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追时代 心关大众

——写在夏衍电影回顾展时

略有点电影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早在三十年代初，夏衍即投身影坛，在波澜壮阔的左翼电影运动中成为电影文学创作的高手。当时银幕上只在陈旧的武侠小说中兜圈子，在颓唐的恋爱故事里打回旋，迎合小市民的思想口味，竭力逃离现实的矛盾，躲避时代巨浪的冲击。而以夏衍剧本拍成的影片，却总是抓取现实的题材，触及到广泛的社会矛盾，从农民到豪绅（《狂流》），从蚕农到中外茧商（《春蚕》），从工人到资本家（《上海二十四小时》），从小市民到都市社会各阶层（《压岁钱》《脂粉市场》），从青年知识分子到革命战士（《时代的儿女》《风云儿女》《自由神》），这些银幕上从未出现过的各式人物被引进电影文学的形象画廊，使电影跳出家庭琐事、多角恋爱、私人纠葛、侦探冒险的狭小范围，走向了广大的人间。尽管今天看来它们尚不成熟，然而这些作品“紧追时代，直搏现实，目尽天涯，心关祖国，与人民痛痒相关，休戚与共，在电影领域中开辟出一条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柯灵《夏衍电影剧作集·序》）。无可置疑，在中国，使电影成为一种公认的艺术创作，电影艺术家自觉地担负起时代的使命，是从三十年代开始，是从夏衍开始的。

夏衍将真实性视为银幕的生命，他认为艺术家应当通过对不同人物性格及其命运变化的生动描写，把丝毫没有歪曲和修饰的“真实的现实”活生生地展现在观众面前，才能打动观众，富有说服力地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社会。由他改编的电影《春蚕》即跳出以往电影虚构故事、编造情节、注重传奇性的俗套，“是新文艺作品与电影艺术握手的第一声，攻破制片一向固执的成见，不一定要像张恨水那样 ‘情节曲折，故事哀婉’的小说才可以改编为电影剧本”！夏衍在改编时有意采用了“记录电影”的方式，最大限度地逼近现实，倾向于空间的拓展，结构散文化，人物关系上得到多层面的开掘。电影《祝福》《林家铺子》是他在现实主义道路上的新拓展和深化。夏衍选择他从童年时代即十分熟悉的人物和江南乡镇作为描写对象，书写特定时代背景下真实的人物关系以及人物复杂微妙的精神世界，生活的真实性溶解了其政治倾向性。林老板是银幕上三十年代市镇小商人最为丰满的艺术典型，在强者面前处于极其可怜的地位，他低声下气，小心赔罪，委屈焦灼，却又要竭力维持门面，希图得到同情；然而在弱者面前，他又一改卑微窘态显得冷漠而又凶狠，剧作细致入微地展现了在夹缝中生存的小业主的多重性格和微妙人生态度，真切传达出人物内心的全部奥秘。

电影是最富有群众性的艺术，夏衍说过：“为了让广大观众能够接受，我曾提出过与其深奥也，毋宁平易；与其花哨也，毋宁朴实的主张，要求影片力求通俗化，老老实实，不耍花招。”在创作及改编中，夏衍的美学追求即在于适应我国普通观众的审美心理和欣赏习惯，尽力采用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技巧，由此而形成他所特有的平易、质朴而又严谨的艺术风格。他在剧作的对话中从不杜撰半文半白的形容词，也不滥用普通观众听不懂的方言土语，做到既含蓄洁净又浅显通俗，这是历来为人所称道的。《春蚕》原著中老通宝有一句台词：“阿多！空手看野景么？阿四在后边扎 ‘缀头’，你去帮他！”在改编本中“缀头”改为“收拾蚕房”，这一改就通俗多了。此类事例在夏衍剧本中随处可见。

影片《祝福》剧照

夏衍同志与世纪同龄，已度过九十四载寒暑春秋。在漫长艰困的岁月，他为中国人民的电影事业披荆斩棘、鞠躬尽瘁的崇高风范，在新一代电影工作者心中必将有着长久不泯的魅力，笔者确信这一点。

（原载《杭州日报》1994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