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正确地评价古代作家作品，批判地继承文艺遗产，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弃去蹄毛，留其精粹”，鲁迅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提出了这样一条原则：“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这里所说的，就是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文艺遗产进行科学的分析。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古代作品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要正确地评价作家作品，就必须把它们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加以考察。也就是说，要研究作家作品产生和表现的历史环境，要分析当时的阶级斗争对作家作品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确定文艺遗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所以鲁迅非常强调“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他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在这方面堪称典范。这篇有不少“和旧说不同”的新见解的文章，正是把魏晋作家及其文章同产生它的历史环境和社会风气联系起来加以研究的。比如对曹操，鲁迅认为把他说成“花面的奸臣”, “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曹操的“尚刑名”“尚通脱”，在当时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汉末魏初，豪强兼并，社会动乱，国家急需统一。曹操为了统一天下，称王称帝，主张立法要严，这就影响到文章的简约严明。同时，曹操反对当时“自命清流”的习气，“力倡通脱”，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这就形成汉末魏初文章“清峻” “通脱”的风格。因此，鲁迅作出这样的结论：“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在文学史上，他“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鲁迅对曹操的评价，很有创见。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了历史上对曹操的歪曲，还他以本来的面目，肯定了他在政治上和文学上的贡献。类似这种事例，在他早期写的《中国小说史略》中也有不少，不过那时他是以战斗的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我国小说的发展史，还没有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高度。

鲁迅认为研究文艺遗产还要“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不深入地了解古代作家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不准确地把握作品中通过艺术形象的整体所表现出来的总的政治倾向，也是不能正确地评价文艺遗产的。鲁迅坚决反对“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摘句法。因为摘取者立场观点不同，艺术爱好和艺术修养不同，就会强调作家的不同方面，而“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惝恍”。比如陶渊明，历代的封建文人都把他看作是田园诗人、隐逸诗人而加以颂扬。而鲁迅在评价陶渊明时，顾及他的全人，对他的全部作品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具体入微地分析了他的世界观中的复杂矛盾。陶渊明处于地主阶级的中下层，地位较为低微。当时政治黑暗，门阀制度森严，他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内心充满郁愤。在强大的政治压力面前，他感到无能为力，加上儒家“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影响，使他竭力忘情世事，逃避现实，幻想在田园生活中找到精神的依托。思想上的苦闷和矛盾反映到诗文里，有时表现得恬淡闲适，有时又显得激昂慷慨。正如鲁迅所说：“被论客赞赏着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这 ‘猛志固常在’和 ‘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因为有“猛志固常在”的一面，因而透过他在作品中“金刚怒目”式的愤慨，折射出当时污浊的官场和腐败的社会现实；而“悠然见南山”的这一面，又使他在赞美田园风光中掩盖了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宣扬了士不遇而应安贫乐道的消极思想。从前者，鲁迅得出了“历来的伟大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 ‘静穆’的”结论，启发作家要增强文学的战斗性；从后者，鲁迅批判了地主阶级文人隐士逃避现实，害怕斗争的没落阶级的思想意识和封建士大夫的闲情逸趣，要人们不要加以“模仿”。鲁迅就是这样对古代作家作全面而又科学的分析，并从正、负两个方面使我们得到对现实斗争的有益启示。

评价古代作品和评价现代作品一样，都要“顾及全篇”，注意作品的总的政治倾向。要注意研究作品主要的是宣扬什么思想，在历史的长河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这样才能给作品以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水浒》这部著名的古典长篇小说，历来的评论家对它各执己见，莫衷一是。有的文人墨客说它是“诲盗”的书而加以挞伐，有的人说它是农民起义的英雄史诗而完全加以肯定。鲁迅对这部古典名著的评价是一分为二，全面而正确地，提出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见解。在《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鲁迅指出，《水浒》是在长期的民间创作的基础上由封建文人“掇拾粉饰”写成的，它在社会上“最盛行，而且最有势力”，深受群众的喜爱和欢迎。鲁迅把《水浒传》同《荡寇志》作了鲜明的对比，肯定了它反封建的基本思想倾向和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对于诬蔑和仇视农民起义的《荡寇志》，鲁迅则作了完全否定的评价，认为这部小说与《水浒传》的“立意正相反，使山泊首领，非死即诛”, “思想实在未免煞风景”。那么，《水浒传》的“立意”是什么呢？鲁迅在把《彭公案》《施公案》《三侠五义》与《水浒传》作比较时，明确地指出：“《水浒》中人物在反抗政府；而这一类书中底人物，则帮助政府，这是作者思想的大不同处。”“立意”在“反抗政府”，这是对《水浒传》的主题思想准确而深刻的概括。显然，鲁迅对这部古典名著同情、歌颂农民起义的基本倾向和反抗封建统治的革命精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这一点，正是《水浒传》民主性精华之所在，是它具有长久的艺术魅力的根本原因。自然，《水浒传》同许多古典名著一样，在思想内容上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它鼓吹“反抗政府”，不满奸臣昏君，但又受着忠君观念的束缚；它同情、赞扬农民起义，但又肯定、宣扬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这就造成这部小说重大的思想局限。对此，鲁迅曾有精辟的评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 ‘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鲁迅抓住“反奸臣不反皇帝”这个根本问题，寥寥数语，就对《水浒》歌颂投降派宋江，宣扬投降主义思想的严重弱点，剖析得非常剀切。这个评说，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可以这样说，在《水浒》的研究领域中，鲁迅第一次用历史唯物论对这部作品作了科学的分析，驱散了几百年来一些文人学者所散布的迷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