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法》剧创作的动因和契机，剧作者在《老鼠、虱子和历史》（代跋之一）等文章，以及近年出版的《懒寻旧梦录》中，一再作过解释。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作者从香港脱险回到重庆，遇到阔别十年的研究精神病学的丁瓒教授，又结识了也刚从香港回来的著名外科医生吴在东。这些善良的相信医学的超然性的科学家，被日本法西斯从科学之宫驱逐到战乱的现实中来了。他们被迫着离开了实验室，放下了显微镜，把他们的视线转移到了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在与他们的交谈中，都谈起过从事科学，搞科学的人很少关心政治的问题。他们幻想的破灭，使夏衍深有感触。“我想这一类的事不止限于医学界吧，正像过去有过（现在也还有）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一样，自然科学界也会有许多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家吧”，因此，“这就触动了我想写一个以 ‘科学与政治’的关系为主题的剧本”。这些既说明剧本的题材是现实生活所提供的，同时也明确地表明了剧作的主旨所在。

关于科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实质上也就是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带有世界性的文化课题。在西方流行过这样的论调，即知识阶层“都是一些其活动基本上不是为了追求实际目的的人，都是一些在艺术和科学实践中或抽象思辨中寻求快乐的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在宣称：‘我的王国不是在这个世界’”。然而，痛苦的世界往往又向他们大声呼喊，使他们无法逃避现代社会的斗争和混乱，完全超然物外。所以，“对于历代知识分子来说，超然和介入的冲突一直是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有时甚至成为痛苦的根源”。

在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中，素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说法。所谓“独善其身”，也即表明了知识分子超然的一面。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除了革命的阶级和民主力量所进行的正义斗争之外，所有政治几乎都操纵在封建地主、官僚买办和帝国主义者手里，搞得社会一片乌烟瘴气。这种状况便使得不少知识分子对政治更加冷淡，在他们看来，政治在人世间里是虚浮之物，污秽的所在，还不如埋首于学术研究反为切实有益，这种对政治的厌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黑暗统治的一种抗议；然而这抗议本身却是软弱无力的，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一位老学者曾写道：

我出生在清朝季年，当时中国正是外患内忧，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残酷的压迫剥削、欺凌侮辱，国家灾难重重。我青年时在广州，受到些维新思想影响，也曾抱有救国之志，参加了一些当时反帝反封建活动。辛亥以后，曾一度担任过政治职务，来到北京，我当时以为清朝统治已被推翻，国家会逐渐富起来，而实际上事与愿违，国家日益混乱，越搞越糟。眼见国事日非，军阀混战连年，自己思想没有出路，感到生于乱世，无所适从，只觉得参加这样的政治是污浊的事情，于是就专心致力于教学和著述，抱有“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态度，就这样度过了几十年。。

这番话是颇有代表性的。从二十世纪以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中，我们不难发现超脱政治、埋头于专门知识领域这样一种带有某种普遍性的文化现象。对这一点，夏衍自己就有着切身的感受和深刻的体验。早在年轻时代，夏衍在受到进步思潮的冲激的同时，也曾对科学的超然性有过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之东渡日本学习电机工程，就是抱着以科学救国的宏愿的。然而，在一次到朝鲜和我国东北、华北的暑期旅行中，他深切地感受到残酷的民族压迫，为弱小民族所受的深重苦难所震惊。因此，当他的母校——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校长许炳堃向他强调“实业救国”时，他心里想的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读死书，拿文凭，得学位，真的能救国么？”不久，他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更是打消了“科学救国”的梦想，他甚至干脆放弃所学专业，而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回国之后因为自己的专业只能帮助一部分人剥削大多数人，所以下决心改了行”。回顾夏衍这段思想演变的经历，对于我们现在探讨的这个问题，我想不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觉得这还是远了一些，那么，就在写《法》剧的前两年，夏衍即发表过一篇题为《杀人的与活人的》的时论。文中，他告诫了那些“把自己锁闭在研究室里，为科学而科学，闭目不问世事”的人们，指出科学研究总是取决于社会经济关系，不可能不受社会政治制度的影响。在反对封建制度的年代，自然科学是创造近代文明的原动力，这时科学是为真理为人群，为世界大多数人的生活更进步更幸福而存在的。然而当“市民阶层渐渐地从成长壮大而衰老”以后，科学精神和它所追求的目的，“也就因为他们服务的阶层之堕落而渐次背离了”。那些不愿听命于当权者的科学家不得不蒙受歧视冷遇和迫害了。“作为一个美国人之后才在电气工学界发挥了超人入圣之天才的史坦因美茨，在他的祖国波兰是遭历过惨淡的经历的；现世界所能产生的最伟大的哲学者，物理学者爱因斯坦，不是因为犹太人的关系，被逐于希特勒，而连一个安静的研究机会都不可得么？”这番话可以说同后来《法》剧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如出一辙。

在《法》剧演出和发表之后，夏衍谈到该剧批判“为科学而科学”的主旨，并不只是有的同志文中所引证的五十年代初那一次。在抗战胜利不久的1946年，他在《科学与政治》一文中即加以确认。当时，日文《改造评论》杂志翻译了《法》剧，就在同一期上，还发表了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一次座谈会记录。为此，夏衍写道：

《法西斯细菌》的主人公是一个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在第二幕里曾经借剧中人赵安涛之口，提出了科学与政治的问题，这个主题当时似乎不很为批评家所重视，记得我还写过一篇答辩的文章。可是实在碰巧得很，在这座谈会中一位在这研究所从事植物学研究的御江久夫先生无意中证实了我的结论。他在座谈会上说：

“今天回过头来想想，老以为学问和政治分离，可和政治没有关系，可是到了中国才知道学问一定要受政治的影响。……不论你建立什么计划，一定会有政治的原因，使你不能实现，我于这最为遗憾，而日本对于这一点是常常不理解的。”

这几句话恰好正是我在第二幕中所写的“你不管政治，政治却要来管你”的脚注。

1954年夏衍所写《关于 <法西斯细菌>》一文，可以说是最集中地谈到了剧本的主旨及其形成的主要原因：

我自己学的是电机工程，我也有很多科学技术界、医疗卫生界的朋友，在这些人中间，绝大多数是善良而“好心”的人。他们热爱自己的专业，具有“科学的良心”。他们想通过自己的业务来为国家服务，为人民做好事。但是，由于在旧社会长期脱离政治，不了解什么叫做政治，不懂得“你不管政治，政治还是要来管你”的道理。同时，中国的科学家又还有一点所谓知识分子的洁癖，分不清楚现象与本质，把政治看成很脏的事情，对现实政治戴起白手套来，觉得还是关起门来研究干净一些，而这样的人，实际上都成了被统治阶级玩弄、利用，和作为点缀装饰的工具。……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接触过很多这样的人，也亲自看到过他们被逼着而不能不走的各种不同的路子。……对这些人，我们的鞭挞是常常带着眼泪的。

将这段文字与上面所引用的材料相对照，应该说是前后一致，并无出入的，这显然不是出于一时一地，为配合某种政治气候而说的。毋庸讳言，在五十年代，关于科学与政治，已有一种片面强调政治的偏向，后来更是出现过以政治冲击科学的极左思潮。然而，夏衍在这里对《法》剧内涵的概括和说明是剀切诚恳，符合作品实际的，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部完成的文艺作品，其客观意义诚然不是作者的创作意图所能概括的，但这并不意味可以对它不予理会。皮亚杰认识发生学认为，人类感知或在人们采取行动之前总要先有一个推动的因素，一种生理的、情感的或理智的需要。作家的创作是由一定的“生理的、情感的或理智的需要”所引起的，即使作家在表达自己的创作意图时产生了偏离，它也是完成了的作品的基本结构的基础，使我们得以理解作品为什么是这样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作者创作意图的研究是文艺批评的必要准备。基于这一看法，我以为要讨论《法》剧的主题，就应该把它放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文化背景上去，结合作为创作主体的剧作家对社会生活和文化结构的思考探索加以审视，这才不至于就事论事，囿于一隅，失之笼统和浮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