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知识者精神负累的自我反思

知识分子是文化的自觉创造者，同时又是文化的敏感承受者。“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即知识分子的神经结构紧密，他们最机灵，最敏感，他们的痛苦也深重。”一方面随着中国门户的被打开，经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民主意识、觉醒意识、反叛意识不断冲击着古老的文明，急剧地改造着那一代知识者固有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另一方面，他们又深受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和老庄哲学的熏陶，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最集中地积淀在他们身上，他们信奉中庸之道，崇尚自我完善、清静无为，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与古代知识者不同，中国的现代知识者具有强烈的反思意识和自我审察的特点。他们以现代文明和时代激流为参照，清晰地认识和分析着自身存在的弱点，能够无情地嘲笑和鞭挞自己灵魂所连附的一切陈旧的东西。

“五四”新文学就曾表现出这个特点。鲁迅的小说在揭发吃人的封建制度的同时，生动地勾勒了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如孔乙己、吕纬甫、魏连殳，以及五四知识分子子君、涓生等的心灵历程，对他们寄予同情又予以嘲讽；郁达夫在抒写主人公悲慨嫉恨时亦不时夹杂着强烈的道德忏悔和对自身荏弱的不满。但“五四”是狂飙时代，对个性主义的张扬往往压倒了文学的反思倾向。现代文学真正对知识者自身的反思时期，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尤其是抗日战争后期。这一阶段民族矛盾迅速激化，救亡图存成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每一个中国人的首要任务。空前的民族灾难使文学充满了道德感。国家的存亡，民族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对自由平等、个人尊严和权利的追求，相对于“五四”及大革命前后的文学，抗战文学的内省倾向显著加强。像巴金的《寒夜》，钱钟书的《围城》等均为知识阶层内省批判的杰作。

在戏剧领域，五四乃至三十年代，通过舞台对知识者本身进行严格自我审视的剧本是罕见的。当时话剧中出现的知识者形象，主要传达出个性解放的呼声和民主意识的觉醒。大革命失败后，话剧中有了一批因理想破灭而充满失落感的知识者形象，如田汉“南国”时期剧作描绘了青年知识者在这一黑暗时代所感觉到的失望和痛苦，他们有不平，有愤懑，而更多的是对变幻莫测的人生的困惑，是对饱受创痛的灵魂的自我宣泄和自我抚慰，流露着浓厚的感伤情调，而对人物病态性格的解剖并不自觉，甚至更多的是宽宥、留恋和欣赏。抗战戏剧在这方面有了明显的转变。像宋之的的《雾重庆》《祖国在召唤》，于伶的《长夜行》，吴祖光的《少年游》，陈白尘的《岁寒图》等，不仅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统治下大后方和沦陷区日伪横行下政治的黑暗和腐败，而且对青年知识分子的耽于空想、动摇消沉、自暴自弃、玩世不恭等弱点进行了严厉的鞭策。

而在这方面，应该看到是从夏衍开始的。从抗战爆发前后的《上海屋檐下》到抗战胜利在望时写出的《芳草天涯》，始终贯注着知识者沉痛地自我解剖的精神，这在抗战剧坛非常令人瞩目，在现代戏剧史上无疑具有突破性意义。这些形象缩短了话剧创作在思想容量上与小说创作的差距，反映了剧作家夏衍观察生活、分析社会的独特视角以及所达到的历史深度。

在谈到自己剧中的小人物（主要即为中下层知识分子形象）时，夏衍说过：

……从他们祖先时代就束缚了他们的生活样式，思想方法，是如何的难以摆脱啊！我不想凭借自己的主观和过切的期望去勉强他们的生活！我把他们放在一个可能改变、必须改变，但是一定要从苦难的实生活里才能改变的环境里面。我想残酷地压抑他们，鞭鞑他们，甚至于碰伤他们，而使他们转弯抹角地经过各种样式的路，而到达他们必须到达的境地。

夏衍这番话是值得吟味的，它表明剧作家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是清醒的。他在用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观点、嗅觉去感受知识分子人物的同时，并没有放弃一个革命者的观点。对自己出生的这个阶层他并不盲目夸耀，也不从形而上学机械论出发作有意贬抑，而是从真切的自我感受意识到，对知识阶层的弱点不应姑息迁就，而必须加以“压抑”和“鞭鞑”，只有克服自身的限制，他们才能真正认清现实，认清自我，从而“到达他们必须到达的境地”——这“境地”，按笔者的理解，就是同历史发展的方向保持一致，或进而成为变革现实的积极力量。基于这种意识，在刻画知识者性格和精神面貌时，夏衍没有停留在生活表层现象的描写上，而是努力向灵魂深处开掘，从生活方式和思维方法上，触及到人物心理的阴影和暗陬，从而赋予作品对中国知识者深刻的批判性特征。

这类人物概括起来，大致有这样几种类型：

其一，时代风涛中的身心疲惫者。

知识者有一种理想化倾向，他们内心感受到时代的变动，热情地憧憬未来；但在理想转化为现实过程中，有的人由于缺少实践锻炼，容易表现出华而不实、缺乏行动能力及持久意志力等弊病，特别是经不起严酷斗争的考验，在蹉跌后会滋生悲观、虚无等情绪。

匡复在《上海屋檐下》出场是在释放之后，至于他的被捕及囚禁的具体原因，剧作者并没有予以正面介绍，我们也因此无法知道其中的细节，但他曾做过革命工作是无疑的。我们还可以从他与前妻杨彩玉的一系列对话中揣度出他不但是个革命者，而且也是生活的强者。他曾经勇敢地翔击于生活的激流之中，充满革命的朝气和献身的欲望，还以此激起过别人的生活热情，唤醒了处于彷徨中的同龄人。杨彩玉不就在他那里知道了黛沙（苏联文学作品《水泥》中的女主人公）走出家庭投身革命行列的故事，并立志要成为像她那样的女革命家么？然而，当他从狱中放出回到弄堂的旧屋时，是怎样一副形容和神态呢？剧本写道：

叩门的是一个须发蓬松的中年男子，穿着一套不称身的西装，肩上已经湿透了，他有一双善良而眼梢细长的眼睛，高耸的鼻子，但是态度可以看出他此刻正在一个饱经苦难而身心俱惫的状态之下，他就是杨彩玉的前夫，林志成的好友，葆珍的父亲——匡复。

“身心俱惫”，再没有比这更恰当的词语来表明匡复出狱时的精神状态了。“这几年的生活，毁坏了我的健康，沮丧了我的勇气，对于生活，我已经失掉了自信。……”这是他后来在彩玉一再催促下所做的自白。八年铁窗生涯在他心上造成的创痛已无法抹去，特别是狱中目睹了投机分子的叛卖行径，使他无比愤慨和迷惘：“当初我将世上的事情件件看得很简单，什么人都跟我一样，只要有决心，什么事情都可以成就，可是，这几年我看得太多，人事并不这样简单，卑鄙，奸诈，损人利己，像受伤了的野兽一样的无目的地伤害他人，这全是人做的事！……”革命从来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在漫远的征途上会遭遇各种波折；在失败和挫折面前，有人会消极、逃跑乃至叛变，真正的革命者怎能为此而畏葸不前呢？然而匡复对此的精神准备不足。他说“当初我将世上的事情件件看得很简单”这句话倒是说对了。事实上，他所看到的不只是革命阵营内部的种种变化，还有个人家庭生活意想不到的不幸和打击在等待着他。恢复自由后，他满怀希望与彩玉和葆珍团聚，重温家庭的温馨，然而他的妻子却与他的好朋友同居了，这个意外的打击使他的希望烟消云散，震愕、失望、痛苦、悔恨等各种感情因素交织在一起，他已无力起步了。当彩玉向他表明自己现在并不幸福，且希冀他能像《水泥》中的男主角格莱普那样振奋起来，与她一起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时，他的回答竟是：“你可以做黛莎，而我早已经不是格莱普啦。黛莎再遇见她丈夫的时候，她丈夫是一个战胜归来的勇士，可是我（很低地）已经只是一个人生战场的残兵败卒啦。”

契诃夫写过一个《伊凡诺夫》的剧本，主人公伊凡诺夫本是一个热情奋发、专心致志的积极分子，但他后来在反动制度给他造成的障碍面前屈服，成了一个病态的心灰意冷的失败者。“我不自量力，不思考，不懂什么叫生活，就挑起了重担，结果一下子就压断了我的脊背，扭曲了我的筋骨……请看，我跟他搏斗过的生活，怎么残酷地报复了我啊。”俄国的一位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沃罗夫斯基在引述了这段台词后写道：

为什么别的人没有疲倦，为什么别的人没有压断脊背，为什么环境不会使别的人痛苦不堪呢？历史用成百上千的先例告诉我们，……相信理想，渴望它们实现，并且以巨大的毅力为它们而斗争——这就是一些主要人物应有的功能，他们能够决定自己阶层在社会上的地位，自己阶层的理想的内容，并使这些理想在历史发展中得以实现。

这番话是说得很透彻的。伊凡诺夫也好，匡复也好，不都是因为缺少对崇高理想的确信并以巨大的毅力为之斗争，因而在险恶的环境下精疲力竭，悲观消沉，从而丧失了在推动社会进步进程中应有的位置么？尽管夏衍笔下的匡复并不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但是这个形象同样是激动人心的，因为他写下了一个事实：在中国急剧的社会大变动中，一些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被革命大潮所裹挟，以满腔热情和极大勇气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进行激烈的反抗，但是他们中不少人富于幻想而缺乏实际艰苦奋斗的精神，容易狂热也容易堕入空虚。一当革命遭受挫折，自身又受尽磨难，他们便会发现美妙的理想与黑暗的现实之间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顿时便灰心丧气，无法自拔。剧作家通过匡复形象揭示的富于悲剧感的心灵变化，不能不引起我们对整个知识阶层命运的深思。

如果说匡复毕竟是经受革命思想浸润过的战士，因而在一度沮丧消沉之后很快又重新奋起，那么，《一年间》中的于明扬和《法西斯细菌》中的赵安涛，由于仅是一般地受到了爱国热情的支配，思想基础更不牢实，因而他们身上的悲剧色彩显得更其浓厚。对于明扬，曾经有论者认为，常见的失败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几乎都是与任何爱国运动绝缘”的“个人主义者”，剧本却写他参加过进步学生运动，这便“使观众模糊了对失败主义斗争这一基本的认识”。笔者以为这种看法是把复杂的人物形象简单化了。剧中的于明扬并非是一贯的悲观主义者，作为东三省的流亡青年，他曾卷入“一二·九”爱国斗争，一度表现出救亡热忱，这是当时很普遍的现象。应该看到，由于有了这段经历，便更突出了他后来的悲剧性转变。他出场予人的第一印象即是从肉体到精神一副受尽摧折的病态。他体质衰弱，性格阴郁，因参加学运“吃了亏”而得病，又因家乡沦于日军铁蹄之下，整天忧闷盈胸，由失望、痛苦所致的暴躁情绪像罪恶病菌一步步吞噬着他年轻的生命。面对民族的空前浩劫和统治集团的昏庸，他不知道也不愿意行动，而只是一味“发牢骚，讲空话，骂人”，以至以前的东北老乡也不愿来见他，成了一个冷漠孤独而又萎靡懦弱的虚无主义者。当周围人们沉浸于电台谎报的“胜利”喜讯时，他一语中的道出了其中的骗局，从中不难看出他对时局的敏感和对腐朽统治集团的愤恨；然而问题在于他只看到眼前黑暗的深重，而看不到光明的前景；只看到统治者的卑怯，而看不到广大群众的觉醒，因而失去了对抗战前途的希望和对整个民族的信心。当别人劝他不要失掉自信和耐心时，他的回答是：“耐一耐！我，我耐了七年了！整整的七年……（凄惨地）中国的力量打不完，可是我的力气，却快要完啦！”并非一定是肺病，更主要的是这种无可救药的悲观绝望情绪，使得这个年轻的知识者过早地叩开了死神的大门。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国恨家仇如果寄于终日消极颓唐的心绪，丧失了自信，那就永无从敌人那里偿还血债的日子，相反，只会导致身死国灭的悲剧。

赵安涛曾经是政经系的大学生，他热情、敏感、聪明，对封建军阀统治和列强极度不满，有过“肃清政治、改良政治”的宏愿。针对俞实夫的非政治倾向，他多次发表过这样的见解：“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来管你！”“……微生物之外，还有一个更大更大的世界，……一个国家的政治不弄好，科学就不会发达。”然而在他对政治问题十分关注和发表对时局的长篇大论同时，就在个人情感归宿和人生道路的选择上显现出好高骛远、优柔寡断的性格特点。他关心政治的热情并不是以实践行动为后盾，他所经历的道路决定了他缺少那种吃苦耐劳、孜孜以求的精神。在风云变幻的年代，知识者正当为国效力之时，他热烈地去追求下野军阀的女儿钱八小姐，以图个人以后的升迁。正如沃罗夫斯基所指出的，“知识分子圈子的生活是精神失常的、神经过敏的；人们易于多愁善感，容易激动和偏执，但是他们的感情是不深沉的，不牢靠的，……他们像电灯泡那样燃得快，灭得快”。赵安涛尽管也在政坛上东奔西走，但官僚权贵们统治下的现实不可能一任一个思想颇有点激进的青年如心遂愿，碰了几次壁他便失望转而弃政从商，荒年乱世做起投机买卖，大发国难财。可是日军的炮火还是无情地轰毁了他的财迷梦，法西斯强盗洗劫了他的不义之财，最后唯剩下了一腔悔恨懊丧，也留给我们对诸如赵安涛这样的知识者如何摆正人生道路的深深思索。

类似赵安涛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者，未能有所作为，一面固然由于当局政治腐败，社会空气污浊，严重抹杀了他的才智和价值；但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他主观上的怯懦所致，几经挫折就心灰意冷，轻易地便改弦易辙。这种性格上的软弱是致命的，社会的压抑这外在因素都通过内在因素起作用；而且他唱出了和时代主调相左的人生进行曲，也可以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他最初的目标并不纯真，剧中他的言语间隐约地透露出他无非想借“报国”之名向上爬，以求飞黄腾达罢了。归根结底，赵安涛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少的拥有驳杂心态的知识分子缩影，其结局具有普遍的警策意义。

其二，沉湎于个人悲欢的小圈子主义者。

知识分子是一个文化层次较高的阶层，在那个骚动不安的年代，他们清醒地看到社会的黑暗和丑恶，也敏感地尝到人生彷徨失落的苦闷，不少人感觉到自身的软弱无力，于是放弃对真理和光明的追求，索性钻进个人生活的小天地，竭尽全力去获得一份自身的安谧和幸福，或者在男女感情上寻觅寄托和慰藉。然而这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他们或者被套上了生活的桎梏，或者陷于家庭、爱情纠纷，而心中的美梦也毁于一旦。

赵婉和她酷爱艺术的丈夫林孟平（《愁城记》），有很好的文化素养，有对幸福人生的憧憬。她和他的生活信条是：“人，谁也不会说，应该离开社会而独立的，可是，尽管社会很龌龊，世界很痛苦，难道在这之外，就不能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和平、天真、纯洁的小圈子么？”苦难已经朝自己袭来，但他们仍专心致志地经营着自己爱的小屋，以为可以超脱尘世，走向自己的幸福。在被叔父赶出家门后，他们终于陷入生活的苦海，看到满目疮痍的现实，听到平民的痛苦呻吟，自己也饱尝到贫穷的滋味。“相煦相濡，在个人是美德，这是无疑问的，可是，在涸辙中，于人于己，究有什么好处？我相信，有的人可以用力量来使涸辙变成江湖，而这些方才感觉到自己是处于涸辙的懦者，煦濡之后的运命，不是可以想象的么？”

《芳草天涯》揭示的大体是同样的思想涵义，但表现得更深微、更曲折。剧作家所塑造的尚志恢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艺术典型，对他需要多作一点剖析。

这是一位中年的心理学教授，留过学，有才学，瘦弱清秀，修眉巨眼，穿着一件半新的直贡呢长袍，朴质中露出一种有教养的风度。人物出场的年龄是四十二岁——作为一个学者，这正是个创造性最强的最佳年龄。然而，在剧中登场时，他却已是一个饱经战乱忧患，被国事家事搅得垂头丧气、心情暗淡的人了。他与老友孟文秀相逢，久别三年，乍一见面，应有许多旧话新题可以言说，但作者从人们最常见的寒暄开始，迅即转入对他精神世界的剖露。当孟文秀端详他，说他“有一点憔悴”之后，他即情不自禁地诉说：“老孟讲得不错，我自己觉得这两年我确是老得多了。老孟，世界上有白了头的青年，也有三四十岁的老者。我说，心的苍老，比身体的苍老还要可怕。”在第一幕中，尚志恢的心境是郁闷的，只觉得懒散，不上劲，他把自己过去对于女性的赞美说成是出于年青、愚蠢。他的心确是苍老的，他的微笑是寂寞而苦涩的。

是什么原因使他如此沮丧呢？他曾是富于热情的，他愿意帮助别人，愿意帮助好学、求知欲强的青年；对于国事民生，他也抱着满腔的热忱。抗战爆发不久，他“按捺不住地参加了当时风起云涌的救国运动”。然而执政当局腐败无能，步步溃逃，城城失守，他“碰遍了钉子，受够了留难”，最后连国民政府朽壁上的这块文化“点缀”也被取消了，只好流落天涯。于是，这个原就有些“傲气”的教授满腹对国事的牢骚，情绪抑郁消沉，致使未老先衰。从这点来说，尚志恢把自己的变化归于“环境的力量实在太大”，不是没有一定理由的。然而，和他一样留过学的孟文秀不是没有经历过他那样的环境，而孟为什么不像他那样悲观消沉呢？显然，这里还有他的内因。尚志恢是一个更缺乏生活磨炼，更书斋气的知识分子。他的性格是犹豫、懦弱的，他不满现状又无力反抗，在社会上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干，便转而重新回到个人爱怨得失的计较中去，成了家庭这个小天地里的庸人，陷进日常琐事和家庭纠纷而难以拔足，对民族的生死存亡则漠然了。

尚志恢和现实生活的矛盾主要即表现在他与妻子的冲突上。这冲突是大动乱年月造成的，同时也取决于他的个性。尚志恢与石咏芬的结合并不是什么封建包办婚姻，而是“如旧小说中所说的一见生情，毫无挫折地在半年之内结成了当时颇为朋辈羡慕的姻缘”。然而，动荡的岁月，清苦的生活，以及由此带来的心情的烦闷，使这个家庭出现了深深的裂痕。石咏芬由于狭隘家务的束缚，本来就不坚定的精神很快空乏，不仅不分担他的爱国忧心和受压的愤懑，反而将一腔生活困苦的怨怒抛向他，使他在日积月累的精神折磨下意气更加消沉。这里，尚志恢没有意识到家庭的苦恼实则源自特定的社会环境，却把错误全部归结为与石咏芬的结合，“两个不配合的齿轮也可以一下子碰坏，使整个机器破坏”。在对他的苦闷寄予同情的同时，作品也明显暴露了他看问题的狭隘性和片面性。

同时，他又是个感情纤弱的人，极其敏感，“多感而易怒”，不会像孟文秀那样舍下脸搞“屈辱外交”；但因为要讲究知识分子的矜持和面子，遇事又要克制，心理上处在重重矛盾之中，便常常显得进退失据，不知所措。他不堪太太的感情虐待，不像孟文秀能“全不当一回事儿”；但要他正式去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和解，去做点争取转化的工作，或者干脆对着干，大吵一架然后分手，他都不行，他唯一的办法只有出走——逃避。石咏芬在生日那天辛辣地指出了他的这个弱点，很发人深思：

尚志恢（脱口而出）我有办法。

石咏芬 你有办法，哼，你走，你会走，我知道，可是（反嘲）我怕你走？你走了，我就会饿死？我一定要跟着你？你以为你自己……

咏芬的话有点咄咄逼人，但却道出了尚教授的短处。面对社会和家庭的严峻现实，他是那样软弱无能。“有功课的日子早出晚归，没事的日子哑巴似的坐着喝茶，看报”。痛苦犹如春天的冰块，裂缝在扩大，他却毫无作为。所谓“我有办法”，实在是无稽之谈，石咏芬算揭到了点子上：“你会走”——不过是逃避生活罢了。

如果说，他以消极的离开妻子来逃避现实的矛盾，那么到孟小云那里寻求慰藉，则可以看作是他企望重新振作起来所做的积极努力。后者年轻活泼，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和生命活力。她的出现，好比一束灿烂的阳光射进他暗淡的心胸，他赞叹她的聪颖脱俗，心情开始转换过来，似乎“漫不经心地踏进了一个从来不曾涉足过的青春的绚烂花园”。小云凭着她少女特有的细心，体会到他的苦衷，用她的怜悯、体贴来安慰尚那颗枯寂的心，他不禁激动起来，积压在心底的爱情迅速地滋长起来。我们知道在漫长的人生道途中，就是最坚强最进步的人也难免有感情脆弱的时候，对知识者来说尤其是这样。他们承继前代人的教养、习惯，喜欢闲暇、平静、安稳的生活，任何变动都会引起他们心灵的不安和神经的震颤。即使理智上已接受了新的世界观，而他们灵魂深处依然时时受着“天性弱点”的支配，何况当他们面临一种无所欲为，令人绝望的一潭死水般的生活呢。失望之余，他们渴求感情的理解和安抚，希冀身边出现那具有生命力、能搅动死水的清泉。然而事实表明，这种对新的爱情的追求在当时不可能为人们所理解，在现实中难免要破灭。首先，尚志恢欲摆脱妻子所谓“压迫”，可石咏芬却偏不肯放过他。狭小的生活圈子把她与时代几乎隔绝，她只关注脚下的一寸土地，叹惋战乱所挟走的她的幸福，用苛求的与挑剔的眼光审视周围一切，几乎构成她全部生活内容。生活的平静既然不复可得，小家庭在她心目中占据的位置就更足珍贵。因此当她隐隐感到尚孟之间的微妙关系时，也就可想象她内心所感受到的伤害了。第三幕当尚太太从防空洞回家发现了丈夫的秘密，隐藏的矛盾白热化了，激烈的争吵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这时的尚志恢既要求妻子原谅，又要对小云表歉意；对妻子的暴怒戏虐无可奈何，又不忍小云受辱，窘促不安，忍受着精神的酷刑，内心感受到痉挛般的痛苦。其实，无须孟文秀再以长者、朋友的身份来点破利害关系，承受着巨大道德压力，已够他们难堪的了。爱情并不能使在渴求与沉闷中的尚志恢得到点滴的温暖或安慰，反而招致无穷的感情折磨和苦涩的滋味。

这真是一种被泪水泡得发酸的人生，一出令人心酸又不免失笑的性格悲喜剧！孟文秀把莎士比亚写尽了一部封建时代女性历史的那句格言“弱者啊！你的名字叫女人”，改为“弱者啊，你的名字叫知识分子”，这是多么饶有深意！

夏衍的《芳草天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婚恋、家庭问题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从富于爱国热忱到退避时代陷入家庭爱情纠纷，痛苦彷徨难以自拔的思想历程。我以为，剧作家把主人公置于这样一个情感的漩涡里，其用意无非要指出知识者将自己囿于个人悲欢的小天地中，而惮于接受斗争洗礼的软弱性。他用带泪的笔“叙述了人生的这些愚蠢和悲愁”，并作了不无同情却又深入有力的批判。剧本通过尚志恢这个典型表明，现代知识分子在时代急变的大气候下，企图从自我感情的小天地里寻找生命的支点是不现实的。正如剧名所示，人生的追求无所不在，对知识者来说，为民族、民众的共同幸福而奋斗的旷达的人生，才是值得追求的更有价值和意义的人生境界。

其三，规避现实斗争的洁身自好者。

洁身自好，独善其身，在我国古代知识分子中是一种受人尊崇的美德。这种处世哲学从积极方面说，它要求不与世俗、时弊同流合污，但其消极方面则是被一些人在社会动乱之际用作自我解脱的办法。三十年代后期，地主买办阶级勾结帝国主义实行法西斯独裁，中华民族内忧外患到了濒于灭亡的历史关头。许多看不清方向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敏锐地感受到现实的黑暗和丑恶，具有着知识人的良心和正义感；一方面则又由于脱离革命实践，觉得没有力量改变现状，便以保持自己的良知和操守而聊以自慰。

在《上海屋檐下》，黄家楣老实耿直，“什么事情也不肯将就”；赵振宇“做人但求问心无愧”，以勉强有个温饱引为自足；林志成以“做事凭良心”为宗旨，对“一方面欺负人，另一方面又受人欺负”的生活于心不忍，都与洁身自保相关。他们的生活为此贫苦凄凉，却没有人想到来一个彻底的改变，他们厌恶周围的一切，却不愿勇敢地奋起抗争。试问，仅仅有个人的自我完善，就能使自己的命运得以改善么？这在《法西斯细菌》主人公身上表现得更突出，且更有深度。夏衍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非社会性特性”。“中国的文人一向是自居于现实生活的社会圈之外，不仅无意识地把自己和所谓 ‘俗世’分开，而更有意识地 ‘孤高自赏’，以不理睬实际社会作为自己的身份的夸耀。”俞实夫是抗战那个动荡岁月中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的一个成功典型。

作为一位质朴方正、治学严谨的细菌学者，俞实夫在工作上热情、专一，坚卓不懈地埋头于细菌学的深入钻研，而毫不顾及个人的荣辱升沉。当妻子发现报上登出日本文部省破格授予他医学博士学位的消息时，他即表示“真正做学问的人，是不该把自己的名字在报上这样那样的登出来的”。虽然妻子觉得这不是他个人的事，而是全中国人的名誉，但他只是坚持以后要是记者来，“统统给我回了，说我不在”；当朋友向他庆贺，他更明确地说：“我，可没有把学位看得那样稀奇。”在他正直的灵魂里只有一个善良的愿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的研究不仅是为国家，为民族，而是为人类，为全世界全人类的将来！”然而，他对科学对事业的忠实与虔诚竟达到至高无上的地步，甚至于以科学排斥政治和一切社会活动。当他的好友赵安涛向他谈论时事政治问题的时候，他总是不遗余力地为自己辩护。在他看来，政治不过是在公园和会堂里聊天的资料，因此他不屑一顾；而只有科学是人类的上帝，并且他坚信科学与政治无关，科学不分国家，科学能保护拯救一切。这表现出来的是科学至上主义，而其性格内核则是知识者的洁身自爱。他经常为自己辩解的一句话是：“你放心，我尽管不懂得政治，但是我也跟你一样，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在法西斯侵略已危及到民族生存这样一个极端的政治问题面前，作为一名中国人的生活、工作怎么能超然物外，还有什么比反抗侵略这个“道理”更基准、更要紧呢？俞实夫对政治的冷漠、蔑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旧中国乌烟瘴气的地主买办阶级腐败政治的一种逆抗心理，但他同时又是对严峻的现实世界不敢正视，是面对庞大的政治势力无可奈何心理的反映。他想撇开活生生的现实而致力于个人事业上的追求，却在现实中到处碰壁。

正如赵安涛所说，“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来管你”，他不读报，不愿见新闻记者，报纸、记者却不把他轻易放过去；更重要的是“九·一八”事件发生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现实，不管他如何充耳不闻，还是硬闯进了他宁静的生活。“每个日本人的眼光，都是一根刺”，身居敌国，他感到坐卧不宁。剧本写他在一阵吃惊之后，三次“无言”地沉默，正是以静衬动地烘托出他此时内心茫然若失和极度失望痛苦的情绪。现实的政治风暴迫使他带着妻儿回国，但他投奔的竟然还是日本人开办的自然科学研究所！尽管友人提醒他不能去，可他只看到研究所里有几个著名的学者，有完备的书籍和仪器，并且坚信“科学没有国界”。上海“八·一三”事件和人民抗日的浪潮又波及到他，使他不能不为实验室外面的政治风云所困扰。因为他太太是日本人，佣人张妈辞职不干了，他的女儿寿美子也被邻居小孩奚落，接二连三的事件开始触动他麻木的政治神经，心与身，愿望与现实，展开着越演越烈的冲突。然而，他的视线并没有被群众的救亡热忱所吸引，而是躲进了自以为远离风暴的栖身之地香港，仍企图在科学的王国里寻求心理的平衡。但是，摆脱法西斯侵略的魔爪在当时完全是他一厢情愿的幻想。战火蔓延到这个宁静的港湾，首先是没有米、没有水的火线下的生活，使他意识到“法西斯细菌”不是靠医生就能扑灭的；接着是赵安涛住宅被强占，货仓被洗劫；特别是日本士兵无情地捣毁了他惨淡经营起来的实验室，加上自身受到殴打，妻子受到侮辱，钱裕横遭枪杀……这一切，彻底地毁坏了俞实夫盲目的信仰，生活本身严厉批驳了他对待生活的错误看法和态度，使他领悟到不消灭政治上的法西斯细菌，就不可能消灭生物学上的细菌的真理。俞实夫兜了一个很大的弯子却始终不能避开他所竭力要逃避的政治，他终于摒弃了多年苦心维护的人生哲学，走上为祖国独立解放效力的道路——一条千千万万人走着的道路，一条在那样的时代，对他那样的人来说又必须经过一番波折才能磕碰着走上的道路！

关于科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实质上也就是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带有世界性的文化课题。在西方流行过这样的论调，即知识阶层“都是一些其活动基本上不是为了追求实际目的的人，都是一些在艺术和科学实践中或抽象思辨中寻求快乐的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在宣称：‘我的王国不是在这个世界。'”然而，痛苦的世界往往又向他们大声呼喊，使他们无法逃避现代社会的争斗和混乱，完全超然物外。所以，“对于历代知识分子来说，超然和介入的冲突一直是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有时甚至成为痛苦的根源。”《法西斯细菌》通过俞实夫从安然自得、不问政治到走向抗战和新生的历程，生动地表明，知识分子所履行的社会职能，不仅取决于社会制度、社会关系，而且还取决于他对待社会、国家、民族和大众的态度，取决于他自觉地选择自己的社会立场和相应的活动。这一点，对于广大知识者来说，确实是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人生路途上的参考”。这里，剧作者并没有否定科学本身，更没有主张以政治来代替科学，似乎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就可以将科学研究全盘弃置一边；而只是强调科学不能脱离现实的政治，学术研究必须有明确的服务方向，尤其当民族危亡之秋，作为一名爱国的科学工作者，更不应该漠视国家的盛衰和民族的兴亡，一头扎进实验室；而应该将自己的工作与民族解放斗争的伟大事业紧密联系起来，共同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应该说这种参与意识是贯串全剧的一条鲜明红线，是剧本最富有独特性和启迪性的思想底蕴。剧本创造的俞实夫形象不仅在当时，就是现在，也没有失去其认识的价值。

夏衍所塑造的主要的、也是特别成功的，就是上述这类处于时代洪流之外，迷失人生道路的苦闷抑郁型的知识者形象。他从不同侧面写出了知识者群的弱点，写出了知识者前进道路的艰巨性和曲折性，没有偏袒，也没有夸大，而是将这些弱点置于中国革命严峻的现实斗争环境，分析其影响、危害及其历史根源。剧作家这样做，不只为了给剧中的主人公们提供崭新的价值立足点和人生目标，更重要的是为着让现实中的人们正确地认识自己，看清知识者在革命中的使命和责任，敦促他们正视现实，卸下因袭的精神负担，无畏地走到时代的前列。夏衍正是以上述富有特色的题材和人物塑造，为中国现代戏剧对知识者批判性的自我反思，做出了一份可贵的努力和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