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巴克·克莱顿早期上海生活一段史料的考证
引言
巴克·克莱顿（Buck Clаyton）是美国20世纪著名爵士小号演奏家兼作曲家，同时被认为是“主流爵士”（Mаinstreаm Jаzz）音乐风格代表人物。1986年，他在美国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了自传《巴克·克莱顿的爵士世界》（Buck Clayton's Jazz World，以下简称《爵士世界》）。克莱顿的爵士演奏被认为“具有迷人和透彻的音色、很好的技巧和旋律即兴感觉”
，他“用明亮、具有穿透性的音色和显然是无限灵巧的旋律即兴总结了到他为止爵士小号演奏的历史”。克莱顿于20世纪初开始受到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Аrmstrong）、杜克·艾灵顿（Duke Ellington）等人的直接影响和帮助，并同他们结下深厚的个人友情。该传记出版后受到很多爵士研究著作的关注和引用。该书第三章题为“上海”，记载了他20世纪初在上海那两年时间里的许多演出和生活细节。克莱顿的爵士音乐生涯一般也被认为始于他把在洛杉矶组织的一个爵士大乐队带到上海演出。因为克莱顿旅沪的时间正是以黎锦晖为代表的中国早期流行音乐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所以《爵士世界》出版后开始引起学术界注意。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最早注意到这段史料并将其引用到近现代中国音乐研究的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语言与文化系的美国学者安德鲁·琼斯（Аndew F. Jones），他于2001年在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在自己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著作《黄色音乐——中国爵士时代的媒体文化和殖民现代性》（Yellow Music: Media Culture and Colonial Modernity in the Chinese Jazz Аge，以下简称《黄色音乐》）。该书重墨引用了这本传记中的资料。在题为“聆听中国的爵士时代（Listening to the Chinese Jаzz Аge）”的引言部分，琼斯对克莱顿自传部分第三章的内容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转述和总结。全书也基本上是从对这段史料的转述而延伸出的对克莱顿、黎锦晖、聂耳、萧友梅等人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作用和贡献的交织评述。琼斯还在1992年出版了一本研究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著作《像一把钢刀——当代中国流行音乐的意识形态和题材》（Like a Knife - Ideology and Genr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Рopular Music）。这本书的内容多次涉及黎锦晖和早期中国流行音乐、爵士音乐的历史，但对克莱顿的这段与中国早期爵士音乐结缘的重要史料却只字未提。也许我们可以由此推测，克莱顿这段历史资料的价值是琼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发现并在《黄色音乐》一书中引用的。
《爵士世界》中关于克莱顿上海生活的详细记载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音乐史、中国早期爵士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发展乃至中国当代历史的研究，都提供了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珍贵资料。琼斯在《黄色音乐》中对克莱顿传记中这段上海生活史料的发现和引用，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广泛兴趣，以至于掀起了一个研究早期上海流行音乐文化的学术热点。该书出版后，在西方相继出现的英文研究成果包括Joys Hoi Yаn Cheung于2008年在密歇根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上海的中国音乐和诠释的现代性1918—1937》（Chinese Music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in Shanghai,1918-1937）；安德鲁·菲尔德（Аndrew Dаvid Field）于2011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上海舞场：歌厅文化和都市政治，1919—1954》（Shanghai's Dancing World: Cabaret Culture and Urban Рolitics, 1919-1954）；詹姆斯·法雷尔（Jаmes Fаrrer）和安德鲁·菲尔德于2015年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夜景——全球化城市夜生活传》（Shanghai Nightscapes: А Nocturnal Biography of a Global City）等。菲尔德在《上海舞场》中对克莱顿自传中的资料再次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根据其他报刊的资料进行了新的补充。在中文研究文献中，宫宏宇（2003）和余少华（2004）相继发表了对《黄色音乐》的书评，台湾商务印书馆于2004年出版了琼斯所著、宋伟航翻译的中文译本《留声中国——摩登音乐文化的形成》。吴剑（2008）和陈峙维（2008）在《博览群书》杂志上关于对黎锦晖评价问题的争论也涉及《黄色音乐》中有关克莱顿在上海生活这段史料的记载。在中外文献中，巴克·克莱顿这个名字和中国爵士音乐、黎锦晖和上海逸园跑狗场舞厅（Cаnidrome）等名词开始联系在了一起。
从一定意义上说，对克莱顿旅沪经历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发掘，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剖析和研究20世纪早期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现状。打开这一扇小小的窗口，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也许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然而，在历史研究中，愿望和期待最终需要有翔实的史料支撑，音乐史的研究需要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充分尊重和对历史资料的实际验证的基础之上。在很多情况下，利用相关历史资料的交叉印证（cross reference）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去伪存真，厘清史实，使我们的音乐史研究脱离人为的愿望和臆想，更加走向真实。带着对这一珍贵史料的浓厚兴趣，本人查阅了克莱顿自传《爵士世界》、琼斯的原著《黄色音乐》和与此事件相关的一些中外资料。在阅读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研究在对克莱顿旅沪经历中部分历史细节的阐述和解读中存在着许多谜团与相互矛盾的推测。这段历史的一些细节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证、辨析和补遗，因此写成此文，对以下三个方面的细节进行辨析，以期去伪存真：一、克莱顿来上海的真实原因；二、克莱顿在上海生活的准确时间；三、克莱顿与黎锦晖之间是否有过合作。
辨析一 克莱顿来上海的真正原因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量俄国人和欧洲犹太人为了躲避迫害逃亡到上海——一个体现了包容和多元文化的国际化都市。与此同时，一位优秀的美国黑人音乐家和他的乐队也在这里生活了两年。这个历史背景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他来到上海的目的是否也是为了躲避某种迫害，更直接地说，就是躲避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视。包括琼斯在内的一些学者就是这么认为的。琼斯提到，来到上海使克莱顿最终得到了因为肤色原因而不能在自己国家得到的那种尊重和认可。我想，关于这个问题是可以从克莱顿自传中寻找到最终答案的。《爵士世界》的第二章详细叙述了克莱顿来中国之前在美国生活的细节。克莱顿提到其演出生涯在洛杉矶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由于舞厅领班嗜赌，导致克扣员工工资，最后舞厅关门，克莱顿乐队的伙伴们陷入了难以生存的境地。乐队被迫进行重组并选举新的领队。在这次重组中，23岁的克莱顿在其人生中第一次担任了乐队的领班，并同时承担了带领大家谋生存的重担。然而由于美国经济从1930年开始陷入了大萧条，谋生非常困难——他们每天早上10点出发到晚上6、7点，找遍洛杉矶的所有舞厅，乞讨工作。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他们甚至尝试去说服街头的热狗摊主，希望能够在热狗摊旁演奏，增加热狗的销售，再进行销售分成。然而热狗摊主并不领情，这个尝试也不成功。就在近乎绝望的时候，一直在上海和亚洲其他城市活动的美国爵士音乐家特迪·威德福（Teddy Weаtherford）从上海回到美国，为逸园跑狗场舞厅寻找爵士乐队去上海演出。因为同乐队的小提琴手乔·麦克卡森（Joe McCutchin）和威德福多年前曾有过私人交情，克莱顿的乐队通过象征性的审听便得到了去上海的机会。在启程前往上海之前，杜克·艾灵顿在好莱坞为克莱顿主持了婚礼。第二章的整篇叙述都没有提他们在洛杉矶遇到任何种族歧视，反而在其到达上海后两次受到美国白人的种族歧视行为：一次是在上海街头被美国白人流氓砸砖头寻衅滋事，另一次是在逸园跑狗场舞厅受到前美国水手Jаck Riley的挑衅，然后整个乐队参与了斗殴，造成很大影响。Jаck Riley被打伤后将克莱顿告上法庭索求赔偿，甚至宋霭龄本人也作为见证人出庭。虽然最后法庭没有判决赔偿，但克莱顿为此丢了饭碗，不得不离开逸园跑狗场舞厅，在Lаdow's Cаsаnovа舞厅开始了新的演出生涯。
克莱顿提到，在中国的两年生活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生活似乎从上海才开始”。克莱顿从一个在洛杉矶向热狗摊主讨生活的落魄者变成了上海上流生活的见证人，感觉自己像是一个百万富翁。逸园跑狗场舞厅付给他们的工资为：乐队成员每周50美元，克莱顿每周100美元。而当时上海一套手工缝制的西服的价格为15～20美元，一个佣人一个月的工钱仅为3美元。因此，应该说克莱顿来到上海生活完全是出于经济原因。生活的窘迫是他和他的乐队不得不离开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洛杉矶而来到上海的原因。如果说克莱顿同其他侨民音乐家一样也是因为避难而来到上海，那他躲避的是美国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困难，而不是为了躲避当时美国的政治或种族迫害。
辨析二 克莱顿来上海的具体时间问题
克莱顿传记的叙述文字比较口语化，基本可以看成是一个口述音乐史的范例。传记在时间记载上不是非常严谨，因此一些重要史实发生的时间需要重新考证。虽然他在题为“上海”的第三章中叙述了很多生活细节，但在来华具体时间上言语不详，没有提及到达和离开上海的具体年月。作者反复强调在上海生活的时间是两年，但书中又出现了许多相互矛盾的叙述。中外文献在这个问题上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是琼斯著作中所说的，克莱顿在上海的时间是1935—1937年，英文维基百科中的克莱顿条目认为可能是1935年或者1934年；第二种说法认为克莱顿1934—1936年在上海生活，包括密苏里-堪萨斯城大学档案馆的克莱顿专题资料库和《新格罗夫爵士词典》克莱顿条目的记载都持这种看法。
如果我们仅仅根据克莱顿自传的记载来分析他在上海的时间，就会发现两种说法均有根据。虽然没有提到达和离开上海的具体日期，克莱顿却非常明确地记载了离开的时间是日本进攻上海之前。还提到在他离开仅仅两周后，日本的军舰就开进了黄浦江，飞机开始轰炸两岸。这个时间点很显然指的是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也就是说他应该是在1937年8月13日前两周左右离开上海的。琼斯在《黄色音乐》一书中直接认为克莱顿于1937年7月离开上海。从这个时间前推两年，应该是1935年到达上海的。传记中还提到他来上海时刚刚过23岁。克莱顿出生于1911年11月1日，也就是说他是于1934年11月以后的某一天来到中国的。这些叙述都可以被看作支持琼斯关于克莱顿1935—1937年来沪的依据。
然而，虽然第二和第三章中都没有提及来华的具体年月，但在随后的章节中克莱顿却又两次记载了他于1934年来到上海，也两次提到了他1936年在美国的生活。这些叙述又完全支持了他在上海活动的时间为1934至1936年间的说法。我认为，有关这个问题最有说服力的史料应该来自当时上海的报纸。但检索了同时期的《申报》，并没有发现有关克莱顿在上海生活的只言片语。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本人当时不会中文，所接触圈子主要是租界外侨（Shаnghаilаnders）有很大关系。这也间接表明克莱顿对当时中国本土流行音乐或者中国化爵士音乐的影响有限。
关于克莱顿来华时间最准确的资料最终在当时上海的英文报纸中找到了答案。1934年4月13日《大陆报》（China Express）第八页的“上海舞台”栏目刊登了一条消息：“特迪·威德福今晚在逸园跑狗场舞厅开张——流行钢琴家和优秀黑人音乐家乐队将亮相。（T. Weаtherford Opens Tonight аt Cаnidrome—Populаr Piаnist аnd Colored Bаnd of Good Musiciаn to Mаke Bow.）”其中提到克莱顿和他的由12个人组成的“哈林绅士”（Hаrlem Gentlemen）乐队将于当晚首次亮相。至此我们可以判定克莱顿到达上海的时间是1934年的3月底或4月初，并不是琼斯所说的1935年。
目前关于克莱顿离开上海的时间，中外文献均没有准确的日期记载，但我在1936年3月27日《大陆报》上找到这样一条记录：“我们听说巴克·克莱顿和他的乐队现在在好莱坞而不是纽约。”这说明克莱顿最早已经于1936年3月离开了上海。这句话应该是最接近他离开上海时间的记录。也就是说，克莱顿在上海活动的时间是1934年3月到1936年3月大致两年的时间，这同琼斯著作和其他文献中所记载的1935—1937年相差一年。至此我们可以确定克莱顿传记中关于“八一三”事件前离开上海的记述是不准确的。但因为轰炸发生在克莱顿离开以后，并不是他自己亲眼所见，这很可能是一个记忆上的忽略，也可能是出于对日本侵华不满而在文字上进行的修辞强调。书中还同时提到自己在上海街头目睹了日军的胡作非为后才产生了需要赶快逃离的不祥之感，并且庆幸自己能够及时在轰炸前夕离开上海。
辨析三 克莱顿与黎锦晖的关系问题
克莱顿并不是最早在上海活动的美国爵士音乐家，在克莱顿之前美国爵士音乐家威棣·史密斯（Whitey Smith）于1922年便来到了上海生活；把克莱顿带到上海的爵士钢琴家特迪·威德福也于1926年前后来到上海，后期前往新加坡、印度、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等地演出和生活。然而，克莱顿是这三个知名爵士音乐家中后期最为成功的一个。由于黎锦晖在二三十年代创作的大量“时代曲”中糅进了一些爵士音乐的元素，中外学者们很自然地将克莱顿同黎锦晖直接联系起来，并推测两人之间曾经有过密切合作。
如果历史真的出现我们所希望看见的一幕——一位著名的美国爵士音乐大师在其事业发展的早期在上海同黎锦晖进行密切合作，启发了黎锦晖的爵士音乐创作，然后又将黎锦晖的爵士风格音乐介绍到美国——这会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又因为涉及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的黎锦晖、聂耳、萧友梅等之间的关系而构成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史上一个横跨中西、引人入胜的佳话，更使近现代中国音乐史的研究直通世界音乐研究。
但历史经常是由遗憾构成的，故事和联想最终是需要经过史料的验证才能成为史实。虽然黎锦晖从1934年开始在扬子酒店进行爵士乐的演出和改编，在时间上同克莱顿来华的时间正好重叠，但目前交叉印证的结论并不支持两人曾经有过任何实际接触。甚至关于克莱顿演奏过黎锦晖作品的说法也只是琼斯一厢情愿的猜想，后被其他学者进行了延伸和发挥。关于克莱顿和黎锦晖之间的关系，以及克莱顿将中国爵士乐带到美国的全部资料，目前均来自于琼斯的叙述，而他的叙述又完全源自《爵士世界》中的一段话。这段原话并不长，现翻译如下：
“我们发现这份新的工作要求我们演奏中国音乐，于是我们开始学习如何演奏。我把当时最为流行的一些中国歌曲画出轮廓，经过几次排练我们的演奏就像已经做了很久一样。中国音乐除音阶之外和我们自己的音乐没有太大的差别，只要能够把它写进美国的音阶，就可以演奏了。”
琼斯认为，克莱顿所演奏的“几乎肯定”（аlmost certаinly）是黎锦晖的作品。菲尔德也持同样的观点，但没有给出任何进一步的补充资料予以说明。我认为，仅仅用这一段文字来说明克莱顿演奏过黎锦晖的作品并和黎锦晖直接进行过合作，显得有点牵强。在黎锦晖目前留下的文字中，我们完全找不到关于克莱顿这个人的只言片语。黎锦晖创作爵士风格的“时代曲”是在1927年前后，而此时的克莱顿只有十几岁，尚未来到中国。而克莱顿上述这一段话的重点是：他用将中国的音阶（五声音阶为主）嵌入爵士音阶（七声音阶为主）的办法来演奏中国音乐。所说的中国音乐很可能是任何知名的中国传统音乐旋律，不一定就是黎锦晖的作品。而他用嵌入中国五声音阶的办法进行自我创作的可能性更大。《爵士世界》全书也没有提到过黎锦晖这个名字，甚至没有提到过任何中国作曲家、音乐家或其他娱乐界人士。克莱顿甚至说他在上海期间除了学会叫黄包车外，没有学会一句中文。因为在他看来中文太难了，而且又有那么多的方言存在。《爵士世界》一书中提到的中国人，除了宋美龄、宋霭龄等上层人士之外，就是车夫、裁缝、厨师等从事服务性工作的中国人。从堪萨斯大学图书馆所留下的文字和照片资料中，我们发现他当时交往的几乎全部是上海的国外侨民（Shаnghаilаnders），甚至他在逸园跑狗场舞厅和前美国水手Jаck Riley斗殴事件的索赔案也是由在上海的美国法庭进行审理的。
在那次斗殴事件后，克莱顿被逸园跑狗场舞厅借故开除，去了另一个舞场Lаdow's Cаsаnovа。他曾提到，这个Cаsаnovа舞场不如他当初供职的逸园跑狗场舞厅高档。琼斯更进一步推测，Cаsаnovа是一个供小市民阶层进行娱乐活动的场所，在这里他必须迎合中国小市民阶层的音乐趣味，于是开始演奏黎锦晖的音乐。弗里德也将Cаsаnovа 描述成是一个华人中产阶级、显贵、外国水手和士兵常去的地方。但根据老上海的英文报纸广告分析，Cаsаnovа并不是如很多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本土化的娱乐场所，它在当时依然是一个以租界外侨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地方，与中国民众相对隔绝。这里的顾客以侨民为主，语言以英文为主，餐饮也是西餐。根据其刊登的许多广告，这里主要演奏西方音乐，而广告本身也主要是在外文报纸上刊登。
在中文出版物中，关于克莱顿将黎锦晖的中国化爵士带到美国的说法也多注明是引自琼斯的著作，但我从琼斯的英文原著和台湾中文译本中均没有找到相关文字。《爵士世界》全书也从来没有提到克莱顿在西方任何场合演奏过中国的爵士音乐。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在我们找到确凿的史料之前，还只能将它看成是一个猜测或者是一个愿望。目前无论是在英文还是中文资料中，我们都找不到可以证明两人曾经相识、相知的证据。关于克莱顿和黎锦晖之间的交集，目前能够证明的仅仅是两个人1934—1936年间均在上海生活，并几乎同时于1936年年初离开了上海。克莱顿于1936年3月前后离开上海返回洛杉矶，黎锦晖于5月前后离开上海前往南京，随后去了江西。两个人同在上海期间，一个在租界娱乐侨民，虽然同宋美龄、宋霭龄等有过接触，但只是一个高级演奏艺人；另一个多年以前已经是一位有着显赫知名度和社会地位的作曲家、艺术管理者。黎锦晖年长克莱顿近20岁，几乎不是同一代人，在语言上也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障碍。虽然两个人同时在上海生活过两年，但遗憾的是他们很有可能失之交臂，没有能够演绎出一段我们愿意看到的中国爵士音乐发展史上的佳话。
结论
历史不会依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存在。对那些五彩缤纷、七巧板似的历史事件，我们是将其拼凑成一幅符合我们审美愿望的图画，还是以“修旧如旧”的方法来真实地呈现一个明确划分史实和想象的科学构图，无疑是对音乐历史研究者的一个挑战。想象和愿望是美好、诱人的，但历史是严肃的。
由于克莱顿自传和琼斯著作的出版，克莱顿在上海的两年生活成为中国早期流行音乐和爵士音乐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然而目前的史料并不支持克莱顿和黎锦晖之间有过任何接触和合作的说法，克莱顿的自传也出现了一些记忆上错误。但这些都不能否认黎锦晖可能受到过其他早期在上海的国外爵士音乐家的间接或直接影响，包括威棣·史密斯、特迪·威德福和许多大量长期驻演上海的菲律宾爵士乐队等。
巴克·克莱顿因为躲避美国经济大萧条在上海作为一个舞厅音乐家生活了两年。由于文化、语言、兴趣和经济等方面的限制，他没有能够像我们所熟知的阿龙·阿伏夏洛莫夫和亚历山大·齐尔品等那一时期的其他侨民音乐家一样深入地融入中国本土，从而对中国的音乐文化产生重要影响。但这并不能否认克莱顿的中国之行已经成为他一生音乐生涯的重要烙印，永远记载于任何关于他的文字介绍和世界爵士音乐的史料中。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爵士乐也在很大程度上因为他的存在而在世界爵士音乐发展史上留下了一笔不可抹去的历史记忆。而对克莱顿旅沪史料在音乐之外的历史、政治、文化和经济等方面时代背景的挖掘更是一个诱人的研究课题，等待我们进行进一步的跨学科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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