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为什么是现代？

那么，为什么要在现代传播思想中来讨论传播伦理问题呢？难道古代没有传播行为吗？没有对传播行为的规范吗？

比如孔子就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样的训诫，类似的规训在东西方历史上比比皆是，而且一些规训现在还具有现实活力。但是这些“古训”关注的重点并不是传播行为，这些行为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不是透明的就是工具化的。

因此，关键的区别在于我们是否拥有自觉的传播观念。正是因为有了现代传播意识，传播（行为）本身成为一个重要的关注对象，特别是现代传播技术和机构使其对象性凸现出来，随着传播活动的范围、信息量、传播技术不断发生剧变，传播活动（及其机构）借此在社会活动和结构中获得了一个如此显著的地位。对于孔子来说，他关注的道德核心是“礼”的问题，视、听、言等传播相关行为是附属在“礼”上的。但是，今天的传播行为与方式正不断地影响我们对“礼”的理解，甚至传播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礼”的建构过程，这个“礼”比孔子时代的“礼”可能要更加复杂些。而且，正是因为有了现代传播观念，我们才可以讨论、反观过去，讨论过去的“传播行为”，传播伦理的问题就是在现代传播意识中真正出现的。现在，我们简要地来看看这种传播观念是怎么出现的？包括哪些主要方面？

传播的观念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现代传播思想还是现代社会结构性变迁和与此紧密相连的现代思想突变的产物和重要的组成部分。17世纪早期（这个时期与启蒙运动同步，或者稍微晚一点，社会现实变化和思想性变化在实践上是一个整体），甚至可以上溯得更早，一些不合时宜、不安分的思想者搅乱了原本宁静、封闭的思想空间，比如笛卡儿的对人作为独立思想者的论证，宗教改革运动，（如果需要，这里可以提出更多的人）更有以尼采为突出代表的思想家们以一种极端的怀疑和叛逆精神撕开了思想那过于致密的同一性和世界的整体感，由此产生的重要后果就是质疑和断裂的思想弥漫。

伴随着同期剧烈的社会结构的撕裂与急遽的社会分化，这种怀疑和断裂的思想氛围又导致一系列的意识领域的分裂：物质与精神、内容与形式、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等，还包括后来一些非对应的多元混乱。James认为我们总是把宇宙分成“我”与“非我”（James,1952）187，个体意识的相互隔绝（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隔绝）是人类的基本特征和处境，而“这样的思想之间的割裂，是自然界中最绝对的割裂”（James,1952）147。他用自己的方式描述了个人主义诞生后的意识隔绝及个人主义意识对这种断裂和隔绝的清晰认知，沟通的问题就是由此产生的。

面对完美世界的崩塌，在种种的分裂甚至断裂中一些基本问题浮现了：在断裂的黑暗中有什么？是传播或者交流！是某种中介物！然而，是交流、传播或者信息作为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桥梁和中介，把日益分裂的世界重新整合在一起（甚至仅仅是形式上的）；还是像宇宙大爆炸一样，借由离散的传播与变异的媒介把我们带向更加弥散的混沌状态？无论未来的结果如何，传播和媒介作为一种现代观念诞生了，在传播中思考世界的可能性成为一种日常性思想意识，成为一种思维习惯，这是现代思想突变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思想后果之一，其重要性现在还未得到充分的阐明。

传播有时候更像是一个悖论，因为隔离（分工）我们要传播，但是传播恰恰暗示着我们分裂的状态，越渴望传播的地方，传播技术越精密的地方，恰恰说明我们之间的隔离状态越甚。传播的效率和一般性技术标准不一定能够确保我们之间的传播是真正有效的，也无法为一个更和谐、更美好的共同体提供保证，虽然看起来所有传播（技术）的努力都为了使我们重新沟通无界。让我们更和谐、更幸福和更好地生活在一起就成为我们传播道德的终极目标。彼得斯（2003）在《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中就充分表达了这样一种无奈的情绪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