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调查的背景与总体情况

基于市管县体制弊端的日益凸显、部分地区成功经验的榜样示范、中央政策的渐进推动，以及政府层级扁平化的国际趋势，全国各地纷纷开展省管县改革的探索（吴金群等，2013:8-12）。对于这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体制改革，大部分学者和政府干部持欢迎态度（孙学玉，2007；张占斌，2009:150）。虽有部分学者对省管县改革的绩效提出了一些否定意见（庞明礼等，2009；郑新业等，2011；贾俊雪等，2011；史桂芬等，2012；李猛，2012；宁静等，2015; Li et al., 2016），但同时也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了省管县改革的积极作用和混合效应（才国伟等，2010；刘佳等，2011；李建军等，2011；崔凤军等，2012；贾俊雪等，2013；陈思霞等，2014a；谭之博等，2015）。作为省管县改革的直接当事人，市、县干部到底如何看待这场改革？这不仅关系到实践中的干部心理感受和工作满意度，而且也因为将影响到干部们的施政行为，而关系到省管县改革的未来。

浙江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是全国首批干部教育培训基地，每年都有来自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数以万计的地方干部参加培训学习。近几年来，除了出国访学之外，笔者每年都承担几十个培训班的相关课程。本项调查就是笔者利用给政府干部培训的机会，在课堂上完成的。一共发放问卷1280份，回收1150份，回收率为89.8%。其中，有效问卷1048份，有效率为91.1%。这些班级都是以地级市为单位组织起来，所以对省管县改革和市县协调发展的分析研究很有价值。另外，笔者还调查了浙江大学MPA学生（包括浙江班和西部班）的样本105份，但考虑到这些样本在地级市意义上过于分散，最后没有纳入到本项研究当中。样本的总体情况如图2.1、图2.2、图2.3、图2.4、图2.5、图2.6所示。图2.1显示，管理培训总体上以中青年干部为主，31～40岁的有323人（占30.9%），41～50岁的有623人（占59.6%）。从图2.2可见，样本中的干部学历大部分为本科（801人，占77.3%），其次为硕士（140人，占13.5%）。图2.3显示，样本中的男性干部（占81.0%）远远超过了女性干部（占19.0%），这与我国的后备干部培养和地方领导的性别比例基本一致。从图2.4可见，样本涵盖了我国东、中、西部7个省区的14个地级市。其中，浙江温州（占21.76%）和河北廊坊（占21.66%）的样本量相对较大。图2.5说明，样本中的地方干部主要在地级政府（579人，占55.4%）和县级政府（308人，29.4%）工作。因为样本中省级政府的干部人数太少（6人，占0.6%），所以本章虽在列表中呈现他们的统计分布，但基本不涉及对省级政府干部的认知分析。图2.6显示，样本中地方干部的行政级别以正科级（669人，占64.1%）和副处级（169人，占16.2%）为主。

图2.1 样本中地方干部的年龄分布

图2.2 样本中地方干部的学历分布

图2.3 样本中地方干部的性别比

图2.4 样本中地方干部的任职地区

图2.5 样本中地方干部的工作单位

图2.6 样本中地方干部的行政级别

在严格意义上，此次问卷调查不算科学的随机抽样。这些样本似乎是被各地组织部门“选拔过”来参加培训的，也好像是恰好笔者要去上课而“偶遇”的。但是，参加培训的地方干部往往是干部队伍的中坚力量；同时，笔者承担的《公共管理新视野》是一门干部培训的基础课程，不存在业务的专门性或对象的选择性。所以在学术研究上，这些被问卷调查的地方干部具有非常重要的样本意义，与本项研究的目的也非常契合。需要说明的是，本章的所有图表都是利用SPSS软件生成和绘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