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创作的源泉和生命——《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札记
40年前，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在这部伟大的文献中，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列主义，正确地解决了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所未能解决的问题，精辟地论述了文艺与革命，文艺与群众，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民族文化传统等关系，给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指出了明确的道路。从此，我国的文艺事业就在《讲话》的光辉指引下，沿着工农兵方向，生气勃勃地发展、壮大。40年来的革命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在这篇文献中所提出和阐明的革命文艺的基本思想，并没有失去其真理的光辉，仍然具有强大而长久的生命力。
《讲话》包涵的内容极其丰富和深刻，每一次重读，都会得到新的启示，受到新的教育，从而产生新的力量。这里，我们感受特别深刻的一点是关于文艺的源泉的论述。这是整个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和创作论的一块基石。深入地研究和领会这方面的思想，对于提高文艺创作的质量，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我们知道，决定创作好坏成败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作家的政治倾向、思想修养、艺术造诣、创作经验以及个人的才能禀赋等等，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创作的源泉却是根本的因素，是第一位的东西。没有源泉，压根儿就谈不上艺术加工，谈不上创作。那么，创作的源泉究竟从何而来呢？是从诗神那里取来的灵感，还是作家头脑中固有的呢？《讲话》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论反映论原理，对此作了正确的回答：“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并且强调：“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这就清楚地说明了一切文学艺术对于社会生活的依赖关系。社会生活是第一性的，观念形态的文艺是第二性的。作家的头脑只是文学艺术的加工厂，而不是它的发源地。没有被反映的社会生活，就不会有反映社会生活的文艺。生活不仅为文艺创作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而且是作家进行创作活动的直接推动力。作家没有创作冲动就无法进行创作，而创作冲动是作家在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一种真挚而强烈的思想感情。这就是说，是生活对作家的多次冲击，是作家对生活的反复感受和对生活的高度责任感，才会激发起作家感情上的波澜，产生欲罢不能、不吐不快的创作欲望。我国古代卓越的现实主义作家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里，就明确地谈到他的小说的生活来源。他说《红楼梦》中写的“事迹原委”“兴衰际遇”，都是“半世亲见亲闻”。这就是说，曹雪芹是把自己直接或间接体验到的客观生活材料，加以概括加工，敷衍铺陈，采用“假语村言”，写出了总体上既不失其“真”, “复可破一时之闷，醒同人之目”的伟大艺术品。《红楼梦》是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现实生活中人人事事的典型再现。鲁迅笔下的阿Q，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不朽典型，也不是脱离生活任意编造出来的。鲁迅说：“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又说，人们“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且介亭杂文·寄 <戏> 周刊编者信》）。可见，作者塑造阿Q这个典型经过了长期观察和酝酿，在作者心目中阿Q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或精神，而是一个有充分生活依据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红旗谱》的题材、人物、情节长久地萦绕在作者梁斌的脑际，曾在他的短篇、中篇、剧本中不止一次地出现。他在1935年就写了反映高蠡暴动的短篇小说《夜之交流》，直到1958年才最后完成《红旗谱》。刘心武的《班主任》也是由于“无数在我心中时时拱动的生活场景，大量牵动我感情丝缕的人和事，经过多次交融、剪裁、提纯、冶炼……”才写成的（《有根花才香》）。总之，任何作家的创作，都是受一定社会生活制约的，都不能离开他们的生活经历和生活范围。如果脱离了生活这个源泉，作家纵然有天马行空的本领，有超群出众的才能，也是写不出有艺术生命力的文学作品的。
文学是跟着生活跑的，生活永不停息地发展、变化，促进了文学不断地发展、变化。每个时代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文艺，也就相应地要求从自己的时代和阶级的生活中寻找创作的源头。《讲话》在提出文学作品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的同时，合乎逻辑地提出了“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并着重地加以阐明和发挥，从而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指出革命的文艺的性质，既受所反映的生活内容的限定，又受作家的立场、世界观的限定。而归根到底是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要求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文学艺术，因此，无产阶级文学的出现乃是历史的必然要求。正如高尔基所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有反映劳动实践所产生的各种社会主义创造的事实时，才会在文学中出现。”（《和青年作家谈话》）既然革命的文艺要描写人民群众的生活斗争，要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解放服务，那么文艺工作者就必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斗争中寻求创作源头，熟悉和了解自己的表现对象和服务对象。既然无产阶级文艺的产生是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实际事实分不开的，那么它就应该有自己的描写对象和歌颂对象。《讲话》简扼地指出要描写和歌颂“新的人物，新的世界”。一个作家如果无视生活中实际存在的这些社会主义性质的事实，不以最大的热情加以反映和歌颂，难道不是一种失职的行为吗？
1942年以后，出现了一批真实地反映党领导下人民革命斗争的富有时代特征的作品，如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季的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和丁毅的新歌剧《白毛女》，以及后来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的丁玲、周立波反映土改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这些联袂而来的崭新的文艺佳作，标志着我国五四以来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而这些作品的诞生，就正是解放区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火热斗争，与群众相结合的结果。作家们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积极投身于革命战争，参加生产运动，参加土地改革，以及各种群众斗争与实际工作，从中切身体验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威力，熟悉了群众的生活与心理，并从群众的文艺形式和语言中吸收了营养，因而在创作上才有了可喜的收获。正如孙犁所说，“作家投入战斗，深入生活，像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这样的热情，这样的规模，这样的收获，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开扩了祖国文艺的幅员，指导了革命文苑的耕种，使文艺劳动得到自由宽阔的工作场所，并学得了保证收成的工作方法。”（《领会和收获》，见《文学短论》）。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深入群众生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个作家要保持自己的艺术青春，不断地写出好的作品，就必须永远生活在群众之中，同群众保持着血肉联系，跟着时代前进的脚步。时代和生活的风云变幻，必然引起社会的、伦理的、道德的变化，引起人们心理活动和外在行为的变化。这些变化有的是明显的，有的是隐蔽的；有的是缓慢的，有的是急剧的；有的是到处可见的，有的是处于萌芽状态的。作家只有长期地生活在群众之中，才能及时地捕捉住能表现这些变化的一些典型性的东西，来反映出社会和人的心理变动。就拿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来说吧，这确实是当前文学创作中的一个迫切任务。正如高尔基所说：“应该提出、寻出和揭露出新人物的正面性格。新人物昨天才诞生。他昨天才参加新生活……他看不见自己，他要了解自己，他要文学反映它，而文学呢，也义不容辞。”（费定：《回忆高尔基》）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新人是生活中刚刚露出的具有无穷生命力的嫩苗。作家只有在生活中进行长期的观察、体验、研究、分析，才能“寻出”他们，并准确地勾勒出他们的正面性格。如果离开了生活，闭门编造，就会把一些并不属于新人性格特征的东西错加在他们身上，其结果只能是对新人形象的歪曲。蒋子龙为什么能在历史向新时期转变，工业现代化向前迈进的时候，及时地发现和创造了乔厂长这样大干“四化”的革新者，尖锐地揭露和批判那些生了“精神萎缩症”和“政治衰老症”的干部呢？根本的原因是他长期地生活在工厂，“工厂的历史和工厂的干部、工人，在我脑子里都是活的。别人说的片言只语到我的脑子里就和整个工厂的历史，每一个活生生的人连在一块了，我一下子就掌握了工厂和人在这两个月中所发生的变化，而且都是形象的、具体的。”（《跟上生活前进的脚步》）正因为他的创作根须深深扎根于生活之中，他就能从生活的矿石提取出生活的钢，创造出像乔厂长这样坚硬的、实在的、有血有肉的时代典型。任何作家一旦失去了对生活的忠诚，忘却了对人民的命运的关心，曲解了对文学崇高使命的认识，他的创作源泉就会枯竭，艺术青春就会枯萎，也就会被生活所淘汰。
《讲话》强调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不仅从认识论的角度上说明文艺与生活的辩证关系，而且对作家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加强自己的思想锻炼也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讲话》明确地指出文艺作品中反映的社会生活是经过作家的头脑加工、改造过的社会生活，这就必然地打上作家主观意识的烙印。也就是说，作家的立场、世界观，对于创作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话》号召作家“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因此，作家深入群众生活，就不只是为了积累丰富的创作素材，更重要的要注意对群众思想感情的了解和积累，真正地和群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只有这样，才能准确而深刻地反映群众的生活斗争，创造出为群众所欢迎的作品。就拿了解人和熟悉人来说，要把几个人物的外貌特征、言谈举止描绘出来并不难，要知道他们的不同身世、社会关系、经济状况、日常生活也不难。但要挖掘出人物在想什么、追求什么、他们的忧愁和欢乐、他们微妙而美好的心灵世界，那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了。“文学是人学”，对于文艺创作，这方面的知识和积累是更其重要的。这便要求作家、艺术家必须真正与群众打成一片，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才能够做到。《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作者周克芹曾谈到了这方面的深切体会。他说：“有人问我《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有什么秘密，我说，什么秘密也没有，不过是由于长期地同基层干部与群众战斗在一起，积累些与时代、与农民群众比较一致的感情罢了。”“长期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使我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农民是了不起的，是最可信赖的，值得作家为他们掏出赤子之心。我的责任是将我积累的对农民的热爱和深情诉诸于艺术形象。”
这些话确实是作者从他的生活实践与艺术实践中得出的珍贵的经验之谈，发人深思。
诚然，衡量一个作家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的是他的作品，即他的作品反映现实的正确性和深刻性。常常有这样的情形，一个作家在深入群众之后写出了几篇好的作品，然而以后却写出了不怎么好甚至是坏的作品。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作家借群众成了名以后却又脱离了他们。显然，那种以为与群众结合过一时就够一辈子受用的想法是不对的。这便要求我们作家从不间断地保持与群众的联系，与广大人民同呼吸，共休戚，这才有可能不致发生创作的停滞和倒退现象，而逐渐走向成熟。在这方面，柳青的事例是最有代表性的。从《讲话》发表以后，柳青就是第一批下到基层生活的作家之一，他在陕北米脂县当文书三年多，然后即写出了描写农村生产合作运动的优秀长篇小说《种谷记》。全国解放后，进城不久，他不贪恋大城市安逸的生活，又参加到第一批深入生产斗争生活的作家之列，在陕西长安县皇甫村安家落户，从1952年到1966年，一头扎下去就是14年，他在那里过着普通农民的生活，同广大社员一起，参加了第一个互助组的巩固工作和第一个初级社的建社工作。正因为他亲身经历了长安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充满斗争和曲折的全过程，所以写出了《创业史》这部被誉为反映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史诗的小说。柳青道：“要想写作，就先生活”, “对于作家，一切根源于生活”, “生活培养作家，生活改造作家，生活提高作家”。柳青无疑是我们一切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作家的榜样。
现在，有些青年作者以为，只要大量阅读古代的外国的文学名著，借鉴他们的创作经验，就可以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这种看法是并不切合实际的。《讲话》指出，“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对于一切优秀的文学遗产，我们必须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然而借鉴别人的作品只是为了学习反映生活的经验，提高自己的表现能力，而借鉴的对象和内容却不能成为创作自己作品的源泉。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作品的毫无选择的硬搬和模仿，势必会走向脱离现实斗争、脱离群众的歧路，而不可能创造出准确反映现实，描绘人民群众的作品来的。今天，我们要反映我们这个伟大转折的历史新时代，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形象，提高文艺作品的质量，固然有一个提高艺术表现能力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要进一步解决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和新时期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问题。对于广大作家尤其是中青年作家来说，进一步提高深入生活和改造思想的自觉性，深入“四化”建设各条战线中去，建立扎实的生活基地，这是促进创作繁荣的十分重要的一环。只有这样，文艺创作的源泉才能像长江大河一样，奔流不息，永不枯竭。
（与庄筱荣合撰，原载《东方》198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