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夏衍解放后的杂文
一
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夏衍便开始发表随感录，在三十年代特别是抗战之后，他在创作电影和话剧剧本的同时，也写了大量杂文、政论和随笔，这些猛烈讨伐反动势力的文字，直接命中着敌人的要害，收到了显著的政治效果。建国以后，在杂文这块园地里他仍然耕作不辍。从解放初《新民报·晚刊》的《灯下闲话》到六十年代《人民日报》的《长短录》，他撰写了一篇又一篇文情并茂、在读者中产生广泛影响的杂文。政权的更替、制度的变迁带来文化大环境的转型，由此引发杂文主题及表达方式的变化。这时期的杂文不再如五四杂文那样进行广泛的社会批评，也不如三四十年代杂文锋锐的政治批评，而是适应过渡时期要求，强化意识形态宣传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其中不少是以欣喜的心情和明快的笔调，热情地讴歌了新的时代和新的人群，表彰和阐扬了在新社会蓬勃发展起来的新风尚。这是不同于解放前杂文的一个重要方面。
解放初期，国民党被赶出上海，但城市的革命秩序尚未稳定，反革命残余势力还相当猖獗，敌人又实行经济封锁，财政经济面临严重困难，因此帝国主义者曾预言：中国的解放战争虽然胜利，但经济困难无法克服，非向他们求援不可。然而，从三座大山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人民民主专政和正确的经济政策，粉碎了敌人的阴谋，迅速地扭转了经济混乱局面，人民生活得到稳定和改善。在《一个奇迹》一文中，夏衍从一张旧报上的本埠新闻，对去年今日的上海和今年今日的上海作了一番对照比较，然后指出：
是的，再过几天就是农历的大雪，的确已经是历年“冬防”最紧张的时候了。今年天气稍为暖和一点，但往年这时候，似乎也就是每天清晨可以在街头看到“孩尸若干具”的节令了，而今年，解放之后才半年的上海，“冬防”不像从前喊得紧张刺激，盗劫案减少得很多，跳楼和全家自杀的新闻也少见了，再翻翻今天的晚报：是南京路路面翻修的成功，是人民英雄纪念塔的建立，是投机银行的遭受处分，是舞女学习小组的再建……这不是再鲜明也没有的对照么？解放了才六个月，上海已经变了，变安静了，变成有秩序了，变成建设性的新闻成头条了，这不是奇迹是什么？
这里没有空泛的赞美之词，有的是一桩桩人所共见的事实。从新闻版面的对比，读者不能不深切地感到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在回到人民手里之后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变。这篇杂文是针对社会上“遇到那些物价跳动一下就会怨天尤人”的人们的，它有力地敦促他们改变对新社会的犹豫观望态度，增强渡过难关、复兴经济的信心。在另一篇《刮目相看》中，作者又以确凿的事实，历数上海解放几个月之后取得的重大成就，并从中抽绎出一条重要教训：“那就是六大方案，是对症药。而中共是起重疴的国手”。三个月已收效“如斯之宏”，再进一步坚持下去，跟共产党走，美国和国民党的封锁必将被粉碎，而“上海的真正的繁荣如日东升”。文章对敌人的诬蔑报以轻蔑的一笑：“三个月前，我们听见过 ‘不出三个月内，上海经济总崩溃’的谣言，如今这一谣言和 ‘蒋介石回上海过中秋’谣言的下场一样，昔日要看人民政府笑话的，今日被当作笑话来说，六月债，还得快。”这一类杂文充分地体现了夏衍对新生祖国的无比热爱，对党、对人民力量和社会主义事业不可动摇的信念。
上海这个被帝国主义者长期霸占和经营的十里洋场，一经解放，社会风气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冷面孔》一文中，夏衍说他在解放前最怕看的面孔莫过于银行行员的面孔、邮局职员的面孔、车站售票员的面孔，因为他们仿佛是你的“债权人”，你要低声下气，婢颜妾色，才能存一笔钱寄一封信买一张票。但是，解放后不同了，职工们建立了新的劳动纪律，对顾客态度大不相同了。“邮局职员和颜悦色满面春风，银行也有拆去铜栅栏，还发起五分钟运动，车站售票情形亦加改善。”这些在当时还是处于萌芽状态的新事物，代表着社会主义的道德风范，表现出了新中国的进步、光明和温暖。“解放区风气变革如斯之速，这是谁领导之功呢？”作者摆出了活生生的事实，有力地激起人们对新中国和领导这个国家的共产党的热爱和敬仰。社会风气的转移，还突出地表现在广大知识分子、文化工作者的精神面貌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梅兰芳改装》《艺术家的路》等随笔中，作者从京剧艺术家梅兰芳改穿灰布中山装，从话剧名演员舒绣文到部队深入生活和电影明星白杨辞退两家私营电影公司高价聘请，决定参加待遇很低的国营上海电影制片厂等事例，说明了文艺界在思想感情上正在抛弃旧的包袱，决心和旧势力包括旧的生活方式、习惯趣味决裂，准备贡献他们的才能心力，为人民大众服务。从这些文章里，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作者对新生活敏锐的观察，贯注着对追求进步的文艺工作者赞赏和信赖的亲切感情。
《灯下闲话》另一个重要主题是弘扬“公”的意识。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为了恢复被战争破坏得几近瘫痪的国民经济，中央政府发行了公债鼓励集体和个人购买，夏衍在《灯下闲话》专栏中对此事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请打一下算盘》为鼓励工商界购买公债，详细陈述了人民政府为工商界所做的工作，然后质疑工商界“难道还能斤斤地吝啬公债上的一点较小的负担么？况且买公债一方面是储蓄，而另一方面又是替自己的将来铺平发展的道路呢。”说理之外，以利益引导、晓以得失，很具说服力。《自认与自流》先列举各地公债任务完成的情况：张家口、杭州超额完成，南昌也已完成在望了，而举国瞩目的上海，三千万份的任务还只完成了二百万份，对比十分鲜明。接着作者以上海工商界分会的书业支会成立之时即席认购了十万份为例鼓励大家，并进一步提醒道：“谁都知道，上海共有三百多个同业公会，而书业公会决不是公会中的实力雄厚的分子，相反，在目下，书业界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那么，书业界可以完成的，其他各业就不能完成么？”无需更多的说词，几个翔实的数字、一个简单的对比，情况便一目了然。
《最大的光荣》以上海公交公司短时间内的扭亏为盈为例，说明新经济增长依靠的是“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发扬了全般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全般工作人员的重要性被突出，他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巨大的，在政治上的意义则更为深远：“在国民党时代被排挤被歧视的工程师，终于在新时代里扬眉吐气了”，由此，新的人民主体形象确立。这一形象在《新生的力量》中被强化，“上海的工人阶级已经成了钢铁巨人了，他是如此的镇定，刚强，激烈”, “我们工人有力量”不仅是一个口号，更把工人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地位加以定位并凭借报纸这一大众传媒在整个社会广泛发布，以推动社会的一体化进程。
在杂文和包括鲁迅杂文的研究中，由于不能准确地把握这一文体的本质特征，曾出现过某种误解和偏向。例如有人曾把杂文单纯地理解为仅仅是暴露黑暗的东西，认为“不见杂文，同时也就不见可怕的黑暗，和使人呕心的恶毒的脓疮。”近年来也有评论家写道：“鲁迅对杂文特点的看法怎样？概括地说就是以讽刺的笔法，‘对于时弊的攻击’。”这样来看包括鲁迅在内的杂文不无偏颇。一个革命的杂文作家，不是冷冰冰的玩世者，而是真理的追求者，他既有着愤怒与憎恶，也有着喜悦和赞美。特别是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时代，民主的生活与伟大的建设事业必然给他们以极大的喜悦，他们从中觉察到历史发展的光明前景，因而在作品中加以赞美，加以推崇，帮助人们树立起对新生活和新时代的信心，这不能不说是新时代杂文作家的光荣职责。夏衍解放后的歌颂性杂文，在鼓荡着人们克服困难，建设社会主义的激情，引导人们以社会主义思想原则指导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