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大约在1987年，六哥徐起唐告诉我，他想重印我们的爷爷徐青甫1932年出版的专著《经济革命救国论》，并嘱我成书后认购十分之一。记得当时总共印了1000册，我如约购买了100本。

拿到书后，我把爷爷的著作陆续赠送给亲朋好友以及对经济学研究有一定兴趣的人，自己也抽空浏览了几遍。但由于当时我对经济问题的认知和了解还不够深入，加之这本书是老式的竖排版，且是影印本，字迹模糊，阅读比较困难，因而未能更深刻地理解这部著作的内涵，更谈不到将它与当下的中国经济发展联系起来，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

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开始积极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活动，并且持续了30多年。直到2007年退休，才有机会再次拿起爷爷的书，认真捧读。也是在这时，我才读出了当年未能读出的很多东西，深感爷爷这部著作不仅对当时的经济发展有指导作用，就是在今天，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可以说，这是我重新出版爷爷这部专著的初衷。

我的本意是想直接重印这本书，只是想把竖排改为横排，减少人们的阅读障碍。然而，当我打算着手去做这件事的时候，无意间发现早已有人开始关注爷爷的这部著作，并且早已在研究爷爷本人和他的学术成果了。

首先是沈凯璋先生写于1990年的《近代经济学家徐青甫》(原载《北仑文史资料》，见本书首篇)。沈先生在文中梳理、介绍了爷爷的生平和理论建树，并给予了较高评价。“徐青甫是一位爱国银行家、经济学家。他博览群书……对问题有独立的见解。值得称道的是，徐的著述都是从救国富国的立场出发，针对社会积弊，以一个银行家、经济学家的眼光，直陈自己的观点，其中不少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至今仍不失其光彩。”

接着，山西省阳泉市学历史出身的离休干部张振华先生一口气读完爷爷这部著作，情不自禁地写下《论徐青甫和他的‹经济革命救国论›》一文(见本书第2篇)。张先生在文中谈道：徐青甫先生做官一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以权谋私；二是每次都是不得已才接受任命；三是每次赴任都是在国家形势的关键时刻；四是从不问官位大小，职务可高可低，官阶能上能下；五是一旦觉得上面政策有变，立即辞去官职，毫不恋位。一言以蔽之：“徐青甫先生真正是立志做大事者，‘做官’也是为了更好地去做‘大事’。这样的官员，真是古今难求。”

为了使爷爷的著作在重新出版时更有分量，我专门走访了当代经济学家、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生春先生，请他撰文推介，从专家视角为这本书做一个定位和评价。周先生欣然命笔，撰写了《‹经济革命救国论›评述》一文，以作为爷爷这部专著的导读——

“《经济革命救国论》是一部多年来被人忽略的著作，徐青甫则是一位长期被忽视的经济学家，而两者在今天均不应再被轻忽，遂决定为之序，使其隐匿不彰之价值得以表而出之。

“徐青甫具有现今学术界所十分推崇的独立、批判和务实、创新的精神。值得注意的是，与大多数经管类出版物不同，《经济革命救国论》是一部经受了80多年时间考验，其影响与价值却有增无减的著作。

“徐青甫的《经济革命救国论》在理论和实践上富有批判、创新精神，具务实、可行的特点，针对中国国情提出了解决中国和世界问题的一种独立的途径与方法。《经济革命救国论》初版时面临的问题今天依然存在，其理论上的批判、创新，与解决危机务实、可行、独到的方法，又与当下中国社会变迁的发展阶段及人们的观念十分契合，令今人读来仍感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新意，这都使其得以历久弥新。

“为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切实解决中国和世界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我们有必要了解与深入研究、参考、借鉴徐青甫的思想。《经济革命救国论》不应再被忽略，经济学家徐青甫不应再被忽视。”

几位学者和专家的评价，使我重新认识到爷爷其人其作的价值和意义，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我做这件事的原动力，使我对这部著作的重新出版深具信心。

承蒙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周悟拿博士将《经济革命救国论》自序、书后及跋译为适合今人阅读的白话文。

我的作家朋友马青特地将全书录成横排简化字版，并且初编了全部文稿，手绘了书中的全部图表(由竖排转换为横排)。

本书责任编辑——浙江大学出版社樊晓燕博士慧眼识珠，为玉成此事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虽然我自幼跟随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在二老身边长大。但以往只知道爷爷是一位慈祥的长者，对他的生平知之甚少。在整理出版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从多种渠道了解到爷爷的一些生平事迹，结合自己的记忆，写下忆文《我记忆中的爷爷和家族二三事》，聊表对爷爷的崇敬和深切怀念之情，意在让今天的人们了解我的爷爷徐青甫是一个怎样的人，并且知道早在那个年代，中国已经有了一批自己的经济学家。

假如爷爷这部专著的重新出版，能够引起今天的人们，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关注，使更多当代的有识之士认识我的爷爷——一位民国时代中国经济学家的爱国情怀、经济观点和改革理念，我心足矣！

徐起政

2016年5月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