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

1961年报考大学填报志愿是很随意的。当年的志愿表分第一表和第二表，第一表为中央管理的院校，第二表为地方管理的院校。我的第一表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土木建筑工程系，第二表第一志愿是浙江大学数学力学系（当时浙江大学属于地方管理的院校）。为什么当时第一志愿会填土建系？我自己也回忆不出是什么理由，因为两张表共可填18个志愿，填报的18个志愿中只有一个土木建筑工程，其余大部分是数学系、工程力学系或数学力学系。考虑到家庭的经济状况，填报的志愿中师范类院校比较多。当时没有高校来中学招生宣传，也没有老师给我们全面、具体的指导。农民父母和亲友也不了解大学的设置，也不可能给我具体的建议。所以我凭自己的感觉填写了志愿。想上大学念书是强烈的，至于具体什么大学、什么专业，好像很少考虑。

大学一年级

收到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大家都很高兴。许多亲友帮助我凑路费，送来御寒的衣服，积极准备赴京求学。准备赴京的情景非常难忘。1961年9月7日，我带着母亲给我准备的粽子和炒米等干粮，带着亲友们的祝福和希望，离开家乡。9月7日从汤溪站乘慢车到金华，9日从金华至上海站，10日从上海到南京站，然后乘轮渡到浦口站，11日再乘火车到济南站，再转车赴北京，一路多次中转，于12日凌晨1点42分到达北京火车站。出了火车站，我就被接站工作人员接到清华园了。第一次出远门，一路上我都不敢离开火车站，途中几天都在车上和候车室中度过。一路上舍不得花钱，我只在济南车站凭火车票到车站食堂买过一次饭，其余都吃自带的干粮，这肯定是现在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

“清华园——工程师的摇篮！”和“健康为祖国工作五十年！”的大幅标语给刚进清华园的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开学典礼在学校大礼堂举行，记忆中好像只有两人讲话，一位是校长兼任党委书记蒋南翔（时任教育部长），另一位是体育教研组主任马约翰教授（时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马教授的讲话至今仍印象深刻。马教授讲话的风度特好，他不用麦克风，走到主席台的前沿，边来回走动边讲，反复说道：“同学们！要动！”他要求同学们重视身体健康，重视运动。当年的清华园中，早晨在图书馆前排队是为了抢座位，但到下午四点半，图书馆也几乎成了空馆，学生们都活跃在操场上。马约翰是著名的体育教育家和理论家，是我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在清华园流传着许多关于马约翰的小故事，比如如何坚持饮食定时定量，如何坚持锻炼。我们进校时，80岁高龄的马老还常骑自行车去西郊香山。下雪天常可看到他带着孙辈们活跃在校园操场上。马约翰的体育理论和体育精神深深影响了我们，让我们受益一辈子。马约翰认为，体育锻炼是为了身体健康，不能只锻炼肌肉，更要重视心血管功能的锻炼。他强调体育锻炼要因人而异，结合个人情况选择体育锻炼的项目。在清华园，我的乒乓球和游泳技术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并开始学习太极拳、初级剑、棍、刀等武术技能，还学会了滑冰。我自此开始养成坚持体育锻炼的好习惯，毕业后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无论是在工地还是在学校，都坚持体育锻炼，这使我日后受益匪浅。

1961年清华大学土木建筑工程系新生有六个小班，均为六年制，1967年毕业。建筑学专业（简称建7）两个班，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房7）两个班，给水排水专业（给7）一个班，暖气通风专业（暖7）一个班。报到后我被分到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房72班。清华大学的学风很好，大家学习都很努力。但是比起城市里的学生，农村学生的学习基础一般要差一些，特别是外语。刚进大学时，我的学习成绩一般，自己觉得要更努力，到了二年级成绩就名列前茅了。我在学习上经常给自己加码。比如，学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时，在用中文版教材的同时，还用英文版教材，并练习用英文记笔记；学结构力学时，用中、英文版教材的同时，还用俄文版教材，一边学专业知识，一边学俄文。我在清华园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记得当时学政治经济学时，当老师讲到“随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工人阶级不仅不断相对贫困化，而且还不断绝对贫困化”的论断时，我对“绝对贫困化”不理解，在读书报告中表示了不同意见，并与老师进行了讨论和争辩。尽管老师不能明确同意我的观点，但还是给我最高分。

1962年班级组织游览八达岭长城，途中我们到青龙桥詹天佑纪念馆参观并在詹天佑铜像前合影留念。詹天佑的事迹和贡献深深教育了我，影响了我。在那时，我暗暗下决心，要为祖国的土木工程建设事业做出最大的贡献。

房72班于北京青龙桥詹天佑纪念馆合影（1962）

当时学校实行因材施教制度，教师对少数几位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实行单独辅导，即“开小灶”。材料力学和结构力学两门课程分别由著名的张福范教授和杨式德教授讲授，他们都曾在美国留学，张教授是世界力学权威Timosheko的研究生。很荣幸，我成了这两位教授因材施教的对象，并深受他们的熏陶和感染。当时在大学里，我还提前一年通过学校的第一外语考试，进入来自全校各系优秀学生混合组成的英语提高班学习。英语提高班在晚上上课，用英文原版油印教材，不少是著名文学作品的摘录。当时工科大学的外语教学要求主要是阅读、笔译，对听、说几乎无要求。当时清华大学学生第一外语学俄语的是大多数，学英语的是少数。我通过第一外语英语考试后，又开始自学第二外语俄语，班中许多同学都成了我的俄语老师。四年级时我通过了英语、俄语的专业外语考试。当时系里组织几个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参加抗爆防爆教研室的科研活动，我也是参与者之一，我们研究的项目内容是北京地铁模拟防爆试验。那时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抗爆专家。

房72班大礼堂前合影（1961）

1962年，大学二年级开始时，班里举行民主选举，我被选为班长。在班里我年纪最小，懂得也最少，不善言辞，开会一发言就脸红。不过我待人诚恳、热情，学习刻苦。大学毕业后，一位同学曾经对我说：“在学校时，特别在一、二年级时，我最喜欢听你发言，话不多，但纯朴，发自内心。”也许这是同学们选我当班长的原因。二年级的第二学期，在1963年5月25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何高勗和姚崇法。何老师是班主任，姚崇法是比我高一届的学生，学生支部书记。我是小班里的第二个党员，也是全年级的第二个党员。当时的清华，为了培养学生的工作能力，经常会调换社会工作岗位。我在担任班长之后，分别担任过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系学生会干部、校卫队学生干部等社会工作职务。现在回想起来，这对一个人的成长十分有利，多一些经历，多一些锻炼，有利于能力的提高！

在清华园上学，我享受最高标准的人民助学金和补助费，一开始每月16.5元，1963年起加至19.5元。进大学后基本生活有了保障，并开始享受公费医疗。大学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大家都能做到省吃俭用、艰苦朴素。土建系学生会有一台缝纫机给学生们用，我在清华园还学会了缝纫，主要是补衣服。每件衣服、每条裤子都是补了又补，真是缝缝补补又三年。

大学五年级初，1965年秋，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参加社会主义教育活动，我与十几位房7和建7的同学被分配到北京郊区延庆县西五里营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我任四清工作队副队长。那时思想很单纯，党性也很强。我所在的工作队由三部分人组成，军人、清华学生和地方干部。队长是一位营级干部，兼党支部书记。另外一位副队长也是军人。由于各人成长背景不同，军人和学生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常有差距，也会产生矛盾。记得有一次校领导把我们这些学生干部召回学校开会，给我们做思想工作，再三提醒我们，“担任副队长的，要听队长的”“我们的学生是去锻炼的，受教育的”“在认识论上要坚持唯物主义，在行动上要服从组织原则”。这样确实可以让我们少犯错误。但有时也是很痛苦的。“四清”阶段，我负责抓生产。至今还常忆起，寒冬腊月，战天斗地，大挖“大锅井”的情景。真的是不怕苦、不怕累啊！在农村时，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已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展开，清华大学校党委已被轰倒，领导让我们从延庆农村回学校闹革命。

我们回校时中央派来的工作组已进驻学校，党组织已瘫痪。学校由工作组领导，我是房72班的负责人。当时，受鼓动和支持的学生起来要赶走工作组，因我刚从四清工作队回来，对要赶走工作组不理解，成了“保守派”。赶走工作组以后，学校内班级组织也不存在了，只有各种各样的战斗队和所谓的“逍遥派”。各派在清华园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走马灯似的不断轮换，最后武斗了。我很庆幸没有卷入派别斗争，从初期的“保守派”成为所谓的“逍遥派”。其实我并未逍遥，那时，党组织瘫痪了，但我的党性还很强。第一次响应中央号召走出校园去外地串联，从清华园站上火车出发前，几个党员还成立临时党支部，大家推我当临时党支部书记。一路上从呼和浩特到兰州再到西安，看到形势愈来愈乱，我们就从西安回到清华。这些现象引起我的深思，也教育了我。从此我就多看书、多调查、多思考、少参与。因此，在“文革”期间，我在清华大学看了很多马列的书，如《反杜林论》等，也看了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等书，边看边思考，认真做读书笔记。同时还与几位同学一起去北京首都钢铁公司、鞍山钢铁公司和大庆油田等地做社会调查。通过调查，我对中国社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思考，长了很多见识。

这期间，北京地区武斗有增无减，局面混乱。于是我回金华老家务农干活，一直到“工宣队”进校，那时已是1968年春天了。“工宣队”进校后，学校来信催我回校，我才返校参加毕业分配。不久我就离开清华园，结束大学生活。

将近七年（六年制加“文革”影响延迟分配一年）的清华园生活使我从一个不太懂事的农家子弟成为一个决心为祖国、为人民努力奉献的土木工程师。在清华园，我得到很多，我所受的教育不仅使我掌握了现代土木工程知识，更重要的是使我初步懂得了如何去为国家、为人民服务。还有，我的身体也结实了不少（进校体重才80斤，毕业时120斤），主要是因为养成了坚持锻炼身体的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