电脑屏幕敲击键盘，滑动鼠标。

最开心的也只有儿子，手捧着ipad嬉笑眉开，三天的小长假令十岁的他兴奋不已，一本正经地直言元旦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他说一定要吃好，玩好，开心快乐地成长。

好像每一个节日他都是这一番说辞，小孩嘛，放在第一位的永远是玩。

孩子放假在家，有这个磨人精是静不下心来码字的，屏幕上漫不经心地堆积着红红绿绿的股票走势，如思绪般凌乱。好久没看盘了，这行情的确也没啥可看，越是职业的投资者越有更多的空闲时间。

如此明显的熊市特征让市场冷清如此刻的窗外的寒冬，当然，媒体上热闹依旧。那位大校正不要脸地拼命创造出类似婴儿底，胎盘底，月球底的奇葩词汇哗众取宠，引来吃瓜群众骂声阵阵喧闹不已，也让我不得不佩服中国词汇的博大精深。

无意中跳转的新闻页面是2018年A股投资者人均亏八万元，透过五彩的屏幕，我仿佛看见一张张粉红的钞票哭得梨花带雨。

还好，我的那些能幸免于难。

我越来越佩服自己了，居然能空仓大半年目睹着市场的波动起伏而无动于衷。收发自如，是一个成功的投资者必备的素质。

该抄底了！我寻思着元旦后将资金再转回账户，躲避风险那么久，又到了收获的季节了。

“我算成功的投资者吗？”扪心自问，至少此时的我应该算是了吧！

还记得有那么三四年的时间，我手机的闹钟固定在A股开盘前的九点十分。那时的我，终日着迷于股市的波动，并随着股票的涨跌而悲喜交集，股票账户上的那些不断变化的数字记载了一个散户的跌宕浮沉。

我对股票的记忆可以追溯到有些斑驳的上世纪，彼时的我青葱得像一根迎风生长的小脆竹，努力地飘动着高高的枝头去窥探那些未知的世界。十八九岁，已经可以挤到大人堆里参与他们的聊天，并努力让自己的言谈更像个大人。

记忆中，我家那栋老旧的职工小楼下，那位叫钟叔的街坊总爱咧着一口烟熏火燎的青黑色的牙，端着一口已经分辨不清本色的搪瓷茶缸，在落日的余晖中给围坐身边的工友们吹嘘着他的股市见闻。那些闻所未闻的专业名词从钟叔的嘴里蹦出，引来三五工友惊羡感叹。

厂子破产了，职工们自谋出路，彼时的职工远没有如今这般能解放思想自力更生，围堵市政府和坐在楼下侃大山是他们最热衷的活动。

对于他们来说，股票是个新生事物，值得他们围观长长见识。

“我在大厅里高喊，谁有长虹，我加两元收！”钟叔说话间，手舞足蹈地模仿着他在股票交易所时的运气动作，就像战场上运筹帷幄的将军。

我坐在距他不远处的一张凉席上，津津有味地听着钟叔的吹嘘和大人们的议论声，求知的眼神出卖了我内心的渴望。

股票是什么，怎么买？能发大财吗？围坐一旁的我眼神里贴满了好奇宝宝的标签。

当然，也只是好奇而已，半大的孩子囊肿羞涩，对于钱的概念还停留在晚上去哪儿搞八块钱买一盒红塔山或者阿诗玛，放在衬衫的上口袋里，在同龄人的羡慕中装着混得很好的样子。

钟叔说的股票交易所我知道，就在市里的南门桥头，我曾多次从门口路过，远看着交易所里的人头攒动却不曾买入一步，那个年代，那个年纪，那里面的世界离我太远。

钟叔他们后面聊了些什么早就随记忆消失在我的脑海，但钟叔加两元买长虹的这个片段却成为我对股票的第一印象，后来那些年，每次和人聊起股票，这个片段就会再次闪现。

时光荏苒，十年过去了，半大的小子进入了社会，在这个越发缤纷的世界中，命运和我开起了很大的玩笑。那十年，年纪轻轻的我便误入歧途，那些不堪回首的坎坷和磨难，让我的人生就像一团浆糊。

再后来，我从家乡漂到了北京，成为了一名扎根京城的北漂。

如今，似乎可以在北漂前面加个老字了，老北漂！

卷毛姓陈，他是北京人，比我大十岁，早年在南二环外的大康鞋城做皮鞋批发生意，因为一些利益关系我俩交情颇深，看过我的自传的朋友应该都对他比较熟悉。

刚认识卷毛时，他最喜欢吹嘘他的股票投资经，尤其是在酒后。

据其自己吹嘘，他的炒股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我这个对股票依然一窍不通的小白眼里，他就是手眼通天的股神，股票被他玩的头头是道，或者说是吹的头头是道。

“哪天跟我去交易所看看，我去证券交易所吃饭都是免费的！”

“我买的三元牛奶送股了，十股送三股，我赚了！”

“小龙，你要想做股票的话我有内幕!”

如此近距离地和一位股票老手接触，看着卷毛端着酒盅，醉眼朦胧地唠叨着那些我听不懂的炒股术语，股票在我心中的印记越发深刻。

在求知欲的促使下我也时常会问出一些近乎弱智的问题，卷毛则暴露出了他好为人师的本性，他似乎很陶醉这种被人追捧的感觉。兴奋之余，他硕大的鼻尖带着油光涨得通红发亮，就连头上那弯卷而又稀疏的头发也得意洋洋地左右摇摆起来。

酒桌上的我们绝对想象不到，待时光再前行十年后，我俩对于股票的讨论交换了角色，我信手拈来侃侃而谈，他恭良谦卑虚心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