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杂文是一种具有独特个性的战斗文体。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它一直是进步文学向各种反动思想作斗争的一种最便捷、最有效的武器。从《新青年》上的《随感录》, 《中国青年》上的《杂评》, 《政治周刊》上的《反攻》，直到瞿秋白的《乱弹》，鲁迅的杂感，都曾利用这种匕首投枪式的短文，同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特别是鲁迅作为这一文学体裁的开拓者，他把他的感想、思想、对社会的批评、对时事问题的评论，大多都写在杂文中。这些既是社会思想的辉煌论文，又是杰出的文学作品。它们以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空前深刻警辟的解剖，对压在人民身上沉重的黑暗势力毫不容情的揭发，在我国革命事业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在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在夏衍长期的文学生涯中，杂文始终占了重要的位置。早在五四运动发生不久，他便仿效《新青年》，在浙江最早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浙江新潮》上，以宰白的笔名发表了《评杭州的四家日报》《印刷物也要管理的么》等杂感，谴责军阀政府奉行专制主义，蛮横查禁进步刊物的暴行，批判了在新旧文化斗争中的骑墙立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同“软性”电影理论的剧烈论战中，他所写的《软性的硬论》《玻璃屋中的投石者》等四篇著名杂文，雄辩地驳斥了那股否定左翼进步电影的反动思潮，曾在电影界乃至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夏衍专心地大量地撰写杂文则在抗战阶段。从七七事变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夏衍一直活跃于新闻战线，先后在上海、广州、桂林、重庆、香港等地编辑《救亡日报》《新华日报》《华商报》。在这期间虽也写过剧本，“但多半是在办报和统战工作的业余时间搞的自留地”。而写得最多的，“首先是社论、时事述评，其次是偶有所感而写的杂文、随笔”（《夏衍杂文随笔集·后记》）。严格地说，政论、时评并非文艺性杂文。但夏衍这些文章从表现形式到语言笔调，都有着浓厚的文学意味，富有无可置疑的文学价值。无论从量和质两方面来看，夏衍也许可以当得上这段时间最有成绩的一位杂文作者了。

抗战期间，夏衍为了要使杂文负起教育人民、坚持抗战的使命，毫不放松它在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杂文这种战斗的形式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为此夏衍在桂林曾发起创办了专门刊登杂文的刊物《野草》。在该刊创刊三年时，他撰文写道：

山羊和野火尽管凶狠，这一棵野草却居然生存了两年了，不仅在谷草枯索的时候，我们在未曾死绝的大地上点缀了一点有生气的绿彩，对那样志得意满的山羊们作了一个“我们还活着”的抗议，在不留意间，我们也居然开出过几朵奇花，使旅人们感到欢欣，使山羊们感到不快，韩康药店的故事，不是脍炙人口，使大家认清了西门庆们的面目，而预示了他们的结局了么？

我们用这番话来看夏衍自己写的杂文不也很恰切么？他这段时间杂文的主要内容，也就是针对着这群“山羊们”的。他以鲜明的政治态度和凛然的气势，痛斥国际帝国主义者和国内汉奸的叛卖行径，揭露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的阴谋伎俩，给予破坏抗战、反共反人民的顽固派、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

《送绥靖公之辞》《掌声与哀声》是夏衍写的两篇很有代表性的出色的国际时评。当德日意法西斯燃起战火之后，英法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从怂恿法西斯反苏反共而坐收渔人之利的谋略出发，一味委曲求全，尽量妥协，不惜以弱小国家的主权和利益来喂养侵略者，在英国首相张伯伦一手策划下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将捷克斯洛伐克部分领土奉送给了德国。仅仅两年时间，希特勒的凶焰便横扫西欧，占领了捷克、西班牙、阿尔巴尼亚、波兰、罗马尼亚、法国等21个国家。在德军攻陷巴黎之后，连英国自身也成了希特勒轰炸的目标。《送绥靖公之辞》便以张伯伦引咎下台为话题，勾画出这个搬起石块砸了自己脚的老奸巨猾的反动政客的尴尬处境和鄙劣相。张氏在唐宁街10号最后一次讲话中，竭力推卸罪责，并把自己打扮为和平的使者，标榜自己一向致力于“维持光荣和平”。夏衍于文中历数在他和平主义鼓噪下造成欧洲地图上一大群独立国家被消灭的严重后果，给予辛辣的讽刺：

这一群国家遭遇到亡国的危机而还有一个确实安全可以保卫的时候，张伯伦的态度是坚定的，只是，他的坚定是站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大众之愿望的反面！千万人呼唤着，祈求着，斗争着的口号，“用集体安全制来保卫民主和制裁侵略”曾不值张首相的一瞥。今天他将希特勒叫做“予人类历史以最大祸害”的“凶残之野兽”了。可是三年以来当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将希特勒定义为“侵略者”的时候，张氏是坚信着希氏是“维持光荣和平”的协力者的。……

今天，张伯伦是飘然地离开了唐宁街10号了，但是全世界的大众，却不能同样飘然地离开轰炸和屠杀的战场！

下台后的张伯伦出席英国议会，竟然受到保守党议员的欢迎，夏衍在《掌声与哀声》中又为此表示强烈愤慨。千千万万人民在法西斯铁蹄下沦于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境，而直接导致这场惨祸的张伯伦之流不仅不受到谴责，反而得到喝彩，这是何等荒谬悖理，令人愤恨：

……假如这掌声只表示“绅士”的仪礼，那么这也许是我们异邦人的少见多怪。但假如这拍手表示欢迎或者拥护，那么，我们以为应请张前首相和保守党诸员倾听一下在德机狂轰下挨炸弹的百姓们的哀声。

……

据说，戈林的炸弹已经把英伦的历史陈列馆炸毁了，但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公共的判词，怕是永远炸不掉吧。

张伯伦的巫术曾经迷惑过一些庸人，国内报纸上就曾出现过如“英国之再三迁就德国，连自坠声誉也不顾，便是爱好和平之表现”等言论。夏衍的杂文以确凿的事实，鲜明的对照，对违反进步人类利益的姑息政策作了无情鞭挞与严正裁判，使玩弄和平口号害人不浅的绥靖主义者嘴脸毕现，无可遁形。

抗战期间，国民党扛着抗战招牌，对外谄媚屈膝，投降卖国，对内制造分裂，残酷打击进步力量。它发布《异党问题处理办法》《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妄图把喋血抗战的共产党作为“妨碍”抗日的阻力加以剿灭，以维护其独裁统治。夏衍又在一系列杂感、漫话中铸奸烛邪，力加排击。在《异》一文中，他从对“异”字的剖析，揭穿了蒋介石动辄以“异党活动”罪名陷害革命人民的险恶祸心：

有贰心谓之异心，谋变谓之异志，邪说谓之异道，背乎正义者谓之异端，古语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论语》有云：“攻乎异端”，足见不论是什么人物，思想，一异，就不是好东西，也就是要“攻”的对象了。

所谓“异”，其实是当局蓄意制造的一种借口，目的是翦除异己，扼杀民主。文章结尾处语中含刺地写道：“抗战建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今日除出汪逆的伪党之外，没有异党，只有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的同志”。言外之意很清楚：那种将抗战“同志”视作仇雠必欲置于死地者，才正是同汪伪汉奸一样对民族怀抱“异志”的“贰臣”！这就把用以诬蔑革命人民的“异”字掷还给了诬蔑者自己。

另一篇杂文《从“游走”到“大嚼”》，又以人体内致人死命的“大嚼细胞”作比喻，概括了国民党内的右派引狼入室，与反动势力相勾结的本质，指出对这群危害民族进步的阴险敌人，人们不能不保持高度警觉：

为了免于老衰，为了已进入老境的朋友们延长生命，我们希望多多注意内部的大嚼细胞，经常的用酸性剂来“刺激”“刺激”，当然外面乘机“游行”进来的恶菌，更须及早提付制裁，不能让它逍遥法外。

夏衍上述大胆的猛烈讨伐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文字，直接命中着敌人的要害，帮助人们看清了他们凶狠而又怯弱、狡诈而又愚蠢的丑态，收到了显著的政治效果。对于它们，人民的敌人是十分忌恨的。1939年夏，夏衍在《救亡日报》发表《资产阶级无祖国》《起来！法兰西的人民》两篇短论，对于在希特勒闪电式进攻面前，法国统治阶级贝当、赖伐尔之流的无耻出卖导致法兰西帝国迅速崩溃，表示了“无边的愤怒和无底的悲怆”。文章刊出后，那些“和贝当之流有着血缘亲谊的徒辈”——国民党文化特务竟然大打出手，进行种种罗织、攻讦，妄图禁压和封闭这张进步报纸。（《一个旅人的独白——<愁城记> 代序》）像这类层出不穷地发生的事件，正好表明了夏衍的杂文在抨击破坏抗战的邪恶势力和推动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中所发挥的强大战斗威力。

“蚯蚓眼”是夏衍1946年1月起在上海《世界晨报》开辟的一个时事杂感专栏。每天只三四百字，前后持续了五个月。纵观“蚯蚓眼”中的杂感，一般几十字为一话题，不似常见的散文那样讲究结构、布局、文辞等，即它的文学性并不十分突出，它多由报上消息、见闻引出略加评点，信息量大、紧跟时事、简洁精粹而更多地凸显了新闻传媒的特性，成为帮助读者解开扑朔迷离的政局之锁的一把钥匙。当时的上海，国民党“五子登科”，全不顾物价飞涨，治安混乱；而美国军用吉普车则在街头横冲直撞，真可谓“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因此，上海人民同其他收复区的人民一样，对国民党日益失望和愤恨。在这种情况下，因势利导、把握时局、表达民众的心声并最终形成反蒋反美的浪潮便成为“蚯蚓眼”义不容辞的责任。3月29日“蚯蚓眼”评述了当局于中正路上种树一事，指出“那些树，就是种给外国盟友们看看，作为一个 ‘奢侈之表率’的”，以取悦于所谓的盟友；为取悦盟友，中央社竟然“较美国人尤为关心美兵”（3月29日），如此献媚当然有所图，即“马歇尔元帅提议对华巨额借款”（3月26日）。而美国则“一只手拍拍钱袋，一只手摸摸手枪”（4月2日），美军的驻华司令部也不知“驻”到何时了（5月1日），其殖民本性暴露无遗。在手枪和美元的夹击下，在同盟和友好的腐蚀下，党国的独立与主权荡然无存。与此同时，当局大展“拖”的才智，他们不时做出谈判的姿态，但“越谈越远，问题越来越多，离开和平民主统一也越走越远，这一个月倒退到了去年十月间的情况”（5月8日）；而“政府拒绝了马歇尔的建议，要‘收复长春，再允停战’，换言之，还要打打看”（5月1日），而这“打打看”的后果即“内乱已经蔓延到茶话会上了”。由此，“蚯蚓眼”一下便揭穿了当局的内战图谋。不过，夏衍也意识到统治集体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他们之间也存在相当多的裂隙与分歧，国民党与其幕后支持者美国之间便如此，抓住这一点，可以更有效地瓦解其阵线；尤其当将二者并置同列时，美国政府的反应有时更能强化对国民党当局的批判。1月15日“蚯蚓眼”报道说美国官员视察日本时甚至不肯接收一个日本天皇“自动”送给他的礼物，同是天皇请来的人，“中美之分有如此”，中国政府官员之缺少“官魂”已是不可争辩的事实；1月16日继续这一思路，夏衍讲述了一个美国士兵会见陆军部长的事例，并指出“这是民主，这样的国家最安全”，言外已对中国政府提出了质疑，政府在民间的信任危机问题被强化。4月13日有感于上海胜利后市民所受的痛苦尤甚于沦陷之时，作者道“有人提议 ‘请陈逆再任上海市市长’，理由是：陈任市长期内，市民所受痛苦，并不比胜利后为剧’，这就是市民间流传的所谓 ‘人心思汉（奸）’的说法”（原上海市市长陈公博为附伪的汉奸）。这一看似荒谬的提议利用词组的连带性，由“汉”衍生出了“奸”并以“奸”置换掉原有的“汉”，一方面讽刺当局对汉奸的“宽大处理”，炮制出所谓的“地下工作者”为其开脱，因而引得人们不由“羡慕”起汉奸来；同时以汉奸统治期与党国的统治相对比，前者竟然“优”于后者，党国政府之功绩如何不言自明。

杂文是一种强烈反映现实、向现实抗争的武器。然而如果将它只是单纯地理解为揭露黑暗的东西，以为“黑暗所在，杂文存焉；光明一闪，杂文逝矣”，那也是对杂文社会作用的误解。一个革命的杂文家，不是冷冰冰的玩世者，而是真理的追求者。他有所憎，必有所爱。现实中既有可憎的黑暗的一面，也有可爱的光明的一面。因此杂文作为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支劲旅，它的任务既是挖疮消毒，使人感觉到丑恶的可憎，又要为人们指示光明的可爱，激励前进的勇气。

夏衍作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斗士，在他的杂文中鲜明地体现了对人民力量和革命事业不可动摇的信念。环境越是黑暗，斗争越是艰苦，他越是在杂文中表现着对人类、对祖国、对人民革命的热爱，犹如燧石，越是撞击，越是闪射出了明亮的火花。这在国统区的杂文作者群中显得异常突出，弥足珍贵。在他讴歌世界人民反对法西斯奴役伟大斗争的篇什中就描叙过，尽管法西斯飞扬跋扈，本国当权者苟且偷安，然而，“每个人都已经感到了地下火的热意，欧洲——从斯堪的那维亚到马其顿——已经在冒烟，黑暗大陆已经快黎明了”。在1942年反法西斯战争最艰难的时刻，夏衍充满希望地写道：“欧洲，特别是自由民主之宗邦的法国，人民的沉默不会永久的”, “尽管多佛海峡的浓雾永不消散，尽管没有船从对岸开来，第二战场为什么不能用人民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的国土上开辟？”（《欧洲的地下火》）1943年夏传来斯大林格勒大捷的喜讯，夏衍立即著文欢呼这一胜利，指出这胜利不是靠的神助和奇迹，而是“保卫祖国的人民战争这伟大的性质，苏伏洛夫和库杜卓夫的不朽的精神，加上列宁所创造、斯大林领导的红军立脚在 ‘现代化战争科学之基础上的’‘大胆而稳重’的战术的必然的归结”。（《乌拉！不可击败的红军》）1944年，在欧洲反希特勒战役走向决定胜负的高潮中，波兰人民获得了新生。夏衍用诗一般的语言，由衷地赞美道：“太阳射进了普列培特沼地，阳光普照着波兰平原，束缚了的土地不再沉默，哺育了波兰古国——而使她产生了显克微支，萧邦和雷蒙德的维斯杜拉河开始讲话了！”（《维斯杜拉河的声音》）对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亿万同胞在敌占区和大后方同敌、伪、顽斗争中的英勇顽强、坚贞不屈的宏伟气概，夏衍更是作了有声有色的涂绘和热情洋溢的礼赞。“人民，是不朽的，人民，是善于抉择的，也只有人民的武装抵抗，是才能使侵略者的军队瘫痪的！”（《记<离离草>》）“假如，我们的斗志不被暂时起作用的乌云压倒，把视线放远一点，深一点，那么这半个黑暗的中国实际不过是黎明之前的一段浓黑，而那边占全中国三分之一的地方，不已经日丽天青，显现出一片光明的景象了么？暗了南方，亮了北方，南方的暗云愈加低迷，北方的阳光就愈显得灿烂，清劲的风在吹扫，沉滞乌浊的气团已经冲散，新中国的曙光，不已经清晰在望了么？”（《“五四”29周年》）豪迈高昂的音调，开朗艳丽的图画，展示出人民革命的不断成长和美好的前景。这在鼓荡战斗热情，树立人民群众的必胜信心方面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战斗，是杂文的生命。离开了战斗，杂文也就不成其为杂文了。自然，如鲁迅所说，杂文也要给人愉快和休息，但这不是“抚慰和麻醉”，而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如果作者只是以个人的生活、情绪来代替火热的斗争，一味咀嚼小小的悲欢，而不关心人民的疾苦和时代的需要，这样的杂文不仅不能深刻反映现实的本质，而且还可能歪曲现实，背离人民大众的立场，给革命事业造成可悲的斫伤，夏衍说：“‘一切为人民’，这句话常常可以在口头在文字上听到看到了，可是面对社会事物的一切斗争变革，我们真的能一切以人民的好恶为好恶，一切以人民的爱憎为爱憎么？在对艺术作品的判别和评价，我们真的能以对人民有益者为善，真的能以为人民所爱者为美了么？一切为人民，首先就得抛弃了自己和人民隔离的一切身份上，思想上，习癖上，审美观念上的 ‘包袱’”（《怎样的艺术作品最好》）。夏衍杂文在评论时事、针砭现实中间，毫不掩饰地表露出他最明确的与人民完全一致的观点和感情。时代生活的音响和先进战士内心的呼唤，对阶级敌人的疾恨和对民族、对人民的挚爱，在杂文里水乳交融地渗透在一起。时至今日，这些在当时曾激起过读者心灵的震荡与共鸣的文字，仍能使我们谛听到真切的历史的声音，获得深刻的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