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约：林黛玉的服饰
《红楼梦》是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林黛玉是其“女角一号”，她的服饰形象，是《红楼梦》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且将《红楼梦》中关于林黛玉服饰的描写简要评述如下：
林黛玉正面出场是第3回。这一回是《红楼梦》读者非常关注的一回。但是，看完这一回，细心的读者却不能不诧异：林黛玉初进荣国府，和所有该见面的人物都见了面，亮了相，然而，对她的服饰却几乎没有一点儿具体描写。这在所有古今中外长篇小说中，是极少见的。在外祖母那里与众人见面，对于一般小说家来说，这个场面显然是泼墨描绘女主人公服饰的极佳机会，然而曹雪芹却出人意表，完全没有施展笔墨。
贾母因十分伤心，未注意黛玉的服饰，这种心理是合情理的，但是，王熙凤前来迎接稀客了。这位“脂粉队里的英雄”，打扮与众姊妹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仙妃子出场会见黛玉，总该细看一番黛玉的穿着打扮了吧？但是，小说家又一次让读者感到意外了。小说中写道：“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量了一番……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人物，我今而才算见到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竟是一个嫡亲的孙女……”黛玉的“标致”“气派”看来是非同寻常的，引起王熙凤的特别关注；但究竟如何“标致”，是怎样的“气派”，却又只字未写。其后，她问黛玉“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却没有问要什么穿的戴的。直到王夫人吩咐拿些缎子“给你这妹妹裁衣裳”时才触及“衣裳”，但王熙凤只说：“我已备下了。”至于什么样的缎子，做什么样的衣裳，依然是只字未写。
那么，是不是为了让“男角一号”贾宝玉出场与林黛玉见面时，从贾宝玉的眼中再来细写林黛玉的服饰呢？
不，这个想法，也与曹雪芹的艺术构思完全不同。请看小说家是怎样写宝玉与黛玉相见的场面的：
厮见毕，归坐，细看（黛玉）形容，与众各别：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时，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贾宝玉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贾母笑着说宝玉胡说，因为他从未见过黛玉。宝玉则笑道：“虽然未曾见过她，然我看着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识，今日只作远别重逢，未必不可。”然后，他走近黛玉身边坐下，又细细打量一番。贾宝玉“细细打量”了什么呢？依然只字未写服饰。
看完上述文字，特别是贾宝玉、王熙凤细看黛玉这两段文字，读者也许要发问：怎么总不写这位女主人公的服饰呢？如果我们对全书作一番艺术上的探寻，就会拍案叫绝，确认这是伟大小说家的精心妙构、空前的艺术创造。在读完全部小说之后，读者可能会领悟到：怎样塑造林黛玉的服饰形象，虽然属于构思方法、艺术形式方面的问题，但是，在伟大作家的杰作中，方法和形式，也是会变为思想、成为内容的。曹雪芹关于林黛玉的服饰，以及贾宝玉如何看待林黛玉的服饰，就十分充分而鲜明地证明了这一点。
且看以后近百回的服饰描写。
第8回在梨香院薛宝钗房内，贾宝玉不但注意了宝钗的发式以及棉袄、比肩褂、棉裙的色彩、材质、款式、新旧，而且看了她的唇、眉、脸眼，特别“细看”了她的金项圈和长命锁；而看黛玉呢，却只有一句话：“见她外面罩着大红羽缎对襟褂子。”此前和此后的这类描写都使我们深深注意到，在人际交往中，贾宝玉对于不同的交往对象，他的眼睛和注意力往往是大不相同的。面对薛宝钗和林黛玉，吸引他、引起他关注和思考的，一个主要是外在的、物质的、世俗的美，一个则主要是心灵的、精神的、脱俗的美。
所以，再往下读他们的故事，我们就会看到，随着年龄的增大、阅历的增加、思想情感的深化细化，林黛玉的服饰形象，特别是在贾宝玉眼中、心中的林黛玉的服饰形象，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第19回写贾宝玉到潇湘馆看望林黛玉，写到了服饰中的随件、化妆品：黛玉看到宝玉左腮上有纽扣大小的一块血渍，便凑近去用手抚之细看，以为是谁的指甲刮破的，宝玉笑道：“不是刮的，只怕是才刚替她们淘漉胭脂膏子，蹭上了一点儿。”黛玉便用手帕替他揩拭，轻责道：“你又干这些事了。干也罢了，必定还要带出幌子来。”对于宝玉的喜欢为姑娘们调制胭脂，及至爱吃胭脂之类特殊癖好，林黛玉并没有大惊小怪，说三道四，更没有像贾政等人那样，将其与“色鬼”联系起来，她只将其当着个人的一种癖好，采取宽容态度，她担心的是被别人看见了，又会当着奇闻逸事去传播、评说，若传到贾政耳朵里，“又该大家不干净惹气”。也就是说，对宝玉的独特癖好，她并未当作什么奇事、丑事加以指责、阻止。这一见识，是不同流俗的，可以说是高人一筹的。曹雪芹写这类故事，显然并非猎奇性的凑趣闲笔，而是要于细微处见精神的。正是在这些细微之处，鲜明体现了人物独特的性格、思想和人生观念。谓予不信，请看紧接着的一段（第19回）：黛玉正和宝玉说话儿，宝玉闻到一股从黛玉袖中发出的幽香，闻之令人醉魂酥骨。于是宝玉拉住黛玉的袖子，问她袖里笼着什么香料。黛玉说，她根本不带什么香。宝玉问：那么，这香味从何而来？黛玉也不清楚。这段故事表明，林黛玉在化妆方面，是唯爱风流高格调，不随世俗险梳妆的。贾宝玉从她袖中闻到的奇香，可能就是她体内散发出来的那种罕见的“体香”。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写及杨玉环夏天流出来的汗是桃红色的香汗。“香汗”之说虽不常见，但也不能说绝不会有。史籍中也有关于“体香”的记载，康熙皇帝有一维吾尔族妃子就是有“体香”的。曹公写这一细节，是要强调天生丽质加上文化修养和独特个性，林黛玉的化妆及其观念，显然是有其独特性的。
第21回，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写：史湘云来到贾府，晚上，在黛玉帐中安歇。次日天亮，宝玉披衣靸鞋来到黛玉帐前，见她们尚躺在被窝里。黛玉严严密密地裹着一床杏子红绫被，安稳含目而睡。湘云却将一把“青丝”拖于枕边，被子只齐胸盖着，一只雪白的膀子露在被子外边，手臂上戴着两个金镯。在对比中，显现了两人迥异的性格，同时，也将黛玉的“病如西子胜三分”的病美人形象具体刻画出来了。
第33回写贾政毒打贾宝玉，惊动了整个贾府各式人物，主要人物都出场、表态了。林黛玉自然也来看望宝玉，两个人的心因之贴得更近了。黛玉离开后，宝玉设法支开袭人，让晴雯去看望黛玉，送了两块他用过的旧手帕给黛玉。晴雯道：“她要这半新半旧的两条手帕子作什么呢？”宝玉笑道：“你放心，她自然知道。”
对宝玉此举，黛玉刚开始也心中纳闷，暗想道：“做什么送手帕子给我？”因问：“这帕子是谁送的？必是上好的，叫他留着送别人罢。”晴雯笑道：“不是新的，就是家常旧的。”黛玉听了，细心搜求，思忖了半日，悟了出来，体悟出宝玉送手帕的意思来，“不觉神魂驰荡：宝玉这番苦心，能领会我这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这番苦意，不知将来如何，又令我可悲；忽然好好的送两块旧帕子来，若不领会深意，单看这帕子，又令我可笑；再想令人私相传递于我，又可惧；我自己每每好哭，想来也无味，又令我可愧。如此左思又想，一时五内沸然炙起”。余意绵缠，不能自己，急令掌灯，把嫌疑、避讳等等都抛到一边，在那两块旧手帕上奋笔疾书：
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却为谁？
尺幅鲛绡劳解赠，叫人焉得不伤悲！
抛珠滚玉只偷潸，镇日无心镇日闲；
枕上袖边难拂拭，任他点点与斑斑。
彩线难收面上珠，湘江旧迹已模糊；
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识香痕渍也无？
还要往下写时，黛玉觉得浑身火热，面孔发烧，走到镜台前，只见腮上通红，自羡压倒桃花。上床睡时，犹拿着帕子思索。
第一首是写感谢赠帕。两情未通之时，总是不断地疑惑、试探，自己经常两眼蓄满泪水，暗洒闲抛，但是这泪水为谁而蓄、为谁而流呢？她过去是难以直面的，所以总感到“空”。如今，私相传递的两块旧帕，使一切都明朗化了。悬着的心获得了极大抚慰。在兴奋、幸福之中，诗人回首以往泪花满面的岁月。第二首写追忆。以往，整天总困惑于闲愁之中，而闲愁是最苦的。深心长期来无法表达，一腔挚情只能化作千万行泪珠。既然难以拂拭，索性不去拂拭，只它去流。封建婚姻制度和冰冷的封建礼教形成的精神压力比山还重，是诛心之剑。作为一个孤苦的少女，除了流泪，还有什么方式更能排泄自己的痛苦和愤懑呢？第三首借湘妃的爱情故事暗寓其志。她和宝玉的爱，是志同道合、心心相印之爱。对这种爱，她要像湘妃对舜帝那样一往情深，天长地久永无绝期。湘妃之泪染成了斑竹，成为天地间忠贞爱情的永恒纪念。潇湘馆前也有千竿翠竹，她的泪也能尽染翠竹，把她的忠贞之爱变为佳话永留人间。既然不惜以生命为代价，那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自然，以湘妃自比，以斑竹为喻，也暗示了他们的爱情的悲剧结局。
3首诗中，仿佛处处都闪烁着泪珠，有喜泪，有悲泪，有苦泪，但总起来看，是幸福的泪花。所以当她走到镜台前，看到自己腮上通红，艳若桃花。热恋中的少女、获得爱情时的少女是最幸福、最美的，她陶醉于爱情幸福之中。自此以后，她和宝玉之间，再没有以往那样的猜疑、口角、吵闹。试探阶段结束了，进入了温馨、平静的爱情发展阶段。仿佛一切都很美好。题帕的第二天早晨，她遥望怡红院之后踏着“竹影参差，苔痕浓淡”的幽径，回到房内，“竹影映入纱窗、满屋内阴阴翠润，几簟生凉”，她吃了药，坐在月洞窗下逗着鹦鹉，教它念诗——一切都显得那么惬意。这些皆是她清幽淡远的心情的诗意抒写。
两情已经相通，情感有了着落，黛玉的泪也少了。她毕竟太单纯、太诗化了，怎么能忘记当时婚姻的基本条件（门当户对）和基本原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呢？怎么能忘忽不利于他们的种种因素在暗中扑向他们呢？在分享他们的快乐的同时，读者又为渐渐临近他们的悲剧而深忧。
两块旧帕完全变为少女诗人的诗情载体，完全化为少女诗人的手稿。她亲自将这诗稿珍藏于箱底，作为他们爱情的见证物；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林黛玉也没有忘记两块诗帕和诗稿。在“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第98回）之前，在“薛宝钗出闺成大礼”（第97回）前夕，小说家写下了《红楼梦》第一个大悲剧的结局——《林黛玉焚稿断痴情》（第97回）。她要了自己的诗稿，又要了诗帕；将诗帕投入火中。她要让她的诗帕和诗稿一起在烈火中化为一缕青烟，伴随着她“魂归离恨天”。在林黛玉，她是完全恪守了自己在题帕诗中许下的诺言的，她的爱是坚贞的，她误解了贾宝玉。然而，在贾宝玉，则是令人扼腕叹息的：这种误解是永无澄清和解释之日的。
赠帕—题帕—焚帕，从一个侧面概括了宝黛由热恋到毁灭的悲剧的全过程。
第49回写宝玉在潇湘馆，李纨打发人来请姑娘们商量作诗之事，宝玉约黛玉同往稻香村。“黛玉换上掐金挖云红香羊皮小靴，罩了一件大红羽纱面、白狐皮里的鹤氅，束一条青金闪绿双环四合如意绦，头上罩了雪帽。二人一起踏雪前往稻香村。”很显然，不管从哪个方面说，这个时期的林黛玉，心情都是颇好的，特别是她和宝玉的恋爱已进入了定情阶段，作为一个“秉绝代姿容，具稀世之美”的少女，这个时候，她当然是最美的；加上她是应邀参加诗会的，在这种特写情景之中，作为大观园中最具才华的诗人，她岂能不心花怒放？于是，她情不自禁地把自己打扮了一番，第一次显现出她那妙龄少女的另一种丰采。小说家在这里似乎完全换了一副笔墨，那红香羊皮小靴已经够艳丽美妙了，而这靴子的工艺似乎也是极精细的：靴缝里是嵌了金线的（掐金），皮面上又是挖出了云样图案的，里边再垫上其他色彩的里子，构成精巧的装饰性图案。身上的“鹤氅”也是极“精美”的：面子是大红羽纱的，里子却是白狐皮的。面子的红艳，体现的是她此时此地的炽热心情；里子的洁白，体现的是她内心纯洁；腰间的丝带，这回也是异乎寻常的，不但色彩鲜明而丰富，而且编织也是极讲究的。在心爱的人儿陪伴下，踏着满地白雪去赴诗会，格外惬意！格外如意！格外满意！
读者读完这一段，连同几次她在诗会中那么欢畅、活泼、兴会无前、诗情横溢的情景，一定会充分感受到少女诗人服饰形象的娇艳的一面。她是“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只是她更喜爱的是素淡简约。
有了这一回的描绘，足够读者细细去品味、去鉴赏、去想象、去创发的了。让读者各自在心里去塑造林黛玉完整的服饰形象吧，小说家在以后的三十几回书中很少细写林黛玉的服饰。直到第85回，四大家族大故迭起，大观园开始风流云散、玉殒香消之时，林黛玉也开始踏进人生悲剧的惨淡境地，这时，小说家才再次描写她的服饰。这一回写贾政准备赴工部郎中之任，阖府欢庆。开宴之日，车马填门，貂蝉满座。贾政升官与林黛玉何干？她不会去祝贺的；但老太太要她去，“她不得不去”。老外婆催她们快来时才出现：“……只见凤姐领着众丫头，都簇拥着林黛玉来了。黛玉略换了几件新鲜衣服，打扮得宛如嫦娥下界出来见了众人。”她的打扮看来是凤姐的手笔吧。原来这天正巧是黛玉生日。大家坐定，黛玉留神一看，独不见宝钗。黛玉哪里知道，宝玉的婚事已因贾政赴任暗中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她的悲剧结局正由此拉开最后一层帷幕。这位嫦娥不是“下界”，而是就要“魂归离恨天”了！
后40回中有几处写了黛玉的服饰，有些变味了。
第86回，在潇湘馆，宝玉听黛玉论琴：“若必要抚琴，先须衣冠整齐，或鹤氅，或深衣，要如古人的像表……”还要舆手、焚香、端坐，从容运手，身心俱正，舒卷自如，体态尊重，这完全是传统文人雅士的体态、心态，给人以羽化登仙的感觉。
第87回描绘黛玉秋夜抚琴图，她“低声吟诵”，刻画她在秋风明月之中思念故乡时的服饰形象：“倚栏杆兮涕沽襟”“罗衫怯怯兮风露凉”。这是这位少女的自悼。悲凉之雾，迎面袭来，她那颗包裹在怯怯罗衫中的心，因“不自由”“多烦忧”而泣血。“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曹操《短歌行》诗）！在一旁暗中听琴的妙玉、宝玉说：“何忧思之深也！”“听她（那）音调，也觉得过悲了！”也许如黛玉所说：“这是人心自然之音。”
第89回写宝玉来到潇湘馆，黛玉房中挂着一幅单条上画着嫦娥、女仙，“身边略存些云护，别无点缀”，全是仿李龙眠的白描笔意。与其说画的是嫦娥，不如说画的是黛玉。这段描写为下段对黛玉服饰的描写作了铺垫。宝玉见黛玉身上穿着月白绣花小毛皮袄，加上银鼠坎肩，头上挽着随常云髫，簪上一枝赤金匾簪，别无花朵。这段描写远不及前80回的有关描写简约、准确，但还是画出了林黛玉的风仪的。特别是“别无花朵”四字，是笔到神出的。
在第87回和第97回中，林黛玉那两块诗帕出现了两次，它们随着女主人的诗魂火化，一同回归天宫了。第104回写贾宝玉经历失玉事故的折腾，再游太虚幻境，见到了黛玉。这里有一段服饰描写：“（宝玉）只见一女子头戴花冠，身穿绣服，端坐在内。”与前文比较，殊非同一副笔墨，无个性，无内涵，略无传神之处，如果判之为狗尾续貂，恐怕并不过分。
从曹公对林黛玉的服饰描写看，我们读出了什么呢？概而言之，有以下三点。
一、超凡脱俗的个性
曹雪芹以独特的笔墨，塑造了林黛玉独特的服饰个性。
林黛玉出身于一个世袭侯爵的清贵之家、支庶不盛的书香门第，父亲林如海为解“膝下荒凉之叹”，便把这个绝顶聪明的女儿当着男孩教养，为她请了家庭教师，自幼教她读书识字，但因女儿身体纤弱多病，故并不严格课读，爱之如“掌上明珠”。这就是说，林黛玉的幼年，过的是一种似乎很少受传统规范束缚的生活。后来母亲早逝，给她的童年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父亲为了减少内顾之忧，应贾母一再叮嘱，将她送到贾府，投入慈爱的外祖母的怀抱。不久父亲又去世了，她成了一个只身漂泊的孤儿。这种特殊的家庭境况和人生遭际，促成了她的独特个性的形成。贾宝玉一见到她就看出了她的个性特征：“泪光点点，娇喘微微。”第21回对她的个性有一段入木三分的描绘。那就是史湘云与黛玉同寝而睡相截然不同的那一幕，何等鲜明的性格对比！
若往内里想，可用贾宝玉的话来说：“一个神仙似的妹妹。”即越剧影片《红楼梦》中贾宝玉的那句唱词：“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这是有其根据的。林黛玉原是灵河岸上一株绛珠仙草，因赤瑕宫神瑛侍者每日以甘露灌溉，得天地之精华，遂得脱却草胎木质，换得人形，养成女身。因神瑛侍者下凡，她也下世为人。一言以蔽之，她是仙子，具有仙品，超凡脱俗。她最中意的大观园内的住处是潇湘馆。她说：“我爱那几竿竹子隐着一道曲栏，比别的（地方）更幽静。”（第23回）这里“凤尾森森，龙吟细细”, “湘帘垂地，悄无人声”，还有月白风清，竹影移墙。就是说，林黛玉的生活环境，简直是一尘不染的清幽之仙境。
由其居见其人。这样的一个少女诗仙，她的服饰自然必是别具特色，超凡脱俗的。第89回所写的她的服饰还是比较符合其个性的，皮袄面子是淡蓝的，背心是银白鼠皮的，头上是随常云髫，“别无花朵”。房内挂的画上画的是嫦娥，“身边略有云护，别无点缀”。读者自然会说：这嫦娥就是林黛玉，林黛玉就是嫦娥。
简素、清纯，是林黛玉服饰个性化的又一特征。她的服饰始终都像诗一样简素、清纯、精妙。她是天生丽质、阆苑仙葩（第5回），因之，她无须“时尚”的式样、繁缛的饰品、堆砌的衣冠和浓妆艳抹，那只会损害“世外仙妹寂寞林”的天然之美。不管在何种情景之中，她都没有铿锵环佩，云堆翠髫。在描写她的服饰时，小说家一再用“别无花朵”“别无点缀”这类字句，显然是为了突现她的简素风格。她的简素，有时简约到踪迹全无。如前所述，她和宝玉第一次见面，就是只字不写她的服饰的。
自然，林黛玉服饰的素净、简约，和薛宝钗的冷漠是不同的，林黛玉以简素为总体风格，但她也不乏花季少女的娇花一样的风姿。第49回描写她和宝玉一起欣然踏雪去赴诗会之约时，她的服饰多么亮丽动人：精制的红香羊皮小靴、色彩对比鲜明的大红面子、白色里子的鹤氅、青金闪绿的腰带，色彩是艳丽而丰富的，在一片雪地上，显得多么光彩夺目！这种艳丽和简素纯洁的风格，如此完美地统一在她身上，就如同她最爱哭，但也笑得最美；她的诗风婉约，但也有豪情的诗；她敏感尖刻，但在诗会中，却是那样潇洒，她绝不缺乏青春少女情愫。
二、新的审美观
“女为悦己者容”，和“士为知己者死”（见《战国策·赵策》《史记·报任少卿书》）一样，在整个封建时代都成了“天理”。女子要为男人梳妆打扮，让男人“悦己”。以自己的色相取悦男人，成了女人的人生追求。这和男人的“学得文武艺，售于帝王家”这宗传统买卖是一样的。美貌，成为恒定的男权文化传统中男子对女子形象千古不变的要求。似乎除了色相之外，女子是一无身价可言的。更为可悲的是，这种男权制定的人生的廉价，久而久之，竟然异化成为女子的人生理想，她们刻意利用自己的姿色，并精心修饰自己甚至浓妆艳抹把自己弄得面目全非，以博得“人生幸福”。但是，到了《红楼梦》的时代，随着封建制度的日薄西山，这种“天理”难以为继了。林黛玉从来没有委屈自己、取悦男子的想法和做法，包括贾宝玉在内。我们没有看到她曾浓妆艳抹打扮自己，更不曾见到她曾向任何人炫耀她的“绝代姿容”“稀世俊美”（第26回）。她不是那种将心灵物化的少女，而是始终将心灵诗化的少女。她始终保持高度的人格美，不但不取悦于男子，而且绝不让男子和别的任何人“欺负”、“取笑”、“笑话”（小看）、“奚落”（黛玉语）自己，包括贾宝玉一无例外。一旦有类似情况发生，她便会脸色陡变，进行抗议、抗拒。这种新的人生观、价值观体现在服饰中，便成为一种新的审美观、服饰观。在这个方面，宝玉和黛玉是不谋而合的。贾宝玉从第一次见到林黛玉到最后一次见到林黛玉，他似乎从来就是不关注、不讲求林黛玉穿了什么、戴了什么的；林黛玉也是从来不曾注意过贾宝玉是怎样看她的穿着打扮的，他们彼此都抱定这样一个宗旨——“我为的是我的心”，他们关注的始终是对方的心灵之美。但是，作为一个审美情趣高尚的少女，她又不是漠视美化自己的，只是她的美化自己，首先和主要的不是为了“悦己者”，而是为了“己悦”；同时，自然而然地让别人获得审美愉悦。比如，当李纨邀他们去稻香村商量作诗之事时（第49回），她便打扮得十分精美。因为写诗是她平生最高兴的事，应邀参与写诗活动，她自然会以恰当的方式把自己打扮起来。这是她美好心情的自然流露，也是她悦己心情的自然表达。这自然也会给别人带来愉悦。一切都是极其自然、合情合理的。又如第85回，为了参加庆贺宴会，又适逢自己生日，为己为人，黛玉也“换了几件新鲜衣服”，含笑去见众人。这就是说，在服饰上，她并不是不近人情，固执于自己的偏好，毫不顾及别人、毫不注意时空环境的。但将上述两段服饰描写比较一下，我们又可窥见，林黛玉在作诗活动中，心情更美好，她更看重这种活动，因之从上到下、从外到内都是光彩照人、极其美妙动人的。
林黛玉的服饰观是具有某些时代特征、具有超前性的。它是明清时期女性解放思潮萌发的一种体现，具有反传统反潮流的意义。她在摆脱“女为悦己者容”“郎才女貌”和“以衣帽取人”的传统观念，女性的主体性开始在服饰上反映出来。林黛玉已不愿在男权文化的束缚中做人，她不愿看别人的眼色、揣摩别人的心向、按照别人的意愿，小心翼翼地包装自己。林黛玉在服饰上体现的是“我”，是一首寄情寓兴的抒情诗，是自然的，自然而然。这是一种哲学。林黛玉并不是时代孤儿，贾宝玉、史湘云、芳官等在这方面均有所表现。
与服饰直接相关的“女红”描写，也是值得一窥的。在封建时代，“女红”是女子的第一“专业基础课”“基本功”，它直接关系到一个女子的价值。对此，薛宝钗说得极为清楚：“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字的倒好……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 “至于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第42回）。而林黛玉则反其道而行之的，作诗才是她的人生第一等大事，针黹纺织之事却是摆不到她的生活平台上来的。虽然生活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那个家庭中，她不可能完全超然界外，她也会剪裁，会刺绣；但她并没有像薛宝钗、袭人等人那样，把这些作为人生价值看待，而只是生活中的一种插曲、一种情趣。她为宝玉做荷包、香袋、扇套之类的小饰品，而且做得“十分精巧”，她自己说得明白：“（要做）那也只瞧我高兴罢了。”（第18回）薛姨妈生日时，她也“早备了两色针线送去”（第57回）。那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和寄托，而不在“女红”如何如何。贾宝玉看重的正是这些。“匪汝之为美，美人之贻。”与袭人、宝钗为宝玉做鞋、做肚兜是迥然不同的。为此，曾引起袭人、史湘云等人的非议，尤其是袭人，说得那么露骨：“她（指黛玉）可不做呢！饶这么着，老太太还怕她劳碌着了。大夫又说，好生静养才好呢，谁还敢烦她做。旧年算好，一年的工夫，做了个香袋儿；今年半年，还没有拿针线呢！”这就叫作“道不合不相为谋”。宝玉、探春等都与这些世俗的想法不同。
自然，一切均处于孕育状态，过分的评估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上，在林黛玉的服饰观中，是可以窥见一些传统旧观念的。对于史湘云爱着男装，她是颇为欣赏、津津乐道的（第31回）。殊不知这一爱好是包含双重性的，既包含男女平等要求的朦胧意识，也隐含以男子为标准的传统观念。在第86回、87回描写的论琴、抚琴故事中，林黛玉的服饰意向，也是含有传统的旧观念和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偏好的。这是她从封建主义母体带来的，要完全清除它是为时尚早的。她属于“夷之初旦，明而未融”的封建社会后期。
三、诗的意境
“佛靠金装，人靠衣装”的世俗的服饰，与林黛玉是不相干的。
林黛玉是一位从内到外高度诗化的少女。她生活中的一切都具有诗的意境，衣食住行，说笑游赏，读书写诗，无不诗意丰沛。她芒种节葬花，那本身就是一首绝妙的诗。她那锦囊、花锄、花冢，无不充溢少女诗人的灵性。宝玉赠她两块旧帕，她是以诗心体味其深意的，于是和泪挥毫，题诗帕上，演绎出赠帕、题帕、焚帕三部曲来。在菊花诗会中，她“喃喃负手叩东篱”, “口齿噙香对月吟”，简直就是一位活脱脱的诗仙。她不但欣然教导香菱学诗，而且教自己的鹦鹉学诗。她的死也是诗意浓郁：香魂一缕随着乐曲、清风悠然而去。那是一首安魂曲。用她自己的诗来说，那是“冷月葬诗魂”。所以有红学家概括说：“宝钗在做人，黛玉在做诗，……宝钗有计划地适应社会法则，黛玉任自然地表现自己的灵性；宝钗代表着当时一般的家庭妇女的理智，黛玉代表当时闺阁中知识分子的感情。”
林黛玉的服饰是完全诗化的，既不全同于王熙凤的珠光宝气、华丽辉煌，也不同于史湘云的标新立异、英姿飒爽，更不同于薛宝钗的装愚守拙、冷气逼人。她是那么空灵、娴雅，独步，绝殊超伦。我们可以从她的服饰中领略她的服饰观的诗化，比如《葬花词》中的“锦囊收艳骨”（第27回）、《题帕诗》中的“鲛绡”“彩线”“香痕”（第34回）、《代别离·秋窗风雨夕》中的“罗衾不耐秋风力”（第45回），论琴时谈到的“深衣”“鹤氅”等（第86回），其中都蕴含着她的服饰意识。我们还必须善于从小说家的“不写”“略写”中体悟林黛玉的诗化的服饰观。这些不写之处，如第3回贾宝玉、王熙凤初见黛玉，第85回黛玉生日略换新衣，这些“不写”“略写”之处，犹如影片中的“空镜头”、绘画中的“空白”、戏曲的潜台词。我们可以从这些“不写”“略写”处鲜明地读出黛玉的服饰观念。薛姨妈派人送来的宫花她不屑一顾，对贾宝玉要把北静王由皇上那里得到的鹡鸰香念珠转送给她，她更嗤之以鼻，不但拒绝，而且说：她不要这臭男人拿过的东西！这些不也让我们看到了她的超逸的诗心吗？
林黛玉的服饰，是诗化的，初现了时代新审美观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