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未庄一片沉寂，奴隶的屈辱与苦难日复一日地继续着。
然而，生活终于找到了阿Q头上——阿Q恋爱了。历来也很有点“正气”的阿Q，将到“而立之年”，却竟被小尼姑“害得飘飘然”了。这“飘飘然”的结果便是向吴妈的一场求爱。显然，这是阿Q不安于奴隶生活的一种表现。阿Q之被压抑的生活的愿望和未庄统治者的利益及伦理观念发生了尖锐的冲突。雇农阿Q要恋爱，“在礼教上是不应该有的”，而对象又是赵家的佣人，那就“简直是造反”了。阿Q朝吴妈的一跪，挨竹杠事小，却几乎断送了身边仅有的一切，只剩得最后的一条破裤子。而尤其叫他苦恼的是再也无人雇他做工。“阿Q肚子饿，这委实是一件非常 ‘妈妈的’事情”。万能的精神胜利法者终于尝到了失败的滋味。阿Q从赵家赔罪出来，“渐渐觉得世上有些古怪了”。但“健忘”的法宝使他又立即忘却了发生不久的恋爱的悲剧。不能向赵太爷评理，他却迁怒到了另一个弱者小D身上。与小D一场龙虎斗，照例赢得闲人们的喝彩，但毕竟解决不了严重的生计问题，阿Q不得不出门求食去了。
他在路上走着要“求食”，看见熟识的酒店，熟识的馒头，但他却走过了，不但没有暂停，而且并不想要。他所求的不是这类东西了；他所求的是什么东西，他自己不知道。
不必如有些论者那样，把它说成是阿Q已在寻求什么别的意味深长的道路，以至把它看作是“处在革命前夜的农民强烈的革命要求的反映”。因为阿Q求什么是一目了然的；求的是“食”。然而为什么连他自己又“不知道”了？这就因为阿Q此时的糊涂已非同往昔：长期沉醉于精神胜利的梦幻之中的阿Q，真正陷进惶惑和苦恼之中了。而且这是以往日的“健忘”加以排解的。阿Q被推着，拉着，从幻想世界落到现实的地面上来。翻过矮墙去“求食”，拔得两个萝卜却被老尼放出的黑狗赶了出来。在未庄，阿Q已无食可求，无路可走，于是只得进城，起初在举人家中帮忙，可是因为举人老爷“太妈妈的”了，阿Q因此又弄丢了工作，只得“站在门外接东西”，沦落为小偷，——这便出现了阿Q的“中兴”。被饥火熬煎着的阿Q从事偷窃，这只能是阿Q对多舛的命运的一种反抗，是他在生活越来越窘迫的情况下所能为自己找到的一条生路。然而，“发了财”回到未庄不久，阿Q的“疑点”即给秀才们传扬开去，地保上门取去了门幕，还要他按月缴纳“孝敬钱”，村人也由“敬畏”而“敬而远之”，以至于“斯亦不足畏也矣”——阿Q终于从“中兴”走到“末路”。至此，经过一度挣扎终究还是衰落下来的阿Q，再也不能靠精神胜利法苟延下去了，他已经来到一场厄运的前头。马克思说：“要求抛弃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
阿Q后来的要求“投降革命”，确实不是作者硬加上去的，而是有着性格发展的内在依据的。
阿Q怎么办？生活的光在哪里？
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了未庄，阿Q从末路上重又昂起头来。“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便这样，阿Q被卷进了革命的风暴。然而，阿Q在革命中充当了什么角色呢？小说写着，阿Q走在街上，“不知怎么一来，忽而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禁不住大声嚷道：‘造反了，造反了’! ”接着便是土谷祠一顿“白盔白甲”的遐想，随后又用竹筷将辫子盘上头顶，但旋又悟到“要革命，单说投降是不行的，盘上了辫子也不行的，第一着仍就要和革命党去结识。”于是便找到假洋鬼子那里，但得到的回答却是“滚出去”！正当阿Q为“不准革命”而不知所措时，便被“革命”政府捉进县城。过了两次堂，最后被莫名其妙地当作抢犯而枪毙。这便是阿Q“革命”的经过实情。阿Q的“革命”确实是非常“阿Q式”的。“革命党”是自封的，喊两句口号，盘盘辫子，又怎么就算得上真正革命？想加入假洋鬼子一伙更是梦想，直至最后被绑上杀场，他还昏昏沉沉地把自己当作“革命党”，无师自通地叫了半句“二十年后又是一个……”阿Q是至死也没能醒悟过来的。
对于如此一场“革命”，我们能说什么呢？整个说来，阿Q革命还很少或者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实际意义的行动。说穿了，“革命”对于阿Q，着实还只是一场梦，待到好梦做完稍有醒觉，觉到别人“已经在那里吸他的灵魂”因而想喊“救命”时，却已经晚了。可以说，比起一般农民的自发斗争来说，阿Q的“革命”是更带有自发性质的。他还远没有明确的阶级意识，自觉的斗争目标，其中掺杂着许多传统的偏见旧习。然而，自发的成份实质上正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甚至原始的骚动也表现了自觉性的某种程度的觉醒。”如果说，阿Q的革命包含着他以往一系列愚蠢落后的意识，那么阿Q后来的“革命”，便是他以往受尽压迫的地位以及他性格中自发的反抗要求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是他走向觉醒的一个明显标志。生活的变迁，革命的降临，终于使他长期郁积的忿火燃烧起来。试看小说描写到的下列场面：
“老Q, ……现在……”赵太爷却又没有话，“现在……发财么？”
“发财？自然。要什么就是什么……”
“阿Q哥，像我们这样穷朋友是不要紧的……”赵白眼惴惴的说，似乎想探革命党的口风。
“穷朋友？你总比我有钱”。阿Q说着自去了。
听着阿Q对秀才们的简捷的回答，有谁能不为之精神一振呢？这时，只是在这一瞬间，人们不能不从心里发出轻松的笑声。阿Q从自身受压迫的地位出发，直觉地感到，使赵太爷、举人老爷们骇怕的事，于他阿Q必定有好处。因而他便俨然以“革命党”自居了。阿Q对革命真是达到了神往的境界。土谷祠一梦固然非常幼稚，明显带着空想的特点，因而将它赞美成什么“乐观而美妙的畅想曲”是不确当的。然而精神胜利的旧尘垢，还是掩盖不住一个饱尝压迫滋味的贫苦农民急迫的解放自己的强烈欲望。瞿秋白同志在《<鲁迅杂感选集> 序言》中谈到：“辛亥革命的怒潮，不在于一些革命新贵的风起云涌，而在于 ‘农人野老的不明大义’，他们以为 ‘革命以后从此自由’。不明大义的贫民群众的骚动，固然是给革命新贵白白当了一番苦力，固然有时候只表现了一些阿Q的 ‘白铠白甲’的梦想，然而他们是真的光明斗争的基础。”这番话并非专为论述阿Q性格而发，当然不能据此便将阿Q作为“骚动的贫民群众”的代表，我们借来只是为了说明，阿Q对于革命的朦胧幻想，实质上正是反映了要夺取地主阶级财产，打垮他们的一切势力，变地主阶级所有制为农民阶级所有制的愿望。正如列宁所说，“平等思想是农民运动中最革命的思想”。对于阿Q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而激起的改变现状的革命平等观念，难道不应该给予同情和肯定么？有人根据阿Q的片言只语，一段不切实际的想象，即片面加以引申，以断定阿Q革命的目的是为使自己成为“操持未庄人们生杀予夺之权的统治者”，以便“任意地奴使别人”等等，这是与阿Q性格的本质相悖谬的。
阿Q在我们眼里隐去了。走过一段曲折痛苦的人生道路，这个似尘芥一般的“小人物”被无边的黑暗所吞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